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社會科學》1997年第1 期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開放一系列口岸﹐並承認鴉片為 “洋藥”﹐可以進口[1] ﹔以英國為首包括美、法、德、日等在內的 一些帝國主義國家大肆向中國走私販運鴉片﹐中國遂成為最大的鴉片 進口國和消費國。到20世紀初﹐這一問題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1904年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國際鴉片會議﹐1912年、1924年、1925年 和1931年又連續簽署了四個國際條約﹐迫使英美等國對華鴉片政策不 得不有所收斂。但此時﹐正值日本向外擴張和侵略﹐鴉片便作為毒化 和奴役其它民族特別是中華民族的重要手段而被積極地運用﹐給中國 人民和亞洲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一一、日本對華鴉片侵略的幾個階段。 日對華大規模的鴉片侵略始於19世紀末﹐直到抗日戰爭結束。其 間隨日本侵略規模不斷擴大與日本政府參與的程度分為兩個階段﹐即 "9.18"事變前和"9.18"事變後。 "9.18"事變前﹐日對華鴉片輸入多經日本浪人、日僑及其在華殖 民當局進行﹐日本政府持默許慫恿態度。1894年《馬關條約》迫使中 國割讓台灣與澎湖列島﹐日本殖民當局對鴉片實行所謂“漸禁”政策﹐ 1897年實行政府專賣﹐壟斷了從鴉片的輸入、制作、販運及銷售的全 過程﹔1915年前後又先後於大連和南滿地區實行個人特許制度和鴉片 專賣制度﹐1928年設立關東廳買賣局﹐控制鴉片的輸入與販賣。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每年從英國購買約18噸鴉片﹐一半直接 輸華﹐一半在日加工改裝後再走私到中國﹔[2] 僅1916～1920年﹐日 本國內鴉片生產與進口總量中扣除公開申報出口和醫用後﹐尚余鴉片 64040 公斤﹐海洛因和可卡因13300 公斤﹐大部運往中國﹔1927～1933 年生產海洛因1003公斤（佔全球海洛因的47.8% ）﹐幾乎全部運往中 國。[3] 與此同時﹐日本僑民和浪人也紛紛參與﹔當時日本在上海、 廈門、天津等地建立日租界﹐日僑遍布中國沿海內地﹐從而出現了 “從西南邊疆的雲南到塞外高原的內蒙﹐遍布日本毒品銷售站﹐滿州 及山東的日本賣藥人﹐用各種形式售賣嗎啡等違禁藥品”[4] 的景象。 據關東廳滕原鐵太郎《鴉片制度調查報告》﹐天津的5000名日僑中70% 從事嗎啡等違禁品的批發﹐當時的天津是世界最大的毒品產地之一﹐ 大部分為日僑所為。[5] "9.18"事變後﹐日本政府直接地參與對中國 的鴉片侵略。由於鴉片專賣的巨額利潤﹐日本對鴉片的控制更加嚴厲﹐ 日殖民當局及關東軍均加強了對鴉片的控制﹐而且作為戰爭的支持手 段。從一開始﹐關東軍司令部負責政治事務的第四課即將鴉片作為征 服中國的一種特殊武器﹐據說關東軍發動"9.18"事變的費用幾乎全部 來自於其第四課和第二課的販毒網。[6] 偽滿州國成立後﹐實行鴉片 專賣﹐強迫種植、專賣與吸食。1935年強迫種植范圍擴大到口北六縣﹐ 並規定根據鴉片的種植面積來減免徭賦與兵役等。1938年1 月﹐日駐 華使館制定了《對華北地區鴉片與毒品的方針》。同年12月6 日﹐日 本政府為了戰爭的需要而組建了處理東亞事務的機構──興亞院﹐首 相兼任總裁﹐外相、大藏大臣、陸軍與海軍大臣任副總裁﹐總務長官 負責日常事務﹐下設政務、經濟、文化、技術等部﹔次年3 月10日又 分別在華北、蒙疆、華中和廈門設聯絡部﹐在青島設派出所。當時﹐ 因歐洲戰爭爆發﹐外國鴉片輸入基本中止﹐故同年10月在東京召開的 興亞院《調整中國鴉片供需關系洽談會》上﹐“決定以蒙疆、華北、 華南、華中的鴉片自給為根本方針﹐盡量在短時期內擺脫對外國鴉片 的依存狀況”﹐[7] 要求蒙疆最大限度地增加生產﹐華北與華中也要 擴大種植﹐並制訂了1940年度的鴉片供需計劃﹐以後又分別制訂了1941 ～1943年歷年度的鴉片供需計劃﹐對中國實行全方位的鴉片侵略﹐致 使到戰爭結束前﹐全國癮君子達2000～3000萬﹐罌粟種植面積達100 多萬公頃。 盡管把日對華鴉片侵略分為兩個時期﹐但實際上﹐鴉片侵略是日 本侵略亞洲特別是中國的重要手段﹐日本政府從一開始便參與其事﹐ 隨時間推移和形勢的變化﹐越來越從後台走向前台﹐從慫恿參與發展 到全面控制。 二、日本對華鴉片侵略的特點。 1. 侵略的規模不斷擴大和程度 不斷加深。 1894年前﹐日本對華鴉片輸入較少﹐僅限於沿海地區。甲午戰爭 以後﹐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日本先後佔領了台灣、關東、東北、華北、 華東與華南﹐鴉片侵略的范圍也由19世紀末的台灣擴展到20世紀30年 代後的大連、東北、華北、華中與華南地區。