亞洲周刊 江迅﹕中國知識界又面對寒冷的冬天 　　中共中央宣傳部門最近加強控制知識界及新聞輿論﹐批判“公共知識分子”的理念﹐ 反對“新自由主義”﹐並警惕“媒體是社會公器”的提法﹔點名批評經濟學家茅於軾、 作家余傑、已故經濟學教授楊小凱等。當局重提蘇聯解體及東歐劇變的罪魁禍首是公開 化和自由化﹐要引以為鑒。 　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中﹐知識界常常是首當其沖。盡管今年中國大陸正值暖冬﹐但知 識界及媒體輿論卻面對一場意外寒冷的冬天。 　　這股凜冽的寒流﹐針對當前中國知識界及媒體的“公共知識分子”提法﹐警惕社會上 的“新自由主義”崛起﹐並批判近年知識界強調“媒體是社會公器”的說法。以胡錦濤、 溫家寶為首的中南海新一代領導人的親民形象﹐推進憲政發展﹐令外界期待中國大陸未來 更為開放。但最新的發展﹐卻引起知識界的高度憂慮。 　　中共中央宣傳部就目前的宣傳工作﹐九月三十日給中共中央作了一次書面匯報﹐中南 海高層對這一份匯報作了批示﹐肯定了中宣部提出的對新聞宣傳要“把好關、把好度”的 做法。十一月十一日﹐中宣部以此作為第二十九號文件﹐下發各省市新聞出版領導部門﹐ 十一月下旬﹐各地新聞出版單位開始逐級傳達。當局指出﹐目前新聞出版工作“由於缺乏 把關意識﹐自覺不自覺地宣揚了西方的錯誤觀點﹐做了西方新聞媒體在政治上想做而沒有 做到的事情”﹐“問題不少﹐險情不斷”﹐有的鼓吹西方政治制度﹐有的鼓吹西方司法制 度﹐有的鼓吹民間維權﹐有的鼓吹新聞出版自由﹐有的擴大歷史陰暗面﹐有的將刑事案件 政治化。 　　中宣部下達的文件﹐強調“西方敵對勢力始終把爭奪輿論陣地當作主要目標﹐不惜采 取各種辦法和手段打進來﹐企圖推銷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搞亂人們的思想﹐以達到 ‘西化’、‘分化’的圖謀。對此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要‘把好關﹐把好度’﹐ 要‘守土有責’。” 　　文件傳達時點了一批知名學者的名﹐認為他們經常或撰文或演講批評時政﹐極力推動 政治體制改革﹐是宣揚西方錯誤觀點的典型﹐其中有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茅於軾、 北京自由作家余傑、澳洲莫納什大學經濟學教授楊小凱（已故）等﹔點了近期發生的“炮 轟中宣部”事件﹐北京大學“一塌糊塗”網站被關事件﹔點了《戰略與管理》、《炎黃春 秋》、《圖書周報》、《同舟共進》等一大批報刊的問題﹔點了國際筆會獨立中文作家筆 會﹐在北京舉辦二零零四年度自由寫作獎的頒獎典禮﹐該獎頒發給了章詒和（作品《往事 並不如煙》﹐港版名為《最後的貴族》）﹔還強調傳媒關於國企改革的報道﹐不要探討深 層次問題。 　　胡錦濤指戈氏是罪魁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對宣傳工作作出批示﹐他認為﹐“一段時期來﹐境外敵對勢力 和媒體大肆攻擊我們國家領導人和政治制度﹐而國內媒體打著政治體制改革的旗號﹐宣傳 西方資產階級議會民主、人權、新聞自由﹐散布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針對這種錯誤﹐絕 不能手軟﹐要加強新聞輿論管理”。他還指出﹐蘇聯解體、蘇共垮台﹐是其逐漸背離乃至 背叛馬克思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最終惡果。戈爾巴喬夫是蘇東劇變的罪魁。 正是他提倡公開化、多元化﹐使蘇共全黨和人民的思想陷入混亂﹐蘇聯、蘇共正是在他 “西化”、“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沖擊之下解體的。 　　中共中央要求中國社會科學院盡快成立“新自由主義研究”課題組﹐課題組成立後﹐ 推出《新自由主義評析》研究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並開動輿論機器﹐要求各 省市高層官員必讀此書﹐發出反擊“新自由主義”的信號﹐並舉行多次研討會﹐指出﹕ “新自由主義”是國際壟斷資產階級關於全球化意識形態的理論表現﹐其根本目標是肢解 民族國家﹐為壟斷資本提供更多的空間。對此﹐必須保持清醒的認識﹐否則就有可能導致 理論和政策上的失誤“。 　　劉雲山重提黨的喉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劉雲山﹐十一月九日至十三日在河南省考察宣傳思 想工作。他在河南省多個場合講話﹐指出﹐意識形態是“兵家必爭之地”﹐意識形態領域 出問題﹐就有可能導致社會動亂甚至政權喪失。新聞輿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比哲學、 道德、宗教等更直接更廣泛影響整個社會活動和人們的思想意識”。新聞戰線處於意識形 態前沿﹐是意識形態領域特殊重要的工作。他說﹐“我們的媒體﹐是”社會公器“麼﹖不 是的。我們的媒體﹐是黨、政府和人民的喉舌”。 　　根據劉雲山的講話精神﹐中共上海市委主要喉舌《解放日報》﹐在十一月十二日“解 放論壇”發表署名吉方平（解放日報評論部）的《一個迷惑人心的口號──回應“媒體公 器論”》﹐此文引起傳媒界極大反響﹐不少傳媒工作者說這是一篇“奇文”。