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轉錄自 nfsong 信箱] 作者: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標題: [情報] 你這樣回答嗎？──比裔美籍司禮義神父 … 時間: Thu Oct 12 15:40:07 2006 作者: htycy (小風) 看板: Wearefamily 標題: [情報] 你這樣回答嗎？──比裔美籍司禮義神父談「醜陋的中國人」 時間: Sun Oct 8 12:15:38 2006 ⊙執筆者張香華女士。 ⊙文載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台北《自立晚報》。七月一日香港《百姓》半月刊。 你這樣回答嗎？──比裔美籍司禮義神父談「醜陋的中國人」 和司神父相處，常給你驚奇的經驗。 在館子裡，面無表情的女侍把菜單扔到我們面前，司神父悄悄問我：「妳 知道她為什麼這種態度？」我還沒找出適當的答案，他卻幽默的說：「她 不喜歡我。」 街上，幾個年輕女孩走近，司神父望著Ｔ恤上印著外文的一位叫我看，我 說我不懂法文。司神父為我翻譯，那幾個字的意思是：「來亂搞我！」他 搖頭嘆氣：「她一定不知道這個意思。」 司神父住在台北市萬大路附近，那一帶拜拜風氣很盛，大街小巷處處是廟 宇，和私人開設的神壇，司神父告訴我：「昨晚這裡上演酬神戲，妳知道 他們演什麼？」我答：「布袋戲。」心想這回一定答對了。誰知司神父的 答案是：「他們表演脫衣舞。」 ── 今年七十餘歲的司神父，是比利時裔的美國人，前後十餘年在中國大 陸以及台灣的生活體驗，使他對中國十分熟悉，加上他是中央研究院研究 殷墟文字的學者，他對中國語言、文字、民俗的研究，已有五十年之久。 從一九三○年起，司神父開始習中文，曾經是趙元任、陳世驤兩位語言學 家的學生；一九五五年得柏克萊加州大學東方語言學博士，他精通英文、 法文、德文、俄文、希臘文、拉丁文，熟諳中文、西藏文、蒙古文、梵文、 日文。一九三七年，他到中國大陸北方，一面傳教，一面作中國民俗研究、 歌謠收集工作，並用英、法、德文等多種語言，發表過學術論著三十餘種。 我告訴神父，我很吃驚，因為他老是提醒我這個中國人，身邊許多習而不 察，或察而不覺的現象。我心想，為什麼不請他就「醜陋的中國人」這個 主題，說說他的看法。以他對中國人的了解之深，對中國人的感情之濃， 加上他來自西方文明世界的精神，他豐富的學識和修養，一定會給我們帶 來跨國性和跨民族性的啟示。 司神父說：「妳不在乎我的話令妳驚奇？」 我說：「我正在期待你給我最大的驚奇。」 司神父本名 Paul L-M. Serruys，司禮義，是他的中國名字，從這個名字， 看出他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可是，司神父答覆我的禮義之問，卻說： 「禮，是很好的東西，是人類行為的規範。但，中國人只講禮，不講理。 於是禮的好處就變了質。因為禮應該接受理──正確的原因（the right reason）的指導。」 「義難道不是正確的原因？」我說：「我們中國人一向有『禮義之邦』之 稱。」 「禮義之邦？」司神父沉吟一會，「我沒聽說過。『義』字的英譯，應該是 Right或者還有一個意義相近的字Justice。可是我認為中國人最缺乏的，就 是社會是非觀念（Social Justice）。中國人講的義，是用來要求別人而設 的，人人都覺得自己是例外，可以不必遵守。也就是說，中國人的『義』 是雙重標準。」 我問：「從什麼事情，使你對中國人產生這樣的印象？」 「交通現象就是一張中國社會的圖畫，」司神父說：「中國人對做為一個 國民，應該盡什麼義務，完全沒有觀念。交通規則在中國，只是訂來要求 別人遵守的，自己不但不遵守，一旦受到指責，立刻覺得沒面子。又譬如 說，我今天這樣批評中國人，大多數中國人的反應，恐怕是生我的氣。平 時，常常有人說我太驕傲，或者來勸我，不能用西方文明世界的標準談論 中國人。