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3日 孤島的行旅 楊翠 http://ppt.cc/51yH 作者的文字細膩幽暗，沉靜迴盪，不斷吞吐那個時代的記憶。我嘗試去尋找文中的各個案 件，卻發現除了楊逵之外，其他的案件幾乎都只有楊翠一人的口述史。令人隱約感覺到文 中那種孤獨訴說的氣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白色恐怖時期的殘酷、禁錮與驚恐，奪去了許多人的青春與夢想，粉碎了他們的幸福生活 。政治受難者的苦痛，不言可喻，受難者家屬的悲情，更是一生都無法卸下的馱負。對於 事件當時尚仍年幼的受難者家屬而言，苦難，一如魔樹的種子，從童幼年就深深植入他們 的肉身與靈魂，發芽、長大、盤踞不去，霸道地成為他們生命的一部份。在那個年代裡， 我的父親與母親，也在年少時期就失去青春，失去夢想的權利，一生都必須與深植體內的 苦難魔樹搏鬥。 1949年4月，楊逵與「和平宣言案」 1949年4月6日，半夜大雨，軍警包圍台灣大學、師範學院宿舍，黎明時分，向學生進攻， 兩、三百名學生被捕，史稱「四六事件」。同日，我的阿公，43歲的台灣作家楊逵，也因 「和平宣言」一案，在台中被捕，判刑12年。 「和平宣言」一案，緣起於一份600餘字的文件－－〈和平宣言〉[1]，是典型的文字獄案 件。事實上，從1945年戰後開始，楊逵對國民黨腐敗政權的批判，不曾間斷，1946年的 〈為此一年哭〉[2]，批判貪官污吏、民生凋敝、言論控管。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 3月2日即撰寫〈大捷過後〉，沿街發送，勉勵民眾團結，不可得意忘形。3月9日，同時發 表兩篇文章，〈二．二七慘案真相──台灣省民之哀訴〉，將事件清楚地定調為起義而非 暴動；〈從速編成下鄉工作隊〉更呼籲民眾組織行動團體、自衛隊、保衛隊。可見二二八 事件前後國府政權的腐敗，致使向來主張和平主義的楊逵都認為，這是台灣人民挺身進行 組織性武裝對抗的時刻了。 二二八事件中，楊逵和妻子葉陶都被判死刑，在執行槍決前一日，因為一道「非軍人改由 司法審判」的行政命令，重新審判，逃過一死，關了四個多月。然而，出獄之後，1947年 到1949年之間，楊逵與葉陶不曾退縮，持續發聲，創辦雜誌、出版書籍、積極寫作、串連 各界朋友，展開戰後台灣文化重建的行動。1949年，楊逵與一些朋友，組織文化界聯誼會 ，希望以文化的力量，促成政治的改革與社會的和平，他們草擬了一份宣言，由楊逵具名 ，油印廿幾份，寄給關心的朋友。宣言的訴求，包括還政於民、釋放政治犯、打破經濟的 不平等、實施地方自治等。然而，訴求和平，卻招致罪名，被陳誠指為「台中有共產黨的 第五縱隊，要把這種人送去填海。」 國民黨當局當然有意擴大辦理這個案子，但經過漫長的審訊過程，楊逵不曾招出其他共同 討論與起草的省內外朋友，這個案子最後只有兩個人被判刑，一位是《新生報》台中地區 負責人鍾平山，至於撰寫宣言一事，當時罹患肺結核、咳血不止的楊逵，全數扛下。 〈和平宣言〉短短600多字，為楊逵換來12年的牢獄之災，即使是日治時期已有10次豐富 牢獄經驗的楊逵，也認識到了「祖國」的真面孔，他日後回憶說，只怪自己對國民黨的了 解太少，對現實情勢的判斷準確不足。 