文章說﹐和 “公器論”相聯系﹐是某種對於言論監督的片面誤解﹐既要客觀、真實﹐又要全面﹐要反 映我們黨、政府和社會的健康主流﹐避免造成“一團漆黑”的誤導。總之﹐輿論監督也要 堅持“黨管媒體”的原則﹐不受“公器論”的迷惑。 　　文章說﹐“社會公器論”﹐是西方新聞學的一個口號﹐在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的言論鉗 制的抗爭中﹐曾經起過一定的歷史作用﹐但即使是在那個歷史階段﹐“公器論”也只是為 資產階級一個階級謀求發言權。隨著資產階級的掌握政權﹐“公器論”就以其強烈的階級 性﹐成為以大財團為背景的統治階級在形形色色偽裝下的“一言堂”的代名詞。 　　文章以美國為例﹐“且不說麥卡錫時代打著”反共“旗號對於進步言論的殘酷壓制﹐ 便是去年的伊拉克戰爭﹐美國政府不是對戰爭信息的發布和傳播﹐進行了完全”一面倒 “的嚴厲的控制嗎﹖不是就有美國著名的新聞記者和編輯﹐因為披露了不利於當局的消息 、發布了不利於當局的言論而被迫卷舖蓋走人嗎﹖哪裡有什麼真正的”新聞自由“和不受 幹預的”社會公器“﹖”“即使是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之下﹐也沒有一張報紙﹐背後 不站著大大小小的財團﹔沒有一家媒體﹐可以不看”老板“的臉色。他們可以在一些無關 大局的領域﹐給媒體一點”公正性“﹐但在重大問題上﹐決不允許媒體獨立於外。幾百年 來的西方新聞史、媒體史﹐充分說明了所謂的”社會公器“﹐一天也沒有存在過”。 　　三天後的十一月十五日﹐《解放日報》同樣在“解放論壇”﹐發表署名吉方平的《透 過表象看實質──析“公共知識分子”論》。文章針對南方日報報業集團旗下的《南方人 物周刊》﹐今年九月八日一期評出“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五十人”﹐隨後﹐一些民間人 士也紛紛開列“影響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另外五十人名單﹐包括丁子霖、蔣彥永、劉曉 波、廖亦武、王力雄、余傑、蕭雪慧、杜導斌、鄭義、王丹等。《解放日報》的文章在傳 媒界和知識界激起更大反響。有知識分子說﹐此文令人感到一股寒氣逼來。不過﹐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當天讀到此文後給中共上海市委和《解放日報》寫信﹐讚揚上海在宣 傳工作上旗幟鮮明﹐寫了一篇好文章。據悉﹐上海方面對於受到政治局常委“高度讚揚” ﹐也感到興奮。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喉舌《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此文。 　　《解放日報》的這篇文章說﹕“一個舶來的名詞──”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被接了過來﹐成為炒作一時的銜頭。先是出現在一些出版物﹐進而掛在 網上、見於某些報刊。因為英國的一家《前景》雜志﹐評出了他們的一百位”最有影響的 公共知識分子“﹐於是我們的雜志﹐也來效顰﹐推出中國的”五十名公共知識分子“”。 　　批評知識分子作秀 　　文章說﹐提出“公共知識分子”的概念﹐其實質是離間知識分子與黨的關系、和人民 大眾的關系。按照一種漂亮的說法﹐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 識者﹐是進言社會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但在 實質上﹐“公共知識分子”概念的舶來者和拋出者﹐主張公共知識分子就應該是獨立性、 批判性﹐不屬於任何集團和階級的飄浮群體﹐是“獨立”的意見領袖。“公共”的本質在 於“獨立”﹐而這種“獨立”﹐是從來也不存在的。 　　文章認為﹐“公共知識分子”概念的舶來者和拋出者﹐把“公共知識分子”描繪成“ 公共意識和公共利益的看門人”、“社會正義和世道良知的守護人”、“沉默的大多數的 代言人”﹐同時又把社會說成是“萬馬齊喑”﹐人民群眾只是“普遍失語的沉默羔羊”﹐ 唯有他們才是“眾醉獨醒”﹐試圖由幾個“公共知識分子”掌握“話語霸權”﹐造成新的 “一言堂”、“一錘定音”。他們主張知識分子完全脫離自己的專業和所長﹐就廣泛的“ 公共事務”發表“發聵振聾的意見”﹐“公共知識分子”變為“萬能知識分子”﹐在自己 完全不熟悉不知道的領域橫沖直撞﹔另一些人則不屑於做學問﹐成為電視明星、媒體人物 ﹐“公共知識分子”又變成了“作秀知識分子”﹐成為與影星、歌星、體育明星比肩的時 髦人物。 　　吉炳軒稱新聞要把關 　　不能讓一些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控制話語權﹐要牢牢掌握媒體控制權﹐已是當局新 的部署。發出這一強烈信號的﹐是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吉炳軒最近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他說 ﹕把好關、把好度是新聞宣傳中最重要的事情、最大的事情﹐也是最難的事情。