其實，我很不願意傷中國人的感情。」 「不見得人人都會生你的氣，我就不會，」我說，「我也不怕感情受傷， 我就是盼望聽聽你傷中國人的心，傷得有沒有道理。」 司神父舉一個例子：有一次，在一項學術會議討論過程中，司神父提出與 某位中國學者不同的意見，對方從頭到尾都不理不睬。甚至從一開始，這 位學者聽到司神父有不同的意見，就非常不高興，立刻面露慍色，拒絕和 他討論。第二天，司神父親自到這位學者的辦公室，準備再試試和他溝通。 誰知道學者明明在辦公室，卻教祕書小姐說：「不在。」使司神父知難而 退。 「所以，」司神父說，「我覺得和中國人講理，比登天都難。有時候，你 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因為，他用逃避問題的態度來對待你，使你無計可 施。其實，根本的原因是，他不想講理，因為講理會使他失去面子。妳想， 連學術界都只講面子，不講理，造成權威和壟斷，又如何能求一般的人民 講理？」司神父接著說：「當然，有時候，我和中國學者在一起討論問題， 我提出不同的意見，也有學者會說：『我不同意你，不過，我現在說不出 道理，等我回去想想，再來和你討論。』然而，能用這種態度來討論問題 的，實在沒有幾個。」 我問：「你是不是認為中國人講禮，妨礙了講理？」 「其實，講禮和講理，是可以同時進行的，」司神父強調，「但必須經過 學習，同時要有起碼的彼此尊重，能力也要相稱，才能夠講理。至於『禮 義之邦』大概是中國人後來附會的說法，應該稱『禮樂之邦』才對，因為 中國歷史上說周公制禮作樂。」 司神父對中國古籍了解之深，令我驚訝。 「紀元前五世紀蘇格拉底時代，希臘人自稱是『理樂之邦』，」司神父用 筆寫出中文「理」字，表明不同於「禮」字，「他們非常重視音樂，認為 音樂是理的完美表現，理如果脫離音樂，就像人生失去了美。希臘人的人 生哲學，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kalos k'agathos，前面一個字 kalos，是 『美』，後面一個字agathos，是『善』，中間一個k'是kai的簡寫，是『和』 的意思。希臘人認為，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達到 kalos K'agathos，美與 善合一。善，存在於理中，美，表現在音樂裡，所以，希臘人自稱『理樂 之邦』，和中國人自稱『禮義之邦』，是很有趣的東西文化對照。」 我靜靜地聽著。 「不過，」司神父說，「中國人講『禮』，卻只是虛禮 ──面子，『理』則受 到壓抑，不能伸張。且音樂的藝術功能，在整個中國文化發展中，一直受 不到重視，連帶和文學結合的戲曲，也發展得很遲，直到十三世紀元朝， 蒙古的統治者，還不懂向中國民間藝術伸出政治高壓的巨掌，中國戲曲才 開始得到萌芽。」 中國人的禮，就是面子，司神父的話像一記春雷。 「另外和音樂相關的詩歌，中國也和希臘詩歌，大不相同，」司神父說， 「中國人沒有史詩（ epic），沒有像荷馬那樣壯闊的史詩。中國人的詩， 常常只寫一己、一時、一地的感受。詩意（image）雖美，但只注重個人， 不著重對大自然的觀察和描寫。即使寫，也只是用來烘托個人的感受，更 不要說對整個民族觀照的史詩。還有一點奇怪的是，蒙古人和漢人不同， 蒙古人有史詩。」 「這個原因是什麼？」我問。 「我還不是很清楚的知道，只是發現這個現象。也許妳可以告訴找，中國 人為什麼輕視這些？」 聽到司神父的問題，然而，我的思維卻仍環繞在他前面講的那句話上：「中 國人的禮，就是面子。」久久不去。使我回想起，不久前和司神父一起用 餐的一幕：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有一家裝潢十分高雅考究，取個洋名叫 Royal，中譯作「老爺」的餐廳，三樓的明宮廳供應中國菜。我們去的那天， 生意非常好，等了一會兒，終於等到一張剛空出來的桌子。