在日本政府的鼓勵下﹐ 日本僑民與浪人所進行的制販毒活動到20～30年代遍布包括滿州、台 灣、華北、華南在內的廣大地區﹐大連、青島、天津、北京、上海[8] 、廈門、廣州等成為毒品販運的主要中心。 同時﹐鴉片侵略的程度也不斷加深。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判 決書《乙部。日本對中國侵略》中有“在日本佔領下的所有地區﹐從 淪陷之日起直到日本投降﹐鴉片等毒品的使用與日俱增”。[9] 日本 不僅大量地從印度、波斯、土耳其等地走私鴉片﹐並在大阪附近和朝 鮮大面積種植罌粟﹐輸入中國﹐而且滿州、山東、華北、華中、華南 都先後被迫大面積種植毒物﹐同時毒品品種也由鴉片發展到鴉片、嗎 啡、海洛因、角等多個系列﹐制造加工廠廣泛分布在台灣、大連、華 北等淪陷區﹐吸毒人數近3000萬﹐每年因吸毒而死亡者不計其數﹐僅 東北地區即達數十萬﹐使中國人民深受煙毒之害。 2.日對華鴉片政策具有虛偽性和欺騙性。 日本從一開始即把鴉片作為侵略中國的手段之一﹐但為了顧及日 本“國際品質與地位”﹐[10]其鴉片政策具有一定的欺騙性與虛偽性﹐ 表現在兩個方面﹐即將毒品制造中心主要設立在中國國土上和實行所 謂的鴉片“漸禁”政策。 從佔領台灣開始﹐直到抗日戰爭結束﹐日本在淪陷區建立了一大 批毒品生產和轉運中心﹐大連、青島、天津、上海、北京、廈門和台 灣均為當時最主要的生產和中轉樞紐﹐原料或從伊朗、印度、日本和 朝鮮等地進口或直接就地生產﹐尤其是1939年以後﹐東北與華北成為 最大的鴉片產區﹐鴉片就地加工﹐其中天津和北京已形成了海洛因、 嗎啡、角、高根、鴉片等系列毒品的生產﹔但淪陷區的任何毒品制造 與轉運均控制在日本人手中。 鴉片“漸禁”政策更具有欺騙性。19世紀末﹐日即在台灣實行 “漸禁”政策﹐後擴展到關東與偽滿地區。1932年﹐偽滿公布了鴉片 法﹐其中規定“不準吸食鴉片﹐但是非成年的癮君子在治療必要時不 受本法限制”。[11]並設立專賣機構﹐指定批發與零售商﹐頒發煙館 營業執照和個人吸煙許可証等﹐這與其說是鴉片的漸禁不如說是承認 鴉片的合法。“日本在中國公布鴉片法……規定隻能將鴉片配給官方 認可的店舖﹐使它們成為政府控制的專賣機構。因此﹐這些機構隻不 過是為了增加鴉片收入而使用的獎勵機構罷了。”[12]隨後幾年淪陷 區的吸毒人數和煙館的迅速增加便是証明。1939年以後﹐日本帝國主 義將這塊“遮羞布”也徹底地扔掉了﹐公開地鼓勵和強制鴉片的種植、 收購與銷售﹐把鴉片事務作為興亞院的重要任務之一﹐對淪陷區的鴉 片產供銷實行統一調控﹐對中國人民進行赤裸裸的鴉片毒害。 3.鴉片政策的計劃性和壟斷性。 鴉片“漸禁”政策與專賣制度實際上承認鴉片的合法﹐並使鴉片 的產供銷具有明顯的計劃性和壟斷性。早期的鴉片輸華﹐受到日本政 府與軍方的鼓勵與支持﹐並在軍方的保護下進行的。偽滿州國成立後﹐ 關東軍特務部和滿鐵經濟調查委員會合作於1933年3 月1 日公布了統 治偽滿經濟的《滿州國經濟建設綱要》﹔[13]次年6 月28日﹐又發表 了《關於一般產業的聲明》﹐將鴉片的種植業與普通銀行、保險等一 起被列入需批準的企業一類﹔[14]1938年﹐興亞院著手管理鴉片的種 植、生產、分配、銷售與吸食﹐並先後制訂了1939～1943年度的鴉片 供需計劃﹔1939年6 月9 日﹐偽蒙疆聯合委員會領導人發表講話﹐宣 布實行新的鴉片政策﹐6 月6 日發表了《暫行鴉片管理令》﹐規定鴉 片的配給、進出口與運輸的管理。罌粟種植的許可、蒙疆土藥股份有 限公司和清查署對鴉片的收購和取締等懲罰條例﹔[15]規定“在張家 口設立清查總署﹐下設張家口（5 個清查局及18個分局）、大同（5 個清查局及12個分局）、厚和（8 個清查局及18個分局）執行機構清 查署﹔”[16]蒙疆土藥股份有限公司總部設在張家口﹐在張家口、大 同、厚和等地設立了11家分公司。二者分別負責鴉片的清查與收購﹔ 並成立鴉片公會﹐吸收土商、膏商、土藥公司及配給機關。蒙疆聯絡 部及日駐北平使館也先後制訂了鴉片種租、生產、配給、收購與銷售 計劃﹐從而形成了鴉片種植──土藥公司──清查署──鴉片商── 癮君子的有計劃的產供銷系統。[17]1938年後﹐類似作用的禁煙局和 聯絡部也分別在華北、華中、上海、華南、廈門設立﹐這些均充分表 明了日對華鴉片政策具有高度的計劃性與壟斷性。 二一、鴉片煙毒的種植與生產的地域分布。 如前所述﹐日對華鴉片侵略是與領土、文化、經濟侵略同時進行 的﹐並伴隨佔領范圍的擴大而加強。其鴉片來源有二﹐即境外輸入和 強迫中國境內生產。 （1 ）日本從事中國境外鴉片的生產與輸入。日本輸華鴉片的來 源有三﹕日本國內生產、朝鮮生產及伊朗印度與土耳其。 日本國內鴉片生產主要集中在以大阪和和歌山縣為中心的地區﹐ 從本世紀初開始﹐面積逐步擴大﹐30年代達800 ～1000公頃﹐年產鴉 片10000 公斤[18]﹐絕大部分走私中國﹐後因中國境內鴉片的大量種 植而逐漸減少。有資料表明﹐1916～1920年﹐日本國內產量與進口量 中扣除公開申報出口和國內醫用後﹐每年有77340 多公斤鴉片海洛因 等輸入中國﹔[19]到20世紀30年代﹐日本國產鴉片輸華之數不下20多 萬公斤。 