要在政治 上把好關、把好度﹔要在政策上把好關、把好度﹔要在導向上把好關、把好度﹔要在熱點 引導上把好關、把好度。要牢固樹立正確的導向意識﹐確保導向正確﹐引導有力。決不能 在導向上出現偏差﹐決不能給人以誤導、偏導和錯導。 　　吉炳軒說﹐對待熱點要政治堅定﹐頭腦清醒﹐正確分析﹐妥善引導。該熱的要熱﹐該 穩的要穩﹐該冷的要冷下來﹐不該熱的堅決不能熱起來。突發事件、重大事故、重大案件 報道要穩﹐按照要求進行報道﹐不能任意炒作和渲染。要認清責任﹐擺正位置﹐不能包打 官司當法官﹐不能當信訪辦公室主任﹐以個人感情和好惡判斷是非。不要四面出擊﹐拳打 腳踢﹐逮住什麼就報什麼﹐不看影響﹐不計後果﹐更不能影響穩定﹐誘發情緒﹐激化矛盾 。社會發展本身充滿著各種矛盾﹐問題什麼時候都有﹐困難和矛盾無處不在。全國二千八 百多個縣﹐每個縣平均出一個問題﹐就是二千八百多個問題。這些問題怎麼看、怎麼報﹐ 是需要正確對待的。 　　吉認為﹐有的新聞事件敏感性很強﹐須要穩妥引導﹐只需要個別媒體和指定的媒體報 道﹐其他媒體就不能因為新聞性強、是社會輿論的熱點﹐就盲目炒作。多報什麼少報什麼 ﹐先報什麼後報什麼﹐把握好這個問題﹐對把好關、把好度是很重要的﹐該報的必須及時 報好﹐不該報的堅決不能報。需要多報的就多報﹐需要少報的就少報。哪些要多報﹐哪些 要少報﹔哪些要先報﹐哪些要晚報。對那些容易誘發情緒﹐激化矛盾﹐影響社會穩定﹐以 及一時不明確、拿不準的問題就要少報﹐甚至不報。 　　吉炳軒說﹐要處理好熱與冷、急與緩的關系。哪些問題要熱﹐哪些問題要冷﹐哪些報 道要急﹐哪些報道要緩﹐這是在新聞報道中經常遇到的問題。該熱的不熱﹐形不成氛圍﹔ 該冷的不冷﹐容易帶來負面效應﹔該急的不急﹐錯過了新聞時效﹐影響大局﹔該緩的不緩 ﹐搶了出去﹐不僅會造成不良影響﹐而且會釀成大錯。總的要求就是要懂規矩﹐聽招呼﹐ 守紀律﹐遇事不要盲動。該請示的問題要及時請示﹐該報告的事項要及時報告。 　　嚴控互聯網主導輿論 　　當局官方主導的主流意識形態正在發生微妙變化。執政黨高層在多個場合強調輿論的 控制權問題﹐並意圖將互聯網納入嚴密控制的對象﹐一股反“新自由主義”思潮正逐漸形 成。有學者認為﹐當局的這一主流意識形態的形成有跡可尋﹕中共十六大召開後﹐總書記 胡錦濤到西柏坡學習考察﹐向黨內重提“兩個務必”﹐樹“新三民主義”旗幟﹔農業、農 村、農民的“三農”問題學者紛紛以民間獨立研究者的姿態出現﹐強調關注工農階級的地 位﹔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召開前後﹐中央電視台的電視劇《成吉思汗》被暫停播映﹐插播 《紅旗譜》﹐以《張思德》為代表的電視電影文藝題材紛紛出場﹔執政黨高層近期一再強 調﹕要大力加強大學生和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建設﹔學術領域中的新經濟自由主義的主張 正在受到打壓。這一切意圖體現執政黨的思想回歸﹐從歷史尋找執政合法性﹔角色回歸﹐ 代表中國主體階級利益的政黨﹔目標回歸﹐統一全民意志﹐體恤民情民生。它試圖向世界 表明﹕中共的執政地位是歷史選擇的﹐有階級基礎﹐代表民眾利益的。 　　北京當局在大力批判所謂“公共知識分子”的同時﹐也大力批判所謂“新自由主義” 。二零零四年六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室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聯合舉行《新自由主義評析》出版座談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明、中共中央黨 校副校長李君如等有關專家學者四十余人參加。座談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秘書長兼科研 局局長黃浩濤主持。中央編譯局副局長、《國外理論動態》雜志社社長李其慶發言時指出 ﹐新自由主義是為國際壟斷資產階級服務的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它將導致“新帝國主義” ﹐是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實施“新殖民主義”的工具。會議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對 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決不是走新自由主義理論所描繪的資本主義道路。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李慎明認為﹐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為適應國際 壟斷資本主義在全球擴張的需要﹐“新自由主義”開始在全球蔓延。