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信人: i3721pp (pippen馬拉投資.剩者為王), 信區: Modern_CHN 標 題: 奇緣: 33-周恩來的指示 發信站: 水木社區 (Thu Dec 11 09:18:25 2008), 站內 由于文化大革命運動，我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期間我是戰犯管 理所所長）和“特務”的罪名，撤銷一切職務，先是下放到“五七干校”，后下放到遼 寧省清原縣南八家公社馬前寨大隊四小隊當農民。全家人在這個村子里生活三年。好在 我們的適應性很強，對生產勞動我們不是外行。這年春節剛過，又迎來了播種季節。 農村春耕，又忙又有樂趣。農民們干活休息時，喝上幾杯泡在水田水里的米酒，高 興了還要跳舞。 往水田里插秧我仍是負責運秧苗。與往常不同的是我不是孤獨地一個人來回背，而 是與村民們有說有笑地干活。這樣干起活來，也不知累了。 我和農民們正在為新一年的豐收而辛勤地勞作時，一天，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緊急通 知我立即赴會，我心里極不情愿，因為不會有什么好事落到我的頭上。我已經是農民了， 上省里開什么會呢？第二天又來了通知，可我還是按兵不動，心想上頭通知幾次未見人 到會取消通知的。第三天，半夜一輛汽車駛進我的家門。見面是一輛很熟悉的吉普車， 司機是撫順戰犯管理所的。 “怎么這樣……” 我心發抖。多年被人拉出去斗來斗去，使我對有人突然來臨極為不安。 “讓你去參加會議。” “會議，什么會議？” “我也不知道。” 我有不吉利的預感，所以不想去。但車子已經來了，看來不去是不行了。 我們村離撫順300里。吉普車整整跑了一夜，第二天凌晨到達管理所。管理所負責 人已在辦公室等待。 “你立即去省公安廳軍事管制委員會。” 他沒有多說幾句，催促我趕緊動身。我馬不停蹄地去了省公安廳，軍管會副主任接 見我。 他說：“今晚乘夜車進京。車票已經買好了。回住處準備吧。” 此時，一直懸在半空的我不安的心才放了下來，我長嘆了一口氣。 他們沒有告訴我進京的原因。可是，這次進京的幾個人的身份說明，此行不同尋常。 同行的有遼寧省軍區副司令員兼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張國富、遼寧省軍管會勞改局軍 管組長獨立二師參謀長李彥明。此外，還有勞改局局長、撫順戰犯管理所軍管組負責人 等共6人。 翌日早列車駛抵北京。公安部一名工作人員把我們一行接到北京飯店。這一天沒有 安排什么事。 第二天，我們一行參加公安部召開的會議。公安部李震部長和劉復之副部長參加會 議。他們先說明了國民黨戰犯和偽滿洲國戰犯死亡人員日益增多的情況（此時日本戰犯 已全部被釋放）。爾后，他們傳達了周恩來總理的指示。指示如下： 謝富治并陳錫聯同志： 撫順戰犯管理所政治工作本有成績。改造日本戰犯，尤為顯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 革命中，由于公安部工作不下達指示，也不派人下去檢查，因之許多戰犯病了不治者每 年增長。66年1人、67年5人、68年8人、69年9人、70年10人、71年僅兩個月死了3人。 證明工作水平日益下降。而遼寧省革委會人保組報告，對13名重病號，并無急救辦法， 對其他130名犯人也無緊急預防措施，只說不讓這些人過早死掉，以便擠出“活材料”， 派去的人也只為深挖活材料，一句也未提到如何改造好，應體現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政策， 給這些戰犯以“特赦”的出路，否則人家會說：大戰犯特赦了，小戰犯關到死，國外戰 犯特赦了，本國戰犯關起來。這是不合毛主席給出路的政策的。而且年深日久，早已無 材料可擠。重點應是改造勞動，給以生活出路。請對此事，重議一下再報。 　　　　　　　　　　　　　　　　　　　　　　　　　　　　　周恩來 　　　　　　　　　　　　　　　　　　　　　　　　　 1971年5月17日 公安部是根據周恩來這個指示召開此次會議的。參加會議的還有濟南、太原、內蒙 古管理所和北京秦城監獄等5個監獄負責人，他們都是軍人。 李震公安部部長念完周恩來總理指示，環視周圍問：“哪一位是金源？” “報告，我是金源。”我站起來敬禮。 “啊，你就是金源同志！” 李震部長從坐位上站起來，走過前幾排來到我這里與我握手。 “很高興，早就聽到你的名字了，很幸會。”李震部長與我打招呼后，給大家介紹 我。 