司神父和我坐 定後，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的菜肴撤去，就在染了一攤醬油污漬的白桌布 上，加鋪一小塊橘紅方巾，立刻擺上我們的碗筷。她的動作，嫻熟而自然。 司神父等女侍走開後，指著露出醬油污漬的白桌布，說： 「妳看，這就是面子！加上一塊小紅巾，就有了『面子』，下面是什麼， 骯不骯髒，就不需要計較了。」 平時，常聽到有人說： 「這是太不給面子了 ……」 「不給面子，就是存心跟我過不去嘛！」 「賞臉的話，請 ……」 「這樣做，真是夠有面子……」 這類話，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豈不比比皆是！在這一張張「面子」之下， 我們中國人是不是忽略了「裡子」？我們的生活中，類似「老爺餐廳」高 貴的金碧輝煌之下，掩蓋著多少醬油污漬，又有多少人注意到？ 神遊到這裡，才想起我無法回答司神父的問話，於是我問： 「你是語言學家，從語言上，中國人的思考方式和西方人有什麼不同？」 「中國人的語言，和其他國家的語言，並沒有不同，」司神父簡潔的說， 「中國人常常喜歡自負的說，中國語言是獨一無二的，這個態度和世界上 許多國家的人的態度一樣，其實，這是膚淺、幼稚的說法。」 「中國語言動詞沒有時態變化，」我說，「名詞沒有單數、多數之分，不 是和西方語言不同嗎？」 「那只是表達方式不同，並不是語言系統、思考邏輯上的不同。例如：中 國人用『過』『了』，表示時態，用『兩個』『三個』表示數量，並不是說 中國人沒有時態或數量觀念。中國人可以用語言，把思想表達得非常精 確。問題關鍵在，中國人想不想表達得清楚？如果他不想表達清楚，他就 可以表達得很模糊。」 「請作進一步說明。」我請求。 「中國語言在文法上，可以省略主詞，英文卻絕對不能。因此，你如果存 心想講不清楚，也可以用語言使別人誤會，」司神父說：「中國人在語言 上，並不特殊，我認為真正特殊的是中國的文學，那裡面有中國人特有的 精神。可是，現在研究自己文學的中國人，偏偏拿中國的文學來和西方文 學並論，用西方人研究文學的方法來做『比較文學』，用這個方法研究中 國文學，是行不通的。」 「你的意思是說，語言只是傳達觀念的工具，觀念差異，言語就有差異， 是嗎？」我問。 司神父同意的點點頭。 「你認為是什麼樣的觀念，影響中國人生活形態最大？」我接著問。 司神父直截了當針對我所盼望聽到的主題，說： 「我認為造成中國社會落後，有一個原因來自中國人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太 大。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 者、食於人。』這句話支配了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和行為，使中國人的知 識，無法實驗。知識和技術，無法運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學者，往 往是手拿釘鎚、斧頭的人。在西風東漸之前，中國學者，是不拿工具，不 在實驗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識、技術，卻在實踐的過程中，獲得不斷的 修正和突破。而中國人縱有聰明的思考力，精於算術，很早能發明火藥、 羅盤、弓箭，卻沒有辦法推動科技，發展機械文明。因為，在儒家思想影 響之下，高級知識份子的領導階層，輕視用手做工。機器的發明與運用， 只限於末流的平民階段，大大的阻礙了知識的發展。」 我承認這是中國士大夫階層的特徵。 「身居領導地位的知識份子，高高在上，和大眾生活脫節，知識的斷層， 使中國人思考與行為分家，嚴重的妨礙中國社會的進步。」司神父提起一 位已故的中國考古學家李濟先生，他說： 「其實，以上這個見解，是李先生說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見而已。」 李濟先生當年在河南安陽，親自參與挖掘古物出土，結果被人誤當作幹活 的粗人的經驗，使他說了上面一段話。