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日本借口朝鮮事件﹐發動了中日甲午戰爭﹐打敗了腐朽落後的清政府﹐強佔了中國的台灣和澎湖列島﹐正式走上推行大陸政策、武力侵略中國的道路。經過“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和日俄戰爭後﹐日本取得了在華駐軍權﹐並奪佔了中國東北南部大片領土﹐更加變本加厲地推行其以侵略中國為主要目標的大陸政策。 1921年﹐日本原敬內閣召開有朝鮮總督、朝鮮軍司令官、關東廳長官、關東軍司令官、駐華公使和奉天領事以及駐青島、西伯利亞日軍司令官參加的第一次“東方會議”﹐研究侵華政策問題。最後認為﹕滿蒙同日本領土接壤(指朝鮮)﹐對日本的國防和“國民經濟的生存”具有極其重要的關系﹐日本不但要維護其在滿蒙既得的特殊地位與利權﹐而且今後要努力獲得國防和“國民經濟的生存”上必要的地位與利權。因而決定加強對中國的東北地區擴張。〔２７〕 1923年﹐在華盛頓會議上日本擴大軍備和侵略中國的問題受到美國等國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日本在制定國防計劃時﹐將主要假想敵國定為“與我有沖突的可能性且具有強大國力與兵力的美國”﹐而將中國與俄國作為第二號假想敵。但是為了與美國或俄國作戰﹐又規定必須準備好佔領“滿洲、華北、華中各要域及華南一局部”等“大陸要域所必需兵力的整備”﹐作戰的“不足資源需在中國尋求”。〔２８〕實際上不論對誰作戰﹐日本都把中國作為其侵略的首要對象。在上述方針指導下﹐日本參謀本部於1925年制訂了1926年度作戰計劃﹐預計動員32個師團的兵力﹐其中以3個긊v團又1個支隊用於對美作戰﹐以13個師團又1個支隊用於對俄作戰﹐而以16個師團用於對中國作戰。由此可見日本作戰的重心仍然是中國。而且對俄作戰時﹐其大部兵力仍將以中國的東北地區為作戰基地。日本對中國作戰的計劃是﹕以5個師團佔領南滿及北滿一部﹐以7個師團進佔河北及山東﹐以3個師團進佔上海地區﹐以1個師團進佔福建。 1927年﹐一貫主張“經營大陸”的擴張主義者田中義一繼山縣有朋組織新內閣﹐使日本的大陸政策又有新的發展。早在1913年﹐田中義一就著書鼓吹向大陸擴張。他說﹕“我們認為向大陸擴張乃是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條件”﹐“利用中國資源是日本富強的惟一方法”﹐“日本政府必須確立經營滿蒙的大方針”。他還表示決心為把滿蒙變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而鬥爭”。〔２９〕這次當上了首相後自兼外相﹐任命一貫主張對中國實行“強硬外交”的“滿蒙第一主義者”森恪為外務省政務次官。森恪認為“日本應當確保滿蒙”﹐“把滿洲從中國本土分割出來”﹐這“必須成 為政策的中心”。〔３０〕 當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在東京召開了有陸海軍首腦、關東軍司令官、駐中國使領和外務省有關人員參加的“東方會議”﹐統一認識﹐制訂對中國的“積極政策”。會議實際上由森恪主持。最後由田中提出了《對華政策綱領》﹐共八條。前五條規定了對中國整體的政策﹐後三條規定了對中國東北地區的政策。其主要內容有二﹕一是對中國的內部事務實行武力幹涉。第五條就明確地規定﹕“當帝國在中國的權益及日本僑民的生命財產有受非法侵害之虞﹐必要時將斷然采取自衛措施以維護之。”二是將東北地區從中國領土上分割出去﹐作為日本的殖民地。第六條規定﹕“關ꤊ騢◆X﹐特別是東三省﹐由於在國防上和國民的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關系……作為接壤的鄰邦﹐不能不負有特殊的責任。”第八條還規定﹕“萬一動亂波及滿蒙﹐治安混亂﹐我國在該地之特殊地位、權益有受侵害之虞時﹐不問來自何方﹐將予以防護。”〔３１〕森恪在會議上解釋“不問來自何方”這句話時說﹕“何方”是指南京政府、北方的蘇聯和一切外國以及東三省的內部。〔３２〕這顯然是要把中國的東北完全置於日本的武力控制之下﹐既不允許其他帝國主義染指﹐也不允許中國人民為維護主權而采取正當的行動。日本實際上把中國的東北地區已視為自己的領土了。 會後﹐田中將會議的實質內容寫成《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的文件﹐秘密上奏天皇﹐因而這一文件又稱“田中奏折”。文件首先說明向滿蒙擴張的“理由”﹕“所謂滿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龍江及內外蒙古是也﹐廣袤七萬四千方裡﹐人口二千八百萬人。較我日本帝國國土(朝鮮及台灣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隻有我國三分之一。不惟地廣人稀令人羨慕﹐農礦森林等物之豐富﹐世之無其匹敵……故歷代內閣之施政於滿蒙者﹐完成新大陸政策。”其次又提出向大陸擴張的總目標﹕“惟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倘中國完全可被我征服﹐其 他如小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並進一步強調掌握滿蒙之利權是控制亞洲大陸的“第一大關鍵”﹐說“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須以積極的對滿蒙強取權利為主義。以權利而培養貿易﹐此不但可制止中國工業之發達﹐亦可避歐勢東漸。策之優﹐計之善﹐莫過於此。我對滿蒙權利如可真實的到我手﹐則以滿蒙為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風靡中國四百余州﹔再則以滿蒙之權利為司令塔﹐而攫取全中國之利源。以中國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以及中小亞細亞歐羅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於亞細亞大陸者﹐握執 滿蒙利權乃其第一大關鍵也。”爾後詳細地闡述了實現這一政策的具體措施和步驟﹕以“二十一條”為基礎﹐取得滿蒙的土地租借權、鐵路建築權、礦權、林權、對外貿易權和金融權等﹔以日本人充任滿蒙政治、財政及軍事的顧問和教官﹔派遣軍人秘密進入蒙古﹐以控制舊王公等等﹔在推行大陸政策的進程中因有可能“不得不與美國一戰”﹐“在北滿地方必與赤俄沖突”﹐因此要作決戰的準備﹐迅速修建幾條有戰略價值的鐵路﹐將滿蒙與朝鮮聯結起來﹐加強對滿蒙的控制。〔３３〕 日本有些學者認為﹐《田中奏折》是偽造的文件﹐但回顧一下田中義一內閣執行“積極政策”的實踐和以後十幾年日本擴張的侵略歷史﹐再對照一下日本公開發表的《對華政策綱要》﹐不難看出《田中奏折》確實存在。積極推行侵華外交、戰敗時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在戰敗後曾就此文件的真偽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他說﹕“東亞方面發生的事態﹐以及日本對此等事態采取的行動﹐恰似以《田中覺書》(即《田中奏折》)作為教科書那樣進行的。因此﹐想消除外國對這一文書存在的疑惑是頗為困難的。”〔３４〕 東方會議之後﹐為了加快實施這一《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當年8月15日至21日﹐由森恪主持﹐在大連又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即大連會議)﹐參加人員為駐“中國公使、關東廳長官、駐奉天總領事和關東軍司令官等人﹐進一步策劃了侵略東北的具體步驟。 東方會議是一次決定日本國策的會議﹐也是把它的大陸政策進一步發展﹐並把實施這一政策的措施具體化的會議﹐預示一系列重大的武力侵華行動即將展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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