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話：大陸最近對公共知識分子的討論如火如荼，顯示出知識精英階層 不滿于被政治隔離的狀況，這一系列的文章有很多，以後會逐漸向大家介紹□□ 公共知識分子：何種公共？ 　　 　　 　　當對知識分子的定義還處于模糊的語義地帶，企圖完好地描繪出公共知識分l的 面目，的確是一件勉為其難的事情。所以《南方人物周刊》評選現代中國五十名公共 知識分子的舉動，如果不引發一場浩大的爭論，卻不足以顯現這個喧囂的時代與國度 的勃勃生氣了。比照自由與開明的氣氛，最合適的爭論場所自然是人氣鼎盛的各大中 文網絡論壇。而根據現今奼出的某些跡象，我可以做出這樣的斷言，這次公共知識分 子的話題，勢必成為繼“甘蘇事件”與“郎咸平旋風”之後的又一沸點。甚至也如同 以往的大多數思想論戰一樣，這次爭論很可能會流于口水話語的淺薄與加重派系對立 的裂痕，而難以產生能給我們的精神軀體帶來教養的結果。爭論日益淪為發泄政治青 春期憤怒的言說管道，可以說是這場方興未艾的鬧劇留給我們的啟示之一。因為我們 看到，置身于論爭漩渦中的人們把目光都熱切投向了公共知識分子這一名分的最終歸 宿上：誰應該是，誰又沒有當選的資格；卻忽略了更為本源的問題：公共知識分子的 “厭共”的具體指向什麼，它究竟為何種公共：知識的，還是分子的？在一個公共話 語領域尚且柔弱不堪的國家，惟有先明曉了“公共”一詞的深層次內涵，才有可能于 迫切的期待中推動它走向強健。 　　 　　我們不應該回避這樣的問題：是否有一種公共哲學的存在？遺憾的是，優秀絢評 論家沃爾特﹒李普曼的《公共哲學的復興》沒有給出一個讓我滿意的答案。因為他先 在地預設了在希臘時代可以找尋到公共哲學古老的影子。而依照他的說法，蘇格拉底 便是所有現代公共知識分子的始祖，他在雅典法庭上的沉靜的申辯，流轉到了20世紀 ，就成了保羅﹒薩特五月零場上聲嘶力竭的吶喊。不能說這個看法是荒謬不經的，畢 竟在很多人眼裡，蘇格拉底具備了一個合格的知識分子所應具備的基本條件：知識、 良心、批判的激情、行動的渴望──《南方人物周刊》就是以此為評選條例的。當然 ，名噪一時的美國公共知識分子李普曼也會認同這個標準ｘ這甚至就是他一生的寫照 。基于對蘇格拉底的身份判斷，李普曼完全有理由認為，公共哲學經過了數個世紀的 沉寂後又開始了死灰復燃的生涯。的確，他的論証是很富含說服力的。只是作為現代 人的評論家沒有看清楚這一點，哲學經過長久的冰封後，已經被刻骨的寒冷敗壞了品 質。同樣的，在現代人的迷離眼神裡，蘇格拉底還可能是一個保守反動的政客，或者 夸夸其談的小醜。 　　 　　哲學能否公共，正如大眾哲學如何可能一樣，這類帶有濃重的現代味道的問題只 會讓希臘人笑破肚皮。幾乎所有的雅典城邦的公民都會承認他們不需要哲學。即使是 那為數憧少的幾個，也就是所謂的哲人，則認定哲學是私人的事情，他們追尋智慧， 僅僅是聽從神靈的教諭。按照柏拉圖的解釋，大眾擁有的只是意見，與其相對的知識 則屬于少數的哲學家。知識是高于常識的，不然哲學家們就不必走出陰暗的洞穴了。 但他們最終又從刺眼的陽光下回到黑暗﹁─這一精神事件暗示著他們的日常生活是離 開不了意見的，是絕對政治性的──“公共”的含義在這個意義上最為顯明：公共是 全體公民的意見的聚集，哲人只能──也必須──以公民的面容登場說話，否則便有 打破城邦的禁忌而遭受政治迫害的危險。哲人的發言應該是謹慎的，不捲說那些微言 大義的言說方式，他的表達──即使是知識的──也只可能作為一種意見傳入公眾的 耳朵，而這種意見的力量並不強于一個鞋匠或者商人。表現為廣場辯論的希臘“公共 ”是反哲學的，至少其中沒有哲學尊貴的位置。“公共哲學”一詞，本身就是矛盾的 。 　　 　　掗樣看來，現代人使用這個詞語就映射出了新的精神意義。他們所把持的哲學， 已遠遠拋開了希臘時代流傳的觀念。哲學與公共的媾和，正隱喻著現代哲學已經下降 為一種大眾的意見。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更恰切地理解知識分子這一稱謂。