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轉錄自 Education 看板 #1BqeRx2Z ] 作者: smartken () 標題: [轉錄][轉錄] 教改中的左與右 ◎黃武雄 （四） 時間: Sat Apr 24 13:51:53 2010 ※ [本文轉錄自 smartken 信箱] 作者: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標題: [轉錄] 教改中的左與右 ◎黃武雄 （四） 時間: Sat Apr 24 13:51:37 2010 作者: LohengrinZ (Lohengrin) 看板: AAAAAAAA 標題: 教改中的左與右 ◎黃武雄 （四） 時間: Fri Apr 23 16:37:55 2010 教改中的左與右 黃武雄 2010/3/27 http://ppt.cc/;MQX 七、教改失敗？ 2000年政黨輪替。2002年冬，反教改的聲音開始出現。從1996 年底教改會解散之後，教改的實權又回歸教育部。部裡新設的教改 推動小組終究屬諮議性質。 這幾年，一些開明的教改人士，散落在各處努力。教育鬆綁與 多元化，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就，學校也比從前開明而活潑，有心教 育的教師受到大氛圍的感染，開始在嘗試有別於傳統的教學。 但升學的壓力還是十分沉重，任何牽動升學機會的政策都十分 敏感，教育鬆綁，挑戰幾十年單一標準的慣例，例如多元入學與開 放教科書所內建的彈性，必然引起廣泛的爭議。這些困擾讓保守力 量可以藉公平之名，藉弱勢之名反撲，經由保守媒體推波助瀾，不 久「教改失敗」未經任何客觀評估，便已深入人心。 2003年我試圖再度喚起社會大眾正視結構問題，又寫了近四萬 字的長文〈教改怎麼辦？〉（註36），建議教育當局進行一些立即 可行、但影響深遠的教改方案，惜未獲得有效回應。 教改的面向很廣。教育鬆綁雖逃避了主要的結構問題，但無論 如何還是利多於弊，教育現場終究比過去活潑而寬容。但反教改的 批評，既不談結構問題，也忽視這些成就，只指責某些弊端，例如 多元入學費用提高，且申請入學諸多資料造假，開放教科書被指責 使家長無所適從，必須多買不同版本以因應學測基測，徒然浪費金 錢。於是教改變成「不利於窮人」的教改，反教改的聲音從而取得 了道德的正當性。這種批評能引起廣大輿論的共鳴，除了政治操作 之外，更重要的是台灣根深蒂固的右派文化：「任意性」與「抗拒 變動的心理（即保守性）」。 任意性使人只看到點，看不到面，幾項弊端賦以道德譴責，便 足以概括全部。當初排斥結構性改革，與現今聲稱教改失敗，都因 為任意性。抗拒變動的心理，則植根於人對往昔秩序的眷戀與善於 美化過去的通性，不管施行四、五十年的聯考與統一教科書曾帶來 多少扭曲與傷痕，聯考的公平性與標準教科書的好處，又在這塊右 派土壤老調重彈。在「教改失敗」的定論下，連「大學指定考七分 進大學」都成了膾炙人口的笑話。 但這事有什麼可笑？過去多少學生因擠不進大學，年復一年流 落補習班，或生活失去目標，徬徨無依，現在讓他們進大學，安下 心來多學一些東西，這有什麼不好？台灣能為年輕人普設大學，使 人人有機會上大學，這表示台灣已步入文明國家之林。原來值得驕 傲的事，只因一念之差竟然變成羞恥。 我們應該關切的是：這些大學能否提供給年輕人像樣一點的現 代教育？能否為年輕人打開視野，望向未來？如果上大學是好的， 能得到好的教育，那麼讓我們的國民上大學只有好處。我們應該關 切的是：大學考七分是什麼意思？是這些課業低成就的年輕人什麼 都不懂嗎？如果他們什麼都不懂，那麼責任在誰？只在他們自己嗎 ？過去他們讀的中學給了他們什麼樣的知識教育？ 