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明璋2006年擔任社會學會理事長發表的「社會學與公共影響力」 提到了政策社會學的取向與反思，大致上多半能同意。 我雖然支持社會運動，但我始終認為，如果要進一步有效地想達成社會學的那些價值 不更深入地殺進制度與政策面是不可能的 C Wright Mills曾經批評過政策取向的社會工程學 也許當時的那些社會工程學缺乏了批判取向 但是否就應該遠離政策和制度面的研究 這都必須再重新考慮 社會學要有力地介入社會 就不能遠離政策的研究 原文大家請自己去找，以下稍微是簡單的改寫摘要： 一、首先指出社會學對當前社會、公共議題影響力的薄弱 二、Burawoy所倡議的Public Sociology策略雖然是希望將社會學與群眾距離拉近 但是有相當的問題，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把社會和國家、資本對立起 來。這種高度對抗的政治性對社會學發展未必完全是好事。 Turner對Burawoy的批判也在此：「太過異質性，太容忍任何想法，太包容， 太過沉耽於政治正確與認同政治，太濫用任何能拯救我們的(科學的)任何取 向，我們太沾沾自喜於這些異質性對我們的學門有其助益的想法。」 然而Turner倡導的社會學要向經濟學一樣整合為一、統一口徑的路徑同樣有 其問題，尤其是社會學是否能夠有一統江湖的典範是很大的問題，但是我們 可以思考統一口徑可能是「社會問題上累積足夠的、可信的研究成果，透過 集體的討論，提出一個能夠共享的知識。」 三、進一步言之，在Burawoy的分類中，過度貶低了專業社會學的重要性，這種社 會學指的是一種類似一種解決社會問題，具實用傾向的社會工程學。從這裡 可以看到在社會學中，政策領域研究的匱乏狀態。社會工程學，應該視為是 「強勢專業」與「弱勢政治」的結合體。 四、在現實情況中，政策領域研究也是受到經濟學霸權所主導，又或著其各專業 領域有各自的討論，社會學雖然具有更多可能性與包容性，卻始終無法真正 打進這些領域。社會學有更價值與關懷，可以考慮透過政策社會學在政策中 呈現。 五、然而政策社會學也不是沒有隱憂的，最大的隱憂在於和國家之間的關係，政 策社會學者很可能會變成為權力服務、國家的打手、國家理性的貫徹者，但 是我們不應該將國家妖魔化，國家內部和政策過程也有其複雜性。在這上面 社會學者應該要有自己的判斷準則。 六、實務運作上，政策研究有很多問題也會讓很多社會學者卻步，一來要和官員 打交道，容易受到政治力量的影響，研究不容易有自主性。二來官方的想法 要求可能不夠明確。三來也可能陷入一些枝微末節的研究。四來還有跑短線 時間壓力的問題。最後則是政策研究實際上也有很大的機會被特定團體網絡 所承包。因此不難理解政策社會學對社會學者而言不甚有興趣。 七、最後蔡明璋整理出一些新的政策社會學基本命題： 一、新政策社會學的研究，體認社會政策相關的研究，具有實質的價值與意 義，對於改變社會制度運作，提升社會成員的福祉，具有實際的效用，它的 重要性應與其他象限的社會學相等。 二、新政策社會學的研究成果，應得到社會學社群的尊敬與接納，不同的學 術分工，自由其特定的研究功能。專業、批判、政策與公共社會學的劃分， 僅是分工及概念上的便利，不應是分化、敵對、一較高下的競爭情境。這些 功能性的差別，不應轉化成學術地位的階層差異。 三、新政策社會學應尋求專業社會學的核作，或者，專業社會學者也應「兼 顧」政策社會學。任何一種象限的社會學的獨大，都將削減這門學科的社會 影響力。缺乏其他象限的社會學的支持和參照，政策社會學不免淪為次等的 地位。而新政策社會學，斷不能成為二流的社會學。 四、新政策社會學的研究者，應更清楚了解自己所承擔的政治角色，避免成 為特定政治或經濟利益的辯解者。新政策社會學應為自己代表的專業維持令 人尊敬的地位，不能淪為政治菁英的侍從者。新政策社會學也要拒絕成為政 治控制的機制，政策社會學的研究過程應該更為民主化，將是民社會的異議 思考帶入研究，進行理想的民主溝通，讓支持研究的案主能體會、知情的理 解民間社會的另類意見。 五、新政策社會學意味著社會學枝葉的再擴張，關懷的社會學者應具備政策 取向的技藝，這意謂著社會學課程的專業訓練，對實際／應用取向課題，應 有更開放、包容性的做法。 六、新政策社會學與公共社會學的研究者應一起致力於擴張社會學的影響力 ，目前，公共社會學已經開投做了先鋒。公共社會學應與政策社會學更緊密 的核作，兩邊團結則聚大有力，單獨行動則事倍功半。雙管齊下是最佳的策 略。 -- 台大工會籌備小組 http://ntu-laborunion.blogspot.com/ 或請洽站內信訂閱工會電子報 我們將會把最新訊息定期發至您的個版或個人信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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