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信人: xueshao (xueshao), 信區: civic_life 標 題: 崔衛平：寄望“公共知識分子”影響今天之中國 發信站: 一塌糊塗流浪者樂園 (Thu Sep 23 09:25:13 2004) 崔衛平：寄望“公共知識分子”影響今天之中國 原題：今天誰能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被寄厚望 崔衛平 一個知識分子的工作如何具有“公共性質”？他能夠在別人看不出問題的地方，看 出問題來；在別人司空見慣之處，發現隱藏的危險，以及那些未被人覺察的希望 近期《南方人物周刊》選出50名“影響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毫無疑問，這50個 人，都是在某個領域、某個範圍、某些特定人群中產生某種影響的人，他們工作及其 成果是令人尊敬的。但是“有影響的”人物，並不直接等于“影響中國”。這是完全 不同的概唸。 很簡單，以理唸作為資本的知識分子要能夠“影響中國”，除非他們的思想轉化為 某項公共決策，或成為制定某項法律條文的依據，使得現有的某些格局發生結構性和 調整，從而造成某種不可逆轉的變化。 在這個意義上，比如高耀潔女士長久以來艱苦卓絕的工作，最終推動和導致了中國 政府部門正視艾滋病和制定相關政策，這就產生了某些看得見的影響。再比如說去年 中山大學艾曉明教授為孫誌剛事件所作的有力呼吁，最終導致廢除收容遣送制度。這 也是看得見的影響。當然，把一個很長的過程中的很多人的努力，歸結于某個人的作 用，這又有些不恰當了。 這樣說，並不等于知識分子的工作必須導向公共政策，也不等于衹有公共政策才是 知識分子的歸途。我同意關于知識分子是“理唸人”的說法，如果他們的工作沒有導 向公共政策，既不是他們的過錯，也絲毫不降低其本來的意義。 一個簡單的問題：在當今中國，誰能影響中國？誰在中國的公共決策中起著主導地 位？ 照這個名單看過去，如果說這些人“影響”了或者正在“影響”中國（注意，說的 是“中國”），那麼這個中國衹能是全世界自由和民主的榜樣。 ——顯然，並不是把話說得越大，便越好。即使是媒體，它有自己的尺度，也有遵 循公共尺度的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是：什麼是公共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取決于他的工作的“公共性 質”。盡管“公共性”並不是知識分子惟一追求的。 而一個知識分子的工作如何具有“公共性質”？這不僅僅體現在對于公共事務的關 心或批判。在這一點上，最容易引起人們的誤會。當然，這種誤會是有理由的，因為 有那麼多人不關心公共事務，關心是難得的。但別忘了，非知識分子人群中也同樣有 這種難得的人。 知識分子的關心，更多地體現在他是否能夠在現有的公共平臺上（不管是成熟的， 還是不成熟的）引進某些新的或者不同的維度，發掘那些被忽視和遺忘的視角，以自 己新帶進來的眼光和尺度，對現有的平臺構成一個刺激，產生一個衝擊，從而將現有 的平臺進一步做大，拓展其張力和空間。這是一個訓練有素的人所從事的富有創新、 創見的工作。 有一個詞匯很好，叫做“洞見”。公共知識分子即是一個“有洞見”的人。他能夠 在別人看不出問題的地方，看出問題來；在別人司空見慣之處，發現隱藏的危險，以 及那些未被人覺察的希望。他和那些被遮蔽、被窒息、被掩蓋的東西站在一起。他的 預見性、遠見也就在此。比如，秦暉先生在“經濟大潮”勢不可擋的情況下，較早提 出“社會公正”，就是一個具有前瞻性的公共知識分子的立場。 不客氣地說，有些喜歡在火災現場圍觀並評頭論足的人，或者說一看見火災才興奮 起來的人，他們的公共性是有限的。這些人天天在街上轉悠，不是因為對公共事務的 關心，而是不知道怎麼在自己的屋子裏與自己相處。 而如果人類良心是被遮蔽的、被壓抑的，知識分子就和人類良心站在一起，所以有 “良心知識分子”的存在。但是，正如漢娜。阿倫特所說，對一個人來說是良心不能 忍受的事情，另一個人卻熟視無睹，因為他的良心覺得可以忍受。把公共事務交給良 心這樣一個主觀性的東西多少有些危險，良心並不是我們評價和衡量公共事務以及公 共生活中他人的惟一尺度。 在這個意義上，“良心知識分子”不等于“公共知識分子”。王怡文章中提到的索 爾仁尼琴，便是一個典型的“良心知識分子”而非“公共知識分子”。而那些以“良 心的警察” 自居的人，動不動就要質問別人良心何在的人，更是與公共知識分子相距十萬八千 裏。 ——中國《新聞周刊》（9/22/2004 12：39 -- ※ 來源:．一塌糊塗流浪者樂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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