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無名. (猜猜我是誰 ? ^o^)
看板YTHT
標題《歷史的先聲》2
時間Thu Sep 23 20:08:36 2004
發信人: finerain (雨哲), 信區: civic_life
標 題: 《歷史的先聲》2
發信站: 一塌糊塗 BBS (Tue Jun 17 22:20:58 2003), 本站(ytht.net)
“ 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
——1944年毛澤東與謝偉思a等人的談話
美國已經幹涉了有它的軍隊和物資運入的每一個國家。這種幹涉不一定是有意的,
也不一定是直接的。但是衹要有美國的影響存在,幹涉仍然是客觀存在的。假如美國
堅持把那些武器給予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所有抗日軍隊,那就不是幹涉。
如果美國衹把武器給國民黨,實際上就是幹涉。因為它使國民黨有可能繼續反對中
國人民的意誌。“幹涉”,[ 毛澤東指出,他對這個詞是有異議的,因為這個詞用在
下面這種情況下已失去了它的原意。〕以增進中國人民的真正利益,就不是幹涉,它
將為中國廣大群眾所歡迎,因為他們需要民主,衹有國民黨才反對它。
美國現在的地位完全不同于珍珠港事變剛發生的時候,不再有任何需要或任何理由
去栽培、哺育或撫慰蔣介石。美國可以告訴蔣介石,為戰爭計,他應當做些什麼。美
國衹能在蔣介石順從美國要求的條件下幫助他。美國人發揮美國影響的其他方法是多
談論美國的理想。在中國或在美國,每一
a謝偉思(1909—)美國人,時任中印緬戰區司令官兼蔣介石參謀長史迪威將軍的
政治顧問,1944年7 月陪同美軍觀察組到延安。主張美國政府對國共兩黨一視同仁,
因而在五十年代初的麥卡錫主義逆流中遭受迫害而被停職。本文選自謝偉思訪問延安
後給美國政府寫的一篇報告。
個美國官員和任何中國官員談話時,可以談論民主。類似華萊士的訪問就提供了良
好的機會,這種機會應當更多一些,不要錯過孔祥熙在美國的機會。
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
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總之,中國人尊重妳們美國人民主
的理想。
〔我提出,把我們軍隊當作一支政治宣傳部隊來使用是不允許的,我們沒有象共產
黨政治部那樣一類教育軍隊和指導這類工作的機構。〕即使妳們的美國士兵不作積極
宣傳,但衹要他們出現並同中國人接觸,就會產生好的影響。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們
歡迎他們在中國。國民黨卻不是這樣,它需要把他們加以隔離,不讓他們知道事情的
真相。現在妳們究竟有多少美國觀察員在前線?我們樂于讓妳們的人到處走走。國民
黨卻擔心大量美國人在中國的影響,他們害怕美國人登陸僅次于他們害怕蘇聯參戰。
從相反的另一方面來看,有美國人在場也是好的。如果美國分布得很廣泛,他們對
國民黨就會產生一種約束作用,國民黨要制造麻煩就更加困難。昆明是一例子,那個
地方已經變成自由主義思想和學生自由活動的中心了,因為在這麼多美國人的眼皮底
下,國民黨是不敢逮捕學生和把學生投入集中營的。拿這一點同西安相比,西安的美
國人非常少,特務就橫行無阻。
美國刊物對國民黨提出批評是很好的,它的效果不可能馬上就看得出來。甚至看來
常常會暫時地產生不良反應。但衹要它是光明正大的(如果它是光明正大的話,國民
黨就會辨別出來),就會引起國民黨猶豫考慮,因為國民黨需要美國的支持。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編《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 期
中美兩國是天然的盟友——1944年毛澤東與謝偉思等人的談話
中美兩國人民之間存在著相互同情、彼此了解和利害相關的緊密聯係。雙方從根本
上來說都是主張民主、尊重個人的;本質上是熱愛和平、不搞侵略和不當帝國主義的。
中國戰後的最大需要是發展經濟。但中國缺乏獨立完成這一任務的必要的資本主義
的基礎。中國的生活水平這麼低,不能采用進一步降低生活水平的辦法來籌措所需要
的資金。
美中兩國經濟上可以互相取長補短,雙方將不會發生競爭。中國不具備建設大規模
重工業的必要條件,她不希望在高級的特制產品上與美國競爭。而美國為了它的重工
業和這一類產品,需要出口市場,它同時還需要為投資尋找出路。
中國必須建立輕工業以滿足本國市場的需要,並提高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國最
終可以向遠東其他國家提供這類產品。中國所擁有的原料和農產品,可以作為外貿和
外國投資的補償。
美國不但是援助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合宜的國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國
家。
由于上述原因,中美兩國人民之間不應該也不可能產生任何衝突、隔閡或誤解。
——《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 期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歡迎它—
—1944年毛澤東與謝偉思等人的談話
即使對國民黨來說,事實也很清楚,中國的政治潮流是傾向于我們的。我們堅持了
國民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這是一個真正偉大而又民主的文獻。孫中山不是共產
黨人,宣言仍然是有效的,它不會很快過時。即使國民黨崩潰,我們也會堅持這個宣
言,因為它的總政策是好的和適用于中國的。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們綱領的每
一項條款,都可以從這個文獻中找到。
當然,我們並不假裝自己是完美無缺的。我們也面臨著官僚主義和腐敗的問題。但
是,我們正視它們,我們正在克服它們。我們歡迎美國人、國民黨或者任何其他人的
監督和批評。我們經常自我批評和修訂政策,朝著更有效的方向發展。
我們的經驗證明,中國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並不需要什麼長期體驗、教
育或“訓政”。中國農民不是傻瓜,他們是聰明的,象別人一樣關心自己的權力和利
益。妳們可以在我們的地區裏看到這種不同之處——人民是生氣勃勃、富有興趣和十
分友好的。他們具有人類抒發情感和精力的機會,他們已經從沉重的壓迫底下解放出
來了。
〔我對他強調美國的重要性而忽視蘇聯,提出了疑問。〕蘇聯參加遠東戰爭或中國
戰後的建設,這將完全取決于蘇聯的情況。蘇聯人在戰爭中已經遭受巨大的犧牲,將
忙于他們自己的重建工作。我們並不期望蘇聯的幫助……。
(我開玩笑地說,“共產主義者”的名稱可能使某些美國實業家不放心。
毛澤東笑起來,他說他們考慮過換一換名稱,但是如果人們了解他們,就不會感到
害怕。〕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全然是沒有偏見的。我們的減租是從過去的百分之八十、
七十、六十降到法定的(根據未付實施的一項國民黨法律)百分之三十七點五。即使
這樣,我們也不過想要逐步地加以完成,因為我們不需要趕走地主。我們對利息的限
定是年利百分之十,考慮到這比流行的利息低得多,所以它並不是絕對的。
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國實業家也不能從我們的綱領中找到可反對的東西。
中國必須工業化。在中國,工業化衹能通過自由企業和外國資本幫助之下才能做到。
中國和美國的利益是相同的和互相關聯的。他們可以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
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合作。
美國會發現我們比國民黨更加容易合作。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歡迎
它。我們既沒有衹吸收西方機械技術的天真想法,也不對壟斷的官僚資本主義感興趣。
這種壟斷的官僚資本主義窒息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僅僅使官僚們發財致富。我們所關
心的是在建設的和生產的方針上,使國家有可能獲得最迅速的發展。
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請看我們這兒以有限的資源已經做了些什麼)。其次,
我們才能談到“國防工業”,象蔣介石在他《中國之命運》中所談論的。我們將關心
中國人民的福利事業。
美國不必擔心我們不合作。我們應該合作。我們必須得到美國的幫助。所以我們共
產黨人認為十分重要的是需要了解妳們美國人的想法和打算。我們不能貿然反對妳們
——不能貿然和妳們發生任何衝突。
——《黨史通訊》1983年第20-21 期
華萊士先生的偉論:中國人民早就有實行民主政治的準備
華萊士副總統到重慶,今天是第五天。這去幾天裏,他發表了三次演說,一次和中
外記者談話。他的言論,有其一貫的精神:堅決消滅法西斯,國際國內的民主主義,
對中國人民尤其有莫大的信心,並寄予莫大的希望。
他對中國人民吃苦耐勞,英勇剛毅,堅持抗戰,真是贊揚不止的。他也曾叫學生是
未來的主人翁,他又說學生“都是對國家有貢獻能力的人……這偉大的力量,用去打
擊和消滅法西斯……法西斯是人類的禍根!法西斯不能鏟草除根,人類是沒有和平幸
福的”。他認為勝利和平,安定幸福,決定于科學和民主。這又“實以教育理工方面
之專門訓練,及民主主義之自治為最善方法”。有人說中國人民還沒有實行民主政治
的準備,他卻認為中國人民早就有了這個準備了。他更強調的說,自由和容忍的精神
的教育,對民主政治是很重要的。
華萊士副總統說這些話,我們確信決不是“捧場”,這正是既賦有美國傳統的民主
精神,又深刻了解“人民的世紀”的意義和中國人民實際情況的政治家的衷心話。
這是“人民的世紀”,這是人民的戰爭,看到並信任人民的人們,都會得出同一的
結論。聽到了華萊士副總統的話,能使人更深刻的懂得羅斯福總統年初致國會咨文中
所說的擴大民主的含義,和華萊士副總統常常說到的新民主政治的意義。
中國人民處在“人民的世紀”和人民的戰爭中,聽到了華萊士副總統對中國人民和
前途富有信心的話,我們應該怎樣更提高自信心和責任心,應該怎樣加倍努力呢?
華萊士副總統說,美國援華物資,已有增加;而且,在滇緬路打通之後,會增加得
更多。這是值得興奮的事。我們希望這些援助能夠達到前線敵後的一切抗戰部隊。同
時,我們也完全同意他說的一句直率話,不管美國運多少物資來,也解決不了中國的
經濟危機。我們相信這句話衹有象華萊士副總統這樣了解中國、對中國人民有信心的
政治家,才能這樣坦白地說出來。這句話決不是表示美國不願意幫助中國解決經濟困
難,更不表示中國經濟困難沒法解決,而衹是說中國有力量解決這種問題,這種力量
在中國國內,在中國人民。其實,對經濟問題如此,對所有的一切問題也莫不如此。
我們聽到華萊士副總統的一番話,就很容易了解為什麼美國全國團結得那樣好,為
什麼艾森豪威爾將軍統率的盟軍能在法北勝利;為什麼尼米茲海軍上將統率的海軍,
最近又能在塞班、在馬裏亞納和菲島之間,獲得海陸空三方面的大勝;為什麼麥克阿
瑟將軍的部隊,能夠在西南太平洋一天天進展;為什麼史迪威將軍在緬北,陳納德將
軍在中國上空能夠發揮這樣大的陸空威力;為什麼美國成了民主國的兵工廠。我們得
到的唯一回答,就是民主,擴大民主。華萊士副總統此行固然是為了收集情報,供給
羅斯福總統,我們卻不能放過機會,從他那裏獲取可供借鏡的東西。中美兩國人民同
在“人民的世紀”,同在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爭中並肩作戰,應該象兄弟姐妹般的相互
勉勵相互規勸,相互學習,攜手向著民主、更民主的勝利大道走去!
——《新華日報》社論1944年6 月24日
羅斯福的廣播演說:四大自由
一個強有力的攻勢,正在全世界展開。
這是同盟國在軍事攻勢之外的一個政治攻勢,向法西斯主義進擊的民主主義的攻勢!
這是雪球般的運動,越滾越快,越滾越大,越滾越有力。任妳是銅墻鐵壁,也擋不
住它。這又象狂瀾決堤,無往不屆。任妳是什麼妖魔鬼怪,也經不住它,終歸是衝刷
一空。
野獸橫行的世界,需要它;烏煙瘴氣的世界,需要它。它帶給人類以自由和平及幸
福。它給人類帶來了新的世界
火山是終于要爆發的。沸熔的越久,爆炸得越烈。意大利這座火山,終于給法西斯
主義第一個爆炸。
人民的呼聲,終于是人民的。邱吉爾在大西洋對岸一聲怒吼,太平洋上也發出了羅
斯福的又一聲巨響。民主自由,震天地響遍幾大洋。
民主是呼聲,是力量,是勝利的保障。
羅斯福所倡導的四大自由,也是中國所一致崇奉的,讓我們試引一點他的話:“…
…我們在任何方面,都不致于和法西斯主義談商,我們不容法西斯主義有絲毫的殘留,
意大利最終必將重新建立它自己;擔任這工作的,就是意大利民眾,他們將依照自由
平等的民主主義基本原則,選擇他們本身的政府,同時聯合國家也不致遵循墨索裏尼
希特勒待遇它所占領各國的方式,就是說擄掠和饑饉的方式。”
“在納粹法西斯或日本軍閥占領的每一國土中、人民都已被貶至奴隸的地位,我們
決心為這些被征服的民族,恢復人類的尊嚴,使為本身命運的主宰,有言論和自由,
宗教信仰的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懼的自由。我們已開始履行這一諾言了。”
衹有徹底反法西斯的,堅決擁護民主的人物,才能這樣自信的提出這樣的民主主張。
羅斯福說這些話,更可見其偉大處。
羅斯福的民主主張,正是意大利和一切法西斯國家內人民的主張。眼前的事實,就
是活生生的例子。意大利的人民,不是在呼喊“和平,自由,不流血”的口號嗎?意
大利的人民,不是在直接懲罰法西斯的組織和領袖嗎?是的!“我們不容法西斯主義
有絲毫的殘留”!意大利的人民,不是在要求解散和摧毀法西斯黨嗎?(被略)
是的,意大利的人民是在為四大自由而鬥爭,是在依照自由平等的民主主義基本原
則而做本身命運的主宰!
