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兵器時代的政治──抗議北京警方傳喚余傑、劉曉波先生 王怡 剛過去的半日，是令我心懷驚詫、憤怒、齒冷以及恐懼的半日。我的兩位同道與摯友，劉曉波先生和余傑先生因涉嫌“危害國家安全”而被北京警方傳訊，劉曉波先生的家同時被搜查。“傳喚”措施，表明政府已公開將這兩位作家視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並立案偵查。這對他們，對我們，都是一種在結果上有預料、時機上卻出人意料的遭遇。因為我們一般都心懷僥幸，心懷善意，以為時局不至于壞死，以為言論自由雖不能得寸進尺，也不至于退避三舍。甚至天真的以為中共的理性、中共的內部較量，以及天下人渴求民主自由的大勢所趨，可以讓大陸的新一代知識分 子在冤獄的邊上吶喊，有希望與真正的受難擦肩而過。 我們還懷有這樣的經濟動物的盤算，以為像余傑這樣有著巨大社會影響的知識分子，可以使當局心存顧慮，在政治的收益與折損之間像合格的生意人一樣去掂量，而不至于陷入意識形態的瘋癲。在這樣的假設下，知識分子和民間組織才一點點去積攢自己的名聲，就像資本家一點點積攢自己的財富。積攢名聲的實質，是把自己當作人質，用我們的影響力去和執政者對沖成本。在這樣的假設下，民間包括知識界和草根社會，也才有可能與中共政權進行不傷筋動骨的拉鋸，用財富買自由，用名聲換民主，進行一場沒有鬥士、沒有流血、也沒有仇恨和暴虐的憲政轉型。 一場沒有受難者的天鵝絨革命，一場動口不動手的君子革命，正是大陸民間社會對于未來的主流期望。但我們卻不知道，手握刀搶的執政者是否也懷有這樣的真誠希望？我們卻不知道，霸佔一切公共權力的共產黨人，是否也如我們一樣的愛惜這個國家？我們想當然的認為，中共作為一個多年來致力于攫取財富的既得利益集團，已經足夠的世俗化。足夠讓它滋生出用交易去替代暴力的動機。我們也想當然的認為，即便我們只是這個政權下的奴隸，可天下哪有比主人更愛惜家園的奴隸、哪有比奴隸更不關心未來的主人呢？ 當余傑和劉曉波同時被國安傳喚，這顯然是最近數月自趙巖、黃金秋、師濤等一系列良心案後，胡溫當局逮捕作家、記者，扼殺言路的又一個高峰。是向近年來民間和網絡的維權浪潮、政論浪潮、公共知識分子浪潮發出的最強悍也最赤裸的恐嚇。“他們動手了”，這是昨夜我接到來自許多朋友的一個驚嘆。人們感到了比江澤民時代更深的寒意和恐懼，感到天一下子黑了。盡管有胡錦濤在四中全會關于意識形態統治的強硬講話，有中宣部吉炳軒鼓吹向朝鮮、古巴學習的狂吠，有近一年來對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圍剿，有解放日報對“公共知識分子”的政治攻擊，有沸沸揚揚的中宣 部六人封殺令。但我一度認為這對中共而言，已是“盡人事”的條件反射。我甚至已不相信它在意識形態上的頑固能夠強硬如斯，或者說是瘋癲如斯。 幾天前，我接受一次外電採訪時將這些動向稱之為“大陸極權主義的回潮”。中共最近十五年，有一個較明顯的體制轉向，即從全面的極權主義體制，向著威權主義（權威主義）體制過渡。極權主義與威權體制的相同點是政治上的獨裁，不同點是極權主義不但獨裁，而且控制著全社會的意識形態。在江時代的後期，威權體制的特征其實已較為明顯（學者蕭功秦甚至一度宣稱大陸的威權主義體制已經形成）。人們普遍厭惡江澤民的昏聵和搔首弄姿。但搔首弄姿恰恰是威權體制而非極權主義的特征。除了鎮壓法輪功（對法輪功的鎮壓也更多的帶有威權主義的手法，而非傳統的意 識形態模式），江時代在意識形態上的主要趨勢是節節敗退。然而胡溫上台一年以來，尤其是江全退之後短短一旬，極權主義的回潮來勢洶洶。幾無疑問的顯出，胡錦濤在意識形態上其實遠比江澤民保守、頑固和強橫，他顯然已把整個中國當作了當年的西藏。“胡溫新政”的實質原來是中共的極權主義新政，“胡溫新政”的結果，原來是暴君替代了昏君，更年期替代了性無能。 我們的確錯了。一錯在高估了共產黨的世俗化程度。忽視了意識形態統治的回潮能力。也高估了共產黨的理性化程度，忽視了一個極權主義政黨在集體決策中的非理性癲狂。