他說：“這位就是1964年被評為全國改造工作先進單位的撫順戰犯管理所金源所長。 在改造日本戰犯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績。” 說完，他又握住我的手。 他說：“聽說，你現在下放到農村。要回到管理所工作。” 在3天會期中，提出了戰犯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和改正對策。遼寧省的與會負責人不 好意思抬起頭，因為周恩來總理指示中嚴厲地批評了遼寧省領導人的做法。 會議結束后，遼寧省公安廳軍管會負責人張國富副主任單獨與我談話，對過去一些 錯誤做法表示道歉，并要求我回來工作。據他講，周總理接到戰犯死亡數字增多的報告 后，打電話問公安部領導，“原撫順管理所所長金源在什么地方？”公安部不知我的下 落，打電話問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可他們也不知我身在何處。后來問撫順戰犯管理所才 知我已被下放在偏僻山溝的農村里。他們把我的情況報告周恩來總理。周恩來總理質問 公安部，“金源有何罪？”公安部回答，“金源犯了路線錯誤”。聽了這樣回答，周恩 來總理非常氣憤，下命令：“這次會議一定讓金源參加”。 張國富副主任講述了召開此次會議的背景后，再次勸我回來工作。 他說：“金所長，你再次出來辛苦吧！只有那樣管理所的工作才會走上正軌。” “感謝張主任。可是我打算扎根農村，還蓋了三間房子。管理所的工作還可以找別 人干，不會有問題的。” 我的話不是客套話，也不是嘲弄的話，是慎重考慮后說的。對別人來講，結束下放 生活是一件喜訊。可我并不覺得這是什么喜訊。一想到管理所就厭煩。再次返回那里， 這是不能草率決定的事情。 “我理解金所長的心情。但也得考慮工作。希望不要計較過去對你的不公和冤枉， 出來重新工作吧！” “現在，管理所的許多人下放在農村。我先回來不合適，另外我一個人工作也……” “知道了。” 張國富副主任打斷我的話，向前挪動身子后說：“這樣吧，金所長先回來，其他該 回來工作的人你提出名單，其他事交給我辦。把家屬也全部帶回來。” “如果那樣，我可以考慮。也得考慮我的處境。” 我不愿再傷他，他在會上被批評后臉色一直不太好。我說到這里，再沒有談什么。 公安部會議一結束，我徑直返回農村。沒過幾天，管理所來電話催我趕緊回來工作， 可我還是無動于衷。過了半個月，遼寧省革命委員會正式下達了任命書。“文化大革命” 期間，很少有什么任命狀或解除令之類，只憑領導人一句話就可以隨意處理干部。此時， 下達任命狀顯然是十分嚴肅的事情，我不能再怠慢了。那時，與我一同下放到農村的管 理所“57干部”有6人一同和我回到管理所。 回到管理所的消息傳出去之后，撫順市數萬名“57干部”像遇到什么喜事似的高興， 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好的征兆。 “金源從農村返回來了？” “金源又當上所長了！” 他們將我復出的消息傳來傳去，可他們許多是不知我長的什么樣的人。他們在“文 化大革命”期間多次聽到我的姓名。在撫順市數萬名干部中，“罪行”像我這樣多的人 也沒有幾個。因此，那陣子我成了人們議論的話題。 “金源都復職了，看來，‘五·七干部’都會被解放的。” “解放”一詞與“釋放”一樣，在“文化大革命”中具有雙重意義。“五·七干部” 們從我的復職看到自己的“解放”。 重新回到管理所，這里的一切已經陷入極大的混亂。但“造反派”卻認為，那不是 混亂，而是所謂革命的戰場。“造反派”否定建國以來的所有工作，打倒所有領導，根 據自己的極左理論，揚言要與過去歷史徹底決裂。按他們的理論，對戰犯們的人道主義 政策是“資產階級人性論”，只有與他們毫不留情地斗爭才是“徹底的革命”。因此， 他們讓戰犯只能維持在延續生命程度。那又為什么不整死戰犯呢？他們說，戰犯們頭腦 中還有未交待清楚的歷史資料。所以，戰犯當中不可能不產生“病人”。 我回到管理所的第一天起，努力改善戰犯們的伙食，治療患病犯人，整頓管理所工 作人員的工作作風。原來的大部分工作人員被下放后，“造反派”們為了表現自己的革 命”徹底性”，他們隨意虐待戰犯。他們動輒打罵戰犯。當時，這種現象全國其他監獄 也是很普遍存在的。其典型是北京的秦城監獄，他們只顧審訊，對人犯生活嚴格限制， 每天只給3杯水，那時，被定為“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罪而被入獄的原交通部部長劉建 章同志就在秦城監獄監禁。他的夫人探監時看到虐待人犯的情況后，給毛澤東主席寫了 信反映情況。毛澤東主席得知秦城監獄惡劣情況非常憤慨，他在信中批示說： 清理辦。