19世紀末﹐日本佔領朝鮮﹐1910年正式吞並﹐開始種植罌粟。1933 ～1944年間每年種植6000～8000公頃﹐年產鴉片26000 ～39000 公斤﹐ [20]幾乎全部運往中國。從1910年到抗戰結束﹐朝鮮產鴉片走私中國 之數約1000000 公斤。 同時﹐日本也大肆從印度、伊朗與土耳其等毒品產地進口鴉片﹐ 部分直接輸華﹐部分先運抵日本經加工改裝後走私中國﹐1894年台灣 輸入鴉片200000～250000公斤﹐1895年200000公斤﹐一直持續到20世 紀40年代。[21]20世紀初﹐日本大量地從境外走私的鴉片﹐迅速填補 了因英美承諾而減少的空額。據統計﹐1911年中國境外鴉片輸入5500 公斤﹐1919年達28000 公斤﹐經日、德、英、法等國加工後再運到中 國﹐尤以日本為多﹔[22]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每年從英國購 買毒品約18噸﹐絕大部分直接或間接輸華。1922年6 月～12月﹐津滬 海關先後抄出走私毒品24次﹐共28400 盎司﹐其中海洛因717.82公斤﹐ 嗎啡等87.32 公斤﹐[23]內除一次為英船外﹐皆為日船所為﹐輸入數 佔總輸入數的98.6% ﹐而且搜出之數不過十之一、二。 [24]按經海關搜獲之數計﹐每年輸入20多噸﹔按輸入中國多少依 序排列為﹕日、德、英、瑞士、法。海關搜出毒品的90%.均在日船中 查出。[25]因日本擴大鴉片輸華﹐中國海關的20世紀30年代前查獲的 數量迅速增加。中華全國基督教協會披露﹐1921年全國海關搜獲鴉片 66噸﹐為1918年的5 倍﹐嗎啡和麻醉品分別比1918年多4 倍和53倍。 [26]可見﹐日本在破壞中國20世紀初的禁毒活動中扮演了罪惡的角色。 30年代﹐日本走向全面侵華﹐鴉片輸入進一步強化。大連、青島、 福州分別成為向東北、向魯、皖、蘇等地和向閩粵的毒品偷運中心。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政界黑幕人物籐田勇即受陸軍部之托﹐從伊朗 進口鴉片20萬磅（約合9720公斤）﹐以1000萬美元賣給上海青幫﹐軍 方獲利5000萬日元。[27]據估計﹐鴉片輸華交易額每年癒600 萬日元﹐ 這導致了日本許多企業的競爭與矛盾﹐其中最典型的是三菱與三井。 這一時期﹐三菱基本上壟斷了伊朗輸華鴉片貿易﹐1939年2 月底﹐ 三菱僅向偽滿州國就走私伊朗鴉片3000箱﹔但三井也不甘落後﹐一面 指責三菱壟斷鴉片輸華﹐另一面積極偷運鴉片﹐1938～1940年11月﹐ 共輸華鴉片4400箱﹐這隻是其實際走私量的極小部分﹔雙方矛盾日益 激化﹐1938年4 月7 日﹐日駐伊朗使館公使中田修介致信外相廣田弘 毅﹐謂“三菱無視公使館的禁令﹐造成壟斷﹔三井了自身利益﹐一邊 責難三菱﹐一邊進行契約外的鴉片貿易。目前無法阻止﹐…切望鈞座 此時……促進兩社訂立協定﹐在一定程度上保住帝國貿易的國際品質 和地位。”[28]鴉片早在30年前即被國際公約認定為違禁藥品﹐30年 代召開的國際鴉片會議即曾指責“（鴉片）生產的英國與販運的日本。” [29]而日本卻想“保住帝國貿易的國際品質與地位”﹐違背國際合約﹐ 殘害中國人民﹐暴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醜惡面目。1939年3 月14日﹐ 在外務省的幹預下﹐三菱與三井組建一子公司專營伊朗鴉片輸華業務﹐ 直到1940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才不得不宣告結束。 日本佔領香港後﹐也擴大了鴉片輸入﹐1938、1939、1940～1941 年僅銷售量分別達7500、41600 、100000公斤﹐[30]另有相當部分被 轉運到大陸。 據日本人菊池酉治的統計﹐中國每年走私進口嗎啡及其它麻醉品 約40噸﹐其中大多數是經日本人之手走私到中國的。[31]可見﹐日本 在20世紀前半葉是全球最大的鴉片販子之一。 二、日本策劃和強迫在中國境內的鴉片種植與生產。 日本在中國境內的鴉片種植與生產﹐是伴隨其佔領范圍的擴大而 加強。20世紀初﹐即在關東與南滿地區內從事鴉片的種植與加工﹔到 1914年又先後在上海、天津等12個城市設立日租界﹐從事鴉片的生產 提純﹐其中天津是最大的海洛因與嗎啡生產基地﹐70% 的日僑從事毒 品的生產和銷售。 30年代﹐東三省開始了大規模的鴉片生產﹐1935年罌粟種植面積 達35萬畝﹐1943年根據東亞鴉片會議的要求﹐在長春、開源附近還設 立了集中種植區。1933～1945年區內共產鴉片3 億兩（約1500萬公斤）﹐ 年均115384公斤（另一說共346 萬公斤）。[32]華北地區（含晉、冀、 魯、豫、內蒙、京、津）是日本蹂躪時期較長﹐鴉片泛濫最廣的地區。 1914～1922年山東開始種植﹔察南、綏遠等地於20年代大規模種植﹐ 其中綏遠是繼雲、川、隴之後的第四大鴉片生產基地﹔1935年口北六 縣（熱河）大規模種植。隨著日本侵略軍鐵蹄的西進和南下﹐華北地 區鴉片煙毒日益泛濫。 