而司神父在山西大同一帶，做民俗、 歌謠、語言的研究工作時，由一位乞丐帶著他深入民間，到處尋訪。他曾 經用一個制錢換一句俚言的方法，向圍繞在他四周的中國孩子，交換俚 語。而當地的人，對他這種行徑，視做怪誕，甚至把他當作一個瘋子。所 以，司神父覺得中國人的學問，完全被儒家士大夫的傳統觀念架空。 「另外，阻礙中國變成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觀 念，」司神父繼續他的話，「中國的法律，從很早開始，有唐律、宋律、 明律、清律，但，基本觀念只有一種，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觸犯了法律， 應接受什麼樣的刑罰。而羅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讓人民知道， 天生下來自己有什麼權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讓人民知道，觸犯了刑案， 得受什麼處罰。這二者相輔相成，既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所以，人民 對法律產生重視和遵守的心理。 反觀中國，在西化之前，人民對自己的權利毫無概念，甚至連一己的性命， 都認為是君王所賜，更遑論其他。傳統中國社會中，權勢假道德之名行使 統治，領導階層稱為民之父母，人民只知道服從權威，完全沒有現代法治 的觀念，這是基本上很大的錯誤。 在這種單軌法律統治之下，中國人不知道法是可以保護自己的規則。所 以，對法律只有產生畏懼、逃避，甚至枉法、違法，基本上是因為不知道 尊重法律的緣故。」 司神父下了一句斷語：「在現代化的社會中，孔子那個時代『以德化民』 的政治理論，完全沒有立足餘地。」停了一會，司神父看我保持沉默，他 繼續說： 「一個國家在上述那種單軌法律治理下，五千年之久，不是一代、兩代就 能改變，因為人民一下子還不能去掉根深蒂固的思想。所以，也不能怪人 民，這實在是歷史文化累積的結果。譬如，今天的中國人仍然對民主毫無 概念。」 「我們已有選舉和立法機構。」我說。 「世界上沒有一個一黨專政的國家，是民主國家。所以，雖然有選舉和立 法機構等民主的外形，卻沒有實質，」司神父說，「民主是現代化國民的 生活方式，人民必須知道怎麼樣做一個國民。受了苦要知道怎麼樣去奮 鬥、爭取，不是只坐著等政府來改善。我最常聽到中國人民對不合理的事 的抱怨是：『沒有辦法！』對空氣污染如此，對交通紊亂也如此，一切都 『沒有辦法！』」 司神父感慨的說：「歸根究底是，中國人民並不真的想改善！」 「請你再說說，」我說，「中國人受了那麼多苦難、專制、腐敗、戰爭、 貧窮、外侮、內亂，層出不窮，是不是這些阻礙了中國的進步？而且，世 界上別的國家受難之後，很快能復興，為什麼中國不能？」 司神父思如泉湧，情感澎湃，表現出他對中國觀察之深，對中國人寄望之 殷。聽到我提出這個問題，他一口氣提出了下面幾個看法。 他認為中國復興得慢，起碼有幾個原因： 第一，中國人只有家的觀念，沒有國的觀念，中國人的美德、忠誠、愛心、 保護力，都以家為目標，一切努力，到此為止。 司神父說：「中國人的心目中，國家是一部收稅的機器，也是一部剝削人 民的機器。因為，在上位的人不管人民是怎麼過活，他本身是這部機器的 受益人，在下位的人民，是這部機器的被剝削者，他沒有辦法抗拒剝削， 變成一種惡性循環（Vicious Circle）。」 「你會不會太悲觀了一點？」我問：「你不覺得我們在進步？」 「也許是有點悲觀，但大致上說來，我覺得中國進步得太慢。至少，中國 人對國家的觀念，到目前仍是一成不變，」司神父心情沉重，說，「中國 有些在上層領導的人物，本身是個好人，可是，他們就是不懂別人是怎麼 活的。這種上下層人物不能溝通，是很可悲的。又有些人，從貧窮出身， 但，一旦當權之後，不但不再設身處地，站在原來自己那個階層發言，甚 至，故意不提自己的出身，反而認為窮人是懶惰、活該。」 