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烏克蘭之戰看台灣的現實主義與奴才主義之爭 https://reurl.cc/l9K7jd 烏俄鏖戰已逾三個星期，毫無疑問，這場戰爭必將寫入分析國際關係的教科書，因為它糾 正了自二戰以來主導大國政治的現實主義（realism），顛覆國家行為是理性產物的假設 。然而烏俄之戰所顯現的事實是，不管是侵略者還是反抗者，甚至是結盟者，他們的行為 未必是合乎理性的。 二戰之後，現實主義成為國際關係顯學 不可否認，二戰之後現實主義成為研究國際關係的顯學，學界極喜歡這種調調，因為現實 主義的分析非常機械，而學者做為一個獻策者，機械式的分析讓他們看起來比較理性、客 觀，也讓國際關係這門學問更像自然科學，以合乎科學主義的脾胃。現實主義的假設非常 簡單，它假設國家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個體，國際之間沒有正義，謀取國家利益與生存是唯 一的道德。 在這樣的假設下，國家的行為成為一個可觀察、可預測的理性產物。然而現實主義者最大 的矛盾與盲點是，對各國內部複雜的政治現實與歷史背景視而不見，把道德、文化、民族 創痛、決策者人格等等複雜的心理因素，個人的、集體的，統統放在一邊。各國被擺在現 實主義的最佳化公式上，期待世界照著一個單純的因果律運作。 現實主義自然有它穩固的地位，在可見的未來仍是國際局勢分析的重要工具。冷戰下世界 沒有往最壞的方向發展，核武大國深思熟慮避免了東西對撞，或許千鈞一髮，但核子大戰 的人類悲劇終究沒有發生。一般認為冷戰和平落幕是現實主義的功勞，然而這似乎誇大了 理性的能耐，或許是無法量化擺在最佳化公式裡的良心（conscience），才是拉住強權的 手，讓他們按不下核武按鈕的真正力量，而不是保證互相毀滅的理性警告。 現實主義無法解釋、處理的國際事件太多了 冷戰之後，現實主義仍是國際關係理論的最大建制派，但幾乎無法解釋為何西方強權一而 再，再而三地介入遙遠國度的屠殺？違反人類罪總是成為大國出手的理由，而且往往吃力 不討好，還製造更多問題。也無法解釋在國際化的浪潮下，為何分離主義不減反增？為何 中、俄、甚至是伊朗、阿拉伯世界，仍然執著於追求民族的榮耀？為何香港、台灣不安於 大國設定的邏輯，自作主張？理性在哪？ 當現實主義無法預測他端「強權政治」的脫序行為時，如中國、俄羅斯的擴張主義，現實 主義的大師們總喜歡回過頭來譴責西方，指控西方沒有盡到責任，誤導本該具有「弱國理 性」的小國。例如現實主義的泰斗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他在烏俄戰爭爆發 後接受《紐約客》專訪。記者咄咄逼人，指出他過往預測的許多矛盾之處，但這位大師仍 然理直氣壯，直指「北約東擴」是烏俄之戰的罪魁禍首。 米爾斯海默認為當2008年北約開始考慮讓喬治亞與烏克蘭加入北約，俄羅斯就已畫下紅線 ，絕不含糊。然而西方不顧他的警告，一意孤行，普丁先後出兵喬治亞與烏克蘭也就是必 然的結局。至今米爾斯海默依然認為普丁對烏克蘭沒有領土野心，只要烏克蘭臣服，保證 不結盟，讓俄羅斯安心，就能化干戈為玉帛。而烏克蘭要生存，就要有對應的「弱國理性 」，他不認為追求民主自由的價值是高於生存的，西方也不該支持這種價值而讓自己捲入 困境。 現實主義的鐵律：「強者做他想要做的，弱者承受他必須承受的」 也就是說，世界秩序服膺的是現實主義的鐵律：「強者做他想要做的，弱者承受他必須承 受的」。事實上，國際現實主義就是帝國主義透過理性的包裝，但米爾斯海默辯解說這不 是帝國主義，這是「強權政治」（great-power politics）的邏輯，而看見強權畫下的紅 線，就是國際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者甚至認為小國追求西方價值是不道德的，烏克蘭西歐化、庫德族要求獨立、維 吾爾族、西藏反抗等，全出現道德危機，更不用說台灣的國家主張更是完全的麻煩製造者 。