羅斯福和邱吉爾是應該受尊敬的,因為他們能夠代表民主主義的精神。
我們聽到羅斯福和邱吉爾的民主呼聲,真是興奮。因為這是勝利的保障。
我們聽到意大利人民的呼聲,也非常興奮,因為意大利就要見到自由和平及民主的
曙光了。
羅斯福所倡導的四大自由。(被略)
我們竟不能自禁的要把不能奔放的奔放出來,參加到謳歌四大自由的大隊人群中去。
勝利在招手。(被略)讓我們大踏步的(被略)迎接勝利。
——《新華日報》社論1943年7 月31日
東西不同論(二則)
1 渥太華雜誌說:“英國人民對于反對黨的討論、辯論和評論,非常重視,所以由
國庫撥款成立反對黨,使之評論政府。”
看了這消息不免使人大吃了一驚。理由不辨自明:讓人民來評論,這種辦法是不合
于我們東方人的文化習慣的。東西文化的不同之點,恐怕這倒是一例。
——《新華日報》短評1944年10月25日
2 一個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新聞:據說美國在馬紹爾戰場協助土人實行民主,讓他們
自己選舉行政官。
這是很平凡的事:從民主的美國來說,正應當如此。
這也是不平凡的事:從不民主或尚未民主的國家來看,覺得新奇、覺得刺耳、覺得
不平凡。
——《新華日報》短評1944年10月3 日
延安印象記:共產黨對美國的友誼是真誠的〔美〕。白修德。
共產黨的基本的外交政策是傾向美國的,因為他們認識了我們(美國)將為太平洋
上最大的力量,認識了我們是反抗那可恨的日本的大盟邦。在實行這個政策中,他們
一切的宣言現在是向美國說明三種意見。第一是說明他的黨在抗日戰爭中擁有龐大的
力量,一個可以直接配合美國作戰的力量。第二是說他們黨的本身,它的政府以及軍
隊,是以有作為的民主的制度為根據的。第三是說該黨願永遠和美國作朋友。
關于共產黨所能調遣的軍事力量,那是沒有問題的,其範圍,可以從日軍及其附庸
軍隊在那些地區的配置上反映出來。
關于民主的辦法,現在也沒有問題。共產黨現在實行民主,是因為民主有利。妳可
以請一個曾經被踢打被欺負、而其父親傳給他過去受壓迫的記憶的農民來,然後,妳
拿他當人看待,征求他的意見,讓他選舉當地的政府和治安機關,讓他自己去表決減
租,讓他自己去選舉軍隊和民軍,假如妳做了這些,妳就給了他以社會的權利;這樣,
他就願意為社會和給予他們權利的黨二者而戰。附和或者選舉另外任何人與另外任何
黨,對于他將視為可笑的了。
這種共產黨的民主領導,是否可能在戰後,在那政治可能腐敗的大城市裏以及有著
完整組織的富裕的善辯的反對黨派的地方實現,還得等將來決定。共產黨覺得,如果
一切階級裏的成人都能有選舉權,那麼,黨就能夠掌握群眾;因此,民主便確實地成
為中國本身、共產黨和群眾三者同時發展的最好的媒介了。
共產黨所宣布的對美國的友誼,現在是真誠的,而如果他們的友誼能夠得到相同的
友誼的話,可能成為一種長久的友誼。抗日戰爭是如此的艱苦,使共產主義者,成了
民族主義者;而同時,日本的任何敵人,都變成了他們的知心好友。作為日本主要的
敵人的美國,是他們的朋友,他們更覺得美國能夠在產生和平與將來中國有秩序的發
展中有最大的幫助。他們說中國經歷戰爭太多了,這是真的,自一九一一年以來,這
個國家一直在流血、破壞和死亡之中。人民是夠受了。
中國共產黨由經驗中獲得理論,從其早年的鬥爭時起,已經走了一段很長的路程了。
現在,為將來的中國,它需要美國的友誼,比需要其他單獨的有條件的強國的友誼
更多。雖然,它需要這種友誼,卻不象一個乞丐求乞,而是如一個朋友在進行一個共
同的事業中求援。無論有沒有這種友誼,他們的抗日戰爭必將繼續勝利而後已。……
——《新華日報》1945年5 月14日
加強中美人民的合作
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在反對法西斯黑暗勢力的共同鬥爭中,
是更加增進了,鞏固了。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已經在戰爭中用血來凝固了。
從前的飛虎隊,現在的第十四航空隊,他們在中國的上空作戰,勛功卓著,已博得
兩國人民同聲的贊美。他們的血流在中國的大地上,已與我國人民的血膠固在一起。
在中印緬戰區,我國遠征軍,從美國那裏得到精良的武器,又受到美國軍事專家的
訓練,已經變成了一支新的勁旅。現在,中美軍隊在印緬邊境並肩作戰,在野人山的
叢林裏,在胡康河邊,獲到了不斷的勝利,他們的血流在了一起。
中國人民特別不會忘記美國人民這幾年來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援助。我們從美國那
裏不斷得到軍火,也不止一次得到信用貸款。美國還派了許多技術專家來幫助我們,
也派了許多學者來華講學。最近中美又合組東南訓練團,由美國軍事專家來訓練我國
軍官,幫助我們編練新軍。我們的苦難和不幸,在美國引起了共鳴。我們在軍事上政
治上經濟上的作戰努力,在美國引起了興趣和討論。所有這些,無疑的,都是貫注著
美國人民的那種民主思想和進步行動的崇高的信唸。
事實證明著:中美兩國友誼合作的增進,是關係著兩國人民的生存攸關的利益,是
關係著他們的力量的增長、他們的生活的幸福與繁榮的獲得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
有理由要求美國援助我國一切抗日部隊;我們歡迎尼米茲將軍的戰略,也贊成史迪威
將軍的聲明;我們重視美國朋友對我們的善意的批評和建議。
我們這樣做,是從加強中美兩國人民在各方面作戰努力上的配合出發的。我們絲毫
也不能缺乏自信到,竟認為沒有援助,就不能作戰,就不能改進目前的政治經濟情況,
就不能夠克服目前的困難。中國人民是擁有無限的潛在力量的,中國人民的力量是能
夠發掘出來的。目前的困難是能夠克服的。華北敵後軍民,在沒有任何外來援助的情
況下,仍然能夠打擊敵人,收復廣大的地區,從事民主政治和民主經濟的建設,就是
一個雄辯的明證。我們應該在自己戰場上主動出擊,來在戰略範疇內取得廣泛的合作,
爭取更多的幫助。
我們尊重並且願意接受美國朋友善意的批評和建議,正如我們對孤立主義提出批評,
應受到尊重一樣,這也是從彼此激勵互求進步以加強兩國人民的合作出發的。我們絲
毫也不心存疑懼,認為美國朋友的批評是對中國內政的幹涉。同樣,我們批評孤立主
義,也絲毫不會引起任何的疑懼,認為我們有排外的傾向,而衹有被美國人民所歡迎。
最好的朋友是諍友,接著不僅適用于人與人之間,也適用于國家民族之間。
中美是太平洋的兩個大國,兩國人民的親密合作,並肩作戰,對擊潰日寇,有著極
大的作用。我們應該團結得更堅固,合作得更緊密,抗戰得更積極!
——《新華日報》社論 1944 年3 月15日
美國人民的理想與民主精神鐘穎
我愛美國,因為在這兒我看到那使人生活高尚的自由的光輝……
我愛美國,因為在這兒我看到了在別的國度裏時常成為戰爭的導因,在這兒卻能夠
整然不紊的用民主的方法來解決。
——莫洛亞
三百年以前,當英國的歷史還充滿著迷妄的各式宗教和君主威權的時候,一群一群
的叛逆者,帶著憂鬱的心情,懷著自己的信唸,渡過大西洋,流徙到這塊沒有開墾過
的荒地上來了,幸福的陽光和暖地照射著他們,他們在這裏坦開胸懷,盡情地呼吸著
自由的空氣,他們把自己的全部努力,投向了大自然。忠貞的墾荒者啊,妳們的樹不
盡的血汗辛勞,已給自由民主的理想開辟了一條廣袤的道路來了。
他們為了完全擺脫加在他們身上的鐵枷,1776年的獨立戰爭爆發了,獨立宣言淋灕
地發揮了他們對自由民主的信唸,“一切人類生而平等”的誓言,永遠地鐫刻在每一
個美國人的心上,他們堅決地認為創造者給了他們若幹不可轉讓的權利,這些權利包
括了每一個人的生命、自由及幸福的追求。為了自己獲得這些權利,他們才犧牲無數
人的生命來進行獨立戰爭;為了別人也能獲得這些權利,他們才從血泊中解放了那南
方被人當作牛馬的黑奴,這就是美國追求人類自由人類幸福的可佩的精神。
在這次反法西斯戰爭中,美國全國人民又挺身進到戰爭中來了,在全世界各個角落
的許多火線上,都已有了美國健兒的身影,當妳向他們發問對于戰爭的感想的時候,
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妳一句:“該死的戰爭!”但他們為什麼又是那麼急切地爭著
降低年齡而參加戰爭呢?這正是美國人的自由理想和羅斯福總統所宣示的四大自由鼓
舞著他們,正如杰弗遜總統所說的一樣:“一百年或數百年之間,喪失幾條生命,又
有什麼關係呢?自由的樹常常要用誌士和暴君的血去培植的啊。”戰爭的黑手已暫時
地掩隱了紐約港口自由神手中火炬的光芒,民主世界不正遭到法西斯暴烈的摧殘嗎?
美國人民認為任何形式的政府,它的行為均不能超出保障人民的天賦權益的範圍,
他們認為:“政府皆由人民組織而成,從被統治者的同意而產生他們的公正的權利,
任何形式的政府如一旦變成破壞了這些目標,人民就有權利改變它或廢棄它。”杰弗
遜告訴美國人,他們的第一個目的就在于制止政府的壓迫,林肯更告訴美國人:“若
不得他人的同意,沒有一個人善良得足以統治另一個人。”
因此,統治美國人的政府必須是由他們自己選舉出來的政府,政府或政黨要想存在
就不能不依靠人民,不能不保障人民的權益。
美國人民當然更有對于(政府)進行批評的權利。假如一旦有了如社會救濟、勞工
關係及國家防御等問題的發生,全國各地選出來的代表就都在國會中發表他們正面或
反面的意見甚至于對政府提出嚴厲的批評。沒有一個人能夠不讓別人發表意見:“看
上帝份上,請讓我們聽到問題的兩方面吧”(杰弗遜語)。但就因了這樣,許多法西
斯分子又把這件作為民主國家行動遲緩來反對民主國家了,羅斯福前年三月的一段話
對于這些法西斯分子是一個很好的回答:“是的,我們民主國家的決定,也許產生很
遲,但當決定產生時,它就不是以任何個人的聲音來宣告而是以一億三千萬人的聲音
來宣告。”請記住美國是一億三千萬人不是一個人。
這樣,美國人當然更要有言論和出版自由來表達他們的意見的權利,首先憲法上就
規定了他們的這種權利,並且還規定了國會不得剝奪人民的這種權利(遵檢)。
這正是衡量一個國家民主制度的尺度,社會輿論雖然並不就等于行政措施,但政府
對于社會輿論的重視,在他們采取行動的時候是有著決定的意義的。即使是一個很小
的外交問題,國務院也要聽取報紙評論及新聞、雜誌記事及無線電廣播等的個人意見
或團體意見。國務院聽取這些意見以後,就以縝密的整理方法對這些加以檢討或采納。
為了使人民能夠經常明了政府的措施,羅斯福總統從1933年又恢復了招待新聞記者
會議的辦法。記者招待會和普通會議不同,總統出席的目的是在盡可能詳細的回答記
者們所提出來的問題。一個國家的總統,隨時出席和記者們談論並準備答復記者們所
提出來的問題,不能不說是民主國家的特有的風格。在美國人民的心目中,政黨的作
用是在為人民謀福利,和表達他們的意見與實行他們的主張,任何政黨要想獲得勝利
衹有用自己的足以代表人民的行動來爭取。
美國還是充沛著青春力的國家,青年人正在毫無阻攔掘發著對于民主的將來,實驗
著自己將來的民主生活。這些青年政治家們還在1934年集合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蒙脫查
馬學校舉行了一次“美國理想青年會議,”隨即“青年州政府”就宣告成立了。
1936年4 月他們更聯合教師在加利福尼亞大學開過一次憲法會議,此後曾一年舉行
兩次立法會議。
在大學校園裏的美國青年,他們對于民主的理想,自然也受著同樣的訓練。一個社
會觀察家,某次隨意的選擇了幾個學生,問他們美國的民主主義已有了什麼成就和具
有怎樣的潛在力,一個學生回答這一個問題說:“美國的民主主義已在世界歷史中把
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大無畏精神給與他的人民了。”另一個學生說:“學校的訓導使我
們開了眼界,使我們知道民主制度是怎樣具有不可數計的價值,使我們對這種制度發
生了最深的信唸。並鼓勵了我們在探討怎樣才是保持和擴充這種制度的最好方法。”
這些回答,不過是許多答案中的兩個例子罷了。
美國還是一個朝氣勃勃的國家,他們不怕困難,他們更不怕新的事物,須要和平的
時候,他們會在和平中努力于開拓幸福的生活;須要戰爭的時候,他們也會談笑自若
的從三十層的高樓,從千百的小城鎮上夾在丁香叢裏的大街,從草原上的褐色磚房中
走出來,回頭向自己的家門說聲“再會”,走上千萬哩以外的炮火連天的戰場,獻身
于保衛民主的戰爭。他們相互間有著最純潔的友愛,他們見面時互相親切的招呼著
“老兄”,他們的友愛不僅及于所有的美國人,而是如林肯所說的“一切的人”。
他自己活著,他自己死去,他愛,他恨,他傳種接代,無庸一個政府計畫的監察,
這就是一個美國人!
