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 應列為第十四經 【◎張作錦／文】 http://udn.com/NEWS/READING/X5/3461834.shtml 2005年到今天，《紅樓夢》忽然在大陸「火紅」起來。有關《紅樓夢》的圖書，出版了近 百種，遍及大江南北，且多暢銷。解讀《紅樓夢》成為電視台熱門節目，使廣告客戶喜出 望外。也因為電視的強力傳播，紅學「學院派」和「票友派」見解不同，導致激烈論爭。 學者專家和普羅大眾一起「拔筆從戎」，一時間形成「紅學走向群眾」的意外收穫。三百 多歲的林黛玉和薛寶釵，「紅」顏未老，風姿依舊迷人。 儘管外面沸沸揚揚，但高齡九十八歲的「紅學家」周汝昌，仍躲在他北京朝陽區住宅的書 房裡，繼續研究《紅樓夢》，寫有關《紅樓夢》的書，正心誠意，不苟不且。他也一貫肯 定《紅樓夢》在中華文化中的價值，堅認應上升排名在十三經之後的第十四經。 周汝昌不願人家稱他為「紅學家」，他沒說明原因，想來那樣未免窄化了他。事實上，周 汝昌也是一位古典文學研究家、書法家和詩人，平生精力傾注於中華文化精神與詩文書畫 理論之探討，研究深廣，著述宏豐，實難把他塞在某一「家」的框框裡。但是自俞平伯辭 世，老一輩研究紅學的人，周汝昌怕是碩果僅存的一位，大家稱他「紅學家」，他大概也 只能當仁不讓了吧！ 行將慶祝百歲華誕，周汝昌眼睛幾已完全失明，兩耳失聰，要靠近他耳邊大聲說話才聽得 到。但談起往事，他聲音洪亮，記憶清晰。他說，對於紅學，他本來無此志向，只是因為 偶然的機遇，受到胡適的鼓勵與引導，才一頭栽進紅學裡來。 胡適稱讚周汝昌尋到 《懋齋詩鈔》是「大貢獻」 1918年出生的周汝昌，家住天津鄉下，1940年入燕京大學西語系。一天，他四哥祐昌寫信 給他說：近讀新版《紅樓夢》，卷首有胡適的考證文章，由於胡先生得到敦誠的《四松堂 集》，世人由此方知曹雪芹其人其事，而敦敏的《懋齋詩鈔》卻遍求未得。你在燕京，實 可一查，未必全無希望。 敦誠和敦敏兄弟是曹雪芹的好友。敦誠號松堂，敦敏號懋齋，《四松堂集》和《懋齋詩鈔 》，都是研究曹雪芹生平的重要資料。胡適先後得到《四松堂集》和第一本古鈔本《石頭 記》，也就是世人羨稱的《甲戌本脂胭齋重評石頭記》。由這兩本書所發現的材料，把紅 學推進一個新境界。 周汝昌到學校圖書館，一查目錄卡片，竟很快找到《懋齋詩鈔》，而且從來沒人借閱過。 周汝昌根據此書提供的線索，寫了〈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齋詩鈔〉中之曹雪芹 〉這篇文章，刊於民國36年12月5日天津《民國日報》，對北大校長胡適原來的考證提出 不同意見。 胡適讀到文章，僅隔一天，12月7日就寫了一封信，請編者轉給周汝昌，編者又把它登在 報上。胡適很客氣，稱他為「先生」，即使後來發現他只是一名大二學生，早已「名滿天 下」的胡適，也從來不改這樣的敬稱。在信裡，胡適稱讚周汝昌尋到《懋齋詩鈔》是「大 貢獻」，也接受他對曹雪芹卒年的推算，但保留他對其生年的論斷。信是這樣說的： 汝昌先生： 在《民國日報‧圖書》副刊裡得讀大作「曹雪芹生卒年」，我很高興。《懋齋詩鈔》的發 現，是先生的大貢獻。先生推定《東皋集》（編按：即《懋齋詩鈔》）的編年次序，我很 贊同。《紅樓夢》的史料添了六首詩，最可慶幸。先生推測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我很 同意。敦誠的甲申輓詩，得敦敏弔詩互證，大概沒有大疑問了。 關於雪芹的年歲，我現在還不願改動。第一、請先生不要忘了敦誠、敦敏是宗室，而曹家 是八旗包衣，是奴才，故他們稱「芹圃」，稱「曹君」，已是很客氣了。第二，最要緊的 是雪芹若生得太晚，就趕不上親見曹家繁華的時代了。先生說是嗎？ 匆匆問好。 胡適 卅六，十二，七 匆匆往南邊去了，這信沒有郵寄，今天才寄上。 卅七，一，十八 周汝昌跟著就寫了一封長信給胡適，對他「保留」的地方再加商榷。周汝昌承認，那時年 輕氣盛，「語氣相對也不夠謙虛」，但胡適不以為意，仍舊把他作為一個討論學術的平輩 看待，通訊頻繁。