美國要保護的，是美國在各區域的利益，不是價值；是台灣在經濟與軍事上的戰略位置 ，而不是台灣做為一個民主國家所追求的價值。 現實主義者的第一課總喜歡從古典的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 431–404 BC ）講起，許多學者認為這個發生在2400年前的戰爭其實是真正的第一次歐戰。記錄這場戰 爭的是雅典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著作，等於是雅典的滅亡史。幾年前另一位 頗知名的現實主義學者也創造了「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一詞，引起一 些討論。這個陷阱意指美中終將一戰，正如當年日益強大的雅典，必將威脅斯巴達而引發 戰爭。 然而「修昔底德陷阱」只是一個炫麗的名詞，除了中國人爭相走告，以此理論自認能與美 國爭雄，但較嚴肅的國關學界並不重視。其實雅典與斯巴達爭霸與美中關係有無可類比之 處是另外一回事，現實主義者可能自始就誤讀了這場古典戰爭。古典學者並不同意這是一 場無法避免的戰爭，修昔底德史詩般的作品也不是探討國際關係，而是充滿希臘悲劇式的 感傷，悲嘆伯里克里斯 (Pericles) 這位受雅典人愛戴的偉大領導者，晚年一連串的誤判 ，擴大戰爭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加上為瘟疫所苦，一步一步把雅典帶向滅望之路。（頗像 普丁現在的處境。） 前面提到的現實主義鐵律：「強者做他想要做的，弱者承受他必須承受的」，也是出自修 昔底德的同一史書。英文通常譯為「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但古典學者指出，這個譯法未必忠於原文。原文無「必須」之意，弱 者面對強權是有選擇的。這句名言來自一場不對稱的對話，導致一場種族滅絕，強國人雅 典因此受到詛咒，而弱國米洛斯人（Melians）的理性選擇不是生存，是自由。 古代米洛斯人選擇的是自由 米洛斯人不是誤判，他們十分清楚選擇自由與原則將導致亡國，但它們拒絕投降。現實主 義者似乎刻意忽略這個故事，因為「為自由而死，不為奴隸而生」，恐怕是現實主義最嗤 之以鼻的口號，但這是史上無數弱者的選擇，可歌可泣。 米洛斯島（Milos）是位於愛琴海西南的小島，今屬希臘，離雅典約120 公里。2500年前 人口約3000人，其實與今日差不多。當年是獨立的小國，居民的人種與斯巴達較為接近， 但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採取中立的立場。以當時的國際法，不結盟是小國被保護的權利。 在「北約東擴」說的國關學者眼中，如果烏克蘭有這種不結盟保持中立的智慧，烏俄之戰 將能避免。是嗎？我們來看看米洛斯人的處境。 416 BC，伯羅奔尼撒戰爭已進入第16年，但斯巴達與雅典剛簽下停火協議，算是相對和平 的時期。自始雅典對米洛斯的中立並不滿意，再度要求米洛斯加入雅典聯盟，米洛斯人也 再度拒絕。這次雅典派遣大軍， 38艘軍艦包圍米洛斯島，上面載著3400 名精兵， 比米 洛斯島的總人口還多。 雅典人已兵臨城下，但同意米洛斯的要求入城交涉，交涉過程修昔底德記錄在《米洛斯人 的對話》（Melian Dialogue），充滿希臘式的悲劇，是古典必讀。其中，米洛斯人：「 如果我們認為不投降是我們的權利而選擇不投降，我們所能想像任何合理的後果就是戰爭 ；相反的，投降就是奴隸。」也就是說，米洛斯人並沒有誤判形勢，非常清楚他們選擇的 後果，而雅典人也很明白，不囉嗦。 雅典人：「我們也不想困惑你，說一些沒人會信的大道理，例如我們趕走了波斯而有了支 配帝國的權力，又如我們侵略你是因為你們做錯了什麼事；同樣的，你們也不必浪費口舌 要我們相信你，說什沒有和斯巴達聯合對我們不利。就算你們沒做錯什麼，誰知道斯巴達 會幹出什麼事？