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海飄香 　　自孫文的三民主義將民族的主權直接替換了滿洲部落殖民專制政治的君權神授，中 國的政治變革形態便由傳統型的打天下坐天下轉向現代的普世價值訴求，這是中國現代 政治的邏輯原點：誰來掌握制憲權。民國在各方的皆大歡喜中誕生，但遺憾的是隨后的 北洋政府并沒有為共和政治開創一個嶄新的歷史路徑，只是舊的傳統政治改頭換面之后 的粉墨登場。從法統來看，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經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曹錕賄選之 后，合法性蕩然無存，1924年馮玉祥的北京兵變則是徹底終結了北洋法統。后來段祺瑞 所謂的“臨時執政”則是沒有任何的憲法依據，只是一個事實政府。而此時的中國在事 實上已經是一個完全失序的叢林狀態，現實政治已經無法訴諸任何價值規范，國家首要 的現實任務便是恢復秩序，維護國家的安全與存續等問題，所以無論叢林狀態中的何方 勝出，新的贏家都將承繼國統，建立中央政府，自動獲得政治的正當性基礎，這是國家 理性的第一層次，秩序與安全存續。當然如果一個政權只停留在第一個層面，這樣的政 治正當性是禁不起拷問的，現代政治的國家理性還必須是以個人自由和權利為中心的政 治觀，這是國家理性的第二層面。以上兩個層面實際上已經構成了現代立憲主義國家的 絕對意義上的價值維度。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國民政府的北伐，我認為這場國民革命在本 質上是開啟憲政法統之辛亥革命的延續，國民政府作為制憲主體對國家及政體形態進行 的一次性政治決斷——重構共和法統，這些就奠定了國民政府的政治正當性基礎。 　　孫文的三民主義理論給KMT提供了一個立憲主義的現代化解決方案，理順了現代政治 文明與傳統的銜接問題，及制度建構問題。這里我對三民主義簡單介紹一下：三民主義 的民族主義其實就是回到馬克斯·韋伯的民族主義立場，也就是通過民眾廣泛的政治參 與諸如區域自治，建構公民社會，在交往理性中凝聚共識，這個共識就是國族認同，各 個民族在中華共同體找到歸屬感，形成新的成熟的政治民族。在孫先生的三民主義理論 中，民權主義是核心，而民權主義的地方自治又是重點。所謂地方自治就是以縣為單位 實行地方自治，通過這種橫向的政治合作，培養民眾管理自身事務的能力，培養民眾的 公共精神，最終實現民權、民生兩主義。按帕特南的觀點，社會關系網絡是一種社會資 本，橫向社會關系網絡越發達，社會資本越高，政治秩序就會越趨于穩定。因為通過各 種民間自治組織和地方自治可以培養公民參與政治的技巧和品德，各種社會沖突會無形 消解在組織內部。在這里孫先生的理論與帕特南的觀點是不謀而合，其視角無論放在當 時還是當下都具有前瞻性，這和傳統的政治理論中馬克斯·韋伯的垂直縱向結構式的官 僚制組織理論區別開來。后者一直被認為是管理大型組織最好的組織形式，依靠高度理 性化的法律規章和制度體系來進行治理。二戰后，隨著西方社會的變遷，憲政政治的逐 步完善，民主參與和地方自治越來越重要，橫向網絡關系的社會組織越來越占據主流。 而孫先生自由均富的民生主義理想則是一種羅爾斯立場的作為公平的正義來奠定制度的 倫理基礎，通過讓境遇差者的受惠來建構一個公正穩定的社會。所以從KMT的政治訴求綜 合看的話，他們完整的建構了一個現代國家的道統、法統及制度倫理框架。KMT的政治建 構是將普世價值建立在中國的歷史傳統（道統）之上，以憲政體制（法統）護衛之，又 以西方左派的立場對現代化的社會弊端進行調和，在中國本土叫民生主義，在西方則叫 社會民主主義（制度倫理）。 　　很多人指責KMT民主路線的三部曲，軍政訓政憲政，認為這是一個獨裁黨，開了中國 黨治之先。這種苛責無異于指責一個重病之人為什么不吃飯而去吃藥一樣荒謬。作為常 態政治形態的立憲政治在應對非常態政治方面是軟弱無力的，立憲政治往往很難應對來 自極左和極右勢力的兩面夾擊，反自由民主的極端組織可以借助憲政平臺來顛覆民主政 治。所以在轉型期，國家必須保持足夠強大的政治專斷權力，超越程序正義原則，以專 斷之利劍砍斷伸向憲政政治的黑手，護衛憲政政治絕對意義上的憲法概念。而這個專斷 的緊急權就是國民政府實行訓政政治的法理依據，但訓政指向的維度仍然是立憲政治， 在非常態政治下急于行憲不但不能實現憲政，反而會加速憲政政治秩序的崩潰。另外憲 政政治的穩定根基在于地方自治，關于這點，托克維爾就有洞識，他對美國傳統中的鄉 鎮自治制度贊賞有加，認為是提供民眾實踐政治自由最理想的場所，也是美國自由憲政 的命脈所在，托克維爾說道：“因為他的鄉鎮獨立而又自由：他對鄉鎮事務的參與，保 證了他與鄉鎮的利益休戚與共！鄉鎮提供給他幸福，所以也就取得了他的感情；而鄉鎮 的福利，則是他的野心與未來努力的目標。當地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有他的份；他在力 所能及的小范圍內，練習行政藝術；他使自己習於一些政治結構，沒有這些政治結構， 自由便只能靠革命去提倡。”　一個缺乏地方自治制度根基的憲政國家往往容易發生動 蕩，所以和自由主義青睞的現代人的自由不同的是，共和主義看到了古代人的自由—— 直接民主才真正奠定了自由憲政的基石。但這種直接民主由于技術條件的限制，其實行 的范圍不可能太廣泛，鄉鎮規模可能是最有效的，最大不能超過一個縣。