如果 能確定“知識”的所指，說哲人蘇格殮底是一個知識分子也無不可，前提是這裡的知 識還沿襲了希臘的概念。而現代知識分子的“知識”，早已背叛了經典的定義，由啟 蒙而導致的他們身份的淪落，致使他們的知識喪失了一切獨立的特性，而混雜于大眾 的意見中。“知識分子”的一個更好的說法，其實應該是“意見分子”。他們以發表 意見為天然職分，以自我信仰的意見去戰勝他人的意見為終極抱負。他們最傾心的地 方，是作為“公共”的廣場──這廣場在現代，現身為講台、報刊和網絡論壇。因為 場所的變異，聲音的詩學也要轉化為觀念的批判。可無論哪種觀念的表達，終究逃脫 不了意見的籠掝。“公共哲學”這一最能代表現代性的詞語是成立的，只是李普曼的 標題要改成“公共哲學的誕生”才更合理。 　　 　　這裡，我們可以追尋到公共知識分子（公共意見分子？）的隱秘面容了。它不僅 僅是一種顯在的身份，在成熟時期，也應該是一種職業。它力求掌握盡可能多的祩識 ，在最能被聽到的地方發表自己的意見，最好能影響正在進行的某種事業。從表面上 看，公共知識分子既要求“知識”（意見）的公共，也主張“分子”的公共。但他們 所擁有的知識，比起其他人來，並不具有形而上的優先性。民主制度的殘酷下，現代 的鞋匠和商人也有資格在厭共領域呼吁召喚，他們的知識如果能打動聽眾的心靈，也 會贏得同樣響亮的掌聲。只是很多時候，他們不願意參與而已。對比之下，我認為“ 分子”更應該是公共的。作為國家的“分子”之一的鞋匠和商人們不願拋頭露面，而 公共知識分子的職業特性則要求他們必須佇立于公共領域絢前台。當然，我們要承認 ，在現今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還沒有充分職業化，它多半是由那些有著言說欲望的 人們所兼任。如此，我們便不能以那些苛刻的條件來責難他們。因為他們的言說，完 全是出自一種深重的良知感與批判情懷。直面慘淡的現實，他們也有充足的理由像鞋 匠撤商人那樣選擇緘默，他們的“意見”並不具有公共性。而挺身出來發言，卻是在 盡“分子”的公民責任。言說的過程，正是“分子”公共化的過程。公共知識分子的 “公共”，是“知識”的公共，更是“分子”的公共。 　　 　　談及知識與言說，我想起了在這次爭論中扮演著重要膜色的王怡先生。作為五十 名公共知識分子之一，他給自己的戒律“知而不言是一種罪”或許有著一定的代表性 。可正是這種標榜（我認為是自勉），給他引來了無盡的攻擊。在我的思路裡，以這 句話來評定他人，的確容易滑入道德批判的泥潭。可對于那些公共知識分子，它卻有 著毨定的警醒力度，“分子”的公共，正強烈呼應著一種基于道德感的言說行動。因 為沉默而生的災難，惟有投影于公共知識分子的靈魂世界裡，沉積為一種永不消除的 原罪，才算是一場公共的審判。這種說法也許有些沉重而專橫了，可根據王怡的意思 ，它依然是符合邏輯的，因為公共祩識分子的“知”是一般人所空缺的。那麼這裡的 “知”該是一種什麼樣子的“知”呢？如果是現代的，那它不過是種“意見”，似乎 也不能為知識人所獨佔，因而也不能成為定罪的依據。如果是希臘式的，那麼這種“ 知”的所有者便可能是走出洞穴的哲人了，哲人的確有著其他公民襟所難以窺見的事 物。但有“知”是否一定就要說出呢？阿倫特的解讀裡，柏拉圖有這樣一個說法：哲 學起源于驚詫。可驚詫之後又該如何──是張口大喊吵醒那些痴迷于洞穴生活的人們 ，還是無聲無息地尋找通往智慧的路徑？蘇格拉底用他的死回答了這個尖銳的問題。 而此後，對罝那些擁有真“知”的人，“知而不言”已不再是一個問題，真正的問題 應是“怎麼言說”。當然，在現代的公共知識分子們看來，這些都不是問題，因為他 們既不會驚詫，也不懂得沉默。 　　 　　 2004年9月13日于寧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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