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左翼紀錄片導演的每日戰鬥 ——線上專訪迪克．方登（Dick Fontaine） 郭力昕 二○○五年九月，台北——倫敦 英國當今最重要的左翼資深紀錄片導演迪克．方登，將於本月下旬至十月上旬造訪台灣。 方登的紀錄片創作在1960年代初即大放異彩，包括拍攝了披頭四在紐約第一次演出的紀錄 片Yeah!Yeah!Yeah!，以及各種開拓性的影視製作工作和得獎記錄，不及備載。他拍過40 多部紀錄片與實驗影片，擔任許多重要影片的製作人，也是英國幾個重要紀錄片影展的諮 詢委員。近年在創作之外，方登也投入大量的時間在教育工作上。他是英國極富盛名的國 家電影電視學校的創辦人之一，目前擔任該校紀錄片研究系所的所長。 本身亦曾經是音樂人的方登，應大大樹負責人鍾適芳之邀，帶了五部他極有代表性的音樂 方面的紀錄片作品，參與今年的「流浪之歌音樂節」的音樂影像館與對談活動，這些影片 包括：《爵士使者》（Art Blakey: The Jazz Messenger）、《嘻哈歷史》（Beat This! Hip-hop History）、《噪音》（Noise: John Cage）等。台北市文化局亦藉方登訪台的 機會，安排他在十月份的年度「歐洲論壇」做專題演講，討論紀錄片的政治意義。方登也 將分別在政大傳播學院與台南藝術大學音像學院發表演講。以下是作者在方登先生來台前 夕，透過網路進行的訪談。 郭力昕：我們先從你早期的作品談起，這次第四屆台北的流浪者之歌音樂節，會播放其中 一些關於經典爵士／實驗音樂家，或音樂史的作品。這些片子非常吸引人，裡面充滿了驚 人的能量與專業水準，而且一點也沒有漏掉底層的政治訴求。在1983年的一次訪談《向左 看》（Left in Sight）中，文化評論家史都華．霍爾（Stuart Hall）提到左派攝影家時 ，認為他們多半缺乏一種有效的語言，身為一個進步的視覺溝通者，單單選擇站在一個左 翼份子的角度是不夠的。 我聽說你很重視品味，不論工作或生活上都是如此，這點我已經從你的影片裡親眼目睹了 。然而，在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之後，「品味」這兩個字，或者是這個觀念本 身，似乎已經變得政治或文化不正確，甚至有點聲名狼藉了。因此我們似乎面對著這樣一 個兩難，起碼在台灣如此，那就是：左翼／進步的紀錄片導演，多半會逃避[加強作品中] 可以打動人心的電影語言，而拍攝教條味、或意識形態化的作品，因而總是淪於乏味；另 一方面，「品味」又似乎成為布爾喬亞或菁英階級的專屬。對此你有什麼樣的看法？這些 對你會造成任何的問題嗎？ 迪克．方登：你提到的，在西方其實是一個有趣而迫切的「難題」，它關係到一個非常基 本的疑問，就是左翼人士在面對全球資本主義狂瀾時，是如何節節敗退的？然而對電影導 演，或所有想要用藝術媒材來進行溝通的創作者來說，最基本的問題，在我看來其實是： 難道「進步人士」只能做坐在一旁，眼睜睜看著那些嫻熟布爾喬亞溝通手段的大師們，從 我們這邊竊取說故事的藝術嗎？唯一能說的故事，非得是個布爾喬亞的故事嗎？我們真的 要退避到修辭陳述的破落戶裡，被那些我們應該努力接觸的大眾所忽視？ 電影就是說故事，而說故事最重要的，就是將個人轉化為政治的一種藝術。作品怎樣會被 疏離？像你剛剛提到的「教條式」、「意識形態化」的作品，就是讓我們被人忽略的最佳 做法。在我看來，正是右派相當聰明地暗示，左翼的想法是意識形態掛帥的，他們右派所 提議的也不過是一種好的常識，而他們的故事也只就是表達了這個「真實世界」而已。就 像[主流媒體]對紐奧良的陳述一樣，也是關於「真實世界」的故事。所以我們必須取回說 好故事的本事，找出與大眾接上線的方法和信心，但不靠[僵硬的]修辭。我有一個巴勒斯 坦的學生，從小在加薩（Gaza）的瓦礫堆中長大，是一名勇猛的自由鬥士，專為他的人民 爭取福祉。但是他卻很難讓觀眾進入他的故事，如果他不先跟觀眾交代該如何思考這些故 事意義的話。他只想對觀眾直接喊話——這大概與他本身的成長經驗有關，我們其實可以 理解，但這麼做，你的聲音是絕對不會被聽進去的。說故事，就是讓觀眾發現故事裡的世 界，並讓他們做出自己的判斷。這想法布爾喬亞嗎？我不認為。我想，那就是我的朋友霍 爾，在談到左翼的姿態與我們左翼貧困的語言時，所提出的看法。 