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科巴指出，發展主義話語自1945-1955年在西方出現和形成，與殖民帝國解體和共產 主義的冒升有關，在這個歷史語境之下，西方為了界定自身的優越地位，建構出「第三世 界」和「低度發展」等非西方地區的落後形象，提出要追上西方工業文明這單一目標，需 要採納與西方發達國家相近的分類系統和技術，於是所謂窮國的人口、資本積累過程、天 然資源、農業和貿易、行政管理以至文化價值，都成了無休止的規劃干預對象；發展成為 一種專業，發展經濟學成為專業中的專業；引入外國技術、資金和投資成為發展的教條； 而負責訓練發展專業的則是歐美的大學和國際機構，不僅培養「第一世界」的發展專家， 更為來自「第三世界」的「學生」提供各種見機於經驗主義的社會科學“真理”。 發展主義話語透過標籤的生產，將紛雜多樣的農民簡化為“小農”、“文盲農民”等生產 因素，變成為可被替換和應該被管理、教育和規訓的對象。這種充滿現代化偏見的話語， 在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協助之下，大規模地引入「第三世界」，強化了發展主義的意識型 態和與之相關的生產和權力系統。 埃斯科巴認為，對發展主義最有力的批判，應該直接探討發展與知識權力的關係，並將對 發展主義的批判，與當地（local）的各種抗爭連繫起來。 儘管沒有像埃斯科巴一樣借用傅柯對知識權力的分析，但透過仔細分析發展經濟學家如何 扭曲簡化邊緣地區開採業經濟的具體研究，和探討這種已簡化了的發展經濟模型如何進一 步為政治家任意引用，邦克（Stephen Bunker）的文章，對埃斯科巴的分析作出了緊密的 呼應。 邦克指出，影響甚大的經濟學家赫希曼（A. O. Hirschman）、諾思（D. North）和華特 金斯（M. Watkins）所建構的發展經濟學模型，基本上是約化自加拿大學者英尼斯（ Harold Innis）對開採業經濟的詳盡歷史研究。英尼斯筆下的開採業經濟，本是複雜多樣 、跟工業經濟十分不同的經濟體系，在極大程度上受制於地質、水文及生物因素，因此開 採業之間的差異遠大於工業經濟之間的差異，故不能將開採業經濟普遍化（在本書第五章 《區域發展理論與受支配的開採業邊陲》有邦克詳盡的分析）。然而，到了赫希曼、諾思 和華特金斯等人的手中，受獨特空間限制的開採業成為了千篇一律的經濟體系，當中紛雜 多樣的被開採物被化約為只是關於運書費用的問題。開採業與工業經濟的惟一分別，就是 能否帶動其他經濟部門的增長，或所謂不同程度的連鎖效應。 這種機械化的普泛理論，不僅將部門與空間混淆，更以經濟學模型貌似精確的措詞，建立 一種科學的外觀，再加上當中對地區增長的樂觀承諾，吸收了不少政客和知識份子，使他 們接受這種理論。對這種發展模型持批判態度的反對者，被打成為頑固的反進步份子，或 只顧地方特殊利益、不顧國家大局的保守力量，因而他們的聲音很快就遭到淹沒而被遺忘 。 由於意義含糊和過於複雜，加上學科規範恪守的維護範式（paradigm maintenance）機制 ──發展模型本身超然於爭辯以外，只容許對模型作出枝節性的批判──發展主義經濟模 型成為了機會主義詮釋的溫床，特別容易為政客利用。邦克以巴西亞馬遜地區的開採經濟 發展計劃為例，說明當地的政客和計畫工作者如何運用這些早已被發展經濟學家扭曲簡化 了的模型，為他們的宏圖大計辯護和鳴鑼開道。 （節錄自《發展的幻象》，文，許寶強，待續） -- 我在城市與鄉間流浪/因為我無法消解我內心的鄉愁/而飄泊早已是我生命的本質/ 哪怕抵達的是世界的盡頭/主流是什麼/我只看到的是媒俗/喧囂的外表下只是孤獨/ 而我始終都是異鄉的浪子/於是乎/當邊緣是我選擇生活的價值/ 我成為社會上一屢幽靈/遊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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