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NewTV (新電視)》之銘言： : : 謝謝大大的解釋 不過還是有些問題不太懂 : : 1. 如果沒有農業現代化 為什麼日治時期臺灣的農業可以發展得很快 反壓日本? : : 　 如果有 像蓬萊米這種品種改良日本本土應該也適用 : : 還是說是嘉南大圳的功勞@ @ 其實日本也有發展農業﹐不過日本發展得更早﹐等到後期就變成停滯不前。 1870-1912年﹐日本的農業投資增長遠高於產出增長﹐ 深耕技術、品種改良、使用化肥在這個階段得到普及﹐ 是那個時代日本農業的“一戰前現代化”。 到了1890年﹐日本農業土地每町（0.99公頃）收入是357日元﹐ 1912年增至439日元﹐土地產出年增率達到2%﹐土地面積也達至極高點。 此後由於一戰的刺激﹐投資轉向工商業﹐而由於朝鮮台灣的獲得﹐ 讓日本提出諸如“農業台灣、工業日本”之類的國家計劃﹐ 日本的農業便開始停滯甚至下滑。 朝鮮半島與台灣的農業情況又跟日本不同。 朝鮮半島原先的農業已經跟日本中、南部一樣接近開發上限﹐ 在日本統治下不得不大量向日本輸出糧食﹐形成經濟剝削。 在朝鮮總督府的朝鮮產米增值計劃綱要指導下﹐朝鮮雖然農業也有所發展﹐ 總產量從1912年的約1150萬石（玄米150公斤=1石）﹐增加到1928年的約1700萬石﹐ 但輸出值增加更高﹐使得朝鮮本地的大米總消費量﹐反而從1912年的約1100萬石﹐ 下降到1926-1928年的約1000萬石。 在1930年前後朝鮮農業減產時（1930年約1350萬石）﹐迫使日本不得不謀求 向中國東北殖拓。 盡管朝鮮人均大米消費量下降﹐但糧食的出口畢竟有利於資金向富有階級集中﹐ 因此在朝鮮就形成了地主數量上升、佃農數量上升、自耕農減少的兩頭大。 1916年﹐地主在朝鮮半島的戶數比例是2.5%﹐1932年上升為3.5%﹐增加了四成。 佃農也從36.8%增加到52.7%﹐自耕農與半自耕農﹐則從60.7%下降到41.7%。 因此大多數朝鮮人的生活狀態是在下降。 （以上數據來自中日韓三國合編之東亞近現代史） 而台灣與朝鮮既在日本帝國中的經濟地位相同﹐但又經濟情況不同。 原因在於之前的台灣開發情況相對遠遠落後於日本與朝鮮。 象上文所講﹐1912年日本每町收入439日元。而台灣方面﹐ 1938年嘉南大圳灌溉區內每甲（0.97公頃）收獲物價值是456.09日元。 按資料所說﹐在修建嘉南大圳前﹐每甲僅90.47日元（地價313日元）。 （台灣銀行﹕台灣之水利問題﹐1950年） 在引入蓬萊米廣泛種植之後﹐全台平均值﹐每甲總收入是蓬萊米382.04日元﹐ 在來種285.31日元。（川野重任﹕台灣米谷經濟論）。 雖然單位產量高於日本﹐但由於日本母國的經濟壓制﹐單位土地產值依然低於日本。 不過也正由於台灣之前的農業開發情況相對落後﹐在台灣總督府規劃指導下﹐ 台灣新開墾了不少土地﹐以1920年代為界﹐在此之前的台灣全島由於新土地的開墾﹐ 地主增加不多﹐而自耕農、半自耕農卻增加很多﹐佃農比原先減少。 可以說﹐這個時期的大多數台灣農民比朝鮮農民普遍幸福﹐生活得到改善。 佃農雖然依然生活艱苦﹐但總數是在減少。 1931年台灣稻作農家平均收支﹐在農業收入+非農業收入-總支出之後﹐ 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的結余數分別是180日元、146日元、10日元。 因而使得台灣農家在教育上的支出﹐從蔗糖農家開始﹐有比較大的增長。 （此前台灣農家的平均教育支出比例僅略高於娛樂支出﹐排倒數第二） 當然﹐由於日本的政策傾斜﹐在當時的台灣﹐耕種同樣的地、種植同樣的作物﹐ 日本移民農民的純收入一般為台灣本地農民的三倍﹐因而逐步吸引了日本移民到台灣。 不過由於台灣大米主要輸出給日本本國﹐以及作為日本出口外國換回本土工業所需﹐ 所以台灣當時的自耕農尚可常年吃米﹐半自耕農以下不得不用甘薯補充﹐ 家畜基本用於肉食補充﹐沒有多少役畜使用﹐農業生產的增長在勞動力上依靠的是 人力的投入﹐而非畜力、機械力的投入。因此農業生產的增長主要來自於化肥的使用﹐ 及新品種的推廣。 在新品種的推廣方面﹐台灣朝鮮都得益於總督府的統治。 一般的農家在使用新品種前﹐常常會猶豫。以美國為例﹐一個新品種的推廣 至少要十幾年才能在一個州推廣成功。 而在當時的台灣總督府﹐使用了強力推行﹐因此蓬萊米的推廣非常迅速。 譬如川野重任的台灣米谷經濟論所講﹕為了克服這些摩擦﹐事實上常有使用警察權 的指導進行監督的必要﹐為此﹐改良品種的采取、繁殖、交換、分配﹐以至插秧等 一切勞作﹐均對該地域內的全部農家﹐一齊地組織性的指導﹐實行嚴格的監督﹐在 實施時﹐常有技術員與警察會同實行。 這也是台灣農業得以迅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 前述大致以1920年代為界﹐到了1930年代﹐台灣的土地開發已逐漸接近當時的 先進水平﹐由此時開始﹐台灣的農業發展情況也開始步上朝鮮半島的路﹐ 表現在台灣的自耕農、半自耕農戶數開始下降﹐而地主、佃農開始增加。 台灣中下層民眾的生活水平開始停滯甚至下降﹐但上層卻隨糧糖的出口而迅速聚攏財富。 如果沒有二戰及日本戰敗﹐再過20年到1950年代﹐台灣很可能步上朝鮮後路﹐ 中下層民眾開始要謀求外出到新佔領區殖拓以維持生計。 : 2. 看下來很多人都說臺灣的農民當時過的比日本過很好 這是為什麼呢? 並沒有過得比日本人好﹐見上述。 應該說當時日本的生活成本已經高於台灣﹐所以生活壓力也較大。 但台灣之所以生活壓力小﹐是因為當時台灣生活支出中的教育、衛生、娛樂、交際 等費用依然很低。（台灣農家當時的支出﹐除農業生產支出外﹐ 排第二項是婚、冠、葬、祭類。兩項總和已經佔了絕大多數。） 因此當時台灣的平均生活壓力不如日本大﹐但平均生活水平也是低於日本本土。 而農業生產規模雖然依然是日本更優﹐但日本人口過多﹐平均水平就低於台灣了。 （1926年日本大米產量5800萬石﹐朝鮮半島約1500萬石﹐都略低於1人1石。 台灣1922年544.5萬石﹐蓬萊米推廣後1932年894.9萬石﹐遠高於1人1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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