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洪業先生寫的春秋經傳引得序，提到困學紀聞以為春秋一書中春夏秋冬等字冠於月上 皆是編纂者所為，非原始史料。洪先生以郭沫若兩周金文叢考為例，發現記「時」之器 只有一個。而秦商鞅量有「十八年......冬十二月乙酉」之詞，所以他說：豈春秋創其 例於前，而商鞅倣之於百三十餘年之後耶？抑二者相去之距離尚為較近者耶？ 他並以為周之建曆還不穩定，有建子、建丑及建亥者，故舊史書月不冠時，誠以曆算之 術在當時尚未能以十二月配四時？ 最後他以為「今書名春秋，雖或無事可記，而每年必舉四時，既不符於時令，復非出於 舊史，故曰：增竄之跡，甚可疑也。」 嗯 有趣的問題。我約略檢索了一下張亞初的殷周金文引得釋文（龍語瀚堂） 發現以春記時者，唯欒書缶（16.10008）及（1.144）兩器 以夏記時者，唯鄂君啟節 以秋記時者，無。 以冬記時者，有（15.9703）此器 P.S龍語瀚堂海外只能檢索10頁，以冬 檢索有30頁150筆，故應多於此數。 發現殷周金文中記載四時之例，的確很少。那個欒書缶，若作於春秋之末，倒也是當時 之例。 如果說春秋的四時為孔子所加，那他的習慣和春秋金文的記年、日為主似乎不太一樣？ 如果是孔子所加，為什麼？ 不過這個問題的複雜度又在於三傳中的春秋已都作如此，則四時為後人所加的假設，則 時代要相當早。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闕文，引孔穎達說「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二者皆 有月而無時。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仲尼之後寫者 脫漏。」這兩條缺時的（公羊、左傳兩個都缺，穀梁桓十七年有夏，應是後誤補），只有 兩種可能：一、如果是孔子冠時於月上，則如孔說。二、如果是後人冠時於月上，則有 可能不小心沒補上？亦也有可能是流傳中闕了。又以後者最為可能。 那麼三傳的春秋大體是一樣的情況下，如為後人所加，又能產生缺漏，而為三傳所共同 缺者，那麼似乎後人所補說的時代就極為有限了？ 看完洪先生的說法，心中只有無限的疑問，只好上來請教諸位了。 Orz -- 如果說仁愛路的回憶把山呀 水呀 隔得支離破碎 隔成不可能 那如明鏡的泉就不再清澈地照映一隻魚的身影 狂風裡蕩氣迴腸的是痛的腳步聲 用棉花塞住耳朵的我只想知道－－妳是否快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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