二錯在低估了胡溫新政的機會成本，在江胡之間一邊倒，換“叫”換來一個暴君。三錯在懼怕未來的民主，勝過了懼怕今天的獨裁。這使自由派知識分子耽于想象而怯于行動。對于知識分子反對派之形成，缺少必要的勇氣和膽識。 主人與奴隸的譬喻也是一種誤導。共產黨和我們之間並不是主奴的關系，共產黨早已喪失某種健康的“主人翁”精神。它甚至缺乏這樣的自負，把中國當作自己的別墅去經營。否則你不能解釋它為什麼會愚蠢地、反復的傷害這個社會的未來？共產黨沒有膽量做主人。其實我們才是主人，從來都是主人。但我們卻是一個寄主。這是最近“九評共產黨”系列中一個傑出的譬喻。在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是什麼？共產黨就是中國人民體內的異形。是我們背上的毒蜂。我們是這個國家被附體、被糟蹋、被蠶食、被宰制的主人。你告訴它如果咬死我，你也會淹死。毒蜂會說什麼？在寓言 裡，毒蜂是這樣說的，“我知道，但我忍不住”。 這也是我對國安拘傳余傑、劉曉波先生的解讀。當我剛聽見這個消息，我的第一個反應，是這個國家的政治文明回到了冷兵器時代。對付革命者大概需要沖鋒槍和導彈，但對付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對付一個以言論為武器的作家、學者、記者或編輯，只需要冷兵器就足夠了。其實中共並不需要那麼多裝備，因為我們的政治已經落到這樣的局面，一把水果刀就可以劫持十億人。一百年前，當清廷要求上海租界查封鼓吹革命的《蘇報》。租界工部局是這樣問《蘇報》的，“你們有軍火嗎？若沒有，我們就保護你們”。 何況余、劉二人與當年章太炎、鄒容大不同。他們兩位的政論，從來持漸進的改良立場，對暴力革命和激進主義不相為謀。今天回念此話，令我無法不想起曉波先生十五年前“寧做三百年殖民地”的悲苦之語。放眼今日的中國，我們夢想的租界在哪裡？如果我們擁有私有產權的房屋不能成為獨裁政權下的一小塊租界，如果我們坐在家中，不能阻止秘密警察破門而入，我們的家和監獄有什麼區別？我們就是共產黨的半個囚徒和半個人質。叫花子沒有祖國，我們剪掉了辮子又有何用。 一百年轉眼即逝，執政者依然愚不可及。他們把溫和的改良派抓進監獄，無非是為了把激進的革命派逼上街頭。他們與持漸進與和平立場的自由知識分子為敵，無非就是不打算再與天下人為伍。兩千年前，孔子說，“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意思是如果君主希望自己說的話任何人都不能違背──用林彪的話說是“兩個凡是”，用胡錦濤的話說就是“兩個任何”。孔子說，那麼這個君主就離“一言而喪邦”不遠了。而觀胡錦濤先生及其羽翼的最近所為，一言以蔽之，不是朝著“喪邦”的路拼命跑過去，又是什麼呢。 如果說，我們不斷地低估了共產黨的兇狠和愚蠢，那麼反過來，讓共產黨也不斷的低估我們的勇氣和正直吧。讓我們表現得出乎他們意料。就像他們出乎我們意料一樣。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有良知的外國人以及外國政府，都對著余、劉兩位先生問一句吧，“有軍火嗎？沒有我們就支持你”。 由此，我要抗議北京警方對余傑、劉曉波的傳喚，抗議他們以“危害國家安全”的無恥罪名去構陷兩位作家。抗議他們對言論自由的強姦，抗議他們對未來的扼殺。抗議他們的霸道，也抗議他們的愚昧。 我坐在家裡，這一刻心懷恐懼。我在清晨打開房門，不知道將來的是朋友還是豺狼。無論他們明天是否回家，我像帕斯卡爾一樣真誠的相信，這兩位朋友，他們比踐踏者更高貴，比統治者更自由。因為他們的筆和嘴，知道真理。 我在此時和他們站在一起，分沾他們的榮耀。 我在此時和他們站在一起，站在獨裁者拼命想要忘記的地方，站在獨裁者看起來最醜陋的那個位置。 王怡 2004-12-14凌晨。(12/13/2004 17: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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