做為一個社會運動者，楊逵認知到，他選擇對抗，也要勇於承擔風險。然而，他的次子、 我的父親楊建，沒有機會認知，無法選擇，卻必須承擔。那年他13歲，青春迅即塗抹暗影 。 1949年10月，董登源與「高雄工作委員會叛亂案」 對政治受難者家屬而言，生命的選項是單數的。13歲的楊建沒有選擇，11歲的董芳蘭更是 無從選擇。 1949年，距離楊逵被捕6個多月後，10月19日深夜，幾名黑衣軍警闖入高雄燕巢一處民宅 ，當時任職於中國鋁業公司、34歲的董登源，因「高雄工作委員會叛亂案」被捕，以「高 雄工作委員會鋁廠支部聯絡人」的罪名，被判刑10年。這個案子牽連了46人，7個人被槍 決。 「工委會案」是五○年代最頻繁可見的案件類型之一。「高雄工作委員會叛亂案」，被認 定是由共產黨在幕後組織、策動的陰謀案件，在國家安全局的檔案資料中，此案被提昇到 著手實行的層次，它被描述為是「秘密組織小型武裝隊，相機展開暗殺行動，以擾亂社會 秩序，策應匪軍登陸作戰」的「陰謀與活動」，因此，牽連甚廣，死刑也多。 董登源與楊逵不同，他並非知識精英，不是地方意見領袖，只是對機械有興趣，也有天份 ，在鋁廠工作時，閒暇喜歡玩弄機械，拆組收音機。他被逮捕那年，他的長女、我的母親 董芳蘭，11歲。我問母親，外公是因為玩收音機，被認為與匪方通訊而被抓嗎？她說不出 所以然，只問，玩收音機有錯嗎？為了一個她自己也無法解釋的政治事件，董芳蘭不曾有 過青春，失卻了生命的多重可能性。 事件之後的楊建 1949年4月6日，阿公楊逵與阿媽葉陶同時被捕。中午，他們的次女楊素絹剛下課回家，兩 個便衣就走進來，說想請他們夫妻去坐一坐，葉陶冷靜地說，等我炒完菜，讓女兒吃過飯 ，我們就去。便衣後來帶走了楊逵、葉陶，以及不到六歲的幼女楊碧，直到4月20日，葉 陶和楊碧才被放出來。父親楊建回憶說，我對這個日期的記憶深刻，因為那天是我生日， 等了那麼多天，母親與妹妹終於平安回家了。 阿公阿媽及小姑媽楊碧被帶走之後，音訊全無，大伯楊資崩與大姑楊秀俄也才初中，都到 學校辦理退學，出去做工賺錢。父親楊建記得，當時大哥聚集了五個孩子，開家庭會議， 將家中僅有的錢放在桌上，告訴他們，父母親不知何時才能回來，這些錢，我們買米吃， 只可以吃幾天，買蕃薯省點吃，可以吃一個多月，你們想買米還是買蕃薯？孩子們在哭聲 中決定買蕃薯，二姑媽楊素絹說，這以後，他們每日和著眼淚吃蕃薯，那些蕃薯的滋味， 都是鹹的。 父親兩度面對父母被逮捕，見證白色恐怖魔爪的無孔不入。阿公楊逵被捕之後，進入漫長 的審訊過程，便衣還是三番兩次到家裡來，詢問、搜查，一度把病中的阿媽也強行帶走， 又關了三個多月，直到那年冬至才被放回來。 家境本來就貧窮，如今更是困窘，親友大多走避，不敢相助，一向成績優異的父親，初入 中學，面對家中困境，以及周圍眼光，產生高度的自卑心理，連上學讀書都失去動力。讀 完一學期後，他決定休學，阿媽葉陶一再攔阻，但他心意已決，不肯再去上學，只想幫著 賺點錢，讓家裡好過些。 當時大伯每天清晨去批豆漿、豆腐來賣，父親心想，批貨成本高，不如自己來做，他們先 是請一個師傅來做，一個月內，他努力觀察，小小年紀竟都學會了。