——(英)P.BENTMEY
“愛好自由,在今日的國內依舊洶涌而穩定”。
(羅斯福1940年6 月演說)
——《新華日報》1943年9 月12日
讓思想衝破牢籠
駁“灌輸”理論
今天我們都很重視青年,把中國的未來,中國的前途,都寄托在青年身上。這是不
錯的。我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青年常起著前進運動號手的作用。歷史上的
“五四”運動、“五卅”運動、“一二九”運動,充分表現了青年在社會上政治上的
偉大作用。三年來的抗戰中,在前線,在後方,在游擊區裏,青年們更提供了無數捨
身為國、英勇奮鬥的光榮模範。
因此,社會各方面都關心著青年的訓練問題,尤其是思想訓練問題。就是如何使青
年的思想和行動能有正當的發展,把青年們訓練成有用之材,使他們將來能擔負建設
新社會新國家的責任。
關于這個問題,各方面的意見歸納起來,可分兩種,一種是主張思想統制。
這就是說,把一定範圍以內的思想,灌輸給青年,對于這種思想是沒有懷疑和選擇
的餘地的。“信仰往往為求其穩固起見,而不容懷疑,不許批評;又為求其普遍起見,
而不容選擇,不容規避(《學生之友》)。另一種主張是思想自由。這就是說,”我
們應給青年的是一個呼吸自由的氣圈,不是含有窒息性的氣圍;應給他們各種各式的
滋養,使能各按本性去消化吸收;不應拿著某種定型去一孔出氣地陶鑄“(《大公報
》)。前一種主張認為如果沒有統制,則青年知識不豐,閱歷不夠,容易走上錯誤的
道路。後一種主張則以為,思想是活的,不是死的,要啟發、要引導,使被訓練者自
覺的自願的走上正確道路,否則便不能發生作用。
要正確解決青年思想訓練的方法問題,讓我們來看一下,對于一種思想從無信仰進
到信仰,經過怎樣的過程,怎樣的道路,關于這個問題,近代國際革命運動史以及中
國革命運動史,都提出了非常豐富的材料和例證。
一種思想要在民眾中取得信仰,一般地說來,應當有下列的條件。第一,這思想本
身不是死去的公式,而是能夠解釋各種現象的完整思想係統,青年人面前遇到的難題,
有了這種思想,就可迎刃而解。這樣青年才會感覺這種思想之可貴。
第二,衹有抽象的理解還不夠,必須讓青年參加這種思想所領導的活動。獲得自己
實踐的經驗,以從經驗中證明這種思想的正確。實踐是考驗一切真理最重要的尺度。
一種思想是不是真理,不憑人口中的話,而要看實踐中所表現的客觀事實。人們決
定對于一種思想相信與否,總是依靠事實和自己的經驗的。第三,由不信仰走到信仰,
衹能經過說服、引導,衹能是自覺的自願的,而不是強迫的命令的。衹有自覺和自願,
才能產生心悅誠服的信仰,和驚天動地的創造活動。一般民眾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
這樣。
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則結果都是十分可悲的。有許多事實說明在強迫注入的訓練之
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略)青年們如果在思想方面尋不到出路,就要在別的地
方來使用青春的熱和力了。于是頹廢派的誘惑來了。飲食徵逐、聲色狗馬,占住了一
部分青年的純潔身心。于是讀死書的風氣盛行了。“今日埋頭讀書,明日努力建國”。
結果一部分青年和抗日脫了節。于是苦悶了,徘徊了,悲觀了,失望了。一部分青年
葬埋在愁眉苦眼的低氣壓之中,這樣青年失去了應有的團結和統一,失去了必要的鍛
煉和修養,一任大好的韶光,空空溜去。這是青年的莫大損失,這是國家民族的莫大
損失。
這種辦法是必須改正的。我們主張思想應當是自由的。在現在,在三民主義和團結
抗戰的思想總方針下,應當讓青年們把學習與抗戰工作聯係起來,使他們在實際生活
中體驗出革命思想的正確,產生對民族解放事業的堅固不移的信心,鍛煉出為人民大
眾服務的艱苦耐勞的作風。和民族解放事業不相容的,是汪逆精衛的破壞抗戰、妥協
投降的思想,帝國主義輸入的奴化思想等等。對于這些反動的思想,要實行思想的鬥
爭,使青年們自覺自願的反對它們,厭棄它們。民族的戰士,不是在學校裏面,關起
大門,用一種“定型法”的思想喂養得出來的,而是在復雜的民族解放鬥爭中鍛煉出
來的,這正象棟梁之材不是在暖室裏長成、而是在風霜雨露之中長成一樣。
——《新華日報》1941年6 月2 日社論原題《青年思想訓練問題》
奴隸的語言。蘆蕻。
在暴君的眼裏,奴隸們不過是“能夠說話的工具”。然而,說話畢竟是危險的事情,
憑著說話,奴隸們不僅會傾訴出對暴君的憤恨,而且會使同命運的奴隸們由散沙變成
凝聚的力量。于是,依賴著皮鞭和槍刺,暴君更使奴隸們變成了無聲的羊群。……
錘打著堅強的石塊,一定會迸裂出火花;敲鑽著結實的木頭,一定會騰冒起煙氣。
除非是擊打著散沙碎石,才會迎手碎落,無聲無臭。皮鞭、槍刺下雖然會產生一些歌
頌“主上天威、天王聖明”的大小奴才們;但更重要的是奴隸們必定生長出憎惡和憤
恨。皮鞭可以敲擊得奴隸們無聲,但它決不能遏制住憎恨的成長。淫虐使得大多數奴
隸們學會了“衷悲而疾視”。皮鞭、槍刺暫時鞏固了暴君的統治,但它又得到“教聰
明了奴隸們”的結果。
雖然是“工具”,奴隸們畢竟還能夠言語;槍刺下固然不允許大聲疾呼,但奴隸們
卻學會了囁嚅而道。雖然,聲音是那樣的低沉,那樣的微弱,但奴隸們畢竟不甘于忍
受無聲的恥辱了。這聲音將會慰藉著受難者的創傷,吐露出對喝血者的嫉惡,激勵起
復仇的願望的。
正象岩石下的種籽,雖然被阻塞,被壓抑,但它終于彎彎曲曲,從石縫裏成長起來,
從岩石的重壓、荊棘的軋櫟中間,讓幼芽迎向陽光。自然它不再有挺然卓立的英姿,
但它會盤根錯節地生長得更結實,更茁壯,能夠忍耐嚴霜,承受風雨,盡管它沒有溫
室裏的花草那樣艷麗引人、逗人憐愛,然而它是值得誇耀的,因為它曾經和岩石和荊
棘戰鬥過來。岩石雖然帶著要壓抑一切的淫威,但崩潰和風化的將不是盤根錯節的樹
枝,而是專橫頑固的岩石。
雖然是彎彎曲曲,樹木終于會從岩石的重壓下生長起來;雖然是微弱、低沉,奴隸
們終于吐出了心中的憤恨;當奴隸們由囁嚅而出變成了大聲疾呼,由低徊的估傾到群
眾的呼嘯,槍刺將阻止不住憤火,皮鞭早成扯淡,暴君們的命運也就是終結的時候了。
征高盧、滅龐培,愷撒該就算喑嗚叱﹛的“英雄”吧!但獨夫之旁畢竟還有勃魯脫
司那樣的人物;梟雄如愷撒,始終還繼續不了他的統治,在他的尸體旁邊,奴隸們早
已就發出過鋼鐵的巨響了:“我們到底得到自由和解放了。壓迫已經終結。不要耽誤,
趕快把這公布到全羅馬的各處!”
——《新華日報》1944年2 月1 日
讀書與自由
幾天之前我曾接到一封不相識者的來信,無須說明這是一個純潔的熱血青年,他對
現在的某些不大開明的學校,很發了一陣感慨(我不敢名之為牢騷),原因是他們的
生活越過越難了。青年的路子越過越窄了,吃不飽,穿不暖,居不安,行不便,這且
不說,青年人吃點苦原算不得什麼;但最苦惱的是:住在學校裏沒有讀書的自由,懷
著一腔熱血,滿心想愛國,希望替國家民族真正做點事情,然而卻又無行動的自由,
到這裏青年們似乎實在失去了最後的忍耐力了。可是現在正是抗戰呀,不忍一口氣又
能怎麼樣呢?于是乎苦悶,苦悶之餘,便覺感慨橫生了。
說到這裏,似乎應該發點議論了。我很奇怪有些“教育家”們,素以“讀書救國”
論者自居的,竟不準學生有讀書的自由,某某報看不得呀,某某書包含著“危險思
想”呀,學生應該坐在教室裏老老實實呀,真羅嗦得夠嗆。試問學生在學校裏不能夠
自由讀書,他還來進學校幹嗎?難道單是曉得了課本上的那點知識就夠了嗎?學生進
學校不是為了來求知的麼?
不特此也。尤甚于此者的,社會科學一類的書籍,固然不能讀;即使連看文藝小說
也覺有些“不穩”了。真是白晝見鬼,豈不令人笑掉牙齒!
讀書固可貴,自由尤為可貴。我們要自由,更要求青年在學校裏有自由讀書的自由。
難道這是不合理的要求嗎(所謂讀書,當然要把漢姦書報除外,凡係抗戰書報均有自
由閱讀的權利)?噫歟!今之世,難矣哉!
——《新華日報》 1940 年4 月7 日
論“天真無邪”。李普。
有人這樣說:“據說蒼頡造字之日,‘天雨粟,鬼夜哭’。這就是有了文字,人民
生活有保障了,一切罪惡都戰栗了。”蒼頡的情形究竟如何,我們暫且不去管它。單
說現在吧。中國人最相信語言文字的力量“,這倒是確確實實的;否則,不會有人這
樣害怕。
但是,據說“仍有理由相信中國是最自由國家之一”。這句話卻很費解。
幸而隨即就發現了有一位先生的一篇大文,給了一個具體的例證。
據說,有一個軍營,“他們的言論是很自由的。”何以見得呢?“在壁報上,他們
和軍官開玩笑,互相開玩笑,也批評政府。然都是天真無邪的。”——好了,秘密就
在這裏。
“天真無邪”是好字眼,年紀大的人常用這幾個字來稱贊無知的青年男女,但如果
用于朋友之間,或同事之間,就帶了開玩笑的意思,很不敬。年輕人對于長者,下屬
對于上司,那就更不能用。有哪一個奴才敢對他的主子說“妳的言論是天真無邪的”
嗎?沒有,沒有這樣大膽的奴才。由此可見,這四個字和“言論自由”或“批評政府”
之類連在一起,那意思就是:“天真”者幼稚也,“無邪”者于我無損也。惟其幼稚,
所以于我無礙,那麼妳說吧,我給妳這個自由。
這位先生恐怕我們不相信,特地從那些壁報上引述了一段小文章,以資證明。文曰:
“某排士兵夜晚睡覺,其腳臭氣熏天。連床者問曰:為何老不洗腳?答道:上面命令
三月一洗,現在不到三月,如何可以洗腳?”
事實上上面並沒有這種命令,用這位先生的話來說,“這是對軍營命令服從之類的
輕微嘲諷,並非真正三月一洗腳。”于是某先生贊曰:“然而這也是標準的幽默,因
為這是天真的、健康而有人情味的笑,不是陰森的冷嘲。”——批評政府要輕微嘲諷
要標準的幽默,標準幽默要天真無邪,天真無邪者何?曰,我的一毫一發都不準碰;
要談,就輕微談談我的某排士兵的臭腳鴨!
嗚呼,這真是“最自由國家之一”!
——《新華日報》1945年4 月8 日
沙漠化的願望。田家英a。
法蘭西滅亡以後,我們曾讀到I.愛倫堡的幾篇通訊。去年《文摘》譯載過《法國怎
樣滅亡的》,其中有一段記述著戰後法國文化統制的情形:國際作家協會會刊《和平
與自由》被禁止了;龔古爾文學獎金,法蘭西學院獎金由于作品缺乏而停止審評;報
章文藝副刊均明令取消;書店多停了業,剩下的衹能出幾冊《歷史》之類的東西:
“法國統治者正在努力把喧囂化為喑啞,把文化的原野化為沙漠……”。
這末後兩句,真說著了歷來統治者在文化上的“能”“幹”。聖君之治“非以明民,
將以愚民”的信條,看來中外的英雄都是恪守著的了。最適于被牽著鼻子,任人指定
誰是他的友敵,導引該走去的方向,是必須使下民們存在在愚頑無知、渾渾沌沌之中,
而這也就必須消滅一切新的聲音,統制,文化上的沙漠化。
在我們這個國家裏,幾年來努力實現著的“沙漠化”的願望,也已經有了它的政績。
今年一月八號的《新蜀報》,記載著重慶書業的情形:……新書店除了二三家仍保持
著原來的形象之外,其餘的都改變了面目,原是充滿了有關于抗戰的讀物的書架,而
a田家英(1922—1966)成都人,時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員。從1948年起任毛澤東
秘書。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迫害致死。
今卻都是《家》,《春》,《戀愛三部曲》,《胡適文存》等戰前的文學作品,除
此以外,次多的要數偵探小說、恐怖小說了,明顯地含著抗戰意義的刊物或成本的書
籍,則寥寥無幾…… 至于舊書店……主要的生意是在租書,出租的舊書……百分之
九十是《天雨花》,《施公案》,《七俠五義》等等舊小說……(誌淵:《文化的墮
落性》)
陪都如此,其他地方可以想見的了。荒涼,冷落,這說明大後方的文化界還剩了些
什麼。
不過,中國的官家比之法國,卻也有些不同,不那樣直率,講方式,多奇謀,所以
同樣是沙漠化的願望,同一是焚圖書,禁刊物,封書店,逼作者,但我們這裏就還有
許多排場,言行也極其堂皇而且公正。去年叫過“建設文化”,宣布要改善作家生活。
雖然提高了稿費,而被圈定的作者的文字,則根本沒有寫處;加給小學教員幾元津貼,
偏要說得和人類文化前進如何有關。拆穿看來,這終于不免是一場笑話。
也還有移尸詐騙的方法。對于文化荒涼,我們還不時能夠聽到一點“憤憤不平”的
聲音。譬如去年《中央日報副刊》上,就有一位青年出來,據說:“國家養‘士’,
而‘士’何曾對得住國家?……戰前作家們叫過‘國防文學’,民族戰爭,抗戰後那
裏去了……唉,哀莫大于心死!”這真令人拍案叫絕的。仇頭落地而手套不污,絞殺
了文化,還做穩扶持文化的正人君子。而那些被迫放下筆杆的文人,則在一頓奚落、
幾聲感嘆裏,注定成了“心死”的候補者。
但奚落的對象,仍然是有畛域的,被嘲者衹是蟲沙的小人,一般如猿鶴的君子,還
做定可以飛也可以走的高士。到今天我們就還有不少指定必讀的刊物,還出現了一大
批新文化人的名字。這些人之成為名流,並非有文,大多是因為開會。文協有他,文
化界動員大會有他,一切文化活動莫不有他。人們也就不能不公認此文人也,實則多
是挂了招牌,並無貨色,不過出賣人頭的探子而已。當然也有幾個能文的貴人,更有
些成名作家,也不時發一點匡時之論。這是一種偷進花園和小姐相會的,化為小生的
醜腳,往往令人看不清楚,但明明咬人,偏裝接吻,看久了,不過使人連真接吻也厭
惡罷了。此外,那些說今天是“戰國時代”,寫著藝術崇高的“永生作品的雅士”們,
也都還是自由的,因為他們的作品是談“夢的現象”,既不包藏政治陰謀,也無關于
世道人心。偏左偏右,也有不偏不倚,都是穿起袈裟,儼然救主,其實是連毛孔裏都
滿藏毒箭,正在向凌遲之際而尚未氣絕的人放射過去。
自然不易射死,于是還需要嘩啦一番。種種專事造謠的小報期刊,去年出得不少,
或曰“崇蘇”;或曰奴化;或算死人魯迅陳年老帳;或罵今人逃避群集香港。其中最
坦白的,要推去年八月《文化新聞》的一篇《周末閑談》。作者說:“提起那些自命
為‘前進’的文人,就使我們咬定牙根。”從這些中間真使我們聽到了切齒的聲音。
然而,咬牙並非解決問題。“自命為‘前進’的文人”還擁有大量讀者,壓迫到不
能用筆,也還是留著一張空白,所以用更多的文章,以代被禁止的刊物,這是最急迫
的事情。去年十月十六日的《商務日報》上就發表過《籌設中國文化銀行計畫書》,
說是要“放款”了,衹要來是不愁豐衣足食的,但以後就不再聽到了下落。這是很自
然的,簞食壺漿弗得即死,而“嗟來”與之猶且不受,何況恩威並濟,盛氣凌人,去
領受的倒多是希求不勞而獲的寒士。證據是:去年“文化獎助金”
據稱已經發了,但我們至今沒有讀到受獎者的文字。
更糟糕的是獵犬的狺狺,並不為看客歡迎。書刊已經不少,指定派訂也已經用盡方
法。有教授作文,黨部推銷,照理可以風行天下了吧,但事實並不如此。
人語是被抑殺了,而魍魍的嗥嚎也不見得就能夠傳播開去。
一方面沒有了,一方面填不上,文壇的凋萎這就成了必然。有骨氣的出版家多停了
業,存在的則無書可出,大多是一再翻印戰前的作品。官辦的書店挂出招牌要“建立
三民主義文學體係”,但就連這一類作品也沒有寫出來。這使得一種以介紹新書為主
的《讀書通訊》,到今年就不能不變為談英語、論詩詞的刊物。因為文壇幹凈到幾乎
一本新書都沒有了,無從評起。
這真是沉重的沙……
但卻絕不是打平了天下。不幸的是,愚民政策雖然造成了沙漠,卻絕難征服民心。
去年《民意》上就有人以秦始皇自居,然而即使始皇再世又有什麼辦法呢?