包括察南、晉北和綏遠在內的蒙疆地區是日本在華鴉片生產的重 要地區﹐每年罌粟面積約100 萬畝﹐鴉片輸出佔區內全部貨物輸出的 28% ～52% （表1 ）﹐鴉片已成為蒙疆地區的經濟支柱。 表1 ﹕蒙疆地區1938─1943年鴉片種植與收購計劃及實際完成情 況[33]| 年代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項目| 種植面積畝 | 察南 10000| 晉北 155000|綏遠 846000|合計 1011000 962955 910000 882000 1000000| 預計收購兩| 察南 75000 1163000 2334000 3889480| 晉北 1163000 887000 1310000 2300000|綏遠 6345000 3226000 3406000 4719000|合計 7583000 5276000 7550000 10908480 5000000|實際收 購兩| 察南 250萬 2652805 2098959 4377976 1119200| 晉北 60 萬 170432 929655 2369400 1299800|綏遠 560萬 451306 1897415 4398490 1488669|合計 870萬 3274543 4926029 11145866 3907669|鴉片輸出 佔區內全部貨| 物輸出的比重% 41 28 52 42 晉冀魯豫等地鴉片生產 也十分活躍。1939年僅各地征收量﹕河北562000兩、山東2719600 兩、 山西1411200 兩、河南100000兩﹐其中﹐山東僅濟南和青島兩地即種 植鴉片47460 畝﹐到1940年面積又增加了一倍﹔[34]1942年﹐計劃罌 粟種植面積﹐山西41550 畝、河南60000 畝﹐同年日駐北京使館制定 的《華北地區禁煙及禁煙制度的實施要領》中決定﹐在山西設立半永 久性鴉片種植區﹐面積40萬畝﹐每年可獲鴉片800 萬兩﹐[35]以滿足 其戰爭需求。 華東、華中與華南地區也有較大規模的種植。1939年下半年起﹐ 廣東從化、番禺一帶鴉片種植在萬畝以上﹔同年金門種植面積佔農田 的20% ﹐[36]1944年粵閩沿海每個農戶被迫至少種煙一畝﹐致使福建 之金門、晉江﹐廣東之南澳等縣每縣至少種煙6000畝。[37]華中地區 在日本制定的鴉片供需計劃中要求自產100 萬畝﹐廣泛分布在浙江、 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省。 此外﹐日本還在中國境內大量生產制造鴉片、嗎啡和海洛因等。 1937年﹐國聯曾指出﹐“世界上90% 的非法白面麻醉藥均出日本 人之手﹐經常是由日本人或在日本人的監督下﹐在天津日租界、大連 及其它滿州、熱河或中國（其它）城市所制造。”[38]天津日租界以 制造毒品而聞名於世﹐有10家海洛因洋行和數百家鴉片膏店以及200 多個海洛制造點﹐約有1500個日本“技師”及10000 多中國人從事毒 品生產﹐年產海洛因近千公斤﹐注射劑15000 萬毫升和一種叫做“角” 的麻醉劑19200 組（合24115.2 公斤）﹐[39]而且還針對各日佔區制 造傾銷不同的毒品﹐如海洛因分大號、小號和小四號﹐其中大號多銷 往天津、北京等地﹐小號集中於華北、山東半島及徐州以南的廣大地 區﹐小四號則在上述以外地區出售﹔70% 的日橋從事毒品的生產與銷 售。北京、大連等地也有許多的麻醉劑、海洛因及注射藥品的秘密制 造工廠。 三、日本在佔領區內的毒品銷售與吸食。日本在中國的毒品銷售 始於19世紀末﹐持續到抗日戰爭結束﹐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19世紀～20世紀三四十年代期間﹐台灣地區每年銷售鴉片數十萬 公斤﹐吸毒人數﹕1910年9.9 萬﹐到1930年仍有2.3 萬﹔[40]雖然官 方登記的吸毒人數在減少﹐但日本殖民當局的鴉片專賣收入卻逐年增 加﹐1901年425 萬日元﹐佔台總督府常年收入的42% ﹔1918年達800 萬日元﹐1931年仍有450 萬日元﹐成為台灣殖民當局的重要財源。[41] 20世紀初﹐日本在大連實行鴉片專賣﹐1917年鴉片收入530 萬日元。 後推廣到偽滿﹐大連、奉天和青島成為三大毒品集散中心。偽滿地區 在實行鴉片專賣制度後﹐專賣收入由1932年的1941萬日元增加到1936 年的3769萬日元﹔1938年將私營吸食改為公營吸食所﹐1940年再改為 官營。雖然專賣店由1938年前的2000多家降為1600多家﹐[42]但規模 擴大﹐年銷售自產與境外鴉片2333.3萬兩。銷售網點遍布偽滿地區的 城市鄉村大街小巷﹐其中哈爾濱500 家、吉林市900 家、齊齊哈爾500 家、安東與營口各400 ～500 家。1937年召開的國聯鴉片咨詢委員會 第22次會議上﹐哈爾濱及附近富家店地區的海洛因館在3000家以上﹐ 還有102 家公開的鴉片沙龍﹐每天出入煙館人數5 萬以上。