此後，每天清晨2點 開始，阿媽、大伯與父親，三人徹夜輪班，磨豆、煮豆、瀝乾、製作豆腐，5點出擔，沿 街叫賣。 父親回憶，正巧阿媽娘家的一個親戚，他要叫表哥，來到家中寄住，這個表哥曾經留日， 學過化工，對食品加工有一些知識，開始教這些弟妹們製作醬油、肥皂、洗髮粉、面礵等 ，一起沿街販賣。父親說，當時他們的技術很不錯，但是資金非常匱乏，產量無法增加， 生意做不大，收入僅能維持日常所需。 除了豆腐、食品、化工，楊建與大哥還試過各種可以增加收入的辦法。鄰居的大人們，四 、五十人結伴到山上去盜伐官有林木，聽過價錢很好，一百公斤相思材，可以賣到四、五 十元，能換一斗米，他和大哥也去了。兩個小孩，骨架都還沒長全，學大人編草鞋，帶到 山上穿。地點在台中市旱溪往東的深山裡，因為警察抓得很緊，大家相約，11點在山頭集 合，分頭砍樹，下午1點在「老鼠仔坡」集合，一人一擔依序走下山，不可以落單。兄弟 倆清晨5點出發，走到山頭已是11點了，1點下山，回到家也天黑了，雖然辛苦，但一天可 以砍50公斤的相思材，兩天就可以換一斗米。 盜採官木是違法的，警察抓得很嚴，帶他們去的大人警告，必須保持高度警覺，聽到警訊 ，就要趕緊逃跑，一旦落單被追捕，後果不堪設想，而且，屆時大家都要各自奔逃，也顧 不了你們兩個小孩。父親還深刻記得幾次奔逃經驗，砍伐之際，聽到大人們高喊警察來了 ，趕緊放下工作狂奔，因為恐懼，在山林中跌跌撞撞，好幾度都以為這次肯定回不了家了 。 下山時，一定要走渡旱溪。夏天，西北雨來得猛烈，溪水迅即爆滿，水流湍急，曾有一些 擔材的大人被沖走，因此，一定要在下午4點以前過河，如果不能趕上1點的集合，不僅落 單危險，還可能過不了旱溪，成為溪下冤魂，因此，每次下山都心懷恐懼。辛苦的還不只 這個，穿草鞋也是苦差事。自編草鞋上山砍官木，一方面是因為沒鞋可穿，僅有的布鞋即 使破爛，也要保護，需要時才有得穿；二方面，山路和溪河都不好走，就算有鞋，上山兩 三次，怕也磨損得差不多了，很可惜。但是，自編草鞋使用的是自己採集的草，未經軟化 處理，草質粗糙，兩個孩子沒經驗，不曉得必須先將草鞋浸在水裡泡軟，跑起來才不會咬 腳。兩兄弟的草鞋，沒走多少路，就把雙腳磨破了，下山時，大家都在趕路，急著渡過旱 溪，逃躲警察，因此，即使乾草鞋已將雙腳磨出水泡，滲出鮮血，痛得無法行走，但還是 不敢停下腳步，只有流著眼淚、揹著重擔，繼續跟緊大人前進。 即使如此驚險辛苦，但是相思材的收入，比起製賣豆腐好多了，至少能補貼家中6口生活 所需，因此兄弟倆一再冒險。直到有一日，在逃躲警察的過程中，一個鄰居被開槍打死了 ，阿媽終於嚴禁兄弟倆再上山，他們才結束盜採官木的驚險歷程。 資崩和秀俄，從戰後初期開始，斷續失學過久，無法再回到學校，而本已決定不再唸書的 父親楊建，則被母親逼著，在初二時重返校園。即使經歷休學，楊建的表現仍然十分傑出 ，就讀台中市一中（今居仁國中的前身），成績名列前茅，兩度被選為台中市小市長，但 他卻因為制服破舊、沒有鞋子可穿而發愁，不想出席表揚大會，多虧母親的張羅，才讓他 站上表揚台。 即使成績優秀，父親說，他也並不感到歡喜。因為，從少年到青年，他不僅被奪去父親的 陪伴，生命中也失去很多選項。