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清漣· 戊戌變法前的中國除了列強的侵略外，還有幾個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社會的不平 等，農業內卷化，人口過多，教育水平低下和政府的腐敗。 比較一下戊戌變法１００年來中國對這五大問題的解決辦法，如同看見一條中國現 代化進程的艱難道路。戊戌變法時期面對的一些問題，以更復雜的形式向中國人提出 挑戰。 １００年前，中國部分誌士在“變法圖強”的意唸驅使下，開始了以變革政治體制 為主要內容的“戊戌變法”，而這次變法的失敗，中斷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上層資源， 從此以後，中國不可避免地開始了在現代化道路上的惶惑旅程。決定了中國百年飄泊 歷程的兩個相關主題是“法統”（政治制度）和“道統”（意識形態）的創新。 戊戌變法前的中國，除了面臨西方列強的侵略之外，還有幾個亟待解決的深層次社 會問題：社會的過度不平等（包括政治、經濟）、農業內卷化、人口過多、教育水平 低下、政府的極端腐敗。衹是當時的思想家與政治家們沒有適當的解釋工具，將這些 問題均概括為“積貧積弱”。由于對抗西方列強的侵略成為“保國保種”的頭等大事， 保國保種又須依賴“富國強兵”，這一切必須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才能予以實施，所 以戊戌變法主要先解決政府改革這一問題。 從世界歷史來看，所謂現代化道路其實就是個制度創新過程。而制度創新則包含三 個層面：一是意識形態的創新，二是財產所有權的變易，三是政府改革。 而成功的制度創新，從來都不是通過暴力，而是通過漸進的改革來完成的。戊戌變 法失敗所導致的最大問題是使中國中斷了社會改革的上層資源，從此以後中國社會變 遷衹能走暴力革命這條損耗極大的路。１９１１年的辛亥革命被當時的革命者賦予了 太多的歷史使命：民族革命（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政治革命（變帝制為共和）、 思想革命（廢儒家學說）。但其實一場革命是無法完成這三大任務的。現在從這三大 革命的命運來看，衹有民族革命是成功的，政治革命雖然改帝制為共和，但大都是有 “共和”之名，而無“共和”之精魄——民主、自由、法制等精神。衹有思想革命最 為復雜，它的不徹底為中國留下了無窮的後患，因為思想的高度決定了改革的高度， 並關係到解決中國問題的路徑取向。比較一下１００年來解決前述五大問題的辦法 （即反貧困的總體戰略），就會發現這些問題作為世紀性的難題，歷經百年努力，卻 並未獲得理想解決。而這種局面的形成，與中國選擇的現代化道路密切相關。 從認識根源上來說，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選擇，與中國對世界與本身的認知能力有關。 中國一直衹承認自己“技不如人”，即生產技術處于落後狀態，而意識形態卻優于西 方國家。產生這種心態非常自然，因為中國的儒家思想從資格與歷史來說，確實有資 格與西方思想相比較，但與之相應的經濟技術實力卻無法比較。 對西方文化的不服氣與對西方工業化驕人成績的被迫服氣，使中國自然而然地將工 業化看作擺脫貧困的陽光大道，並且也容易使當時的政治家與思想家們將現代化看作 技術層面變遷的過程，而不是制度及意識形態變遷的過程————這裏後來有一個相 當復雜的馬列主義作為意識形態與蘇式政治體制在中國本土化的過程，但衹要看看一 個半世紀以前洋務派“西學為體、中學為用”與後來改革過程中那種“馬克思主義為 體、西方科學技術為用”的政治與社會實踐就可知這一變遷的深度————基于這樣 一種認識論前提下發生的社會改革，經過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從宏觀上看，可以說中 國自從戊戌變法改革政治體制的嘗試失敗以後，這１００年來作為中國社會管理者的 三個政體完全不同的政府基于各自不同的認識，為解決中國面臨的五大問題采取了不 同的方式，到了２０世紀末，上述５大問題以更復雜的形式向中國人提出嚴重的挑戰。 第一：人口問題 中國的人口問題其實自清中葉乾隆時期開始已相當嚴重，部分政治家和思想家已意 識到這一問題，和馬爾薩斯處于同一時代的洪亮吉在《意言。生計篇》裏就已談到人 口增長快于生活數據增長這一事實。到太平天國運動結束以後，汪士鐸更是直接將太 平天國運動的產生與人口壓力直接聯係起來，認為一個社會在人口過度增長的情況下， 即使政治清明，氣候收成都不錯，但由于失業人口（即“不家、不工、不商、不士之 人”）太多，都必然要產生社會危機。但可惜的是這一思想未被後來整合進社會思想 的主流中，衹是長埋于故紙堆。政治家和思想家們都認為中國貧困落後完全產生于分 配制度的不公，以拉平貧富差距來克服大眾貧困的方法成了後來百多年思想家和革命 者努力的主要方向。雖然有不少外國的學者們談到中國人口過多對社會發展所造成的 負面影響：“在中國，我們目睹了人口過剩造成的民族大悲劇的最後一幕。在這裏， 一個偉大帝國疲憊地倒在塵土之中。中國，這個世紀藝術、哲學和智慧的源泉由于其 平民的過度生育而逐漸衰竭。” 這種批評當時被當作帝國主義的惡意誣蔑而根本不予理睬。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 論》更是受到粗暴的批判。