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得了那個病 後來他們把它叫非典型肺炎，而全世界則稱它為嚴重急性呼吸症候群，或SARS。但那時，它還沒有名字。 二00三年的一月，我二十三歲，是醫科五年級生，再過半年，我即將畢業。現在在內科當實習生，日子其實蠻寫意的，我可以感受到迎我而來的醫師生涯在向我招手。當醫師的感覺，應該說是集心智挑戰與物質安逸於一體的一種不錯的組合，我對每天所看到的新病例，總抱著新奇的興奮感提供服務並學習。 一月二十六日，醫院裡來了一位發燒的肺炎病人，他在31號病床。不論我們給什麼抗生素，他仍高燒不退，終於在一月三十一日，我們決定把他轉到附二院的感染科病房。那天我值班，早上收了兩位病人後，主任要我隨救護車護送他轉診，因為他的呼吸功能並不穩定。 在救護車上，病人咳嗽不已，每一陣連續咳嗽，都會咳出帶有血絲的濃痰。病人把痰吐在衛生紙上，咳完後，我急忙把氧罩為他罩好。就這麼反反覆覆地，咳嗽、戴好氧罩，只有二十分鐘的車程，救護車裡已滿地是沾有血絲濃痰的衛生紙。救護車司機在第二天就發燒生病，他在一個星期後過世，驗屍時所收的檢體後來成為北京病毒所的5個典型標本之一。聽說那天送完病人後，救護車是他清的，他用手把滿地的衛生紙撿起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當時沒警告他那些衛生紙的危險性。 2月1號到7號，是春節假期，醫院裡只有少數人值班。我家在外省，今年輪我值班。二號下午，我回到內科病房作病例紀錄。那天氣溫大約十度左右，我多加了件毛衣。在寫病例時，我頓然覺得冷，而且愈來愈冷，那種寒勁兒，似乎是打從內臟開始。我覺得很不舒服，於是就回到宿舍坐在書桌上看書。沒多久，我開始冷得四枝發抖，就是加上毛衣仍沒幫助，後來我抖得甚至有肌肉抽筋的感覺。 「肯定要發燒了。」我想。於是就試著要躺到床上去，從書桌到床邊，僅只兩步路，但我卻覺得渾身無力，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仍有走不到的感覺。那天我除了起來拉了兩次肚子外，就一直包在被窩裡。我的同寢室回來了一下就走了，除了請假外，我沒告訴任何人我生病了。 三號早上，我到急診室去，他們給了我一些退燒藥。吃了後，燒有點退。但下午我的燒又復發，於是我再次回到急診室，這次他們給我一些抗生素，但仍沒作任何住院的建議。最終，我就在宿舍裡的被窩再熬了兩天。沒與任何人聯繫，也沒任何人來看我。我想起醫院上個月收了兩例非常嚴重的肺炎病人，一例救活了，另一例則沒救成功。我們都很清楚，那位來自河源的病例，在轉診之前，已感染了數位河源的醫生與護士，但我們並沒有多談此事。 兩天後，我開始咳嗽，那已經是我發燒後的第四天了，我終於接受了那個可能的事實。 我到主任辦公室，說：「我想我得了那個病。」 「那你就住院吧！」 主任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好像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其實他自己也已在發燒了。後來我才知道，那時醫院裡陸續已有多位教授，住院醫師，及另一同學發燒。 我被放在31號病床，雖然蠻不情願的，但他們告訴我院裡就只剩那張床了，本來是三人一間的隔離病房，現在只放一張床。因為前一位30號病床的病人也受到感染了。我刻意不去思考死亡，但可能孤拎拎的一個人死在這張床上的念頭，卻時而出現在我腦裡。 就好像家西亞碼魁絲的小說「愛在瘟疫蔓延時」的書中裡的一幕，老鄔必諾醫師在確信自己已得到了霍亂之後，就把自己關閉在醫院裡的小處藏室。他把一生中最後的幾小時，用來寫下他對人生，妻兒的鍾愛。他人生最後一程的孤獨與疏離，一直持續到他往生之後，因為依他的遺屬指示：他的屍體與其他因疫病而往生者一起火化，連他最愛的家人都不能見他最後一面。這故事的背景是一世紀前的拉丁美洲。但在此時，21世紀的初期，我這位醫學生，也正踏上同樣的孤獨與疏離的人生之旅，邁向死亡。好像一百年來的所有偉大的醫學科技進展，都沒對疫病死亡者有任何貢獻。 「我此刻的經歷，應該就是自古以來多少因疫病而往生者，所必走的一段孤寂旅程吧！這是一個多麼具啟發性的經驗，可惜我就要死去了，要不然，這個經驗一定可以使我成為一個更好的醫生，至少成為一個更好的人。」