事件發生前，雖然家境窮苦，但阿公楊逵允諾送他到日本 唸書，正如楊逵小說〈送報伕〉中所寫，即使辛苦，但在那個禁錮閉鎖的年代，能夠走出 去，就多了一扇可以自由呼吸的窗口。然而，父親被捕，這個夢想隨之幻滅，楊建的人生 ，從此轉向，而他只能身不由己。 父親至今仍然經常憶起，那個讓自己失落青春、失落夢想的關鍵時刻，有一個巨大的力量 ，將他的世界整個翻轉，連他整個人，都被改寫了。原來樂觀進取、正面思考的楊建，被 這個時代擠壓成為自卑閉鎖、負面思考的楊建。人們常說，選擇權操之在我。對一般人而 也許是如此，對受難者家屬而言，卻絕非如此，表面上，他們的確有許多選擇的機會，但 是，白色恐怖的幽魂，總是不斷干擾著他們的選擇。 失去積極的生命動能的父親，面對家境困窘，即使初中以優異成績畢業，也對升學失去想 望，大哥大姐都退學了，自己如何能夠安心唸書？因此他決心放棄學業，既沒有申請保送 本校高中部，也沒有報考其他高中。阿媽葉陶知道後，非常傷心，她一向堅持，無論如何 辛苦，都不能剝奪孩子追求知識的權力，長女長子被迫失學，她很悲傷自責，接下來的一 男兩女，說什麼都不能再犧牲他們的學業。所幸，開學前夕，母校台中市一中寄來入學通 知，說他已達保送資格，請他去報到。 然而，下一次面臨選擇的關鍵時刻，父親終於被白色恐怖巨獸吞沒，做出了他一生中至為 後悔的抉擇。1954年，升高三暑假，救國團舉辦一個營隊，前往蘭嶼探險，行程將經過綠 島，他決定參加，到綠島看爸爸。營隊在蘇澳訓練三天之後，行軍到花蓮之後，突然宣佈 ，綠島行程取消，直接前往蘭嶼。待營隊結束，在高雄解散後，楊建不甘心，去找住在高 雄的舅舅與阿姨，大家你一百我一百，湊了五百塊錢，讓他搭漁船到綠島。 這次面會，過程是愉悅的。一見面，父親緊緊擁抱他，從少年時期就與父親分離，為了生 活，一家六口分住好幾地，因為獄中的通信限制，無法經常收到父親的來信，能夠與父親 朝夕相處15天，楊建感到莫大的幸福。當時綠島新生訓導處處長唐湯銘，管理比較開放， 楊逵負責照顧菜園，晚上才回寢室睡覺，他帶著楊建，上山下海，到處自由走動。在父親 的記憶中，除了童年時期之外，父子不曾有過這麼親密的相處經驗。 然而，對父親來說，這次面會，卻改寫了他以後的人生地圖，種下許多悔恨。雖然在綠島 與父親度過愉快的半個月，然而，親眼見證了政治犯們的生活處境，在密集的思想感訓與 勞動改造之間，度過漫長的晨昏日月，肉身的痛楚不說，思親之痛、失去自由之憾，更是 如影隨形，縈繞不去，讓正處於人生轉彎口的青年楊建，做了一個影響終生的決定。 回到台灣之後，大考前夕，他放棄文組，轉考理工，因為課程內容不同，準備不及，在那 次考試中失利了，次年，他仍堅持理工組，考上當時剛設立的大同工專，成為第一屆學生 。 楊建放棄文組的原因，緣自對於「文字」的深沉恐懼，這個恐懼，從少年時期以後，長居 久住，成為一種敏感性體質。他的父親一生從事社會運動與文學創作，卻因為一篇600多 字的文章，就被禁錮12年，在那個思想、言語、文字有罪的時代裡，走上文科的道路，未 來是不是會步上父親的後塵？青年楊建的憂心，絕非庸人自擾，那是因為白色恐怖的鬼魅 ，已經浸透了他的肌骨和心魂。本來就是內斂多思慮的個性，加上悲劇的衝擊，使他改寫 了自己的人生。 在理工價值遠大於人文價值的台灣社會，選擇了理工的父親，卻反而陷入精神困境，原因 也是阿公楊逵。