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roodo.com/youth_com/archives/7742817.html 　　最近，苦勞網上刊登了一篇《從多數民主到少數民主》，讀畢感觸良多。 　　回到1990年３月的中正紀念堂。「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 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在廣場上被喊得震天價響。雖然三月學運已遠 去，但每個訴求卻逐漸內化到國家、社會各個角落，在有意無意中被實踐著。然而，我們 也因此在糊裡糊塗中承接了某些似是而非的概念，並內化到政治生活中。整個國家彷彿在 幻象中活動著。這讓我們不禁要問：我們到底享有的是什麼樣的民主，以及什麼樣的自由 ？而在回答這個問題前，容我對歷史進行一番爬梳。 　　1969年9月1日，殷海光在《自由中國》遭查禁前最後一刊發表了名為「大江東流擋不 住！」的社論。「大江總是向東海奔流的。我們深信，凡屬大多數人合理的共同願望遲早 總有實現的一天。……自由，民主，人權一定會在大家的醒覺和努力之中真正現實。」這 是60年代自由主義者的最後疾呼。此後，《自由中國》被查禁，圍繞著這份刊物的自由主 義者們被鎮壓下去，殷氏則在九年後逝世。自由主義在我國彷彿曇花一現，成了歷史中的 流星。但種子灑了下去，總要有開花結果的一天。隨著1970、1980及1990年代的來到，國 家政治發生質變，隱埋已久的自由主義種子在這二十年間迅速成長。眾所週知，「法律人 」──包括許多著名的律師在歷史舞台上揮灑生命，亦有「隱形的」法律人，即在法學學 術崗位默默負出的知識份子，為了肇建「法治國家」而竭盡心力。隨著解嚴、廢除動員戡 亂臨時條款的到來，「法治國」彷彿獲得了基本性的勝利，接續的歷史任務似乎只是使這 個法治國家「更美」、「更好」。而在這個過程中，眾公法學教科書高唱「自由民主法治 國」的頌歌，報刊、媒體鎮日談論「自由民主」，於是我們也漸漸把「自由」、「民主」 當作同一回事了。 　　殷海光在前所提及的社論中說：「我們知道，中國近幾十年來的禍亂，最直接的動因 ，就是黨派鬥爭所引起的武裝暴力衝突：政見之爭，不能在會場解決，而一定迫著在戰場 相見。這是民主制度在中國沒有堅實基礎的表現。」果真如此？前些日子警民在圓山的衝 突，正是理性、和平之協商不可得，「不能在會場解決」，所以有「暴力衝突」的發生。 自由主義者說這是「民主無堅實基礎的表現」。相反地，最堅實地表現民主的地方總是存 在最高強度的暴力與隨之而來的專政意志（the will of dictatorship）。以圓山的衝突 為例，國家主權何在乃不容協商、不容「在會場解決」之事務。人民是法官，以其暴力寫 就關於主權的判決。整個衝突雖以驅散民眾收場，但其中明顯地表現出人民欲對一個追求 「終極統一」的政府實行專政的意志。 　　圓山的衝突是愛國及民族情緒所激發的民主戰爭，但在至高的國家主權或民族主義宣 示之下，卻另外有著隱微、零星的民主游擊戰。從三鶯、溪洲部落到樂生療養院，從雲林 麥寮六輕到蘇花高，從可見度高的社會運動到晦暗牆腳的弱勢者的掙扎與反抗，戰火從未 停歇。他們亦如在圓山戰鬥的民眾，渴望將自身的想望與意志散播於外，形成社會共識─ ─即弱勢者的「理念專政」。但少數人的民主戰爭與多數人者何能相比？意志與理念的專 政對少數的弱勢者而言彷彿難如登天。於是有人高呼「政府總是用『社會共識』來打發少 數人的聲音，可到底為什麼，我們的生存、我們的家園、我們的基本權益，得要有『社會 共識』才能確立，得要有多數人的同意才能獲得保障？」到了這裡，我們發現倡導理性和 平協商的自由主義者們已離我們遠去，民主正在超前邁進，卻又逐步褪去了專政的衣裳。 「幹」（Do it.）成為民主的首要條件──戰鬥之所在，民主之所在。 　　或許，18年前的野百合標誌著自由主義的全面勝利，伴隨而來的是對議會制與秘密投 票的瘋狂崇拜，以及自由主義對民主的全面綁架。而對「少數民主」的宣示，則讓民主從 自由主義中脫逸出來，卻也脫去了專政的色彩，使得作為抗爭主體的弱勢者的行動力增加 ，並能更好地進行自我培力，卻也可能造成更多的衝突與戰鬥。無論如何，在此脈絡下， 一個更民主、更多元、更暴力的未來，是可以預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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