坑不盡焚不絕的是大眾的願望。曾經被“戰國”派教授們贊賞過的“下之所以刺上”
的“詩”,不就是“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可以焚毀士大夫
之作,人民的創造卻無法格殺,這是連秦始皇也頭痛的事,何況以之自居的人。至今,
中國就還有用結實的愛憎,真切地反映出抗戰的作品在,這些作品為大量青年所愛戴,
這些作品在迫禁下面,從吞吐含蓄中間傳達著中國人民正如何受難、如何掙扎又如何
成長——這就是反沙漠化的願望。
盡管迫害,盡管凌虐,新文化仍在走向遠大的去路。我們還有熱愛,則熱愛就付予
反沙漠化的願望的實現,而疾視屠殺文化的政策,以及躲藏在屠伯刀斧之下,啃著人
骨的明槍暗箭的奴子。
——《解放日報》1942年4 月23日
楊晦教授在中大演講:文藝必須爭取民主,衹有民主才能保證創作自由
(中大通訊)四月十四日晚上,中大中國文學係請楊晦教授演講,題目是《文藝與
民主》。來聽講的同學相當多。楊先生先解釋了這個題目的意義和講的動機後接著說:
“文藝本來便是民主的。在人類的童年原始時代,沒有個別的藝術家,大家都可以參
加藝術活動,人人都有表現藝術才能的機會,這段時間的藝術作品極豐富,和近代的
藝術水準比起來,毫無遜色,這為什麼?因為這時的藝術是完全在民主的條件下產生
的”。楊先生從中國文學的事實證明不把人當人的專制時代絕不能有偉大的文藝作品;
縱然有,也是病態的東西。“一般認為唐朝是中國的黃金時代,文藝活動特別高漲;
但其實,以中國面積這樣大,人口這樣多,這點文學成果和俄國法國短期間比較起來,
真是太微渺不足道了。如果那時唐朝是個開明的時代,情形就會更好些了。”文藝不
衹是民主的產物,並且應該民主。這裏楊先生從表現方法中加以扼要的說明:“文藝
注重形象、注重表現的本領,然而,不民主的社會環境偏偏處處破壞人的表現才幹,
不要人衷心地哭和笑、流露真正的情感。”“文藝應該爭取民主,爭取人人有創作的
權利”。楊先生肯定地指出:“文藝象一面鏡子,照出生活的真相,因此文藝也是爭
取民主中最有效的工具”。不民主的社會,提供給文藝許多悲慘的題材,文藝揭露了
壓迫者的世界如何歪曲了人類善良的天性,“最近報紙上載著救濟院內虐殺幼童的事
實,這是想象不到的殘酷;如果這些黑暗的現象,用文藝寫出來,或者到舞臺上表演,
效果一定比新聞消息要深刻得多!俄國文學能夠這樣普及的原因就由于它不是茶餘飯
後的閑談,緊緊地接連著生活中的悲慘事件,所以文藝應該爭取美好的生活環境,也
就是要爭取民主”。最後楊先生更特別強調人人都必須知道和了解民主的關係,他引
述了希臘盜火者普羅米修士的故事,他提高了聲調說:“普羅米修士的意義就是‘預
先知道’,這位英雄預先知道了必然發生的事情,所以他敢于做盜火的舉動。第一,
他知道最高的神宙斯想毀滅人類,其次他知道人類有了光明就一定可以得救。他也曉
得了偷了火之後一定要遭受殘酷的懲罰。然而單是這三點還不夠,他敢于這樣做,最
重要的一點,是他知道這位大神一定要倒塌!”“大神一定要倒塌”,這是一句意味
深長的話,楊晦教授的講演,就在這裏結束。同學們踱出了黑暗的教室,大家感覺興
奮。星光從天空灑下來,沙坪壩的沉悶環境是不會再長久地維持下去了。
——《新華日報》1944年6 月12日
言論自由與民主
澳洲雪梨(即澳大利亞首都悉尼市——編者注)的報紙,因為政治新聞被檢扣和出
版發行被幹涉,引起軒然大波。事實的詳情雖然還不知道,可是我們從那些報紙抗爭
的強烈、以及市民擁護報館、列隊游行,高呼“我們需要言論自由”、“民主政治必
須長存”的口號看來,可以看到澳洲的人民擁護民主要求言論自由的強烈,也可以看
到壓制言論,是要遭到人民的反對的。
雪梨市民所喊出來的兩個口號,正是相連一貫的兩件事:有民主就有言論自由,沒
有言論自由就不是民主。我們拿英國來作例,英國是一個民主國,所以英國即使在戰
時,對言論的自由也是尊重不渝:報紙送檢是出于自動,而且衹限有關國防的稿件;
刊載了有害國防的消息,至多也不過事後由政府提出公訴,沒有其他任何直接幹涉言
論的行為。——這些事實,是一民主國對言論態度的標本。就拿現在發生糾紛的澳洲
來說,報紙和人民也還有對言論限制作抗爭的權利,可見民主和言論自由,實在是分
不開的。我們應當把民主國先進的好例,作為我們實現民主的榜樣。
——《新華日報》1944年4 月19日
新聞自由——民主的基礎
考察新聞自由的三位使者二十八日到了重慶。但在中國,提起“新聞自由”真是令
人啼笑皆非。據統計,國民黨政府為管制報紙、通訊社、新聞記者及圖書雜誌出版事
業、書店、印刷所和戲劇電影,頒布了二十九種特別法規。……此外,尚另有內政部
公布的兩種。除明令公布的種種法規外,還有各種臨時指示電文。……三十三年六月
(即一九四四年六月——編者注),國民黨政府公布的《戰時出版品書刊審查辦法》,
內容無所不包,例如其中規定的禁載標準十二條中第一項:“違背我國立國之最高原
則者,”就籠統抽象,可以任意解釋;而照現行情況,所謂“立國的最高原則”,就
是黨治。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民主的中國報紙,就厄運重重,動輒得咎。下面我們收
集了一些在各種困難下的中國輿論界對于新聞自由的痛切呼吁,和對民主主義政策和
殷切向往的部分材料,以供參考。
時令摘要:
言論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
“統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論,以使莫敢予毒,這是中國過去專制時代的
愚民政策,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這是促使文化的
倒退,決不適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適于必須力求進步的中國。”“所以我們的認
識是……要想在戰後不愧為四強之一,……必先提高文化;提高文化,必須先有思想
言論的自由”(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國日報》)。
“言論自由是人類一致要求的權利,……從社會文化的觀點上看,言論自由是人類
社會進步必具的條件。新聞記者,和其他人類一樣,要求他們必有的言論自由的權利,
同時他的任務和職責更需要他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因為他要言人之所未言、論人之所
當論。”“通常說新聞記者是站在時代的前面,報紙是指導社會的,這不是對于記者
的恭維,而是加重了記者的責任。……新聞記者要執行他的任務,便需要充分的言論
自由”(同報,九月一日)。
“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
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團結統一,不能爭取勝利,不能建國,也不能在戰後的世界中
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因此不僅在平時需要言論自由,在戰時更需要言論自由。
羅斯福總統把它列為四大自由之首,邱吉爾首相也把它定為七項標準的第一項,正
因為他們能這樣地重視它而且好好地名符其實地尊重它,所以才能在現在連打勝仗,
並且要在將來建立和平。這一切擺在眼前的事實,正清楚地指出了我們今天應有的要
求“(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雲南日報》)。
言論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無知
“十數年來,因為檢查制度的樹立,使報紙的使命,未能充分達成;而在反映民意
這一點,遺憾尤多,近年以來,……言論出版的限制加強,結果出版界的凋零,實為
多年所未見;而報紙之所提供于國人的,幾于全國一致、千篇一律!”“我們認為這
種現象是應該加以改良的,……一個國家社會的進步,全在文化的提高;而文化的提
高,一在教育普及,二在出版事業興盛。我們對于有益可能的出版,如果過事‘謹慎
’,勢將使出版事業趨于萎縮,而人民的精神食糧也感缺乏;終極的結果,使演成人
民的無識和不知。以無識和不知的人民,固不足以言抗戰,更不足以談建國”(三十
三年四月廿二日昆明《正義報》)。
是民主還是獨裁就看有無言論自由
“通訊與言論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沒有這種自由,則失去說話自由
權的個人,必同時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喪失,那就與奴隸無異,不能算是國民。一
個國家,如果其所統治的人民沒有起碼的說話自由,則其統治必屬獨裁。
而以現時術語稱之,則為法西斯的專制,斷乎不能是民主。所以爭取言論和通訊的
自由正就是爭取民主的先著“。”人類的命運支配于少數獨裁者之手,則必產生暴力
專制、武力侵犯、殘酷戰爭,結果是象這次世界大戰那樣使人類與其文化淹在血海之
中。所以要保障永久和平,避免第三次大戰,唯一要緊的把世界的支配權放在人類絕
大多數的手中,因此必須使人類絕大多數一律享有民主自由。凡少數支配多數,少數
專制、多數失其自由的現象,應該不再存于今後的世界。“”全世界全人類既須悉數
進入民主的範圍以內而享受民主的支配之權,那麼,取徑于通訊與言論自由使人人能
夠說真話,能夠得真消息,能夠隨時得知世界的真象,絕對必要。所以任何束縛此種
自由、不許以真相公告人類世界的現象。都須在取締之列,乃是自然的結論“(三十
三年六月十五日成都《華西日報》)。
作惡扣壓新聞必造成自由的衰落
“最近國際間,因為戰爭關係,新聞自由曾受相當的限制,因而引起新聞界的反對,
致產生爭取新聞自由的運動。一月四日美助理國務卿麥克利希在聯合國情報委員會的
聚會上發表演說,主張全世界新聞自由流通,俾有助于維持未來世界之和平。法駐美
大使龐納謂:”法報除軍事理由外,並不受其他限制。‘廿五日美國《紐約時報》社
論說:“一個國家的公民,有權知道一切新聞報道。一個國家裏面,若不許人民有知
道的權利,就根本談不上什麼政治自由;如作惡扣壓新聞,必直接造成自由的衰落。”
此社論作者美聯社社長肯特古柏斯主張’全球新聞自由、交通自由,新聞記者行動不
受幹涉。‘由此可見新聞自由,關係于政治之民主與世界之和平,至為重大,歐洲朝
野無不一致主張絕對尊重、不容侵犯。“”在本來享有頗大的自由之歐美新聞界,且
在大聲疾呼,爭取新聞自由之保障,若以中國新聞界所有的情況而論,不知對此應當
作何努力才對。因為中國的新聞界所有的自由實在太稀微,太沒有保障。……新聞記
者以報道忠實受到虐待的事件,不一而足。記事立言,即本諸天良、發于忠誠;若觸
犯個人私利,往往引起報館生存與人身自由的危害。新聞自由與新聞記者的人身自由,
同樣需要迫切的保障。所以爭取新聞自由,在中國更有他特殊的重要性“(卅四年二
月二日同報)。
要以堅毅精神爭取實現民主政治
“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
是新聞自由的基礎,沒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決不可能。
中國新聞界不能以空洞擁護和附和歐洲新聞自由運動為滿足,為了忠實于自己的天
職,必須對本身解除不合理的不必要的種種束縛,取得真實的自由。因此必須以堅毅
的精神,努力實現新聞自由的政治前提,給新聞自由奠定鞏固的基礎“(三十四年二
月二日《華西日報》)。
“一個國家的前途發展或停滯,向前或落後,繁榮或衰落,最好的測驗器是這一個
國家的報紙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輿論,這也是說明了這個國家是為人民所統治、是為
人民謀幸福,或是為少數人所統治、為少數人爭權利。”“就報紙而論,國內外消息
由一個機構發出,凡是對某一方面感覺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遠不會讓人民知道。…
…于是所有的報紙圖書雜誌,盡管種類不同、名目不同、地點不同,內容都舉一可以
反三,全部相同。這不但浪費人力財力,其結果也會使人民的腦子一型化、僵化便化。
有計畫的桎梏,這國度內的人民將會重返自然,成為木石,成為猿鹿,為葛天氏之民、
為無懷氏之民,為羲皇上人!”(吳﹛,三十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由論壇》)。
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報紙為民主服務
“目前的事實,是報紙和輿論分了家,輿論被埋沒在每一個人民的胸坎中,報紙雜
誌離開了現實,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挂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進不退,不左不右,
不死不活,衹作為這時代的一個應有的點綴品罷了。”“與世無爭,與人無爭,是懦
夫的行為;受辱不爭,受害不爭,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奴才行徑;我們是懦夫、還是
奴才?我們在這樣一個時代,被侵略被壓迫的時代,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國家,應該
先以鏟除這不爭的惡性開始。我們要建設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應從報紙能盡自
己的責任、替人民服務、用公正的輿論來監督政府指導政府開始。”
“報紙與輿論的合一,應該是當前最迫切的人民的要求!”(吳﹛,昆明《自由論
壇》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新華日報》1945年3 月31日
報紙應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陸定一。
一位新民報記者問我:“有人以為,中國記者不如英美記者,妳的意見如何?”我
回答說:“我不以為然。中國記者是並不遜于別國記者的。英美記者固然有他們的長
處,但是中國記者,能在重重壓迫之下把人民所要知道的真實消息透露給人民,這種
經驗,這種本領,則遠非英美記者所能及。比如一棵樹,生在平坦的地上,長得很高
很直,是容易的,如果在石頭縫裏彎彎曲曲生長起來,雖然樣子矮小,卻確是不容易。”
我這裏所說的中國記者,是指大後方的大多數記者而言的。
世界上為什麼會產生現代的報紙?這是因為人民大眾要求知道真實的消息。現代報
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幾乎是同民主主義的思想同時產生出來的。
專制主義者不要人民聰明懂事,衹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歡現代報紙的。
新專制主義者,即法西斯主義者,他們比其先輩,就更高明些了。戈培爾的原則,
就是把所有報紙、雜誌、廣播、電影等完全統制起來,一致造謠,使人民目中所見,
耳中所聞,全是法西斯的謠言,毫無例外。到了戈培爾手裏,報紙發生了與其原意相
反的變化,謠言代替了真實的消息,人民看了這種報紙,不但不會聰明起來,而且反
會越來越湖塗。看德國,不是有成千成萬人替希特勒去當炮灰麼。
所以,有兩種報紙。一種是人民大眾的報紙,告訴人民以真實的消息,啟發人民民
主的思想,叫人民聰明起來。另一種是新專制主義者的報紙,告訴人民以謠言,閉塞
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前者,對于社會,對于國家民族,是有好處的,沒有
它,所謂文明,是不能設想的。後者,則與此相反,它對于社會,對于人類,對于國
家民族,是一種毒藥,是殺人不見血的鋼刀。
所以,也有兩種記者。一種記者是為人民服務的,他把人民大眾所必須知道的消息,
告訴人民大眾,把人民大眾的意見,提出來作為輿論。另一種記者,是為專制主義者
服務的,其任務就是造謠,造謠,再造謠。
中國有少數人,集合新舊專制主義者的大成,他們一面辦報造謠,一面又禁止另一
些報紙透露真實消息。他們很怕真正的記者,因為他們有不可告人之隱,所以喜歡鬼
鬼祟祟,喜歡人不知鬼不覺,如果有人知道他幹的什麼,公開發表出來,或者說,把
他所要幹的事老老實實地“暴露”出來,那他就會大怒,跟著就會不擇手段。把外國
記者放上黑名單,時時刻刻以有形無形的手段恐嚇著中國記者,叫他們“小心!小心!”