父親在大同工專時期，生活困苦，沒飯吃的時候，有時跑到台灣師範大學 ，與中學同學分吃一碗公家飯，有時到阿媽介紹的尼姑庵去吃齋飯，一餐混過一餐，成績 表現優異，但是，「沒有傳承衣缽」、「一代不如一代」的責備，無論是他人的質疑，或 者自己的遺憾，卻一直跟隨著他。 近來，父親回憶起這段往事，總是流露後悔，他說，當時，許多成績不如他的同學都進了 台大，他如果不是臨時改換組別，台大文學院，至少有一個科系屬於他，他的人生或許會 不一樣。楊家的第一個教授，也不會是女兒妳啦；他說。確實，他讀了理工，做了生意， 與個性不合，數度被欺騙、被倒債，以致一生窮愁潦倒。也許讀了文組，結果也未必如他 所想，然而，一個人從少年時期就被奪去夢想權利，晚年回顧自己一再挫敗的人生，對於 自己被恐懼魔樹制約，改寫了生命地圖，他的因果詮釋，也都無法抽離於那個禁錮時代的 幽靈吧。 這是因為，楊建與一般政治受難者家屬不同。他的父親楊逵，既是白色恐怖受難者，又是 知名台灣作家；政治犯父親，讓他揹負受難者家屬的苦難與暗影；知名台灣作家父親，身 上眩目的光環卻又讓他無法承受。這是楊建生命最大的悲情。無論暗影或光環，對於第二 代來說，都是沉重的包袱，他們必須終生馱負，無法放下。暗影讓他自卑，光環也讓他自 卑；終究，身為名人之後的受難者家屬，全身都被暴露在光與影之中，無所遁逃。 事件之後的董芳蘭 相對於父親楊建因為承載過重而終生陷入憂苦，我的母親董芳蘭則是另一種典型。她雖是 大姊，但當時也才11歲，對於外公董登源與案件，所知甚少，只記得他在鋁廠工作，對機 械有興趣，沒機會受太多教育，但很聰明，事情一學就會。她對父親最深的記憶，就是自 己的愚魯。她說，初上小學時，父親教她數數，父女倆撿了許多石頭，父親教她，擺一個 石頭，數一個數，但她總是跳過10、20這些數，無論如何學不會，父親無奈憂煩的臉容， 成為少女董芳蘭記憶中最溫暖的圖景。 外公董登源被捕時，母親11歲，因為是長姊，失去受教育的機會，放棄讀書，工作賺錢， 供給四個弟弟唸書。少女董芳蘭離開家鄉燕巢，到高雄市學理髮，從學徒開始，待遇菲薄 ，三年苦學，終於熬出頭，以理髮為業，成為家中最重要的經濟來源。至今，舅舅們還感 念著當年大姊的犧牲，他們儘管都已年老不種水果了，但是，每逢果熟季節，仍然都會記 得，選買最上等的芒果、芭樂、棗子，一箱箱給大姊寄去。 幾乎完全失去青春夢願的母親，生命中唯有一個時刻，能有一絲歡喜。每月的薪水，絕大 多數必需拿回家，自己只能留下少許生活所需，她把這些錢節省起來，月月積累，到布莊 剪一塊布，自己設計圖樣，請師傅縫製，然後穿上它，到相館拍一張照。每一張照片都清 麗動人，相館選了幾張，掛在店裡當廣告，一掛20幾年，直到要停止營業了，才把那些照 片歸還給母親。每每談起這件事，母親總是眉飛色舞，她說，我年輕時很水吧，我那時可 是「佈景臉」喔，可惜，我命不好，嫁給你爸，其實，那時候很多來理髮的客人喜歡我， 有大學生，也有醫師，但是，男方條件愈好，你外婆愈不贊成，她說：「咱的竹仔箸，免 想去挾人家的雞肉絲。」 少女時期，我總是羨慕地翻看母親美麗的照片，哀嘆母親為何沒把她的清麗都遺傳給我， 而未曾將「我命不好，嫁給你爸」聽進去，也不知道，母親的青春，全數都擱淺在這些照 片中了，更不理解，「咱的竹仔箸，免想去挾人家的雞肉絲。」