至於所謂「好的品味」，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我一些知識界的朋友們，常常指責我， 說我的品味很「糟」（他們也這樣說霍爾），原因是我的作品裡碰觸到的文化，從很早開 始就是一些所謂的「低俗」文化——爵士、搖滾（披頭四等）。後來我拍攝了一些影片， 最早的彰揚了「嘻哈」的風貌與其做為街頭文化發源的脈絡。他們有屬於自己的語言，並 且還把它發揚光大，成為表達憤怒「以及」創意的新世界。我拍了很多內容涉及政治的音 樂錄影帶，像是麥爾坎等等，試圖將想法傳達給年輕觀眾——這個族群通常是布爾喬亞資 本主義眼裡的肥羊。還有一點，我這麼做並不是因為他們對這一切不清楚，而是他們需要 知道自己並不孤單！ 再者，我相信每一位具有價值的藝術家，都是充滿了理想與浪漫，因為他們所做的，就是 用想像力照亮這個世界。這難道也布爾喬亞嗎？ 而這也讓藝術家與真實世界保持一種特別的關係，一種屬於外來者與獨行俠的特有關係。 或許那是個人主義的，也或許那是一個危險的位置，但是，要不要勇敢擔起責任，揭露自 己所看到的一切，決定權是在藝術家本身。我心目中的藝術與政治兼備的英雄們，都是萬 夫莫敵的獨行俠：湯姆．佩恩（Tom Paine）、威廉．布雷克（William Blake）、波許 （Hieronymus Bosch）、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羅塞里尼（Roberto Rosselini ）、約翰．卡薩維奇（John Cassavetes）、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邁爾士．戴 維斯（Miles Davis）、賽隆尼斯．孟克（Telonious Monk），像這些人，他們的「品味」 好嗎？少來。 郭：關於「品味」這點，我理解你的態度，然而，看起來，所謂「好品味／糟品味」這樣 的想法，或是含意，似乎非得與「高蹈文化／低下文化」有關；換句話說，與階級政治有 關。所以我想把我的問題說清楚一點，我剛剛的意思是：我不認為對「品味」的領會，必 須侷限於，或簡化成不同階級的二分概念。糟品味常常存在於所謂的「高蹈文化」裡，或 是一些眼高於頂的文化人身上（對我而言，自以為內行本身就是一種糟品味）；而那些能 夠在自己作品中有效地以藝術的手法，生動帶出「低下」階級或大眾流行文化中的精神與 政治，正也是我認為的好品味。另一方面，如果一位左翼的藝術家只會在自己的作品裡硬 邦邦地說教，而沒有辦法將進步的信息轉化成有效的、令人信服的藝術表現，那麼他的作 品還是只能算是糟品味。「品味」不應只為中產階級所獨佔，或者只是一個「髒字」。 方登：就你對「品味」一詞的適切的重新定義，我完全同意品味與階級無關，但有時保持 階級區隔，[策略上]還是有其鼓舞行動的作用。 郭：你如何定義獨立紀錄片導演？要如何才算是獨立？ 還有，你發起的「國際紋身主義 者」這個組織，主要在做些什麼？ 方登：獨立製片導演？其實仍是前面我所說過的那些重點。我想我會說，身為獨立影像工 作者，必須不在乎做為一個局外人，實際上還要喜歡這個身分；不介意常常缺錢；緊抓住 可能讓他們開始打算對抗這個世界的最初本能；不退縮、不放棄，也不被主流媒體的守門 人擊垮；也許有時身段得放低一點，但決不被打敗，持續磨練技藝；與真實世界保持聯繫 ，這樣他們所說的故事才能幫助人們了解自己的世界，以及「這些人們」可以做些什麼來 改變世界。 「國際紋身主義者」已經不存在了，這點蠻令人遺憾的，不過它的運作是藉由共同合作， 來營造一個團隊精神，讓每個人在其中都可以彼此支持。我們與工廠的工人們一起合作， 創造生動、另類的新聞影片，並發展、簡化自己的電影語言，讓它容易上手，必要時可以 隨時改變，而且這些都是集體合作。很多我參與過的最好作品都是這樣一起製作的。如此 的模式其實很難維持，因為就像我說的，個人主義是創造力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但卻常常 造成干擾，所以需要強烈的意願才能凝聚所有事情。不過一旦達到這點，結果是很令人振 奮的，其中有些經驗仍然停留在我最棒的回憶裡。 郭：2003年在《扳手電影》（Spannerfilms）這本英國發行的國際紀錄片雜誌裡，有一篇 文章的結尾引用了你的一段話：「觀眾不是笨蛋，所以導演們必須有所突破。