對于當時中國 這么一個轉型期的社會而言，要實現憲政政治順利轉型，最穩妥的方案莫過于在中央層 面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維持秩序的穩定，避免政治生態陷入叢林狀態，在基層則推 動地方自治，訓練民眾管理公共事務的能力。中間層面則是削藩，掃除地方軍閥的割據 政治。這是一條可行之路，孫中山的偉大之處就是深刻的洞視到了憲政政治的運作奧秘 ，這也是日后國民政府訓政政治的邏輯所在。 　　國民政府對建構現代立憲政治是很迫切的，在國民黨的制度構建設想里，準備花6年 時間完成地方自治，這一設想是在1929年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決議的。此次會 議正式宣布軍政時期結束，訓政時期開始。其實所謂的訓政政治，也只是中央政權的不 開放，而基層政權則是實行地方自治。此次會議通過的《確定訓政時期黨、政府、人民 行使政權、治權之分際及方略案》及《確定地方自治之方略及程序，以立政治建設之基 礎案》，我將之看作是法理上的削藩，上層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力，當然可以叫中央集權 （注：集權只是一個技術中性詞，沒有價值評判，是一種國家縱向權力的劃分，相對地 方分權）。而基層政權則采取縣自治，這等于是從中央和基層兩頭來解構中層地方軍頭 的權力基礎。此后不久就爆發了中央政府的削藩大戰，從此地方軍頭失去了問鼎中原的 能力，為中國的現代政治體制建構掃清了障礙。這段時期一個重要的制度建構就是積極 推動地方自治，并先后頒布了一系列的關于地方自治的一些法律，如縣組織法，縣參議 會組織法，縣參議員選舉法，改進地方自治原則等等來實現現代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 這些法律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毫不過時。當然坦率的講，雖然國府有推動地方自治，漸進 民主之誠意，奈何傳統中國的民眾對這種外來的新生事務很陌生，以及當時的中國經濟 非常落后，農村普遍貧困，農村的公共財政基本沒有，地方自治改革的前提就是經費問 題，這個經費必須由政府財政支出，但地方政府根本沒錢，因此這樣的基層民主，效果 不是很理想。 　　削藩大戰勝利不久，也就是一九三一年五月的國民會議上國府便提出了訓政時間表 為6年，然后是憲政。在1936年，國府就開始著手行憲準備，此年進行了一次全國的國代 選舉，準備制憲行憲，但由于外患內叛，中日關系緊張，導致部分省區沒有選出代表， 行憲推遲到次年，而次年衛國戰爭全面爆發，行憲被迫中斷。國府對立憲政治的焦慮和 迫切反而凸顯了他們的政治不成熟，在抗戰如火如荼的1943年9月，KMT五屆十一中全會 決定，抗戰結束一年之內召開國大，推進憲政。但蔣介石先生仍然覺得時間有些長，他 在9月16日參政會上說道：“雖然十一中全會已有于抗戰結束一年以內召集國民大會，實 行憲政的決議，但本席正在考慮提議在明年召開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如果 到那個時候，抗戰形勢好轉，憲政或有提前實行的必要，或將這個決議在代表大會中， 重行提出討論。是不是可使實施憲政和結束訓政的日期再行提早。本席的意思，以為早 一天公開政權還政于民，就可早一天減輕本黨的責任，使國家的事，早日讓國民大家共 同來負責。” 國府的政治大躍進一路狂奔，1945年5月18日KMT六大通過決議，要求三個 月內取消軍中黨部，各級學校不設黨部，三青團改屬政府領導，這實際上就是取消黨治 。 到1945年9月22日，國府召開中央第十次常委會，通過了廢止新聞出版檢查制度的決 定與辦法。接著就是和談，試圖通過談判的手段將對方納入到現代憲政進程中來，然后 就是1947年的行憲，這一系列舉措都是國府試圖建構國家理性從正當性到合法性的轉變 。 　　縱觀這一歷史進程，蔣和他的國民政府忽視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只有強有力的國 家才能保障社會內在的和平和政治秩序，這個強有力在政治概念里體現為自救權或者說 緊急權。如同作為個體在法律上享有自衛權一樣，緊急權本質上是一種國家生存的權利 。托馬斯·杰弗遜說得好：“遵守由需要而產生的法律、自我保護的法律與挽救國家于 危難的法律才是更高的義務。如果由于嚴格地遵守成文法而使國家覆滅，那就將失去法 律本身及生命、自由、財產和其他我們所享有的一切。這無異于很荒謬地將目的犧牲給 了手段”。毛和他的CCP是政治天才，摸到了非常態政治的本質問題，那就是：1、制憲 主權由誰來決斷，任何程序正義，規則之類的只服從于這個決斷的效率；2、敵友區分，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其實所有的政治行為都是有目的的，而透過這些目 的，政治的實質問題其實是回到敵友層面來決斷。反觀之，蔣和他的國民政府在一個非 常態的政治里卻試圖努力用常態政治下的規則來解決這些政治沖突，這是政治的幼稚病 和政治的不成熟，也導致了他們的一敗涂地。 -- 浮生若夢，為歡幾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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