我活躍的思路奔馳在疫病與孤寂的人生末路的焦點上。這個議題，已完全佔有我整個肢體與意識世界。 誰會想過一個人死亡時，陪同在身邊的不是家人朋友，而是生長在你自己身子裏的某種微生物病源？這些微生物用你的生命來換取他們的活力。從生態學的角度嚴格說來，生物元素代代循環，一樣都不多也不少，也算公平。不過，對於我的肢體何時進入這自然生態的循環，我還是希望能有點自主權，至少不要是現在。 入院時，我胸部X光片顯示左右肺都有些陰影。我的體溫一直沒降，咳嗽也持續著，任何一個小小的刺激，都可引發一陣長達數分鐘的連環性咳嗽，主任來看我：「你會沒事的。你的胸部X光片沒有惡化。」我知道他在騙我。我的X光片正在持續惡化中，我已在夜間時偷偷看過了。但我可以體諒他的心意，這個病沒有特異性療法，病人的肺功能在第二至第三星期時，會降到谷底。醫師們僅能提供支撐式療法，等病人的免疫系統逐漸產生。這一切都需要靠病人自己的毅力與運氣。 「我一定要努力的撐下去，能撐多久就撐多久。」我不斷提醒我自己。 在第七天，我開始咳出帶有血絲的膠質濃痰，就像31床病人在救護車上咳出來的那一種。我不敢深呼吸，深呼吸時那種胸部無法擴充的沈重感，或許是那種吸不到空氣的感覺會更加強，都讓我覺得渾身不對勁。那種瀕臨窒息的片刻，所引發的恐懼與焦慮，時時刻刻圍繞著我。後來，我的每一個心跳都會有一陣胸痛。這樣的情況繼續惡化，直到後來任何肢體的動作，都會讓我喘不過氣來，我變得非常虛弱。但我的腦袋一直很清醒。我盡量保持靜止不動，我知道我要很努力的活每一分鐘。 十一號那天，我聽到主任說要把幾位較嚴重的病人送到呼吸研究所，他們是處理呼吸疾病的專家。「希望我就是其中之一。」我這麼期盼著。 他們把我抬到呼研所的床上時，我已經非常虛弱了。安頓了下來後，陳院長來看我，他的聲音冷靜而沈著：「你放心，我們會照顧你。」我只能點頭同意。但在那一刻我知道，我會活下去。隔壁有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太太就要出院了，她也得了那個病。我至少可以作得和她一樣好，我的年紀是她的一半。 在初五，我終於打電話給我的母親。「我可能就要死了，你不要難過，當醫生這行，就是這樣嘛。」我可以聽見她在電話線的另一端哭泣。接著我可以想像：她開始去張羅火車票，坐飛機並不在她的考慮範圍內，因為她從沒做過飛機。但要與春節返回廣州的工人潮競爭一張火車票，應該會像是一場戰爭。我的母親終於在12號來到了廣州，也就是我進入呼研所的第二天來醫院看我。她說：「你一定要堅強的撐下去。」在層層防護的衣帽與口罩內，她默默地落淚了。 在未來的兩個星期，我的生命與類固醇、加壓氧氣、母親的關愛、我自己生存的毅力、還有我對呼研所醫師的信心、都是環環相扣的。我在三月初離開醫院，又回到了學校宿舍。經過兩週的閉關，我又出現在病房裡，看病值班。 「活著真好。」 「生命真是可貴。」 這些不請自來的念頭，會在我腦裡出現。但有時我也會想到那些消失的護工，他們大都來自貧窮的農村，每天以個百元的工資，24小時幫忙看護病人。在「那個病」盛行時，他們也跟著醫護人員一樣受到感染而生病。但只要他們一生病，就從醫院中消失得無影無蹤，因為他們不能工作，也付不起昂貴的醫療費用。沒人過問他們的下落，在官方的非典型肺炎統計資料中，病人的職業別不會出現有「護工」這兩個字。 何美鄉 於南港 2003/4/15 作者註： 2003/4/9～14 筆者於SARS盛行時，以台灣公衛醫生身份訪視北京與廣東。此時，中國SARS 的疫情版圖，每天都在擴充。那些來自貧窮農村的勞工，在感染SARS後，就會帶著SARS病源返鄉。這些大部分是因為，罹患SARS的外鄉勞工付不起五千塊錢的入院保證金，而無法在廣東就醫。要在短短的一星期內，去解析一個具有13億人口的國家的問題，當然非常牽強，但我可以確認的是，醫護者專業的執著，是具有跨國界的共通性。Johnny (此故事的主角) 的故事僅只是廣東香港數百位感染SARS醫護人員的一小片段而已。此行讓我看見未來兩岸醫界合作的願景。全世界的醫學界已為SARS而正在密切合作，以尋找控制SARS的策略。居於疫央區 (epicenter) 環圍的兩岸有何不能合作的理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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