近年來﹐“新自由主 義”思潮在中國開始肆虐開來﹐張五常、曹思源極力推銷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 的私有產權理論﹐大肆鼓吹私有化﹐誤導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向﹐企圖引導中國走資本主義 道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受到了美英之外發達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抵制﹐在拉美國 家和俄羅斯遭到嚴重失敗﹐給這些國家的人民帶來慘痛的災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 ﹐需要高度警惕國際壟斷資本通過“華盛頓共識”設下的世界“一體化”陷阱﹐回擊新自 由主義的挑戰。他強調﹐現在中共中央對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和危害認識清醒﹐明確要進行 批判和抵制。 　　原北京大學校長吳樹青認為﹐中國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很多人不提社會主義 ﹐只提市場經濟﹐這樣容易導致走到新自由主義導向的資本主義道路上去﹐國有企業私有 化的惡浪﹐就是受到新自由主義影響的明証。前不久的黑龍江“寶馬案”在網絡上熱炒﹐ 反映著一種真實的社會情緒。這是一種不容忽視的警示﹐如果走新自由主義道路﹐連基本 的社會穩定都無法維護﹐更不要再談什麼發展了。新自由主義是國際壟斷資產階級關於全 球化意識形態的理論表現﹐它的核心是經濟上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政治上“西化” ﹐是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的思想武器﹐是“和平 演變”。 　　重提反和平演變 　　北京《光明日報》是這場反“新自由主義”攻勢的前哨陣地。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九日 ﹐《光明日報》刊發長文《警惕新自由主義思潮》。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秘書長何秉孟編審 ﹐中央編譯局副局長李其慶研究員﹐北京大學教授吳樹青﹐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吳易風﹐北 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胡代光﹐中國社會科學院拉美所原所長蘇振興研究員﹐中國俄羅斯東 歐經濟研究會秘書長田春生教授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楊斌副研究員﹐他們再 次集中對新自由主義作出描述性批判總結。 　　指有人攻擊馬列主義 　　十一月十八日﹐中國社科院“新自由主義研究”課題組發表《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蔓 延及我們應取的科學態度》的報告﹐署名何秉孟、戎殿新、劉迎秋、李千、江時學、裴小 革、閻小兵、顧俊禮、蘇振興、田春生等。報告說﹕新自由主義是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 後期開始﹐適應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階段向國際壟斷階段過渡﹐逐步成為美英兩國的主流 經濟學﹔以“華盛頓共識”的出籠為標志﹐新自由主義由經濟學理論嬗變為美國的國家意 識形態和主流價值觀念。文章認為﹐近年來﹐海外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士及國內極少數頑固 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內外呼應﹐利用某些論壇﹐借介紹新自由主義之機﹐狂熱鼓吹 自由化、私有化、全盤西化。如瘋狂叫囂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棺材上釘上最後一顆釘子” 的張五常﹐就是通過在某些大學乃至國家機關的講壇大放厥詞的。 　　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副所長房寧發表了《金融崩潰﹐政府垮台﹐社會動亂──阿根廷 全面推行新自由主義四大政策的四個沉痛教訓》﹐北大教授董正華發表《阿根廷新自由主 義改革失敗的教訓──中國應以此為鑒﹗》﹐以及《卡斯楚批駁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 《阿根廷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導致改革失敗的教訓》。 　　一股反“新自由主義”大潮正在席卷。人們不能不憂心﹕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一旦從 實用主義指導下的銳意改革﹐走向相對保守的偏左路線﹐就可能導致中國的改革停滯不前 甚至倒退﹐一系列潛伏的社會矛盾將在經濟停滯時爆發﹐並迅速引起中國社會的權力解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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