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美濃反水庫運動：地方人士作為發起者 相對於核能問題的高度敏感性，水庫作為台灣環境抗爭的焦點是相對地晚。在美濃水庫成 為公共議題之前，台灣並沒有發展完備的反水庫論述或理念，更遑論社會運動。少數知識 份子注意到了水庫興建的風險性，呼籲當局重新調整水庫管理的政策(楊憲宏 1987：221- 46)。水庫的泥沙淤積問題也很早就被工程界注意到了，連中小學教科書都指出大甲溪水 庫的嚴重問題。然而，這些看法並沒有被組織起來，形成類似反核的完整論述，更沒有用 來直接動員草根民眾。 追溯台灣的水庫爭議，翡翠水庫無疑是最早的事件。在七○年代末期，翡翠水庫的興建曾 經引發民意代表的質疑，他們以大台北地區的安全理由來反對水庫興建。但是生態環境的 破壞、居民權益的受損、水資源的持續經營並不是這些反對者所關切的焦點。國民黨的水 庫政策製造出許多的環境難民，但是他們的力量分散而薄弱，根本無法發動一場社會抗爭 。一群泰雅族由於石門水庫興建而遷移至桃園觀音沿海，在新的環境中，他們持續承受鎘 米與重金屬的污染。同樣地，翡翠水庫拆遷戶也不斷地向政府要求補償，以彌補他們的損 失 。事實上，根據我們的整理，在美濃反水庫運動出現的1992年之前，只有兩件有關水 庫的抗爭，分別是翡翠水庫拆遷戶求償(1982年2月)與反對坪林水庫(1991年1月)(何明修 2000： 附錄四)。這些少數而微薄的聲音一直被社會所忽略，連一直在尋求抗爭點的黨外 人士也不重視水庫的問題。分析解嚴前六年的黨外政論雜誌，我們只找到了4篇關於水庫 問題的文章，其中有3篇是關於翡翠水庫這項舊議題的報導(何明修 2000：262)。相較於 密集的反核評論與報導，黨外精英顯然對於水庫問題並不是特別重視。有幾個理由可以解 釋其差異性。首先，水庫並不是國防大機密，而核能直接涉及敏感的國家安全問題。挑戰 國民黨的核能政策能夠帶來明顯的政治作用，但是反對水庫卻沒有相同的效益。其次，水 庫風險比較難以想像，而核災則是有著名的國外事件為例，容易喚起民眾的注意力。因此 ，一直到正式的反水庫勢力集結而成的時候，政治力量並沒有進入這個場域，容許地方社 區人士有自主發揮的空間。 在1987年，貢寮地區缺乏具有運動參與經驗的人士，他們雖然對於核四廠存有恐懼與不滿 ，但是卻無法自發地形成運動。相對於此，在1992年之前，有些美濃人士已經參與過其他 的社會抗爭，並且具有動員與組織的能力。解嚴前後的農民運動也有美濃人參與。在1988 年的三一六反對美國農產品遊行中，有上百位美濃農民參與。在同年的五二○流血事件中 ，也有美濃人被判刑入罪(李允斐等 1997：206)。學者指出，「抗議經驗能夠促成未來的 抗議，因為它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資源，即提升的意識，無論是階級的、政治的或集體的」 (Shin 1994: 1600)。作為抗爭週期的後起之秀(latecomer)，美濃人享有貢寮人所缺乏的 好處，他們可以借用先前的動員經驗，從而發展社區自主的運動路線。 更重要的，有一群在地知識份子在水庫爭議爆發前兩年(1990年)，回到家鄉美濃從事社區 調查。這些關心客家文化的知識青年自稱是「第七小組工作站」。在1991年夏天，舉辦了 六堆客家夏令營，並且與地方社會與外地的其他客家社團建立良好的關係。在1992年底， 美濃鎮上傳來了工程的消息，鎮代會決議要求中央政府停建水庫(陳豐偉1994：227)。在 這個關鍵點上，在地知識份子適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透過他們的草根動員與社區經營， 美濃發起了自主的社區運動，而不是仰賴外來的啟蒙者。誠如第七小組工作站成員之一的 C18所表示的，原先他們的目標是「回應福佬沙文主義，要推動客家文化的問題」 。捲入 水庫議題是沒有料想到的事，然而正是因為這種危機，使得這一群青年能夠更深入基層， 並且獲得地方人士的支持。 這一群知識青年具有豐富的運動生涯史，他們曾參與了八○年代中期以來的社會抗爭風潮 。就以C18為例，在1986年夏天，她就曾獨自前往鹿港，參與了反杜邦運動。她也曾幫過 黨外人士競選，並且擔任黨外雜誌的編輯工作。有一段時間，她也活躍於南部的工運界， 熟識工會領袖。她認為自己在外頭的運動生涯應該告一段落，農村與客家文化的問題才是 她一直所關切的重點，才決定重返美濃。C18注意到了「福佬沙文主義」，因而「看破民 進黨」。無疑地，這種認識使他們更能夠在意社會運動的自主性。就這一點而言，反核四 運動正好成為了負面的教材。誠如另一位運動者C14所指出的，「我們不像核四一開始就 依附政黨。社會運動本來就是透過人民自我組織的能力，將問題提出來，表達自己的聲音 。以往的社運常被民進黨吸收，成為政治人物自己的力量。核四太早與政黨結合，所以核 能爭議常被簡化成為政黨之爭，不同政黨之間沒有溝通的空間。社會上也因此，沒有出現 跨政黨的討論」 。有些研究者指出，第一波的社會運動者(early risers)開創了抗爭的 可能性，證明集體行動是有用的，政治權威能夠被改變。至於後起之秀，固然抗爭的風險 與成本減低了，但是「較缺乏想像力，受到傳統所限制」(Tarrow1989a: 60)。這種看法 只對了一半，後起之秀的真正優勢並不只是在於低成本或風險，而是能夠反省過去的運動 經驗。在許多方面，美濃反水庫運動試圖避免以往的運動困境，從而開拓一條嶄新的途徑 。 因此，就美濃反水庫的起源而言，先前的抗爭經驗使得他們有可能以社區自主的方式來從 事社運。在貢寮，政治人物的介入「啟發」了地方抗爭的火苗，從一開始群眾就是跟隨著 民進黨的政治訴求，反核的要求被吸納進整個政治反對運動。相對地，美濃人獨立地「發 現」水庫問題，他們採取了社區動員的策略，來保護家園。值得注意的是，美濃運動者的 動員是先於政治人物的支持。在1992年夏天，美濃知識份子發現了水庫興建的消息，而地 方上的政治人物卻不知道這項工程，未曾表示過反對的意見，「甚至鎮長、省議員都把爭 取興建水庫作為選舉競爭訴求」(曾文忠 1994：14)。在過去，地方政界將水庫視為繁榮 與發展的契機，政治領袖都試圖以蓋大學、蓋水庫作為號召 。透過這一群知識青年的密 集宣傳，美濃鎮民形成一股強大的反對聲浪，從而促使地方政治精英參與反對的行列中。 因此，美濃愛鄉協進會在1994年初成立，成為了反水庫運動的最重要團體。在整個運動隊 伍中有地方政治精英、士紳與知識份子的共同參與，但是主導權仍是由知識份子運動者所 掌握。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140.112.17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