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tinyurl.com/257hhg6f 摘要 伊朗政府屢以國安為由斷網，實則隔絕人民、掩蓋鎮壓，並將網路特權留給親政權者。僑民雖以代理工具協助連線，但全面斷網下仍難抗衡國家控制。 伊朗的另一條戰線：網際網路之戰 Sara Bazoobandi 2026年4月10日 長期以來，伊朗政府一直將自由的網際網路存取視為一種特權，由國家授予那些願意傳遞其訊息的人，並對其他所有人加以剝奪。在以色列與美國發動空襲約四小時後，網路流量暴跌了98％——幾乎是全面斷網。伊朗的通訊基礎設施遭到政府蓄意拆解，網路流量被完全中止。這些打擊是由伊朗政府的對手所發動，目標是軍事設施、能力，以及高層政治與軍事領導人。網路封鎖則是由政府施加，目標是伊朗人民。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的志工前來協助伊朗境內的使用者，默默捐出自己的頻寬。這種模式如今已相當明確：在2025年6月那場為期12天的戰爭期間，幾乎完全相同的斷먊翿僧I被實施，約持續了衝突的一半時間。當安全部隊對伊朗最新一輪抗議活動展開暴力鎮壓時，當局切斷了網際網路存取。2026年1月8日，網路被完全切斷。1月28日，限制略有放寬，但緩解只是部分性的：嚴格限制仍然存在。當2月28日的打擊到來時，政府再次將連線能力壓低——這一次幾乎陷入全面黑暗。每一次，官方的理由都是國家安全——切斷連線以阻止對手獲取目標情報，並削弱來襲的網路攻擊。網路封鎖並未以任何有意義的方式限制伊朗對手的軍事能力。它所做的——穩定地、蓄意地、每一次都如此——是將公民與外部世界隔絕，掩蓋暴行，並切斷國內伊朗人묊P境外伊朗人之間的聯繫。 從這場危機一開始，以色列與美國都將伊朗人民所遭受的壓迫列為其採取軍事行動的理由之一。然而，2026年4月8日宣布的停火條款，只涵蓋飛彈、核設施與地區代理人。9000萬伊朗人的網際網路存取並不在其中。沒有任何政府提出要求。也沒有任何政府表現得彷彿斷網是它必須解決的問題。隨著斷網持續延長，一名伊朗使用者在 X 上以波斯語寫道：「NASA 太空人在登上月球後一天，就能與家人通話。與此同時，伊朗人民——因為伊斯蘭共和國的壓迫，已經一個多月——被切斷了與自己家人見面和交談的可能。他們無法上網。」對伊斯蘭共和國而言，網際網路是一種必須加以管控的政治威脅，而人民與外部世界的連結則是一種必須封閉的脆弱點。較少受到關注的是，在那道防火牆的另一側發生了什麼：數以千計的僑民，早在空襲開始之前，就已經建立起反制所需的基礎設施。 透過志願代理網路——特別是 Psiphon 的 Conduit 與 Tor Project 的 Snowflake——遍布歐洲與北美的僑民成員，將他們的個人裝置轉變為橋樑。其運作機制相當簡單，任何人都可以參與。 Conduit 會在手機或筆電的背景中安靜運作，分享使用者的一部分頻寬。當伊朗境內的使用者透過 Psiphon 的網路嘗試連線時，他們的加密流量會先經由這些志願裝置作為跳板，再進入更廣泛的網路。Snowflake 則透過瀏覽器擴充功能，以相同原理運作：連線會經由不斷變動的一般住宅位址轉送，使當局幾乎不可能大規模封鎖。這兩種工具都不需要技術專業知識。它們所回應的需求極為驚人。在斷網後短短幾天內，這些規避封鎖工具已成為伊朗使用者大規模採取的生存行為，跨越人口背景與地理區域。自 2026 年初開始實施網路限制以來，僅 Psiphon 一項工具的伊朗每日使用者數就一度逼近 960 萬，而 Conduit 在 2 月 27 日通報伊朗使用者超過 500 萬。伊朗全國總人口中有超過 10% 轉向這些規避封鎖工具——這樣的規模幾乎毫無疑問地顯示出，普通伊朗人為了與世界保持連結，願意走到多遠。 這些頻寬分享服務實際上能達成的效果有其明確限制。Conduit 和 Snowflake 都需要有可用的網際網路連線才能運作。當伊朗當局動用其終極手段——全面關閉網路——無論全球有多少成千上萬的人準備分享自己的頻寬，這些志願橋接都會失去作用。對於有多少 Starlink 終端設備被走私進伊朗，各方估計差異很大。數字從 5 萬到超過 10 萬不等，但真實數量仍未獲證實。沒有爭議的是更大的重點：即使採用那些估計中的高端數字，衛星連線所能覆蓋的，也只是這個超過 9,000 萬人口國家中極其微小的一部分，而且主要集中在德黑蘭，遠遠超出大多數伊朗人的可及範圍。 