現在他們進了大學，我們是不是準備好讓他們快速彌補應有的 知識，以協助他們趕上進度？1970年我曾在密西根的一所州立大學 教書，學生有四、五十歲的人士，他們的數學不及國中程度，連交 叉相乘都不會，但一年之後我必須教會他們初級的微積分，因此我 得花三個月的時間先教微積分預備課程（pre-calculus）。這就是 大學的社會責任啊！顯然「菁英主義」一直陰魂不散，「文憑主義」 亦然，就因社會主流認為讀大學，拿大學文憑是一種特權，拿了那 張文憑就高人一等，所以把「七分進大學」當作笑話。 如果大學的存在是為了提升國民現代知識的視野，培養大家獨 立思考的能力，教育者該努力的是：讓那只拿七分的年輕人在四年 之內多學多想，協助他求得日後共同經營現代社會的知識，而不是 一味羞辱他，把這件事當作笑話，當作教改失敗的一個例子。 眾口鑠金，一個從未經過客觀評估的看法：「教改失敗」，竟 然在右派文化的操作下，成了百口莫辯的定論。在一片反教改的聲 浪中，幸好出現了林文瑛一段發人深省的話37：重要的是，我們要 相信人民的智慧。人民選擇念高中，不想念高職，不能硬說人民有 「升學主義」；〔教育部門〕更不能一方面企圖用「考試方式」來 引導教學內容，另一方面又倒回來指責學校「考試掛帥」。十年教 改的經驗清楚顯示，篩選技術的改革，不能真正緩解升學競爭的壓 力，技職體系的擴增並不能符合人民的需求。 「一綱多本」為什麼會出問題？因為它牽涉到國中基本學測的 考試內容。「多元入學方案」為什麼會出問題？因為每個人都在計 算哪種管道對自己最有利。這些被稱為「教改亂象」的問題，難道 不足以讓我們認識到，如果不解決升學壓力，就來談課程改革、大 學分類、國教向下延伸，很可能只會惡化今天的教育問題？報上說 ，企業界的代表反對廢高職，因為企業不想「付出更大成本聘請大 學生、碩士生」。 諷刺的是，當整個社會因為政府不肯多辦高中，而必須繼續為 升學競爭付出龐大的代價的，並不是企業界的代表們（當然更不會 是他們的孩子），而是那些出不了國的國中孩子們，必須以他們變 色的青春去承擔。 八、政治力與右派文化 教改本身是成是敗？平心而論，有成有敗，甚至成多於敗（除 前述教育現場變活潑、師生的自由度與家長參與度提高之外，體罰 也立法禁止了38，有些關乎社會正義的政策如繁星計劃、弱勢學生 補助計劃也逐步實施，這些都是成就。敗的則是學生的心智並未獲 得真正釋放）。 但教改，作為一種社會運動，的確是失敗了。 為什麼？何明修指出民間教改早在 1994年四一O運動之始，未 能在訴求上明確標舉「社會正義」，並強調廣設大學應以公立為主 ，以致這訴求於1995年為教改會及教育部以「自由放任」輕易收編 ，而以自由經濟之名，鼓勵私人興學以填補大學教育數額。民間教 改雖於1995 年在論述上開始左轉，但「為時已晚」。2002 年之後 ，保守勢力更藉機以「社會正義」之名反教改。 就運動策略而言，也許明白標舉「社會正義」的旗幟，對後來 的發展會有些影響，但我承認自己未有先見之明，能預知四一O 的 訴求，其後會被如此模糊扭曲；當時四一O 訴求，雖未明白冠以 「社會正義」之名，但所著重的是訴求的實質：廣設高中大學與反 對高中職制分流，反對人力規劃，重視弱勢族群、階級、性別主體 性教育等都是社會正義的訴求。由於四一O 提出訴求的對象是政府 ，當然廣設高中大學的主詞是政府。 我相信這點是當時四一O 參與者的共識；我也多次為文指出： 政府有辦大學的責任，並竭力反對升格（註39）。當時匯整四一O 訴求的過程是民主的。由參與的教改團體在1993年底，經兩次長時 間的討論決議產生。會議是我出面召集的，因參與者十分尊重我的 意見，我一提出構想，很快便凝聚共識，史英又極力支持我。 倘若當時提出的訴求在運動策略上，未盡周延，我應負全責， 因為那些訴求是在我主導之下作成決議的。我同意當時的訴求，如 果直接標明廣設「公立」大學，四一O 之後官方要扭曲訴求的原意 ，需要多費力氣，但最後還是會扭曲，會用最廉價的方式，大量升 格私校，敷衍民間。