就是這種手段的舉例。
記者是應該“小心”的。但他們的“小心”,不應用來服侍專制主義者,而應用來
服務于人民,當人民的勤務員。人民是記者們最尊貴的主人。如果為這樣的尊貴的主
人服務,當然應該自覺的“小心”。這種“小心”,不是不許發表真實消息,恰恰相
反,是要竭盡一切可能,使消息能夠十分真實,使言論能夠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思。
在抗日戰爭中,人民是誰?就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開明士
紳、以及一切愛國分子。他們就是國家民族的真正主人。專制主義者,則壓迫人民,
剝削人民,使人民求生無路。
《新華日報》八年的歷史,是一篇辛酸苦辣的歷史。這些說不盡道不完的辛酸苦辣,
是有代價的,是有重大代價的。《新華日報》是人民的報紙的典型,他所受的壓迫因
而是一切壓迫形式的最集中的形式。但是,他也受到人民的愛戴,而且是最大的愛戴。
八年過去了。今後怎樣辦?
這樣辦:(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二)力求真實,絲毫不苟。
我希望《新華日報》這樣做,希望大後方一切為民主而奮鬥的記者這樣做,並且希
望給《新華日報》以經常的指教批評,使它日益完善。我希望慢慢地在新聞界裏創造
出一種新的作風,就是為人民服務的作風,力求真實的作風。以此作風,來革除專制
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
——《新華日報》1946年1 月11日創刊八周年紀唸文章
為筆的解放而鬥爭——“九一”記者節所感
在抗戰勝利中紀唸“記者節”,每個新聞從業員都感到一點光榮,但是在光榮背後,
對于戴著重重枷鎖而奮鬥過來的新聞記者,每個人也都有一份悲憤和羞慚。悲憤的是
我們“文章報國”的誌願和力量,在這長期的神聖抗戰中因為這種不合理制度而打了
一個七折八扣,有消息不能報導,有意見不能發表,每天做應聲蟲,發公式稿,替人
圓謊,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間造成了“報紙上的話靠不住”的印象,圓謊八年,把
中國新聞事業的聲譽和地位作踐無餘;而使我們羞慚的是在這麼長的年月中,中國新
聞記者竟默認了這種不合理的制度,不僅不能用集體的力量來打碎這種銬在手上的鏈
子,掙脫縛在喉間的繩索,居然有不少自稱新聞記者的人為這種制度辯護,用國情不
同之類的話來替這種制度開脫,甚至有人由新聞記者搖身一變而為檢查官,用剪刀和
紅墨水來強姦人民的公意。在前方諱敗為勝,要直到兵臨城下的時候才讓老百姓從空
氣中傳來的槍炮聲音知道戰事的真相;在後方粉飾太平,歌功頌德,政治外交的大事
可不必說,指摘一點兵役糧政上的缺點,也就是“暴露黑暗”、“沮喪信心”、“妨
礙抗戰”,結果是“別有用心”,罪名層出不已。
在爭自由民主的神聖抗戰中,檢稿、扣報、罰令停刊,唆使流氓特務毆傷報童,陰
謀放火,這算是“合法”行為;而在中小城市,那麼逮捕記者、封閉報館,更是家常
便飯。歐美報章報道抨擊中國檢查制度的文章,不絕于書,而我們卻受之坦然,怡然
自稱我們是爭自由的“民主”強國!
戰爭結束了,英美可不必說,連法西斯的阿根廷、戰敗了的日本都已經取消檢查制
度了,大家說阿根廷和日本在偽裝民主,而我們呢,好象連這一點偽裝的勇氣也沒有,
“即將”取消、“決定”取消,話也聽得很久了,實施何日?好象這個“國情不同”
的地方,對于這把扣緊人民咽喉的枷鎖還不勝其眷戀之情,惋惜之唸。今天是什麼日
子?不是束縛人民言論自由的法西斯虐政業已打倒、四大自由列為憲草?不是戈培爾
已經在播音機前面死掉了?
今天,應該是中國新聞記者起來洗刷羞辱的時候了。在今年的九一記者節還要寫《
為筆的解放而鬥爭》的文章,應該已經是一個天大的諷刺了。
——《新華日報》時評1945年9 月1 日
言論自由:新聞事業的活力之源前天大公報登載了蕭乾先生的倫敦通訊《虎穴的衝
擊》,一開始就論到開辟西歐第二戰場的歷史意義。他在討論英美盟軍的成功時,提
出了這樣一段教訓:“此舉吾人最應注意的,是五年來的歐戰,英美知已知彼,一面
保持自身的長處(如言論自由的維護),一面無時或忘學習敵人的強點。”
他把言論自由等民主權利和向敵人學習並提,認為這是致勝的原因。蕭乾先生在英
國多年,是位記者,他的觀察和結論,是應該重視的。他從英國的實際情形,深切的
體驗到,沒有言論自由等民主權利,“有史以來軍事上由慘敗而至挺戰的大翻身,”
由退卻轉到反攻是不可能的。
從這個事例,我們更容易了解,為什麼羅斯福把言論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條,
為什麼羅斯福把言論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條,為什麼邱吉爾把言論自由列在七項
標準的第一項?正是因為他們重視言論自由,把紙彈的火力,動員並集中到揭露和打
擊法西斯主義,同時也熱烈的歡迎人民批評政府政策和各種作戰努力,揭露錯誤和缺
點,提供建議和辦法,才改正了種種錯誤,克服種種缺點,使民族更團結,人民更積
極,士氣更提高。這樣,美國能雪珍珠港之恥,而轉入反攻;英國便有雪敦克爾克之
恥,而走向勝利。英美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從地中海到印度洋,從歐陸到緬甸;現在
所以能夠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政治上的民主,是最重要的關鍵;而言論自由,又是
極重要的一環。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羅斯福和邱吉爾都把言論自由確定為戰爭目的之一。在戰時,要依靠他來打勝仗;
在戰後,還要依靠她保持永久和平。早在去年二月十五日,美國報紙編輯協會會議,
在羅斯福親自出席參加之下,曾通過議案,已預定設立特別委員會起草提議,以便日
後或由美國政府主持與其他列強談商,目的也是為了保證國際間的言論自由。今年四
月二十二日,美國報紙編輯協會會議,又通過決議,認為全世界新聞和通訊自由對避
免未來戰爭十分重要,決定請由國際協定形式,保障此項自由。
《聖彼得斯堡時報》的編輯鮑恩特,且提議向美國國會請願,要求宣布美國的國策,
“拒絕承認侵害新聞與言論自由的任何政府和個人。”這些材料,不僅說明言論自由
在徹底反法西斯主義、保障世界持久和平中的重要,也說明了盟邦新聞同人怎樣重視
言論自由,把言論自由看成和新聞事業血肉相連的東西。可以說,沒有言論自由,就
沒有健全的發展的新聞事業。沒有言論自由,新聞事業本身是會枯萎的。所以,新聞
界同人,隨時隨地都在團結一致,為言論自由而奮鬥到底。
中國的新聞界同人,是世界民主的新聞戰線中的一部分。地域盡管不同,任務卻是
共同的。每個記者都應該是反法西斯的戰士,都要爭取和保衛言論自由。
今天“記者節”日,我們竭誠向全國記者呼吁,親密地團結起來,把筆鋒瞄準日本
帝國主義和漢姦,積極爭取民主進步要求言論自由!
——《新華日報》1944年9 月1 日社論原題《祝記者節》
記者風格:威武不屈、秉筆直書!
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董狐直筆,趙盾膽寒。這是天地的正氣,也可以說就是代表
了輿論的力量。如果我們要為中國記者從自己歷史中找尋優良的傳統,怕首先就應舉
出這樣的風格,作為我們記者的圭臬。
古之史官,固然不能就等于今日的新聞記者,其間有著很大的距離。但左史記言右
史記事,原也不衹是垂諸竹帛,留諸後代作為殷鑒,對當時的行政當軸亦發生了很大
制裁作用;說古時的史官和今日的新聞記者,在精神上自也有其一脈相承之處,並不
為過。因此,我們覺得,在今天紀唸記者節的時候,提出董狐那樣大義凜然、威武不
能屈的風格,來作為我們中國史上新聞記者的優良傳統,是頗為適當的。
“為人民喉舌”,這是每一個新聞記者所用以自負的。然而,要真能負得起這樣一
個光榮的稱號,就得象董狐那樣,緊握住自己這一管直筆,作真理的信徒、人民的忠
僕。一方面,凡是真理要求我們說、要求我們寫的,就決不放棄、決不遲疑的給說出
來、寫出來。另一方面,凡不合真實和違反民意的東西,就不管有多大的強力在後面
緊迫著或在前面誘惑著,我們也必須有勇氣、有毅力把它拋棄,決不輕著一字。直者,
直道而行也;有是有、無是無,白是白、黑是黑,不容有絲毫的假借,也不容有絲毫
的含糊。今天,是我們自己的節日,應當是我們的機會來作一次清夜捫心、檢討一下
自己一年來的工作,曾否對董狐那枝直筆鬆過乃至放棄過?
是否對得起真理、對得起人民?
過去的一年是六年抗戰中最艱苦的一年,也是我們為抗戰服務的新聞工作者最艱苦
的一年。反躬自問,一年來我們對抗戰確也盡了不少的力量,對于抗戰事業既忠既勇
的言行,不問其出自前線或後方,都曾為之報道消息、發揚光輝;對于抗戰不利的事
實和言論,也曾予以揭發,予以斥責。然而,講到直筆,講到忠于真理、忠于人民,
就未免有些汗顏(遵檢一段)。這種風氣的形成,固然在客觀方面有其重大的原因,
不能把這責任全部推到記者肩上;誠如同月二十九日《新民報》“先得糾正空氣”一
文所指出,“在一切問題之先,是‘說話’這一件人民的基本權利,要有確定界限以
內的把握”。故要糾正這種風氣,就“還有一種‘空氣’,似乎先須糾正。”但是,
顯然的,不能說記者本身對這種風氣就沒有責任。我們覺得,應當糾正的,怕不衹是
重外輕內的風氣,怕還有較此更甚而更為新聞記者自己引以內疚的。間嘗省察,養成
此種于記者風格尚多未合之處的,除客觀“空氣”外,在記者本身,要有一種應予糾
正的觀唸,即對于宣傳一詞的了解是也。
新聞記者應當為抗戰建國的國策努力宣傳,向國外宣傳、向民眾宣傳,這是天經地
義,不容置疑。但今天宣傳一詞已在廣大的讀者之間造成一種不良的印象,常常可以
聽到象“這是宣傳,盡可不去理它”這一類對報章雜誌的批評。而記者自身,對這種
批評也竟習以為常,毫不怪異。這是說明一般社會都已把宣傳一詞,當做說話不真、
記事不實來了解,而記者本身呢,也常常會明知此話不真,此事不實,但為宣傳計,
就覺得不妨姑妄言之、姑妄記之似的。這是記者風格的一個絕大污點、新聞事業的一
個絕大危機。
宣傳工作是一種教育事業,宣傳是一種特殊的教育方式,是一種最廣泛最靈活的教
育方式。在教育中不能容許妄誕不真,在宣傳上又何能容許虛誇不實。要知道,“墨
寫的誑語,敵不過血寫的事實。”宣傳而稍流于虛妄,斷然不能幸致社會人民對妳的
信心,徒然辱沒了董狐的那枝直筆,污損了記者應有的風格。以為人或可欺者,衹表
現自己的其愚不可及而已!