一語，包含了多少辛酸無 奈，那也是一種無從選擇。 然而，即使同是天涯淪落人，未必就能相濡以沫，楊建與董芳蘭，兩團暗影的結合，正是 如此。 楊建與董芳蘭 父親當兵時，第二度到綠島面會，當時外公董登源正好擔任會客室雜役，見到這個老實青 年，聽說他的父親是新生訓導處的獄友、大家尊重的前輩楊逵，思及自己的女兒也已到了 婚嫁年齡，但是，政治犯的家庭，有誰敢來提親？他想，這青年與女兒年紀相當，都是政 治犯家屬，誰也不會嫌棄誰，決心為兩人牽紅線，於是，他寫了封家書，請楊建轉交給他 在高雄工作的女兒。 楊建與董芳蘭的初見面，決定了他們的命運。兩個從年少時期就被政治剝奪了青春、夢想 、希望，卻對政治所知甚少的青年，又有著相同的無奈與身不由己。董登源在信中告訴女 兒，送信來的青年，老實可靠，他跟我們是一樣的，你們可以試著交往，考慮結婚。 父母親回憶起這一段，總是互相指稱「被騙」，父親說他被岳父給騙了，母親則說，我才 是被你騙了。小時候聽這些故事，只覺有趣，成長之後，認知台灣歷史的暗影，才知道， 長年被墨濃雲霧覆蓋的父母親，他們互指「被騙」，並非尋常夫妻間的打情罵俏，在他們 心中，確實都有這麼一個區塊，對於自己在這個婚姻中的身不由己，充滿無奈。 兩名政治受難者家屬的聯姻，孤島仍是孤島。因為，恐懼與苦悶，從他們太年少的時候就 棲住不去，而最深沉的苦痛，是無法交換與分擔的。 童年時總記得，父親幾乎不曾有過笑容，很少言語，他的愁苦彷彿植根在他的肉身和靈魂 裡。在這樣的父親身後，以及在名作家楊逵的光環底下，母親的臉容更幾乎完全被吞沒。 父親每次出席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聚會的相關場合，母親都是以楊逵媳婦的身份隨行， 沒人問起她，沒人問起她的父親董登源，彷彿董登源不曾被黑牢禁錮10年，而董芳蘭不是 受難者的女兒。 父親揹著難以承受的重，母親馱負難以承受的輕，兩人都不好過。只是，這個社會給予父 親許多機會，想要聆聽他身為受難家屬的苦難經歷，而母親，她靜默無聲，乏人問津，誰 也不在意她是否也有過屬於受難者女兒的悲苦。 而其實，暗影不會自行散去，悲苦不會自動消失，沒人問過，不曾提過，不表示不存在。 母親一生勞碌，我成長歷程中，最常聽她說的一句話是：「都是前世欠的債，等你弟弟結 了婚，我就要去吃齋唸佛做尼姑。」沒人對她聞問，但她想要解放自己，透過宗教，洗滌 淨化，尋找淨潔無憂的生存狀態。 不同於父親可以反覆敘說、詮釋，尋找聆聽者、見證者，藉以進行某種療癒過程，母親沒 有聆聽者與見證者，她必須自行展開療癒。然而，還未等到可以放下人間俗務、清心唸佛 的時刻，1999年，母親就被長年棲住的暗影幽魂吞噬了，她開始遊走於現實與虛境的邊界 ，她的靈魂經常迷航，不在現實的住所，流連在虛境裡，試圖尋覓一處可以安置自身的所 在。 但是，她總是迷路，既無法回返現實家園，也找不到安居之處。在她的幻聽與幻覺中， 1949年10月深夜，闖入家中，帶走父親的幾個黑衣人，在半個世紀之後的1999年入秋，穿 越時空，持續騷擾她的心魂。她總是對著暗黑的窗外，揮手驅趕不懷善意的虛擬闖入者， 聲色俱厲地罵說，走開走開。然而，惡靈霸道，盤踞不去，以致我們不得不將她送到精神 病房，接受另一種療程。