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０和八０年代的台灣婦運不論在基本主張和行動策略上都明顯的呈現自由主義的傾向，活 動的範圍也大致在爭取公領域內男性政權規範之下的男女平等，而並未挑戰更深層的性別機 制，甚至有去性化的傾向，亦即有意忽視女性的性別處境，而著眼於抽象的社會公平，或在 男性社會的正義原則下尋求支援。例如呂秀蓮（1977: 173-174）當時反對婦女保障名額的 理由是︰「…保障弱者之設，便阻礙了強者充分發展的可能，保障婦女的當選--或者任用、錄 取--名額，自然侵犯了一齊參與競爭的男性的當選、任用或者錄取的機會，是絕對的有欠公 平，也是應該亟亟予以廢止的。」【註 3】)婦女新知在1984年爭取墮胎合法化的時候，避 談女性的身體自主權，而突顯無知、純潔少女非主動性交而懷孕的可憐處境，懇求父權決策者 的施恩和社會的同情，以通過優生保健法為濟助的手段。為了迎合執政黨的人口政策，婦女 新知也不得不肯定優保法的主要意義在於控制人口成長，以及減少因人口品質不佳而產生的 社會成本（顧燕翎 forthcoming）。九０年代初期，民間婦女團體仍徘徊於「女性中心路線 」和「務實路線」的兩難抉擇，除了婦女新知以外，多數婦女團體為了快速有效達到組織目 標，儘量避免和現有社會衝突，爭取與體制合作（黃毓秀 1991:23）。 -- I've been to paradise but I've never been to 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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