因此,我們願意在今天紀唸自己節日的時候,提出董狐那樣大義凜然、威武不屈的
風格,來和從事新聞事業的同仁共勉而互勵。
——《新華日報》1943年9 月1 日社論原題《記者節談記者風格》
要為真理而鬥爭。小亞。
人民喉舌須尊重, 我輩頭顱要看清。 ——王鰲溪遺詩
今天是記者節。
讓我首先為言論自由而犧牲在屠刀下的前輩同業致哀!
據我個人所知的,有:北伐前在北平被北洋軍閥張宗昌槍斃的邵飄萍。
一二八後在南京雨花臺黑夜槍斃的王鰲溪。
就在那前後,在鎮江被顧祝同槍斃的王××(姓名一時想不起)。
抗戰後在成都被槍斃的朱亞帆。
今年在福建被屈死獄中的羊棗,在南通被特務挖眼割鼻、沉尸江底的孫平天。
但,這衹限于在報紙上公開過的,其餘暗中被害者,二十年來,不知有多少。
這些人,自各有其基本信仰之不同,但為記者職業而犧牲則一。個人敬致衰心的哀
悼和紀唸!
記者被稱為“自由職業”,甚至有人尊為“無冕之王”,而有些從事新聞工作者,
也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認為自己“超然”。其實這完全是與事實不符的。
在現社會中,從事新聞工作,首先妳就得確定自己真正為人民服務、抑是為統治者
服務。所謂“喉舌”,本質上就有兩種:一是人民的喉舌,一是統治者的喉舌。
作人民的喉舌,當然妳就沒有自由可言,隨時可以被打、入集中營、上斷頭臺,或
者“失蹤”!有的,衹是自己精神上的自由。要換取精神的自由,妳就得準備付出妳
的生存自由以作交換。
作統治者的喉舌,看起來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衹限于豪奴、惡僕應得的“自由”,
超出範圍就是不行的。
也就是說妳盡可以有吆喝奴隸——人民大眾的自由,但對主子則必需奉命唯謹的,
畢恭畢敬,半點也不敢自由。不久前有一篇社論說得好:“關于一連串的打、殺,誰
的心裏也明白,就是辯護者的心裏也明白,不過奉命不得不辯護”。……
選擇是項“自由”的人,自然有他選擇的自由,且“莫管他”。真正有誌于人民喉
舌的記者們,要自由,還須得付出很多的代價去爭取。因為四項諾言,已經被狼吃掉
了!
——《新華日報》1946年9 月1 日原題《記者節》
民主主義的劍
英國《新政治家與民族》雜誌發表了一篇《歐洲的地下報紙》,在上面冠了一行標
題道:“在那裏(歐洲),筆就是民主主義的劍”。
自然,這是說現在歐洲淪陷區的地下報紙正在百折不撓地為自由與民主而戰鬥,一
支筆的威力等于一把劍,甚至等于無數的劍。然而廣泛地說起來,使用于報紙的筆等
于民主的劍,這個比喻又何止是適用于歐洲的淪陷區?現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主義的民
主國家的報紙,用在這些報紙上的筆,何嘗不應當是“民主主義的劍”呢?
而且報紙的筆不僅應當是“民主的劍”,也應當是民主的測量器、試金石。在這個
劍鋒上,民主與非民主、正義與非正義應當是黑白分明、不能夠絲毫假借的。在民主
的陽光下,這支劍光芒四射、森然凜然;在非民主的氛圍中,這支劍光彩盡斂毫無生
色。民主與否,就以這劍光的顯與隱為斷。
我們報人掌握著這樣一把光華萬丈的“民主之劍”,這是一種光榮。怎樣來發揚她
的光彩,使她在民主的陽光下能夠及鋒而試,這又是一種責任。我們請以此自勉,亦
以此與同業自勉。
——《新華日報》1943年10月2 日短評
出版法應是民間出版事業的自由保障書。何思敬。
有兩種出版法:一、保障以及發揚文明之出版法;二、摧殘以及毀滅文明之出版法。
我們中國需要哪一種?我們中國要不要走上文明國之大道,與其他文明國一起,在世
界舞臺上並駕齊驅?
文明國之道路就在于使人民的才智有發展之可能和真正的機會。出版是文明的指標,
但文明國決不以其政府出版物而自豪,文明國常以民間出版事業之興盛而自豪,常以
其民間出版物的品質之優良、種數與數量之眾多而自豪。英國如此,美國如此,法國
如此,蘇聯——真正人民的國家——尤其是人民自由出版之最高型。
文明國在憲法中不僅保證人民思想、信仰、言論、出版之自由,而且明文宣告放棄
檢查制度或禁止采用檢查制度。……
出版法——真正的出版法就是人民自由出版之保障書,其任務在保障民間的出版事
業有自由可享,在使民間的出版事業成為自由的事業,成為人民的自由的機關之一,
成為文明的母胎。
人類有了文字、紙張、書籍、印刷機、照相術、電報、電影以及各種電傳技術等文
化財產以來,全靠大多數人民能夠自由使用,這批文化財產或印刷文明才算得到了最
正當的使用,有了正當發展的機會。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近代文明的道路就是要建設一個進步的民主的
幸福的豐富的持久和平的世界;因此,它需要文明的創造,因此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
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許文明的批評,它沒有什麼經不起文明的批評之理——
而文明批判與自由研究就需要不僅在一個民族內而且在諸民族間自由的精神交通,人
民的自由出版就是這樣一個民族文明創造的交通機關。
近代文明的創造需要每一個民族都能貢獻其精英;所以近代文明的道路必然是民族
自由民族解放的道路,使各國人民的個性才智得到啟蒙與解放,得到自由發展,使各
國人民都睜開理智的眼睛去注意古今中外,注意外界與內心,注意自然與精神,注意
經濟、政治、軍事、文化以及其他一切。文明的自由出版就是近代文明的這樣一條道
路。
真正的出版法以人民的自由出版為常道,因人民的自由出版是思想信仰良心學術言
論自由集中的反射鏡。我們能希望一個出版法站在近代文明之外不保障其發展嗎?
——《新華日報》1946年2 月18日專論《出版法之修正》
救救出版業和讀書人
政府為了統治思想,報紙已經成了清一色,對于出版業也要來這一套。貼補政策下
的黨營書業,政府予以極大的權力,他們可以免除營業稅、印花稅、所得稅……,可
以免除兵役、可以得到官價的原料,可以飛機“復員”,可以到收復區“接收”房產、
印刷廠和一切的工具、原料。出版的書,當然是金科玉律,歌功頌德;虧完了本,當
然可以報銷。一方面用出版法作工具,排除異已;正當的出版業,還有什麼活路?可
惜不爭氣的強項作家,雖然用盡威脅利誘的方法,不肯與他們合伙;明眼的讀者,不
要看他們的書,于是乎放寬尺度,凡屬低級趣味的荒誕無稽的,甚而至于淫穢無恥的
書,隨便可以流行市上;無聊的文人和書賈,為了解決生活問題,衹好走這條路了。
一方面把學生的功課加緊、管束嚴密,沒有工夫看別的書。教科書要部編的,當然不
會含有“不正”的思想。窮人根本不必想讀書、識字,大學生用公費來籠絡,還得加
進特務來監視。思想不穩的教師隨時可以失蹤。青年人還讀什麼書?夠了,我希望每
個中國人都知道正當的出版業和讀書人,都被一網打盡在黑暗的地獄中,沒有人敢喊
一聲冤。趁著政治協商會議開會的時候,我們要戳穿這一套戲法。自然,每個人每個
事業都有他的黑暗面,而為他人所不知的。我們希望盡量的發表出來,讓有心人來救
救我們。
——《新華日報》1946年1 月2 日以出版自由繁榮出版業:解除精神匱乏的不二法
門
凡是常到各書店的門市部去看看、常常留意報紙上的書業廣告的人,都能發現,目
前出版業中表現著極不正常的現象。無數的讀者正渴望著讀到能夠幫助人認識現實解
決問題的出版物,可是新書新雜誌都顯著地減少。許多曾經每日出版若幹本書的書店,
現在衹能日出一本乃至幾日出一本乃至完全不出新書了。在這出版業衰頹的情形下,
大量地繼續不斷地印出來的衹是“色情”作品和“公報”式的書刊。前者以迎合低級
趣味和麻痹讀者為目的而到處泛濫;後者的出版對他們自己是“報銷”,對讀者是蒙
蔽欺騙,雖然並沒有人歡迎,也源源不斷地向市場傾銷。于是出現了很多賣弄風情、
搔首弄姿的所謂“作品”,甚至《玉梨魂》《情書一束》也翻印重版;于是甚至有些
官方的雜誌書籍大量印出來後,卻堆在棧房裏,任其霉爛。這些書本來衹是糟蹋紙張
油墨,並無什麼人閱讀。——透過這種種反常的現象,我們可以聽到讀者的嘆氣、民
營出版的訴苦和作家的呻吟。一般讀者在艱難生活中本已對書價搖頭,但縱然出高價,
也有無書可購之苦。正當的民營出版業已奄奄一息,陷于絕境。許多作家能夠也願意
供給為多數讀者所歡迎的新作,然而終于衹能擱筆或寫些不關痛癢的東西。
看了這種種現象,怎能不使人憂怨、使人憤慨?一個國家的出版業情況就是這個國
家的文化情況、民主程度的最正確的測驗器。目前出版業中的反常現象實在是嚴重的
危機。中國人民在精神食糧上也如在物質食糧上同樣有匱乏的恐慌,而且是被迫著接
受腐爛不堪的精神食糧,或甚至以砒霜來代替。要走向民主,要走向勝利,要使中國
不再是一個文化落後的國家,這種現象絕不能繼續存在。在一個自由的國家中,人民
一定能夠自由地得到合于他們需要的讀物,也就是一定有一個自由的繁榮發展的出版
業。或者說,以繁榮的出版業來供養人民的充分的精神食糧是自由的國家的一個重要
的標幟。——由這裏我們就可以解釋目前民營出版業困窘、出版物在質與量上都顯著
衰頹的現象產生的原因。
抗戰打開了人民的頭腦。人民需要多方面的知識、各種書籍。抗戰開始的一年內出
版業繁榮的現象即由此而來。假如出版家能夠不受任何障礙,繼續自由地供應合于需
要的書籍,廣大讀者自然會全力支持他們。縱然物價高漲、百業艱難,但衹要出版物
銷數多,定價仍可不致狂漲過甚,自由的出版業也決不至于不能維持。
同時,在自由的市場上,不合現實需要、不受讀者歡迎的出版物自然會淘汰,出版
物在質上也就一定能不斷提高。固然一般市民中容或仍有一部分人傾向于低級趣味、
喜歡無聊色情作品,這其實是在過去任何時期都有的,不過當正當的出版業繁榮之時,
投機出版物究竟衹是少數,它們的讀者也有可能被引導向正當讀物。
衹是因為現實的苦惱既助長了人們的不正常的心理,而正當的出版業又萎縮不堪,
才使色情書籍能夠泛濫一時,幾乎成為出版業的主流了。有心人固然為此扼腕嘆息,
但未始沒有人在暗中竊笑,以為得計。正本清源,要克服這種危機,也非使正當出版
業自由發展、正當出版品得到保障不可。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須徹底廢除現行檢查辦法,還必須在紙張、印刷、交通運
輸各方面都有充分自由的保障。在目前大後方紙的恐慌下,第一件要緊的事是如何發
展紙業生產,而不是統制紙張。在紙的統制下,平價紙的不均等的供應更加速了民營
出版業的末運。再加上多數印刷所被控制、郵寄運輸上的重重限制,書刊未出之前先
要經過嚴格的檢查、既出後仍有被停止發賣的危險,把民營出版業逼得一籌莫展 .這
許多實際情況不改變,出版業衰頹的現象是絕對無法挽回的。
最近有三十家出版業聯名發表緊急呼吁,他們沉痛地說,他們將“被迫從出版崗位
上總撤退”,要求當局給以紙張、印刷、郵寄、資金周轉上的便利。我們以為他們的
要求是極端正當的。這些出版業在最艱苦的環境中堅持崗位至今,是值得贊揚的。我
們希望他們繼續堅持,全國作家和廣大讀者,一定都會支持他們的主張,來要求解除
對于出版業的一切束縛,要求給出版業以自由和繁榮發展的可能。
——《新華日報》1945年6 月26日原題《出版業的危機》
論學術自由。莊沙音。
……
學術自由就是自由研究、自由討論,不受非法幹涉。反對學術自由的人,常把學術
自由看做是“隨便”說話,是有害民族利益的,是洪水猛獸。這還了得?然而這是最
俗流的看法,不值一駁。學術自由是有益國家民族的,特別是對于現在的中國。歐美
民主國家的學者也一向是維護學術自由的,他們的這種鬥爭是和反法西斯的戰爭相互
聯係著的。
衹有在法西斯的國家才會把學術自由當做是洪水猛獸!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
特勒攫得政權以後,首先便焚毀了各大學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的圖書。僅在柏林一地,
就消滅了一萬擔科學書籍和古典文藝書籍。一切知名的學者,非遭放逐,即遭屠殺。
過去的德國在科學上曾經有過很大的貢獻,現在卻衹剩下了一輩假借“遺傳學”、
“優生學”、“人種改良學”的偽科學家。從此,德國便陷入反科學的黑暗時代。
我們的反法西斯戰爭,在文化的意義上,就是要維護學術自由,反對摧殘人類的精
神遺產——文化。