直到那時候，我才理解，人們說什麼遺忘、寬恕、向前看、掃除 悲情，是多麼不負責任，多麼冰冷，這不是有體溫的人說得出來的話。這些冰冷的人類， 怎麼可能感知那些被悲情覆蓋長達半世紀的心靈？ 楊建與董芳蘭，現在進行式 但受苦者沒有絕望的權利。楊建與董芳蘭，我的父親與母親，兩個孤島，至今仍然各自揹 負著他們的苦難，奮力前行。 七○年代，楊逵與台灣歷史，都被撥去塵土，攤到陽光下，楊逵重新被認識、被認同、被 推崇，然而，這樣的光環，對父親楊建而言，竟比悲情更加沉重。經過幾十年，好不容易 與「受難者家屬」標籤的暗影協商共處，卻又必須揹負他父親的光環前進。旁人在頌揚老 作家之餘，也不免投給第二代期待、檢視的目光，而父親對於自己放棄文科，一直抱持遺 憾，當人們善意問起，你也有在寫作嗎？這樣的話語，對他而言幾乎就是一種凌遲。 因為父親入獄而產生自卑感，又因未能繼承父親衣缽，而種下更深的自卑感。這樣的心理 構圖，外人難以理解。暗影與光環的雙重覆蓋，楊建連逃都逃不了，更別說暗影的那一面 ，因為光環的投照，而更形黝黑。總會有人來問，你是楊逵先生的兒子嗎？他真是了不起 啊，能請你談談他的事蹟和文學嗎？能談談你們的生活經歷嗎？你們真是幸運啊，你們一 定覺得很驕傲吧？ 對父親楊建來說，孤獨承受暗影的黝黑，以及孤獨面對光環的眩目，痛苦幾乎是相同的。 楊逵的兩個兒子，終究都沒能逃脫這團光與影的包覆與拉扯。長子資崩，長期酗酒，鬱結 而亡。我年幼時的記憶，每當大伯資崩來看阿公時，我總在半夜被大伯的聲音吵醒，阿公 沉默不語，而大伯聲淚俱下，不斷訴苦說，爸你總說一代不如一代，我也想像爸一樣，讀 書寫文章，參與社會運動，但我沒辦法啊。七○年代，資崩給父親楊逵的一封明信片中寫 道，爸我答應你做的台灣歷史研究，我做不到了，請原諒我。署名「不肖子資崩」。 竟連父親的死亡，都帶給他們更大的負荷，因為父親之死，他們被眾人凝視。1985年楊逵 辭世，外界立即給予家屬壓力，有人就直接對大伯和父親說，楊逵那麼偉大，你們不能只 建一座墳，還必須為他蓋一個紀念碑、一座紀念館，否則就是不肖子孫。父親當時流著淚 說，姑且不說我們根本沒錢蓋紀念碑，一個父親的偉大，怎麼可以由他的孩子自己來吹噓 ，那不是讓人笑話嗎？ 大伯資崩辭世之後，做為第二代代表的楊建，被賦予更多責任。國家的研究機構要出版《 楊逵全集》，負責人不曾親自打過一通電話給父親，但父親卻必須感恩，必須配合，必須 交出所有遺稿文物，在父親看來，她是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我幫你父親出版全集，是 給你們家屬的恩澤。國家台灣文學館要館藏作家的手稿遺物，大學院校的相關文學系所， 要利用楊逵壯大聲勢、生產業績，不論是舉辦學術研討會、展覽作家文物，或者執行數位 典藏計劃，父親都必須配合。這些學者專家們，絕大多數在拿了資料，做了業績之後，就 對父親不聞不問，連一通問候的電話都不曾打過。因此，對於極少數還念記著他，能夠體 知他的苦難與心事的，父親總是感念在心。 被奪去青春、失去夢想的父親，生命中有著太多不可承受的輕與重。他的父親，既是他恥 辱與被拒絕的來源，卻又是一個高大的身影。他認知到，來自父親的光環與暗影，他這一 生都別想逃脫，只能更深地貼近。