規避封鎖工具的技術精密度，以及志願者分享頻寬的努力，終究無法克服一個政府乾脆把燈關掉的決定。此外，持有 Starlink 對伊朗人而言會帶來嚴重的法律後果。伊斯蘭共和國於 2025 年通過一項法律，將持有與使用 Starlink 列為犯罪。僅個人使用就可判處最高兩年徒刑，而若是為販售而分發或進口，刑期則延長至五年。如果當局認定其使用意圖在於挑戰國家，或構成間諜行為，處罰則是死刑。 這些頻寬分享系統會顯示在任何特定時刻有多少人正透過某位使用者的連線進行路由，以及在每一個過去的 24 小時內幫助了多少人。這項技術維持完全匿名——志願者無法看見是誰在連線，也無法知道對方來自何處。但世界各地的志願者——其中許多人是海外伊朗人——都明白，他們儀表板上不斷上升的數字，幾乎可以肯定代表著伊朗境內的人：某個正在閱讀其政府想要隱藏的新聞的人、一名正在做研究的學生，或是一個試圖聯繫海外家人的人。 當伊朗境內數百萬人正在竭盡所能尋找任何可用連線時，政權也同時在決定誰應該被賦予連線。2026 年 3 月初，政府發言人法蒂梅赫・莫哈傑拉尼宣布，網際網路存取權已提供給那些「能夠將政府的聲音傳得更遠」的人。她並未具體說明是哪些個人或群體。然而，這套機制並不新鮮。多年來，未經過濾的網際網路存取權在伊朗一直透過所謂的「白色 SIM 卡」分配給特定記者、國會議員，以及其他隸屬國家機構的人士。 這種雙層制度的存在多年來一直是公開的祕密，但最終卻是社群媒體平台上的一項小型技術功能，將其變成了無可否認的公開證據。X 於 2024 年 11 月下旬推出的位置顯示功能，原本是為了區分真實帳號與那些透過虛擬私人網路或偽造位置進行連線。透過虛擬私人網路連線的使用者——鑑於 X 在伊朗遭到封鎖，這是絕大多數伊朗人不得不採取的方式——其位置會顯示為外國。但有一些帳號登記顯示是從伊朗發文，這意味著其使用者是直接存取該平台，而未使用規避工具。當伊朗人開始將這些帳號與其擁有者身分交叉比對時，浮現出來的是一份名單：其中包括高階政府官員、國家媒體人物，以及與安全體系關係密切的人士，他們得以不受限制地使用這個對其他所有人都遭封鎖的平台。 那些可以被信賴來放大政府敘事的人，被賦予了連線特權，而普通伊朗人則沒有。廣大的伊朗公民只能使用一個品質劣化的國內內聯網，其模式大致仿照中國的防火長城，在那裡，基本的全球服務無法使用，而僅存的內容則受到國家嚴密控制。這場戰爭的另一方，是在伊朗飛彈攻擊下的以色列公民，他們可以使用本土守備司令部警報系統。那是一套由行動應用程式與行動通訊廣播技術組成的網路，能將即時警報直接推送到手機上，明確指出威脅內容，並讓居民有幾秒鐘時間前往避難所。海灣合作委員會各國政府（即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科威特、卡達、阿曼、沙烏地阿拉伯與 巴林）也在衝突爆發的最初幾個小時內啟動了各自的緊急警報系統，以在這場戰爭期間保護本國公民。巴林啟動了其空襲警報系統，並將內政部警告直接發送到居民的手機上。巴林內政部啟動其國家警報系統，向居民廣播警訊，並指示他們保持冷靜、前往最近的安全空間。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手機會收到響亮的警報聲，並附上立即尋找掩護的指示。在科威特，來自伊朗的攻擊發生時，民防警報會被啟動。該系統包括分級警報網路，具有針對不同威脅等級校準的不同警報訊號，以及公眾需採取的相應應對措施。卡達自危機最初幾個小時起也採取了類似措施。沙烏地民防部門 也已發布明確指示，並提供一款可在緊急情況下發出警報的行動應用程式。伊朗當局則沒有建立任何對等系統。當外部炸彈落下之際，伊朗政府也同時從內部對本國人民取得外界資訊的權利發動一場平行戰爭。在沒有任何官方警報系統的情況下，網際網路是平民唯一能夠追蹤空襲落點、尋找醫療服務或找到避難所的機制。而仍可存取的國內內聯網完全無法提供這些功能。它是一個由國家核准內容構成的封閉迴路，為控制而建，而非為保護平民而設。在全面網路斷線之下，伊朗公民被迫在一個活躍戰區中自行應對，卻無法取得關於自身安全的即時資訊。 在完全沒有任何官方警報系統的情況下，一個名為 Holistic Resilience 的數位權利行動者與工程師團體建立了 Mahsa Alert——一個可透過網站以及 iOS 和 Android 使用的群眾外包地圖平台——以填補伊朗政府留下的空白。