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中收入地區在60─70年代的工業化浪潮，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因工資等成本上升，導 致利潤率下降而將工業外移。這些新興工業國因此被迫要在一段時期內互相競爭（用作工 業投入的）資源，使工業生產成本上升，同時又過量生產相類的產品，使它們在世界市場 中的價格下調，造成了工業產品的利潤下降。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則把資金投放在金融資 訊等第三產業，通過控制新興工業國千方百計要爭奪的資金，獲取厚利。 伴隨著低、中收入地區在60─70年代工業化的，也正是發達地區（特別美國和日本）的汙 染性工業的外移。距世界銀行兩位學者的一項研究指出，自1960年起，歐、美、日等地區 的汙染性工業佔工業的份額持續減少。相反，拉美和亞洲等低、中收入國的汙染性工業份 額則穩定地上升（Mani and Wheeler 1998:231-233）。 因此，將工業化與經濟增長緊密聯繫起來，其實是一個重大的誤會，正如將富有國家稱為 七大“工業國”，基本上忽視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這些所謂“工業國”其實已越來越 非工業化，越來越依賴金融貿易等第三產業。相反，低、中收入國家則越來越工業化。然 而，正如賽林斯、華勒斯坦和阿里基（G. Arrighi）的文章分別指出，世界範圍內的收入 不均程度，不僅沒有隨第三世界地區的工業化而縮小，相反，在戰後至今的數十年間，甚 至是在過去400年內，更有擴大的趨勢。在1997年，富裕國家約占全球兩成的人口，共消 費掉全球八成六的商品和勞務；而最貧困的兩成人口則指享受到全球百分之一點三的消費 （聯合國《1998年人類發展研究報告》）。 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如80-9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不論採用自由經濟的出口導向，或國 家干預的進口替代式工業化；也不論是採取依賴理論所倡議的與世界經濟脫鉤，或史達林 式的計劃經濟，以發展工業為目標的低收入地區之發展主義式追求，大多數以失敗告終。 事實上，工業化只是在某特定的歷史時段，對特定的群體，如發達地區的工業資本家有利 ，而往往並不是低、中收入國家用來超英趕美的有效手段。只有那些在資本主義歷史週期 中，置身於良好的地緣政治為置的地區，才會獲得資金的青睞，經濟才會較快速地增長。 然而這些幸運地區的人口，只能佔全球人口的極少數，因為他們的富裕，是建立在對稀有 資源的壟斷和對大多數人口的排拒剝削之上才得以實現。這是維特哈羅德（Roy Harrod） 所為的寡頭財富（oligarchic wealth）的重要機制（見阿里基文章）。換句話說，少數 人的富裕是建築在大部份人的貧困之上，無論低、中收入地區的人民如何努力，也不可能 每人都享有美式的“富裕”生活水平。事實上，正如華勒斯坦所言，在1750年至1950年發 展了的只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而表面“發展了”的國家，其實只是獨享了資本主義世界 體系擴張的經濟成果，而這種享佔，也不是個別國家的政策所導致的，而是資本主義世界 的剩餘積累從中心溶化開來的歷史效果。因此，落後地區的“趕上”，只能意味著別的地 區資本積累衰減，損害他人的經濟福利。華勒斯坦更預期資本主義世界的擴張已差不多到 達極限，難以為繼。 發展主義者將發展過程中所包括種種複雜的文化、社群以至於偶然性因素，硬套為技術和 生產率的提高、創新效應和產業結構高級化和高強度投資等問題，只是在強化一種十分褊 狹的慣見；而自由主義、計畫經濟和“以發展為主導的國家”學說之間的論爭，由於將經 濟增長、工業化等視作理所當然，因此扮演著維護發展主義典範的共犯角色（見班努里文 章），無法開拓新的話語空間。 “落後”的第三世界／邊緣的建構與規管 對於西方以外的所謂貧窮地區，發展主義話語給予不同的命名：「第三世界」、「落後國 家」、「發展中地區」、「低度發展地區」、「邊緣地帶」等等。儘管低度發展和邊緣等 概念源自依賴理論和世界體系等批判現代化理論的學說，但對於大部份應用者來說，它們 大抵與「第三世界」或「落後國家」分別不大，都是同一的、等待發展的地區，而發展與 否，基本上是以單一的目標──工業文明和政治軍事力量──來衡量。 埃斯科巴（A. Escobar）的文章仔細地梳理西方發展主義話語如何建構「第三世界」或「 低度發展地區」等概念，並分析這種話語是如何運作的。藉助傅柯對知識、真理和權力的 分析，埃斯科巴追溯發展主義話語的歷史系譜，特別是發展經濟學等學科的專業化過程。 （節錄自《發展的幻象》，文，許寶強，待續） -- 我在城市與鄉間流浪/因為我無法消解我內心的鄉愁/而飄泊早已是我生命的本質/ 哪怕抵達的是世界的盡頭/主流是什麼/我只看到的是媒俗/喧囂的外表下只是孤獨/ 而我始終都是異鄉的浪子/於是乎/當邊緣是我選擇生活的價值/ 我成為社會上一屢幽靈/遊盪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123.192.17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