這些年，他以在台中東海花園故居成立楊逵文學紀念空 間，做為最終的生命責任，持續前行。這是他的覺悟，他覺知到，這是自己終於可以卸下 重擔最好的方法。 至於母親董芳蘭，半世紀的暗影侵擾，幽靈盤踞，我一度以為，母親是無法回家了，但是 ，迷路數年之後，她卻終於找到了回家的道路，清醒過來。她沒有放下一切，出家為尼， 清心唸佛，反而以家庭為療癒之所，以親情為藥石，尋常的家務勞動、照顧工作，讓她找 回了自己的節奏。 2012年，當年11歲的董芳蘭，已經年逾74歲，她每日煮三餐、買菜、洗碗、洗衣、打掃、 照顧孫子，是全方位的家務勞動者，夏日裡，汗水從來沒停過。雖然是一個性別研究者， 但我卻無法如此簡單地評斷：家庭是董芳蘭的禁錮之所，家務勞動是一種剝削。因為，董 芳蘭有屬於她自己的療程。 而楊建與董芳蘭，他們終於在年老的時候，找到了相互說話的方法。約莫5、6年前，兩個 老人家相伴到「長春學苑」去學國畫，現在他們以畫說話，倒也有清雅詩意。 去年入冬以來最寒冷那天，母親來電，要我去吃中飯。飯後，父母兩人說，我們有新畫作 ，要看嗎？兩個加起來快150歲的老人家，喜孜孜像孩子一樣，展示他們的國畫作品，父 親畫的是玫瑰、絲瓜，母親畫的是菊花、牽牛花，玫瑰和菊花都是橫幅，裝了框。我看著 父親的靈動飛躍，母親的素樸溫潤，兩人都自成一格，微笑稱讚，感動想著，父親長年在 市場擺攤，當場揮毫寫春聯，國畫對他不是問題，但母親可是這輩子第一次拿毛筆呢，真 有天份。 5年多前，母親第一次拿毛筆，一下筆就大呼，哇，這什麼筆這麼軟，怎麼拿呀？當她終 於畫出生平第一幅畫時，臉上身上都沾染墨漬，廢棄了好幾張畫紙，自己仍不滿意，苦著 臉央求父親，你畫壞掉的那幾張，可以選一張給我交作業嗎？拜託啦，父親一口回絕，不 行，自己的作業要自己畫才可以。 母親與她的軟毛筆，歷經磨合，竟然如此契合。畫畫讓她逐漸學習與自己的傷痛共處。那 一期結業時，老師選了幾幅畫，說是很不錯，可以拿去裝框裱褙，準備用來成果展。夫妻 倆興致勃勃，父親開始為兩人的畫作落款，母親望著他大筆一揮，在一幅梅花上落了「楊 建」兩個字，愣了半晌，抗議說，那是我畫的耶，你弄錯了。父親堅持那幅梅花比較美， 是他的作品，母親不服，後來由老師公評，證明那是母親的畫作，她得意地說，哼，難道 我就不會進步嗎？ 孤島們最動人之處，就是他們承受苦難、轉化力量、奮力前行的生命能量。母親歡喜展示 畫作時，圓滿如月的臉龐，映在溫潤的菊花上，一如她少女時期被懸掛在照相館的寫真， 清美燦麗。 而父親在畫作中，抄錄楊逵詩作，與他的父親，貼近對話。楊逵近70歲時，寫下「能源在 我身，能源在我心，冰山底下過活七十年，雖然到處碰壁，卻未曾凍僵。」能源自體自燃 ，所以花開蝶舞。自卑、沉鬱的父親，想必也從這些字語中，感悟了他父親的生命熱情， 從而蓄養自身的火種，照亮他此生的暗鬱行路。 註釋： [1]楊逵【和平宣言】全文：http://ppt.cc/dIom [2]楊逵【為此一年哭】全文：http://ppt.cc/UgF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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