而且「語氣一向客氣委婉，真率關切，字裡行間沒有做作的氣味」。 胡適二話不說， 把三本「無價之寶」借給 未謀面的忘年交 胡適於1921年曾出版《紅樓夢考證》，是紅學的開路之作，到周汝昌與他通信的1947年， 已經26年了。周汝昌「激勵」胡適，應該根據新發現的材料，進一步的再寫一本考證書。 胡適答覆他，自己目前無法做這件事，如果周汝昌肯做這項「苦工」，他願給與「一切可 能的便利與援助」。 有這句話，周汝昌就「得理不饒人」了。他先後向胡適借三部書：《甲戌本脂胭齋重評石 頭記》、《四松堂集》和戚蓼生序本《石頭記》。這三部書，都非常了得，尤其甲戌本， 世人根本都還未見過，是周汝昌口裡的「連城之璧，無價之寶」。一名青年大學生，和胡 適的身分地位相差十萬八千里，而且，跟他沒見過面，竟然獅子大開口，直到今天，周汝 昌還覺得太冒失，太過分了。但胡適似乎比他還「過分」，竟然二話不說，託人把三本書 都帶給了這位忘年交的小朋友。在周汝昌的記憶裡，胡適對這三本書，「從此以後，再無 一言詢及，書是否還用？何時歸還？這些情理中的惦念之意，半字皆無，簡直好像忘了它 。」 民國37年暑假，周汝昌帶著甲戌本回天津鄉下老家，與四哥祐昌花了兩個月時間，把甲戌 本抄寫了一個新的本子。事後寫信給胡適，承認自己「先斬後奏」，心中忐忑不安。但胡 適回信說：「……使這個天地間僅存的殘本有個第二本，我真覺得十分高興！這是一件大 功勞！將來你把這副本給我看時，我一定要寫一篇題記。」周汝昌讚嘆：胡先生真是「仁 人大度」。 過完暑假，周汝昌返校上課，時局已有巨變，共軍圍攻北平之勢已成。周汝昌內心惶恐， 覺得甲戌本不能再留了，初冬的一天，專程到東廠胡同一號胡家，把書奉還。開門接待的 男子「氣質厚重，彬彬有禮」，自稱「家父有事」，把書代為收下；想來此人應是胡思杜 。12月15日國民政府派專機把胡適接往南京，胡先生匆忙離平，據周汝昌說，只帶了兩本 書，其中之一即是甲戌本《石頭記》。 這是周汝昌第二次造訪胡宅，第一次曾在胡適書房裡與他「論學」。胡先生看他身體單薄 ，還勸他注意健康，不要太用功。藹藹然，一長者也。周汝昌有詩頌曰： 肯將祕笈付他人， 不同行蹤意至真。 誰似先生能信我， 書生道義更堪珍。 平生一面舊城東， 宿草離離百載風。 長念有容方謂大， 至今多士尚研紅。 胡適視周汝昌為在大陸上 最後收到的一個「徒弟」 胡適有容乃大的故事，還有續篇。周汝昌「研紅」第一件成品──《紅樓夢新證》，開始 寫於1947年，完稿於1948年。到1953年出版時，胡適在大陸已成「階級敵人」，書中所有 敬稱都被出版社刪除。胡適時在美國，有人把書給他看，本以為「周某批胡」，胡先生會 生氣，但胡適讀了此書，卻託人多買幾本，以便分贈友人。他還認為，這是一部好書，作 者是他的「一個好徒弟」。 1960年11月16日，胡適寫信給台灣歷史小說家高陽： 關於周汝昌，我要替他說一句話。他是我在大陸上最後收到的一個「徒弟」──他的書絕 不是「清算胡適思想的工具」。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寫幾句罵我的話，但在他的《新證》裡 有許多向我道謝的話，別人看不出，我看了當然明白的。你試看他的《新證》頁三○至三 七，便知我的《甲戌本脂胭齋重評石頭記》，我的敦誠《四松堂集》稿本，都到了他的手 裡。他雖不明說向我道謝，我看了自然明白。「甲戌本脂胭齋」本是我借給他的，由他兄 弟兩人分工影抄了一本。天地間只存我的原本和他們兄弟的影抄本，這個影抄本，他在書 裡從不敢提起，大概沒有別人見過或用過（原本現在南港，你可以來看看）。《四松堂集 》稿本是我臨時起意留給他用的，此時大概還在他手裡。看他對此稿本的記載（頁三四） ，我當然明白他的意思了。 汝昌的書，有許多可批評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個好徒弟。 （上） 【2006/08/09 聯合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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