司神父引用自身一個例證，提明中國人很怕面對自己的弱點。他從書架上 拿出一疊資料，翻出一篇台北一位名詩人楊君的詩，拿給我看。「我知道 他，楊君是他寫詩的筆名，他姓王，曾經在台大……」我的話未完。 「這是一九七六年，他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時寫給我的詩：〈獻給一位比 利時漢學家〉。因為，他當時需要一份教職，要我介紹他到華盛頓大學任 教，本來他對我很尊敬，也很感激。但，有一回，他在課堂上講授詩歌， 他的學生對他的講法有疑問，轉來請教我，而我的講法和他有所牴觸，從 此，他就不再理我了。這次在我來台灣之前，曾寫信給這位先我回台任教 的詩人楊君，他竟不回我的信，那麼，使我覺得他以前的獻詩是一種偽造 的作品。」司神父一面說，一面摩挲著楊君寫給他的詩，我接過來，看到 詩句中說： 你看到每棵樹都在長大繁榮枯萎 而且互相支持著護衛著 我感覺得到，這位曾經受過司神父推薦的中國詩人楊君，已經在司神父的 心中枯萎了。 司神父忽然振作的說： 「我們再來談國家問題吧。」 第二，中國文明發展到清初，達到了極點，自以為四海之內，唯我獨尊， 閉鎖的心態使中國對外來的一切，毫無心理準備去接受，老大與僵固，封 鎖了中國人向外學習的能力。 第三，中國人被船堅砲利的事實說服，發現必須向西方吸收科技時，中國 在內政上矛盾與衝突百出，在派人到西方學習科技的主張上，也缺乏一套 統一的政策。和日本相比較，日本可就有計畫得多。他們一旦認定這是生 存之道，馬上選派最好的人才，到西方去深造。 「我親眼看到那時被派到比利時的中國留學生，」司神父說，「有些資質 不好，通不過考試，被學校淘汰，卻從此居留下來，中國政府沒有想辦法 更換。日本則不然，日本在選派人才時，十分嚴格甄選，一旦在外成績不 佳，馬上另派人來替換，而且，學成之後，一定要回國建設。中國的留學 教育，就缺乏這樣一套有效的辦法。」 第四，中國民族性不如以色列強悍，中國人一切聽天由命慣了，以色列人 則還擊力（fight back）很強，遇到苦難，他們會掙扎，要對方付出代價。 中國人是「算了，算了。」一句話，一筆勾銷。 第五，中國人不知道法治為何物，德國人則向來唯法是從，對紀律之重視， 舉世無匹。所以，希特勒只是因緣際會，在優秀的日爾曼人身上，建立自 己的功勳，並不是他本身有多大能耐，而是人民訓練有素。正因此，二次 戰敗後的德國，很快就找到自己復興的軌道。中國人的「沒有辦法」，與 德國人的「守法」，正好相反。 「從以上五點來看，中國人之所以復興得慢，實在是有以致之。」 司神父結束了縱橫的議論，久久無語。 「你知道嗎？」在沉默了一陣之後，司神父說，「我是一九三七年到中國 來的。在我來中國之前，很早就對中國好感與好奇。我十四歲時，第一次 讀到利瑪竇到中國的故事，種下了我日後到中國的種子。另外有件事，使 我對中國人困惑不解，更促成了我親自到中國來的動機。」 司神父曾經讀到一篇報導賽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在紐約，應 中國留學生邀宴的文章，賽珍珠在筵席間當場宣布，她準備把中國古典小 說《水滸傳》，翻譯成英文，向西方人介紹中國文學時，在紐約的中國留 學生，登時提出異議，這些留學生認為把中國下層社會的黑暗面，打家劫 舍，殺人越貨，吃人肉等殘酷的暴行，介紹到外國去，無疑是一件丟中國 人臉的事，他們希望賽珍珠翻譯一本描寫中國人純潔無邪的書。司神父對 這些留學生的意見，感到異常震驚，他說： 「他們是高級知識份子，卻持這樣的看法，認為《水滸傳》是中國人的恥 辱，難道不知道世界上無論什麼地方的人，都有情欲，都有人性的黑暗面， 有誰會因莎士比亞寫邪惡的人物、淫蕩的女子，就會輕視英國的文化？因 此，這些中國留學生給我的印象是，他們自欺得厲害。這種『自欺』 （Self-delusion），實在是中國人的好面子，喜歡矇騙一切真相的根本原因。」 「中國人有沒有優點？」我想從另一個角度，看看這位外國人對中國人的 評價。 