忽視控制人口和發展生產力必須平行進行的基本道理，中 國所取得的經濟增長成果的大部分都用來支撐龐大的新增人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中國所取得的“進步”成了人口意義上的————從４。５億猛增到１２億，完全不 是社會意義上的。現在中國人所面臨的就業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口過剩所造成 的。 第二：農業內卷化問題 這一問題實際上是由人口問題決定的。所謂農業內卷化，指的是農業邊際報酬收縮 這一事實。早在清代中葉開始，由于勞動力過剩，中國傳統農業耕作就已集約化到了 邊際報酬收縮的地步，形成了典型的貧農經濟。人多地少這一矛盾決定了中國農村土 地制度的改變方向。在本世紀５０年代的土地改革以後，中國經歷了農村人民公社等 歷史實驗，又退回到以前由小家庭分散占有土地的制度。由于農戶人均占有耕地面積 很少，無地農民數量龐大，土地分散在小農戶手中，中國農業始終無法向現代化大農 業發展。從歷史事實看，在本世紀５０年代工業化早期，中國曾有一次機會擺脫人口 壓力，但由于政治上的失誤，將人口等經濟問題政治化，中國又一次喪失了選擇機會。 現在中國所面臨的農業問題絕對不會比一個世紀以前簡單，反而由于農業政策導向使 這一問題變得更為復雜。這種復雜性表現為：一方面是土地太少，另一方面是社會原 因造成的大量土地拋荒，從而使中國的農業問題變得更為嚴峻。 第三：教育問題 戊戌變法提出的教育改革直到１９０８年新政期間才開始進行。從大學這一層面上 看，發源于歐洲的大學以培養懷疑和批判精神為己任，中國的大學制度最初也具有這 一特質，但越到後來，所存在的問題也就越多，不僅精神特質相去甚遠，就連技術教 育這一層面也存在與國際接軌的大問題，中小學至今還未完全實現義務教育。由于人 口素質的普遍低下是教育不普及的直接結果，到了２０世紀初，有一批具有自由主義 理唸的知識分子認為，政治制度的變革如不是建立在思想意識變革的基礎上，很難獲 得成功，因此必須讓農民學會解決他們世世代代面臨的經濟問題。在這種觀唸驅動下， 力圖通過教育改造地方社會的活動在中國興起，發展成本世紀３０年代的鄉村建設運 動，這一運動的類型甚多，有西方影響型、本土型、教育型和軍事型等。在中國這樣 一個文盲、半文盲充斥的國度，本來重視教育和保護知識分子是應有之義，但到本世 紀５０年代以後，教育中衰，知識分子也受到各種無情打擊。尤其是“反右”與“文 革”，更是對文化教育及知識分子進行大規模的清洗，本來就不夠健全的教育體制經 受了所謂“教育革命” 之摧殘，層層淤積的弊端堆積到如今，已造成了教育嚴重萎縮這一事實。 第四：政府的腐敗問題 ２０世紀，中國幾度被腐敗這一政治之癌所困擾。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使它徹底喪失 了作為統治者的資格，國民黨政府的腐敗使中國人民生活如惡夢一般，在官僚資本與 專制政治相結合的統治體制下，許多改革舉措先後流產，最終使國民黨喪失了統治的 合法性。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初，屢屢將前朝的腐敗導致亡黨亡國的教訓引為借鑒，所 以腐敗問題在本世紀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末期還能得到控制。但到了８０年代以後， 腐敗開始蔓延，權力市場化作為改革開放的伴生物，並威脅到社會的健康發展。深刻 反思改革中的全部難點問題，就會發現成為改革最大阻力的因素其實就是權力市場化。 第五：社會的不平等 社會的不平等首先表現為經濟的不平等，解決這個問題，孫中山先生提出了平均地 權，但這一措施卻未來得及實施；共產黨則采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消滅地主階級， 采用社會主義改造的形式鏟除了城市有產階級，使中國在一段時期內實現了平均主義 理想。這種奠基于平均主義理想之上的計畫經濟體制曾在幾十年內使社會資源嚴重浪 費，到了本世紀７０年代末，中國不得不開始尋求建立新經濟體制的嘗試。由于權力 資本介入市場前的國家資源分配，這一嘗試到最後雖然打破了平均主義帶來的低效益， 卻使中國在短短十餘年內走完了從平均主義到貧富差距過大這一段漫長的路。收入的 嚴重集中化，強烈阻礙了公眾對發展的參與，助長了國民的無責任化傾向。現任政府 必須在資本要素和勞動要素這二者參加分配的比例上作出公正的規定，否則少數人不 正當的收入過高和社會兩極分化的不斷擴張，將嚴重妨礙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發展。 ２０世紀的中國曾充滿各種各樣的憂患和苦難，戊戌變法衹不過是中國在現代化道 路上漫長飄泊的開始。經歷過長達１００年的惶惑旅程，從宏觀層面上看，戊戌變法 時期面臨的五大問題，無一不以更嚴峻的形式向中國人提出挑戰，任何回避都衹會使 這些問題的解決變得更加困難。現在看來，這些問題通過回到本世紀初社會改革的起 點————政治體制改革來加以克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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