中國是反法西斯侵略的民主國家,中國需要學術自由,學術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奠基
石之一。民主政治有極豐富的內容,如選舉,如黜官,如結社,如演講。而學術自由
就是民主精神與民主習慣中的最要緊的東西。我已經讀過張申府先生的《友聲與民主
》,他說:“我很相信,民主至少有兩方面,一是民主政治或民主制度,一是民主習
慣或民主精神。一狹一廣。二者當然相關,是互相制約、互為因果的。沒有民主政治,
民主習慣大概不能普遍;沒有民主精神,民主制度更恐不易實現。因此才所以特別需
要今日要求民主者,最好先就己身或自己團體盡可能的培養些民主精神,養成些民主
習慣,以開創風氣,以為天下先,以為後世訓”(《新華日報》1942年9 月27日)。
這話我完全同意。我還要說:在大學裏提倡學術自由,就是為了培養民主精神或民主
習慣,而終極目的就是為了實現民主政治或民主精神。
幹涉學術自由是不當的。自古以來,凡能提倡自由的時代,其學術必能昌盛。周秦
時代學術最發達;到宋朝,私人講學之風甚盛,天下學子,聞風景從。到了清初,乾
嘉諸老不聞政治,于是脫離現實,專門從事古代經典之訓釋與考證;自由講學風氣,
不復得見。
民初的北京大學,是由蔡子民先生主持的。其時提倡學術自由,蔚為風氣,影響全
國,收效後世。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說:“講到他的器局、他的識見,為人所不及,便
從這裏可見。因其器局大、識見遠,所以對于主張不同、才品不同的種種人物,都能
兼容並包,右援左引,盛極一時,而近來其一種風氣的開出、一大潮流的釀成,亦正
發育在此了”。有這種精神,文化才能發展、國家才能進步。
我們再說說外國的情形。譬如英國的牛津大學,一向以古老著稱,學生教授還穿著
中世紀僧侶式的黑袍,並且還保持了許多過時的習俗與環境。然而牛津當局對于學生
的求學,卻是采取極端放任主義的。幾年前曾來中國的世界學聯代表之一,英人傅路
德先生,是牛津的畢業生。他曾對我說:“牛津的風氣已經變了,什麼思想都有,什
麼政派都有,大家可以自由競爭,但絕不超越一定的範圍。”這是很好的。牛津絕沒
有一道一道的政府法令,政府也不把學生當做政爭的工具,教授更不問學生的黨派。
提倡教育獨立,這才是真正的學術自由。
歐美民主國家尚且如此,我們中國是要超越歐美的民主政治的。國父考察了歐美民
主政治以後,認為還有很多缺點,所以才創造了國父的民權主義。那麼,在中國,要
有更大限度的學術自由,是絕對應該的。
……
——《新華日報》1942年10月11日
獎勵自由研究
人類歷史上的前進運動,常常和思想自由的開展是分不開的。因為如果思想運動不
能自由開展,如果讓陳腐的、不合理的獨斷教義支配著人們的意識,如果不容許人們
擺脫既成的死的教條的束縛,而依據社會發展之新的要求,來從事自由的研究,那就
是等于在現實前面把人們的眼睛蒙上一層黑幕,使他們不可能看清當前社會發展的正
確道路,不可能辨別什麼是應該追求的目的,不可能揭露什麼是應該打倒的黑暗勢力,
因此也就不可能對黑暗勢力進行有力的鬥爭,不可能正確地推動革命運動。不論中外
古今,每當革命轉變的偉大時代,常常隨伴著一個文化上的啟蒙運動,開展自由研究
的風氣,打倒不合時代的因襲權威,剝斥現實中的黑暗事物,啟發新的時代所要求的
思想意識……。
在今天的抗日戰爭過程裏,我們要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建立新民主主義
的新中國。這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革命運動。在這偉大的鬥爭洪流中,我們需要對于
客觀現實的各方面的正確知識,作為前進的引路明燈。我們需要關于自己本國的社會
歷史的知識,也需要關于日本帝國主義以及世界各國的社會歷史知識。
在我們決定鬥爭的戰略策略的時候,這一切社會歷史方面的知識對我們是有很大幫
助的。我們也需要關于自然界的各種科學知識,這些知識在我們進行經濟建設以克服
長期戰爭中的物質困難時,也是不可少的。我們還需要各種各樣的學術上理論上的知
識,以便從各方面來提高我們的民族意識。但要能掌握這些知識,就必須一方面積極
地號召各種專家及知識分子,幫助和鼓勵他們從事深刻精密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
必須提倡勇于追求真理而不顧忌一切因襲教條的作風,就必須提倡自由獨立的研究作
風。
抗戰初期,全國的文化界曾表現出一時的蓬勃高漲的氣象。隨著政治的進步,研究、
出版、思想、言論的自由,得到了開展的機會。然而不久以後,一部分大地主大資產
階級策動了投降反共的陰謀,而文化上的倒退反動也就隨伴著投降分裂危機的發展,
在大後方許多地區抬起頭來。一切合理的思想言論遭受禁止,而讀經誦古的運動卻強
迫推行……。
但是,八路軍、新四軍所在的各抗日根據地區,卻一直沿著抗戰、團結、進步的路
線向前邁進。在政治經濟方面,固然有了飛躍的發展。而在文化方面,也同時在不斷
進步。當著大後方在倒退的情形下,使文化界人士不但不能安于工作,甚至于不能工
作的今天,在邊區,特別是延安,卻聚集了很多的全國有名的藝術家、理論家、科學
家,以及大批的知識分子;學術研究的空氣,一天比一天高漲。
中共邊區中央局五月一日的施政綱領裏,特別明白規定“獎勵自由研究”一項。這
一項規定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對于思想言論之自由發展是非常重視的。中國共產黨
是馬克思主義的黨,共產黨相信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是爭
取抗戰勝利和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指南;但同時也不否認,各派的學者和理論家,
衹要他們能認真地進行自己的研究,本著學術的良心來正視現實的問題,他們就能夠
對于真理的發現有所貢獻。中國共產黨不但不能輕視,而且非常尊重這些貢獻,承認
這些貢獻對于中國民族國家的發展有很大的意義。因此,在邊區,不但要大大的加強
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而且還要團結各派的學者和理論家們,進行各種各樣的科學研
究工作,幫助和獎勵這一切自由研究的活動。
必須把自由研究的風氣大大的開展起來,不但在陝甘寧邊區要這樣,而且在一切抗
日民主根據地也要這樣,這是新民主主義政治的一個重要的方面。
必須號召全國人士,特別是文化界以及知識分子,起來反對大後方束縛言論思想自
由的倒退現象。這是與反對妥協投降危機分不開的一個重要的方面。
——《解放日報》社論1941年6 月7 日
學術思想的自由問題。潘梓年a。
關于學術思想的自由問題,近來各方人士頗多論列。一般的講,大家是認為學術思
想應當自由,大都認為這種自由是民主國家重要表征之一。間或也有提出不同的論調
的,但已甚少從正面來加以反對,他們衹能從側面來反對,說這種自由不能是絕對的,
總或多或少地應當加以某些限制。這也可以說是時代潮流所趨,沒有人能夠過分違逆
它。
我們覺得,討論這個問題時首先須弄清楚一點,就是這個問題要從政治上來提出,
來討論;要把它當做具體問題來處理,不能把它當做抽象的東西看。就是說,主張學
術思想應有自由,是說學術思想不應受到政治力量的幹涉,應當讓它循著自身的規律
去展開,去發展,不是說學術思想應象野馬行雲那樣,漫無規律地亂闖亂撞。例如有
些反對思想自由的人說,若思想絕無規矩準繩的限制,就是思想的自殺,說,某一種
限制也可以促進思想的發展。他問:思想若不受邏輯的限制,則不合邏輯的思想是我
們所需要的嗎?若不受道德的限制,則不道德的思想是我們所需要的嗎?若不受國家
民族利益的限制,則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的思想是我們所需要的嗎?
等等。這種反對論就是有意把問題弄混亂了,好來混水摸
a潘梓年(1893—1972),江蘇宜興人,時任《新華日報》社社長。1956年當選為
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迫害致死。
魚,就是先把別人所提的具體問題拖到玄虛之中去,再對它鞭打一陣的辦法。目前
主張思想自由的人,誰也不會認為不合邏輯的思想也是好的,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的思
想也是好的,不道德的思想也是好的。他們衹是認為,某一思想的合不合邏輯,是不
是不道德,是否危害到國家民族的利益,學術思想自有它自己的規律,應讓學術思想
自己來解決,不應由外力來幹涉,由政治力量從外面來加以幹涉。就拿邏輯來講吧,
沒有了邏輯或不合邏輯的思想,它自身就站立不住,如果有人硬要提出這種思想來,
也不能為思想界容忍而要受到唾棄,更不要說這種思想能否算是一種學術了。危害國
家民族利益的思想,更要引起思想界的憤怒,一經發現,大家就要起來加以猛烈的攻
擊。試問目前有人敢把汪逆精衛之流妥協投降的思想,破壞團結的思想,主張中國人
打中國人的思想推薦到大後方來嗎?果然有人這樣來推薦的話,思想界有不立刻把他
打得頭破血流的嗎?道德不道德的問題更是如此。在抗戰建國時期,妥協投降的思想
就是最不道德的思想,破壞團結的思想也是最不道德的思想,一心想著發點國難財的
思想也是最不道德的思想。這些思想,盡管會在有些人的腦子內縈回奔騰,卻沒有人
敢明目張膽地提到論壇上來;盡管會有些人不聲不響地,遮遮掩掩地在那樣做,卻沒
有人敢于公然提出那樣的主張來。為什麼?就是因為思想界斷然不會容許這種思想出
頭露面的緣故。所以我們說,思想自有它自己的規律。
主張思想自由的人,是認為思想的是非曲直,應讓它在自由發展中自己來解決,不
要用政治力量從外面來加以幹涉,而不是抽象地來主張思想自由,把思想當做漫無規
律的東西。這一點,是談思想自由問題時,首先就要弄清楚的。
進一步來討論,所以要主張思想自由,正是為的要來加強思想自身的規律,要讓這
個規律在思想的自由開展、自由發展之中壯健起來,堅強起來。思想愈能自由,它的
是非曲直,愈能明晰而周密。譬如,上述那種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的思想,不道德的思
想,敢于公然提到論壇上來的固然不會有,但很可能穿著偽裝來出現,或彎彎曲曲來
偷運,或強詞奪理地來武斷,或甚至憑借某種優越的勢位來欺凌。遇有這樣的情形時,
在思想自由的社會裏就自然會有人出來加以剖析,揭露,勾微,發隱,使它須眉畢現,
無所形遁;或群起而攻,使它恃強難逞。否則趙高指鹿為馬,也無人敢加指斥,那就
連是非曲直也不會有,還講什麼道德,講什麼國家民族的利益呢?
至于邏輯,更要明顯,真理因愈辯而愈明,邏輯也就是思想愈自由而愈臻完密。思
想的規律是蘊藏于思想自身,正如身體的康強蘊藏于身體自身一樣。要求得身體的康
強,必須首先解除有礙于身體的自由生長的一切束縛如束胸、裹足等等。要求得思想
規律的壯健與堅強,必須首先解脫障礙思想自由發展的一切束縛如政治力量的幹涉等
等。
從這一點上來看,目前民主國家的反法西斯戰爭,這個空前慘烈的世界大戰,可以
說就是要來把人類的思想自由從法西斯的瘟疫中拯救出來,民主國家所以不惜拋擲這
樣巨大的生命財產來撲滅法西斯惡魔,因為它是人類思想自由最凶狠的死敵,也是重
要原因之一。關于這一層,蒙巴頓將軍就曾指點得異常明確,他說:“我們的敵人法
西斯,當它走上政治舞臺時,首先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思想
自由。”所以照他說來,我們再也不能做這樣的蠢事,一方面在用戰爭來反對法西斯,
另一方面卻又以為不能讓人民有思想上的自由。他這樣說話的確是非常明智的,卻也
是非常平凡的。我們所以對法西斯誓不兩立,所以對于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生死以之,
對這戰爭看做是我們生死存亡的關頭,固然是因為法西斯侵略者要侵占我領土,掠奪
我財產,奴役我人民,荼毒我生靈,而且也是因為它還要剝奪我自由,室息我思想,
破滅我文化,毀壞我文明。那麼,一方面在用戰爭來反對法西斯,另一方面卻以為不
能讓人民有思想上的自由,那不是再愚蠢也沒有的事嗎?