[44]吸毒 人數大量增加﹐僅登記在冊者﹕1936年約49萬、1937年81萬、1938年 70萬、1940──1943年41～45萬、1945年65萬﹐[45]實際吸毒者可能 更多﹐每年約十數萬人死於吸毒。這充分地反映了日本及其走狗在偽 滿地區實行漸禁政策的欺騙性和虛偽性。 華北、華中、華南及華東等地的鴉片銷售與吸食和東北地區相比﹐ 有過之而無不及。早在20世紀初﹐日本即在中國12個城市設立租界﹐ 當時上海與天津的日僑分別達20000 和5000人﹐其中相當數量從事毒 品的生產與銷售。到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大江南北遍布日本毒品的 銷售站﹐“日本賣藥人”穿行在中國城市鄉村。“七。七事變”前﹐ 天津、上海、青島和廈門已成為毒品販運銷售的中轉站﹐天津主要銷 往華北、青島銷往魯皖豫蘇﹐上海覆蓋了長江流域﹐而廈門則是台灣 與閩粵毒品轉運的樞紐。 “七。七事變”後﹐日本開始全面侵華﹐鴉片的銷售與吸食更加 猖獗。平津地區1937前每年鴉片輸入1800萬兩（其中北平1150萬兩﹐ 另有數百萬兩流到區外）﹐1938年890.8 萬兩﹐1939年達1340萬兩﹐ 區內銷售752 萬兩。而整個華北地區1939年的鴉片銷售量至少在1833 萬兩以上。華東華中地區銷售的鴉片包括滕田勇和三井走私（326720 公斤）、華北輸入（10萬兩）及自產（數萬兩）等幾部分﹔1939年廈 門共輸入鴉片39.9萬兩﹔在華南﹐廣州的鴉片銷售也十分活躍﹐每月 交易量達30萬日元。[46] 1939 年後﹐亞興院對鴉片嚴格控制﹐制定 了1939～1943年鴉片生產、供應與銷售計劃﹐對淪陷區的毒品運作進 行統一調配。表2 、表3 分別反映了1939～1943年日本帝國主義在淪 陷區的鴉片供需計劃和華北（主要是蒙疆地區）產鴉片的銷售情況﹐ 1939～1942年僅蒙疆產鴉片即銷售了1982萬兩﹐佔收購量的95.1% ﹔ 但實際的鴉片消費則要大得多。 表2 ﹕1938─1943年日本佔領區鴉片的供需計劃（萬兩）[47]| 年代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數量| 地區| 華北| 上年度 剩余 234| 從蒙疆地區輸入 890.8 74.14 525 390 170 160.41|本地 收購140|合計 890.8| 華東華南華中| 上年度剩余 186| 從蒙疆地區 輸入 10 200 300 474 305|自產及其它 400 13|合計| 儲備 210 10| 偽滿洲 94.67 50 10| 關東州 20 15| 日本 60 65表3 ﹕1939─1942 年蒙疆產鴉片的銷售狀況[48]| 項目銷售量（兩） %| 地區 |蒙疆本 地 704129 3.6|東北4825000 24.3| 華東、華中、華南（含上海） 10980000 55.4| 偽滿洲國 2380000 12.0|日本 841666 4.2|其它地區 95400 0.5| 合計 19826195 100 在淪陷區毒品銷售網點遍布﹐吸毒人數大量增加。 1940年前後﹐華北的海洛因店多達10500 家﹐年銷售毒品11183.9 公 斤﹐價值42814.5 萬日元﹐銷售麻醉劑和注射劑分別為30720 萬日元 和1500萬日元﹔[49]北京在1939年有土店（批發）107 家和膏店（零 售）231 家﹐到1942增加到1800家﹔[50]濟南市1938年僅有土店4 家 和膏店44家﹐1940年分別增加到28家和184 家﹔[51]漢口地區1940年 有執照的煙店340 家和允許賣煙的旅館120 家﹔[52]廣州1940年登記 在冊的煙店852 家及未登記的地下煙館300 多家﹐年平均每萬人擁有 23家公開與地下煙館﹔[53]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揚州仍有煙館50～ 60家﹐每日消費量達50～60萬日元﹔至1944年末﹐淪陷區吸毒人數癒 3000萬﹐僅華北地區海洛因癮君子達170 萬﹐每年有數以十萬計的人 死於吸毒﹐據美國當時報刊估計﹐僅東北地區每年死於鴉片者不下數 十萬。 作者﹕ 222.134.159.* 2006-9-16 18 ﹕04　回復此發言 5 日本侵華用鴉片毒害中國﹗ [54]三綜上所述﹐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過程中﹐鴉片成為 奴役和毒化中華民族的工具﹐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通過分 析日本對華鴉片侵略﹐我們對日本對華鴉片侵略的本質和罪惡目的有 了較清醒的認識。 （1 ）日本對華鴉片侵略始於19世紀末﹐長達半個多世紀。鴉片 來源經歷了從境外輸入為主到境外輸入與境內生產並存到境內生產為 主三個時期﹐侵略的規模和程度伴隨佔領范圍的擴大而不斷擴展和加 強。 （2 ）日本對華鴉片侵略具有高度的計劃性與壟斷性﹐日本帝國 主義從一開始即控制和壟斷鴉片的產供銷﹐作為其侵略政策的重要組 成部分。 （3 ）日本的鴉片侵略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日本是破 壞中國20世紀前半葉禁毒政策的禍首。 （4 ）日本對華鴉片侵略是中國20世紀前半葉毒品泛濫的主要原 因﹐受到國際社會的一致譴責﹔日本侵華戰爭是妄想以武力征服和消 滅中華民族的一場戰爭﹐而鴉片侵略僅是其侵略戰爭的一個組成部分﹐ 並且為其戰爭服務。 注釋﹕ [1]連心豪﹕《日本據台時期對中國的毒品危害》﹐《台 灣研究集刊》1994年第4 期第67～72頁。 [2] 王金香﹕《民國檔案》1992年第2 期第71～76頁。 [3] 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載《國外中國近 代史研究》1992年第19期﹐第87、88、88、77、86～93、103 ～105 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4] 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載《國外中國近 代史研究》1992年第19期﹐第87、88、88、77、86～93、103 ～105 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5] 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載《國外中國近 代史研究》1992年第19期﹐第87、88、88、77、86～93、103 ～105 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6] 連心豪﹕《日本據台時期對中國的毒品危害》﹐《台灣研究 集刊》1994年第4 期第67～72頁。 [7] 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國外中國近代 史研究》1992年第20期第20、46～49、58～69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 版社。 [8] 蘇智良、陳麗菲著﹕《近代上海黑社會研究》第183 ～199 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 版。 [9] 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載《國外中國近 代史研究》1992年第19期﹐第87、88、88、77、86～93、103 ～105 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0]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載《國外中國近 代史研究》1992年第19期﹐第87、88、88、77、86～93、103 ～105 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1]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載《國外中國近 代史研究》1992年第19期﹐第87、88、88、77、86～93、103 ～105 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2]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載《國外中國近 代史研究》1992年第19期﹐第87、88、88、77、86～93、103 ～105 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3]孫玉鈴﹕《偽滿特殊會社剖析》﹐載《社會科學戰線》1995 年第6 期174 ～179 頁。 [14]孫玉鈴﹕《偽滿特殊會社剖析》﹐載《社會科學戰線》1995 年第6 期174 ～179 頁。 [15]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載《國外中國近 代史研究》1992年第19期﹐第87、88、88、77、86～93、103 ～105 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6]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載《國外中國近 代史研究》1992年第19期﹐第87、88、88、77、86～93、103 ～105 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7]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載《國外中國近 