「當然有，」司神父首先舉出了『忠心』（loyalty），「和中國人相處，開始 時他們很多疑，但一處久了之後，他們對人非常忠心。」 「什麼叫『忠心』？」我問。 「譬如，他們會竭盡所能來幫助你，為你服務，保護你。中國人當他們一 旦和你成為真正的朋友時──雖然，那往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他願意無條 件為你做許多事，且不求回報。 其次，中國人很富於外交能力。中國人天生就富口才，個個是外交家。即 使目不識丁的文盲，他們都有很強的說服力，他都有令人難以拒絕的本 領，使你為了說一個『不』字，感到很不好意思。」 「那算是優點嗎？」我問。 「起碼，那是一種性格的特質（quality），」司神父說，「中國人的忍耐力 是驚人的，是巨大無比的。」看過中國農村貧苦生活的面目，體驗過中國 人近代亂紛迭起的變遷，司神父說，「我沒有看過比中國更能吃苦的民族。」 「另外一點，」司神父繼續說，「中國人對知識學問充滿了崇仰，學習被 看作很重要的事。」 「柏楊說，中國人喜歡上學，卻不喜歡讀書，」我提出質疑，「你以為如 何？」 「中國人的確喜歡上學，對學習甚至崇敬般感動，但，他們的動機我還不 清楚。」 在語言學和甲骨文中鑽研數十年，躋身於中國學術界最高階層──中央研究 院的司神父說，「在中國，絕大多數時候，我都和中下階層的中國人相處， 偶然才和上流社會的中國人打交道。我發現上流人士中，有許多正派、高 尚又仁慈的人，然而，有一項不變的事實是：這些上流人士對中國傳統社 會體制中產生的嚴重不公，毫無知覺 ──這種社會體制目前仍持續保持。 雖然，他們有時慈悲為懷，但，身為高級知識份子，他們對這種不公應負 責任，應採取變革，竟毫無概念。從頭到尾，他們一貫的想法，就是不要 任何改變。」 我想起寫《資治通鑑》的司馬光，正是這樣一個典型。 「保持既有，不求改變，正是儒家的精神，」司神父見我墜入沉思，繼續 高昂的說，「中下階層的小市民當然在整個國家現代化的建設中，並不是 完全清白無辜，但，他們那種對苦難的承擔，和無休無止做苦力的精神， 與生俱來的謙卑和殷勤，實在是令我心折，儘管他們語言粗魯，但，在我 的面前，他們從不失敏感和纖細。」 從客觀立場來評估中國傳統文化的司神父，在他發表了那麼豐富的言論之 後，我想聽聽他再談談儒家。 「你對儒家是全盤否定？」我問。 「應該這麼說，」司神父又補充說，「對儒家負面影響的看法，我曾經遭 受過很強烈的反對，我必須承認，這個問題的看法，有許多不同的角度。 但，總括來說，後來的儒家學派，對中國社會是一點助益也沒有。雖然， 在早期儒家著述中，『對暴政有革命權利』的思想，偶然也曾靈光一閃， 但，卻後繼無人，即使有，也不曾發生過影響力！」 「我提出了中國人那麼多的缺點，我想我一定完了，大概有很多人會因此 憤怒不已，」司神父重提他的憂慮，他認為一個外國人要批評中國人是一 件危險的事，因為忠言畢竟逆耳，「不過，我這些『醜話』，一點也沒有『醜 化』中國人的意思。有些人是沒有辦法懂的，就好像我常常找不到東西時， 我會開玩笑的向旁邊的人說：『我真的需要一位太太來幫我的忙！』立刻 就有人覺得我的話驚世駭俗，把我當做一個行為不檢的神父來看待，妳說 糟不糟！」 「我聽得懂你的話，」我告訴司神父，我說，「我完全懂你的意思，因為， 我也常常找不到東西，我比你更需要一位太太。」 -- 歷史如此遙遠卻轉瞬現身眼前 令人措手不及而迷人.. http://www.wretch.cc/blog/htycy 史記.歷史與文化 http://140.111.161.146/historyweb/佛光歷史系 bbs://bbs.hkday.net 香港的另一扇窗 http://tw.myblog.yahoo.com/jw!YaoVfQSaBA6dLGCLGg-- 史家.書緣.世事之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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