這個應用程式以瑪莎・阿米尼命名，她於 2022 年之死引發了「女性、生命、自由」運動。它被設計成可離線運作，並利用開源情報與群眾提供的線索，繪製已確認的空襲地點、醫院、血庫、避難所與政府檢查站地圖。伊朗政府的回應則是指控志工為以色列與美國從事間諜活動，並試圖一方面駭入該平台，另一方面以錯誤資訊灌爆平台，以破壞其可信度。與那些分享頻寬的志工一樣，Mahsa Alert 背後的團隊也是海外離散的伊朗人。 這再次展現了一種公民智慧的體現，而這種智慧一貫地走在任何有組織的國際回應之前。如前所述，衛星連線與規避封鎖工具或許能幫助在斷網中的伊朗人，但對絕大多數人而言，這些工具仍然遙不可及，因為它們太昂貴、法律風險太高，或根本無法以這場危機所要求的規模取得。伊朗政府長期以來一直將資訊視為權力工具：不僅決定其人民被允許說什麼，也決定他們被允許知道什麼。這場戰爭暴露了這種盤算的全部重量。伊朗人正同時面對來自外部的轟炸，以及來自內部的通訊封鎖，被剝奪了任何戰區平民最基本所需的工具：知道危險從何而來，以及該往哪裡逃的能力。 自 2 月 28 日開始的這場斷網，如今已超越伊朗有紀錄歷史上的每一次先前封鎖。國際連線中斷時間已超過 456 小時，甚至超過了 1 月抗議期間實施、持續數週的斷網。 自這場危機開始以來，川普總統與魯比歐國務卿曾多次談到該政權對本國公民的壓迫。但在近期停火談判已知的條件中，沒有任何地方要求恢復伊朗的網際網路接取，或終止那種讓政權忠誠者享有連線權的雙軌制度，或將 Starlink 網際網路除罪化。 能夠繞過封鎖的 Starlink 終端設備，在伊朗仍然是走私違禁品。持有與散布這些設備的人面臨監禁風險。硬體價格高昂。訂閱費用更超出多數伊朗人的負擔能力，而他們的購買力早已被制裁與通貨膨脹嚴重削弱。SpaceX 在這場危機期間並未提供任何費用減免。沒有任何政府組織補貼性的發放計畫。那些花了數週討論伊朗軍事能力的民主國家聯盟，也沒有投入同等精力去思考，如何把一面衛星天線送到德黑蘭一位需要知道炸彈落在哪裡的平民手中。 志工頻寬共享網路填補了其中一部分空缺，而且完全是由普通人自行建立，沒有政府協調，也沒有資金支持。然而，伊朗人獲取資訊權利遭到系統性剝奪，這件事依然沒有出現在那些聲稱是為伊朗人民利益而行動的各國政府議程上。 伊斯蘭共和國數十年來一直在打造一種為國家服務的網際網路——用來監控、噤聲，並在必要時徹底關閉。過去幾個月的事件已經暴露出這種設計所帶來的全部人道代價。當炸彈落下、平民需要知道該往哪裡逃時，這套為控制而建的基礎設施對他們毫無幫助。政府沒有展現出建立預警系統或恢復連線的任何意願。那些看著儀表板上連線數字攀升的頻寬共享志工，填補了其中一小部分空缺。但這種回應的規模——僅涵蓋大約 10% 的人口——也同樣衡量出伊朗使用者所面對挑戰的深度。 在最危險的時刻，伊朗政府為伊朗人民建造的不是避難所，而是一座牢籠。伊朗的網際網路架構正在危及其公民。美國以伊朗的壓迫作為其軍事介入的部分理由，因此在與伊斯蘭共和國的任何談判中，都應明確將恢復網際網路接取列為要求。歐洲各國政府在軍事行動中置身事外，同時又將人權視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價值；面對如此規模的斷網，它們沒有任何可信理由繼續保持沉默。它們也必須將網路自由作為與德黑蘭進行任何外交或經濟往來的條件。此外，像 Starlink 這樣的科技公司可以向伊朗人提供補貼終端設備與費用減免。幫助伊朗人的基礎設施是存在的。一直缺少的是意志。 Sara Bazoobandi 博士是阿拉伯海灣國家研究所的訪問學者，也是基爾大學安全政策研究所的非常駐研究員。她先前曾擔任德國全球與區域研究所的瑪麗．居禮研究員、倫敦攝政大學的高級講師，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東研究所的訪問學者。她的研究重點包括人工智慧的威權應用、人工智慧治理、網路安全，以及中東地區由網路賦能的鎮壓與影響力行動。她也是德國全球與區域研究所 DigiTraL 計畫的成員；該計畫由德國聯邦外交部資助，她在其中研究中東與北非技術治理的各個面向。她也曾研究伊朗的經濟多元化與韌性機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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