我不認為我 們[紀錄片]有式微的跡象，但，如果真是這樣，應該會有所變革，然後會有別的東西產生 出來。」 即使面對著排山倒海而來的商品化與全球化了的媒體文化，你的字裡行間仍舊 充滿了對紀錄片未來，或事實上可以說是對人類未來的樂觀態度。你的樂觀從何而來？是 來自你本身、以及你這一輩的六○年代精神，讓你的姿態與風格如此堅定嗎？（當然，我 也看過不少英國知識分子是相當批判文化犬儒主義與歷史虛無主義的，而且不分世代與年 紀。）或者，你對紀錄片未來的樂觀期待，是源於你對國際環境上的文化現象與紀錄片生 態所作的第一手觀察？ 方登：沒錯，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喔，不過很多六○年代的人並非如此。我對那段時 期並沒有多大的鄉愁——[那個時代的人]太多的自溺，讓我們走到今天這部田地——所以 ，我永遠記得在一個抱怨六○年代激進份子的「灰豹」（Grey Panther）老人人權運動聚 會中，一位八十多歲高齡，頂著一頭灰髮的老太太，站起來說道：「你知道嗎，我認為， 能夠每天站起來繼續戰鬥，實在是一項恩寵。」——這才是我所渴望的精神。當我看到自 紐約布朗士廢區所崛起的「嘻哈」文化時，不禁為他們的創造力感到驚異。那也是我與這 些孩子們合作的原因，他們重新提醒了我關於人的精神。 我真的認為我們正進入一個黑暗時期，大家所抗爭捍衛的人道主義價值正處於危急之秋， 而我們的夢想正走往非常錯誤的方向。貪婪是一個癮頭，包含了自我毀滅的成份，因此， 在一切好轉之前，事情先會變得更糟。但從觀眾對紀錄片——大螢幕上的現實世界——的 反應來看，想在電影裡尋找真理的，還是大有人在。 郭：你是英國國立電影與電視學院（NFTS）的創辦人之一，NFTS是這個領域中最有聲望的 學校，而且你目前在其中知名的紀錄片系所擔任所長。你對你的學生畢業後有些什麼樣的 期許？尤其是那些進來學校就讀時，就已經在自己當地社區累積了一些經驗（有些甚至還 小有名氣）的紀錄片導演？換句話說，你對已經更上層樓的紀錄片導演，最主要的要求是 什麼？做為一名教育工作者，你如何啟發並鼓勵學生的這些特質？ 方登：有很多我之前所說的；還包括頑強的意志，以及樂觀、好奇，要非常的好奇。我希 望我的學生可以找出自己的聲音。那就是這個課程的主要目的。要有信心對抗這個世界！ 所以他們才會來到這裡，讓我們幫他們找出自己的聲音，以及一個充分的理由，能夠在往 後四十多年裡，面臨對手的守門人和自身的疑慮、恐懼時，渡過每一次的試煉。 郭：我知道你的下一部紀錄片作品是關於一家在亞洲生產、行銷的德國運動鞋跨國企業， 可以談談這個拍片計畫嗎？. 方登：你是說《球鞋戰爭》（Sneaker Wars）？我想要在這部片子裡，藉由無論稱之為球 鞋或跑鞋之類的東西，來講述第二次大戰以來的世界歷史。所有全球資本主義的先鋒，都 曾經製作軍靴，讓軍隊穿著打仗，片子的故事就從這裡開始。不過，此外這部片子也談到 世界各地的年輕世代如何尋找自我認同。兩大故事主軸由一群年輕導演分別執行，然後由 我與他們共同將這些分支編在一起。這是主要的想法。重點是這兩大主軸彼此間是息息相 關的，如果能夠掌握這部份，那就再好不過了。希望我們可以做到！ （譯者：張至維） ◆迪克．方登導演的演講資訊： 第四屆「流浪之歌音樂節」對話演講活動：「為什麼我們還相信紀錄片？」 10/2（週日）17:00-18:30，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大夏館藝文廊。 台北市文化局2005「歐洲論壇」專題演講：「紀錄片能改變世界嗎？」 10/7（週五）14:00-17:00，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大夏館國際會議廳。 -- 講題： 英國最好的紀錄片學校，教些什麼？ （Educating Independent Documentarists in the NFTS） 時間地點： 10/4（週二）6:40-9:00pm 傳播學院劇場 主持： 王亞維老師 影片放映： NFTS(National Film and Television School)紀錄片研究所的學生作品精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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