其關鍵在於「政治力」。我甚至相信：縱使1996 年教改會的報告支持廣設公立大學，政府會不會為此編列上千億的 預算，一點都不樂觀。舉個例證：就在那年，教改形勢還一片大好 ，教改會總召集人李遠哲，便曾公開呼籲政府編列600 億教育特別 預算，可是石沈大海，一直未獲得行政院正面回應。 民間教改的聲音，更是細弱難辨，只在1994 年四一O運動前後 ，一兩個月之間獲得社會重視。後來教改會不支持廣設公立大學及 小校政策，民間失去盟友，更使主張結構性改革的四一O 訴求，迅 速被輿論消音。關鍵在於支持教改的「政治力」不足。經濟開發與 兩岸關係一直是政治菁英最關切的議題。在台灣，文化教育、社會 福利與環保，從來都處於政治邊緣，對於教改最好不花分文，只靠 改動法令，重新擬出一套分類分等分級的升學政策，變革一些不合 時宜的課程，便已仁至義盡。 就在1997 年7月教改聲音還未退潮之時，國民大會已動手修改 憲法，刪除「教育科學文化經費不得少於國家總預算百分之十五」 的條文。民間曾發動數千人走上街頭抗議，亦無補於事。 1996年前後，台灣政治已初具民主的形式，總統直選也已完成 。政治力之所以不支持教改結構性改革，是因為右傾的聲音終究是 社會主流。右傾的主流思維，並非不能左移，以促使左右的聲音辯 證出現，推動社會進步。但左移的條件至少要發展公共論述。解嚴 後台灣雖有了政黨政治的民主形式，但民主政治的運作遲遲不上軌 道，原因在於兩三個主要政黨一律右傾。 教改的困境亦然，右傾的思維掩蓋一切。從文獻上看來，二十 年教改的歷程中，前述左右論戰似乎一來一往，事實上，這兩種不 同觀點並沒有在主流媒體上適時對焦，進行論辯。原因是兩三家主 流媒體本身也都右傾，表面上台灣有了言論自由，但媒體握有選擇 言論的權力，它所選擇的依據，不只是言論的品質，更涵蓋言論的 性質。舉個例子說，1995 年「七O 九教改列車」之後，民間成立「 教改論壇」，每兩週舉行一次，討論內容於會後寫成一篇短文，尋 求主流媒體定期刊登，未獲同意。又我曾向主流媒體建議提供篇幅 ，發展教改論戰，均得不到支持。 主流媒體所持的理由，皆為言論版「不能安排與演出」。我個 人比較重要的文章，則限於前述「右簡左繁」的不對等關係，不易 以短文呈現(少數應景的文章除外)，很難刊登於主流媒體，尤其「 左」的世界觀對台灣社會還十分陌生，任何相應的論述必須周延， 才有說服力，所以我唯一能做的便是寫書。 我想起十八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時期的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 、狄德羅，他們都用寫書來進行思想論戰，但今日書籍的影響力已 大為減弱，而且很快變成消耗品，熱潮一過就已絕跡，像唐文標的 文學批評、羅葉的詩，迄今仍有重要價值，卻都早已絕版。我寫的 《台灣教育的重建》也早在市面上消失多年。 2003年我的一篇訪談錄〈教育改革要發展公共論述〉（註40）， 就強調要有發展公共論述的場域。缺少這場域，論戰無法對焦。二 十年教改，其實略掉了這場左右思想的論戰。教改運動會失敗（不 是教改失敗），是必然的事。 註 36 《學校在窗外》，2003, 左岸，頁282-366. 37 林文瑛：〈升學的壓力在哪裡？〉， 蜂報，2003. 38 2010 年國語實小體罰事件 39 〈台灣教育的重建〉，1995/7/16，初版，遠流.頁10.頁37.頁175~176 40 《學校在窗外》，2003，左岸，頁265-2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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