也有人這樣說,思想自由是要有的,但在戰時又當別論,因為戰爭須要力量集中,
從而須要意誌集中,從而須要思想集中,從而思想就不能講自由。這種說法,真所謂
失之毫厘,差以千裏。在這一問題上,美副總統華萊士曾提供我們一個很賢明的意見。
他在上月二十二日中美文化協會成立五周年時向中國廣播,其中有一段說:“中國和
美國在戰時必須努力保存每一公民盡力貢獻于時代學術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權利。實現
法律下的個人自由,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的諸大原則。中美人民以獨裁者的行為為殷
鑒,都知道我們如果在戰鬥過程中失去個人自由,那麼,決沒有戰勝法西斯主義可言;
如果富于創造才能的人士,沒有提供其批評的思想以及謀我共同福利的良法,那麼,
也沒有建設新世界的可能。”華萊士這話還說得不明白嗎?如果沒有思想自由,學術
自由,不但沒有戰後建設新世界的可能,而且就連目前的反法西斯戰爭也沒有勝利可
言。
華萊士這一段話,在有些人聽來,也許要以為不過是那麼說說而已,事實上並不見
得是如此,那麼就請看看事實吧。試問我們到底憑什麼來和法西斯強盜作戰呢?我們
憑什麼能夠確信自己的反法西斯戰爭一定能夠勝利呢?靠武器精良,兵力雄厚,軍事
工業發達嗎?是的,這一些自然在必要條件之中的。但是,在我們的抗日戰爭爆發之
初,這些條件遠比敵人差,為什麼我們竟敢接受敵人的挑戰,而且堅信最後勝利一定
屬于我們呢?就是到了現在,我們在這些條件上仍然還是劣勢,為什麼我們的勝利信
心仍然還是屹立不搖?蘇聯在這些條件上,至少在對德抗戰之初並不見得比德國為優,
為什麼蘇聯人民以及全世界人士一致相信蘇聯必勝,而且現在蘇聯確已大捷頻傳,快
把敵人完全逐出國境了呢?沒有別的,這裏有一個關健,就是民主,蘇聯的人民向來
保有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等等的民主權利。民主國家所以要用戰爭來反對法西斯統治
的理由在此。法西斯國家必敗,民主國家必勝的根據也就在此。
國家的戰鬥力是要從人民身上獲得的。衹有廣大的人民都能發揮出自己的力量時,
國家才算是真正有了力量。否則就算妳僥幸取得了大量的機械化部隊,高度現代化的
軍事工業,也終于是枉然。前者的典型例子則是蘇聯。後者的典型例子是希特勒德國。
蘇聯就因為他每一個公民都已有了盡力貢獻于時代學術和解決政治社會問題的權利,
都已有了提供其批評的思想以謀共同福利的自由,所以富于創造才能的人士能夠泉涌
而出,所以能在短短廿餘年之中,把貧窮愚昧的帝俄一變而為文化甲天下,富庶近英
美的蘇聯,所以能在抗德戰爭之中生產突飛猛揚,戰術精進,兵源泉涌,戰士的英勇
和犧牲精神和人民的愛國熱誠,使全世界都為之驚嘆不置。
因此,我們可以明了,華萊士那種說法,確乎完全是從事實中探究出來的真理,絲
毫也不是隨便說說的。
華萊士所指出的這個真理,對于我們中國,特別值得珍視。我們所需要解決的政治
社會問題正多,需要人民盡力貢獻于時代學術,需要人民提供其批評的思想正殷,需
要富于創造才能的人士正切。不但為了要建立三民主義新中國,亟需要有學術自由,
思想自由,就是為了要能戰勝法西斯日寇,為了要能和同盟諸民主國家並駕齊驅,也
同樣亟需要有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就是為了要在武裝、戰術、軍事工業等等條件上,
使我們的對敵劣勢有所改進,更是亟需要有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學術思想的自由,
決不是和作戰不相容,恰恰相反,是大有助于作戰能力的提高的。
還有一層,學術思想的自由,不能衹是指自然科學來講,是要包括自然科學,社會
科學以至哲學等一切學術思想來說的。目前一般人士,對自然科學可說已開始重視。
不過實際上的重視的還是偏在自然科學的技術方面,對于自然科學理論,科學思想,
科學態度等等,還未免重視得很不夠,還是讓少數自然科學家在四向呼吁。至于社會
科學,那就更是有人把它看做不急之需。這實在是莫大的缺陷。這兩種科學實是同樣
的重要,不宜有所偏倚。如果一定要說對目前中國不能不有個輕重緩急的話,那麼,
社會科學暫時有比自然科學更值得被人重視的理由。因為要求得自然科學的發展,尤
其是為要求得自然科學的發展不致誤入歧途,必須首先在各種社會問題上能夠找到解
決的途徑——正確的解決途徑,作為基礎才行。同樣的自然科學,在有些先進國家就
發展得遲慢以至于停滯,在蘇聯等民主國家就發展得非常之快;同樣的自然科學,在
蘇聯等民主國家發展起來就真正成為國利民福,在法西斯國家發展起來就適足以禍國
殃民;這裏的差別,正就在于一方面的各種社會問題都能正確地解決了,另一方面的
各種社會問題則還沒有能夠解決,或沒有能夠正確地解決。社會問題的解決有需乎社
會科學做武器。所以,如政治、經濟、歷史等社會科學,對于目前的中國是迫切需要
的。學術思想的自由對社會科學也比對自然科學更為重要。在目前,尤其在中國,在
社會科學方面可能引起的爭論,要比在自然科學方面可能引起的繁復得多。爭論愈多,
愈復雜,它所需要的自由發展也就愈大,愈迫切。因為是非是愈爭愈分明,真理是愈
辯愈深透,這個道理是誰都知道的。
學術思想需要自由,一般的講,是指一切學術來說的,特殊一點來講,尤其要指社
會科學來說。
學術自由,思想自由,是把民主國家和法西斯國家區別開來的重要特征,也是戰勝
法西斯日寇建立新中國的必要條件。我們迫切需要有學術思想的自由。
——《新華日報》1944年3 月26日
中國需要真正的普選
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力民。
這是一個老問題:中國廣大人民文化水準太低,致使有些人懷疑他們是否有運用選
舉權的能力;反對實行民主的人,更以此為借口,企圖拖延民主的實行,並從而誣蔑
解放區的民主選舉。如象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和平日報》社論就可作為代表,那
社論裏面說:“……共產黨拿‘普選’和‘不記名投票’來欺騙人民。
誰不知道,中國人民有百分之八十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出,他們既不能記自己的名,
更不會記共產黨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這種政府衹能叫做‘魔術’政
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產黨人卻掩耳盜鈴,硬說‘魔術’就是‘民主’,簡
直是對全國人民的一種侮辱“。這種說法,不僅是誣蔑解放區的人民,而且推論下去
就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人民還無法運用民主選舉,還應當由他們繼續”訓政“
下去。居心何在,不問可知。
假若將來中國人民個個都能識字了,實行選舉時一定便利得多,這是很明白的。現
在中國人民文盲太多,進行選舉時非常麻煩,這也是事實。但是,無論如何,選舉的
能否進行和能否進行得好,主要關鍵在于人民有沒有發表意見和反對他人意見的權利,
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無拘束的擁護某個人和反對某個人,至于選舉的技術問題並不是
無法解決的。解放區實行民主選舉的經驗便是明證。我們略舉幾個例子,看看解放區
是怎樣選舉的吧:首先要說明,候選人決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鄉選中
每一個選民都可以單獨提出一個候選人。在縣選中每十個選民可以連合提出一個候選
人。
選舉的方法是分成兩種:一種是識字的人,寫選票;一種是不識字的人,則以投豆
子代替寫選票。這是很久以來就采用了的方法,在實踐過程中又曾有過不斷的改進和
新的創造。過去的辦法是由候選人坐在曬場上,每人背後擺一個罐或碗,因事不能到
會的候選人仍然給他們空出位子,位子後擺上碗,每衹碗上都貼著候選人的名字,選
民每人按應選出的人數發豆子數粒,于是各人便把豆子投入自己所要選的那個人碗中,
在投豆子之前,先由監選人向大家說明每一衹碗所代表的候選人,一般說起來,不識
字的老百姓總是特別留意于記憶的,在這件他們看來很鄭重的事情上,更是不致于弄
錯。這種方法還有缺點,那就是當每個選民投豆子時,到會的人都可以看得見,實際
上成了記名投票。後來就改變方法,把碗統統放到另外一個房子裏,除監選人在選民
萬一記不清楚時從旁幫助說明外,其餘的一概不準在場。但這種方法仍有缺點,因為
碗是仰著放的,那個碗裏已有的豆子多,那個碗裏已有的豆子少,都看得清楚,這樣
就可能使後來的投票受到先前投票者的影響,因而不自覺的失去了自主性。補救這個
缺點的方法,就是用紙把每一個碗都蓋起來,而讓投票者從碗邊上把豆子投進去。最
近陝甘寧邊區的選舉中又創造了一種新的方法,在候選人數不多(鄉的選舉中候選人
一般是不會太多的)的時候,依候選人的多少,發給選民幾顆,顏色不同的豆子,比
如:黑豆一顆代表張××;黃豆一顆,代表李××;玉米一顆,代表趙××等,另外
每個選民再發給小紙一張,如果想選誰,就把代表誰的豆子用紙包上,放在碗裏,同
時包幾顆者作廢。這種方法非常適合農村文盲的無記名投票,在某些地方實行結果很
好。
以上衹是略略舉幾種方法作為例證而已,此外也還有其他的方法。這些方法的創造
證明了衹要有實行民主的決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與不識字都不會變成不可克服的障
礙。那些信口誣蔑解放區選舉,並企圖以此來拖延民主選舉之施行的謊言,完全沒有
事實根據。才真是“對全國人民的一種侮辱”哩。
——《新華日報》1946年1 月24日
論選舉權
選舉權是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所必須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碼的政治權利。民主國
家,主權在民;人民是主人翁,官吏是公僕,代議士是人民的代表,好象是監督和管
理僕役的管家。如果人民沒有選舉權,不能選舉官吏和代議士,則這個國家決不是民
主國家,決不是民治國家了。本來,人民衹享有一個選舉權,還不能夠算是徹底的、
充分的有效的民權。象中山先生所說:“從前沒有充分民權的時候,人民選舉了官吏、
議員之後,便不能夠再問。這種民權是間接民權。間接民權就是代議政體,要代議士
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夠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夠實
行這四個民權。”所謂四個民權,就是在選舉權之外,更加上罷免權、創制權、復決
權這三個權。人民同時享有這四個權,才能算是徹底的、充分的、有效的民權。但是,
假使人民連選舉權都不能享有,那就根本談不到民主、民治,而和中山先生的理想,
更不知相去幾千萬裏了。所以凡是真正的民主國家,就必須讓人民享有選舉權。衹要
是這個國家的人民,那就除卻“精神缺陷”
或“被法院判處褫奪公權”的人們外,一達到成年,都應享有選舉權,不能加以任
何性別、種族、信仰、資產、教育程度、社會出身乃至居住年限等限制條件,另一方
面,每一個人民也衹應享有一個選舉權,不能依據任何性別、種族、信仰、資產、教
育程度、社會出身及至居住條件等優越條件,而取得一個以上的選舉權。這就是中山
先生所主張的“廢除以資產為標準之階級選舉”,而“實行”的“普通”、“平等”
的“普選制”。固然,在過去,甚至現在,有些民主國家的選舉制度,並不是普選制,
而是限制選舉制。但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潮流所趨,很明顯地,是不可阻遏
地走向普選制了。特別在我們中國,中山先生老早就已主張普選制。在理論上,一切
人民都將享有同等的選舉權,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然而問題不是在理論上,而是在事實上。如果,事實上人民不能夠享有同等的選舉
權:有的人有選舉權,有的人沒有選舉權;少數人享有的選舉權多,多數人享有的選
舉權少,則普選制雖在理論上被承認、在法律上被規定,結果,還不是一句空話!我
們所要問的,是人民現在是不是已經都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將來,是
不是真都能享有這種選舉權,如果現在還沒有、將來也未必能,那我們就必須努力促
使它有、爭取它能。
自然,這裏所謂“人民”,決不包括漢姦在內。因為這些東西,是全國人民的敵人,
它本身已經不是“人民”。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曾說:“蓋民國之
民權,唯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輕授此權于反對民國之人,使得借以破壞民國。
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
國民以效忠于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和權利”。
很明顯,能否享有民權,衹看他是反對敵人、還是效忠敵人,而不是問他屬于哪個黨
派、哪個集團。那麼,現在,應該被剝奪選舉權的,也就衹是漢姦,而不是其他任何
人民。另一方面,衹要是漢姦,便應該剝奪他的選舉權,使他不能潛伏在“民國”之
內,公開、秘密做“反對民國”、“破壞民國”的勾當。
假使我們對漢姦給予選舉權,而對人民,則剝奪選舉權,那就犯了天大的錯誤!
人民有了選舉權,不僅是可以選舉代議士,而且是可以選舉政府官吏;不僅是可以
選舉地方官吏,而且是可以選舉中央官吏。象中山先生所說:“人民對于本縣之政治,
當有普通選舉之權、創制之權、復決之權、罷免之權;而對于一國之政治,選舉權之
外,其餘之同等權,則付托于國民大會之代表以行之。”這就是說,人民所享有的民
權,不能不是愈到下層,愈廣泛,直接。但選舉權則雖對于中央,也是可以無限制地
運用的。特別是代表人民的所謂代表機關,不論是國會也好,國民大會也好,必須由
人民自己選舉代表組成,否則這種機關,便不是民意機關。
選舉權是不是能夠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運用,與被選舉權有無不合理的限制與
剝奪,具有著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本來,廣義地說,選舉權就包括被選舉權在內。
有選舉權的運用,就必有被選舉的對象。因而有選舉權存在,就同時,有被選舉權存
在。如果被選舉權受了限制,則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了限制。具體地說,假使某些
人民被剝奪了被選舉權,則有選舉權的人就不能去選舉他們,因而選舉權的運用,也
就受著限制了。所以真正的普選制,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且被選舉
權也要“普通”、“平等”;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
等的被選舉權。除了“精神缺陷”或“被法院判處褫奪公權”
的人們,以及漢姦外,任何人的被選舉權都不應該被限制、被剝奪。不僅不應該以
資產多寡、地位高下、權力大小為標準,而且也不該以學問優劣、知識多少為標準。
唯一的標準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為人民所擁護,因而也就衹
有讓人民自己去選擇。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
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
最後,應該說及的,是要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實行普選制,使人民能在實際上,
享有“普通”、“平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則必須如中山先生所說,在選舉以前,
“保障各地方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也就是
“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權。”否則,所謂選舉權,仍不過
是紙上的權利罷了。
——《新華日報》社論1944年2 月2 日
競選
街頭的議論界熱鬧起來了,大選在村民們的心裏,好象坡裏黃黃的麥穗一樣,一天
一天成熟了。
六月一日婦女會召開了會員大會,討論後提出婦女的候選人。“咱婦女會員要當選
村長,張大媽做公事認真、負責任,真正擋上擋下的人才。保證每月開個檢計會,拉
一回清單,保證減租交息……”。會員都喊道:“對呀!咱去宣傳,公民小組開會,
咱一定要提出來對大伙說說”。
各種團體開會完畢之後,競賽開始了!大會嚴肅、緊張。上任村長報告一年村政工
作並檢討了自己,當他報告檢討完了征求大家意見的時候,人叢中幾個人自言自語:
“妳都檢討出來了,咱沒的說了”。
接著討論通過候選人,會場頓時寂靜了。青年李××說:“××前年大掃蕩,他歡
迎了鬼子,不夠候選人資格”,張大嫂也說:“我也看見他歡迎鬼子來著,俺娘兒躲
在小溝裏,看見他打小白旗,迎著大路走去……”會場立刻應和起來:“對呀!沒有
資格”。舉手表決後,選委會從黑板上擦去了××的名字!墻腳兩個老大娘在議論:
“活這麼大年紀還才看到村長是自己選呢!”“是呀!這二十一個人是從大伙中用篩
子篩出來的,象蘿面似的,越蘿越細,妳看張大媽多能幹呀!咱們的代表”。
這時,又有人站起來發言:“我介紹李大嫂做候選人,今年春荒,人家滿鍋清水,
還是一天到晚東跑西奔的辦公事”。
二十一個候選人通過了。馬上就要投票,張大娘嚷著:“慢點,妳再多唸幾遍,我
記不得。”大家挑選著對象,一邊挑一邊批評。會場熱鬧極了。監票人李××,最後
把票包起來,很重的用指頭蘸上封了包。他對人說:“咱活了這麼一把年紀,第一次
嘗嘗民主的味道。”
在開票前,村民們在坡裏互相詢問著:“妳投了誰的票呵?”“又不大離兒,還是
張大媽幹吧!”
晚飯後,公民們急忙走向會場去,當票開完,被選人各階層人數相等,會場異常靜
肅了。
第二天,公民們都說:“一碗水都端的平平的,這些才是當家人呢”!
——《新華日報》1944年1 月16日
--
此情可待成追憶,衹是當時已惘然。
※ 來源:.一塌糊塗 BBS http://ytht.net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暱名天使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