你們很清楚，這就是世界的運作，強者做他想要做的，弱者承受他必須承 受的。」 現實主義者擷取了雅典人至此的邏輯，但故事還沒結束。米洛斯人不死心，指出遵守國際 法（Laws of Nations）是每個國家的共同利益，讓每一個國家都能在危險的時刻受到公 平的對待與保護，可能有朝一日雅典也需要相同的保護。但傲慢的雅典人顯然無動於衷， 告訴米洛斯人，投降才是對大家都有好處的選擇。米洛斯人質疑，奴隸如何得到統治者一 樣的好處？ 雅典人：「投降的好處是不必受到更悲慘的懲罰，而不必摧毀你們，我們也可省事，算是 好處。」 米洛斯人：「所以你們不認為我們應該保持中立，當朋友不當敵人，對大家才有好處？」 雅典人：「的確不認為，因為你們的敵意傷不了我們，而你們的友誼卻是我們懦弱與你們 輕視我們力量的證明。」 這是2500年前對「北約東擴說」的反例，俄羅斯不是受到威脅而發動戰爭，就像當年的雅 典人，米洛斯對雅典並不構成威脅，但雅典不需要任何可驗證的理由，在伯羅奔尼撒戰爭 的喘息期，雅典自身的焦慮讓雅典必須擴大它的勢力。維持強大的形象、要求不被弱國挑 戰，就是安全的保證，和米洛斯中不中立無關，也和現代的烏克蘭中不中立無關，香港一 國幾制無關，台灣宣不宣布獨立無關。強權的焦慮與邏輯不考慮這些，「強者做他想要做 的」，那弱國的理性呢？弱者就必須承受嗎？讓我們繼續看米洛斯人的選擇。 雅典的使者離開後，米洛斯人面臨兩個選擇，為維護原則與自由而戰，或投降成為奴隸？ 現實是，兩軍不成比例，米洛斯人戰毫無勝利的機會，而友善的斯巴達不可能打破剛簽的 停火協議馳援。投降加入仍然強大的雅典聯盟似乎是最理性的選擇，就算將來斯巴達打贏 這場戰爭，米洛斯接受的是標準的城下之盟，仍有機會獲得斯巴達的寬恕。 但米洛斯人推開現實主義者的公式，選擇國家的原則與自由，正式拒絕雅典的要求。雅典 大軍也毫不客氣展開圍城，城破之後後下令屠殺，處死所有的成年男子，婦幼則全部為奴 。米洛斯人的決定嚴重違反現實主義的理路，但這是歷史給你的選擇，最黑暗，也最光明 ，文明出現了價值。 米洛斯人並沒有滅絕，有一位米洛斯士兵逃脫了雅典軍的追殺，最後投靠斯巴達，成為將 軍，十年後率領斯巴達軍隊攻下雅典，算是報了國仇家恨，但米洛斯人再也沒有復國。斯 巴達攻下雅典後沒有屠城，給予雅典人應有的保護，以另一種形式展現強權的形象。 藍紅政客一致服膺奴才哲學 回頭來看看台灣統派對烏俄之戰的反應。除了俄羅斯與西方這些關在象牙塔裡冥頑不靈的 學者，「北約東擴說」大概只有中國人與在台代言人最有興趣。例如蔡正元直接說沒讀懂 米爾斯海默的人，不夠格當領導人，然而讀懂什麼呢？不外就是用《大國政治的悲劇》、 《跟台灣說再見》這種論調來證明投降主義是符合「弱國理性」的。 又如馬英九任命的蘇永欽前大法官，他沒指名米爾斯海默，但直接引用他的論調，提出三 個道德問題，質疑烏克蘭企圖與歐美結盟引發戰爭在先，奮起抵抗在後的正當性。這種倒 果為因的說法，無疑就是標準的受害者負責，也難怪蘇永欽被民間司改會評價為「非常不 適任」的大法官。 其他藍營的政治人物也爭先恐後表態。有徐巧芯重提「芬蘭化」；吳斯懷指烏克蘭總統的 反抗是缺德的義和團式愛國主義；洪秀柱說烏克蘭挑釁俄羅斯是「草螟弄雞公」自尋死路 。其他等而下之的中共代言人更是胡言亂語，有如丑角，有主張中國武統台灣的郁慕明發 文支持俄羅斯，認為是俄羅斯安全考量的正當防衛，就像中國武統台灣是中國的正當防衛 一樣；王炳忠則認為美國是引發烏克蘭戰爭的罪魁禍首。 這些統派為了合理化中國犯台的言論，烏俄戰爭爆發後傾巢而出，族繁不及備載。其實在 他們心中的也不是現實主義這種學院的派別，兩蔣時代，現實主義往往被指為姑息主義， 忘了嗎？雖然荒腔走板，但稍加包裝，在台灣仍有一定的市場，不可不慎。看清楚後，比 較接近藍白紅內心深處的思想，應是不折不扣的奴才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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