代史研究》1992年第19期﹐第87、88、88、77、86～93、103 ～105 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8]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載《國外中國近 代史研究》1992年第19期﹐第87、88、88、77、86～93、103 ～105 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載《國外中國近 代史研究》1992年第19期﹐第87、88、88、77、86～93、103 ～105 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載《國外中國近 代史研究》1992年第19期﹐第87、88、88、77、86～93、103 ～105 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1]連心豪﹕《日本據台時期對中國的毒品危害》﹐《台灣研究 集刊》1994年第4 期第67～72頁。 [22]《申報》1923年4 月10日。 [23] 《申報》1923年3 月17日。 [24]《申報》1923年4 月8 日。 [25]《申報》1923年5 月10～16日。 [26] 《申報》1923年5 月 23日。 [27]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國外中國近代 史研究》1992年第20期第20、46～49、58～69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 版社。 [28]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國外中國近代 史研究》1992年第20期第20、46～49、58～69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 版社。 [29]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國外中國近代 史研究》1992年第20期第20、46～49、58～69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 版社。 [30]石楠﹕《略論港英政府的鴉片專賣政策（1844～1941）》、 《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 期第20～42頁。 [31]連心豪﹕《日本據台時期對中國的毒品危害》﹐《台灣研究 集刊》1994年第4 期第67～72頁。 [32]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載《國外中國近 代史研究》1992年第21期第242 、25、31～32、47頁中國科學院出版 社。 [33]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載《國外中國近 代史研究》1992年第19期76～108 頁、第20期41～65頁、第21期15～ 4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作者﹕ 222.134.159.* 2006-9-16 18 ﹕04　回復此發言 6 日本侵華用鴉片毒害中國﹗ [34]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國外中國近代 史研究》1992年第20期第20、46～49、58～69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 版社。 [35]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國外中國近代 史研究》1992年第20期第20、46～49、58～69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 版社。 [36]連心豪﹕《日本據台時期對中國的毒品危害》﹐《台灣研究 集刊》1994年第4 期第67～72頁。 [37]連心豪﹕《日本據台時期對中國的毒品危害》﹐《台灣研究 集刊》1994年第4 期第67～72頁。 [38]瑞珍﹕《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期間在淪陷區奴化和毒化我國人 民的罪行載《歷史教學》1989年第7 期12～16. [39]江口圭一﹕《抗 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0期第 20、46～49、58～69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40]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載《國外中國近 代史研究》1992年第19期﹐第87、88、88、77、86～93、103 ～105 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41]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載《國外中國近 代史研究》1992年第21期第242 、25、31～32、47頁中國科學院出版 社。 [42]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載《國外中國近 代史研究》1992年第21期第242 、25、31～32、47頁中國科學院出版 社。 [43]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載《國外中國近 代史研究》1992年第19期﹐第87、88、88、77、86～93、103 ～105 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44]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載《國外中國近 代史研究》1992年第19期﹐第87、88、88、77、86～93、103 ～105 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45]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載《國外中國近 代史研究》1992年第21期第242 、25、31～32、47頁中國科學院出版 社。 [46]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國外中國近代 史研究》1992年第20期第20、46～49、58～69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 版社。 [47]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載《國外中國近 代史研究》1992年第19期76～108 頁、第20期41～65頁、第21期15～ 4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48]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載《國外中國近 代史研究》1992年第19期76～108 頁、第20期41～65頁、第21期15～ 4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49]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載《國外中國近 代史研究》1992年第21期第242 、25、31～32、47頁中國科學院出版 社。 [50]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國外中國近代 史研究》1992年第20期第20、46～49、58～69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 版社。 [51]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國外中國近代 史研究》1992年第20期第20、46～49、58～69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 版社。 [52]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國外中國近代 史研究》1992年第20期第20、46～49、58～69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 版社。 [53]江口圭一﹕《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侵略》﹐《國外中國近代 史研究》1992年第20期第20、46～49、58～69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出 版社。 [54]張效林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第350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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