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 周恩來總理看了信和毛澤東主席批示后，對公安部長等有關同志做了如下指示。 李震、楊杰、吳慶彤三同志： 請公安部會同衛戍區將我在國務院當面提出過的北京監獄待遇問題，在年內做一次 徹底的清查。凡屬主席指示“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法”，虐待毆打需列舉出來，再一 次宣布作廢并當著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當依法懲治，更容許犯人控訴。 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指示給我無窮的力量。接到指示當天，我向管理所工作 人員和戰犯們宣布中央領導的指示，開始整頓監獄秩序。工作中發現，管理所內不僅存 在虐待戰犯問題，還有個別人的經濟問題。據從農村返回的保管員反映，在倉庫保管的 戰犯們的個人物品有些丟失了。任會計的英順說，期間戰犯們的存折中的錢也少了不少。 戰犯們明知這些情況，但誰也不敢說出來，我無法克制心中的憤怒，將此情反映到上級 后，組成了調查組進行徹底清查并進行了妥善處理。戰犯們說，“共產黨的政策又恢復 了”。 但這種形勢沒有維持多久。正在經受動亂之苦的中國政局，一年內又有幾次變化。 國家經濟面臨崩潰的1975年，把打倒過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最大走資派”鄧小平， 說是“難得的人才”，恢復了他的職務，讓他整頓經濟。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后，不到 半年將全國經濟狀況進行了扭轉，老百姓無不稱贊。可是，江青一伙搞陰謀詭計，以莫 須有的罪名再次打倒鄧小平，在全國掀起了所謂反“回潮”的運動。此時，毛澤東主席 因患病臥床不起。中央的權力實際上由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操縱。江青借毛澤東主席 名義掀起的這個運動席卷全國，中央打倒鄧小平，地方批判“鄧小平”。管理所內“造 反派”喜出望外，他們認為時機已到，說我是“小鄧小平”分子。 “金源穿著新鞋走老路。” 他們在大字報上這樣寫了題目。他們指責我復職后，還是老樣，只關心戰犯們的生 活。我又被送到“撫順市五·七干校”。那里有許多下放回來工作不久又被打倒的各級 領導干部，他們的罪名是“小鄧小平”。這次沒有審訊，而是進行思想批判。 我反駁他們：“現在干革命為什么這樣難？我為了中國革命，在戰場上出生入死過。 這樣的人能走資本主義的路嗎？我不是自己決定改善戰犯的伙食和給他們治病，這是毛 主席的指示，是周總理的指示。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指示也有錯嗎？” 我接連反問他們。“造反派”無言以對。十年“文化大革命”也使他們厭煩了。批 判只是走過場，草草地收場了。這時，全國又掀起全國學大寨運動。整個冬天，我們忙 于協助農民修梯田。 修梯田工作即將結束時，又有人來通知我立即返回管理所。我說，死也不回去了。 但后來還是跟他返回了管理所。 管理所領導成員已在管理所等著我。他們是接到中央的緊急指示后才找到我的。中 央公安部決定，特赦35％戰犯，并指示撫順戰犯管理所報告特赦名單。可是，沒有人能 起草那份名單。我剛進屋就開會了。會議由遼寧省公安廳軍管會副主任彭金主持。將近 有半個小時誰也不開口，參加這次會議的人中，了解戰犯情況的人不多。他們都在等著 我講話。 “還是金所長提出草案吧！”同志們說。 看來，我不說，會議開不下去，所以，我提出名單并說明他們的罪行和改造的表現。 當時，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的國民黨戰犯大約有100多人。根據中央公安部的要求， 提出了35％的特赦名單。 寫完特赦報告后，彭金、公安廳預審處長和我進京參加公安部會議。這次會議也是 5個監獄派代表參加。公安部副部長施首之、統戰部負責人童小鵬、調查部長羅青長等 人聽取了5個監獄的報告。會議開了7天。這次會議最后確定的特赦名單報給當時的公安 部長華國鋒和周恩來總理。 周總理批示：“關押時間已很長了，35％太少，希望重新研究。” 根據周總理指示，我們重新召開會議，提出了除了罪大惡極的25名戰犯外，全部特 赦的方案。周總理看了報告后，轉給毛澤東主席。毛澤東主席接到報告后，批示全部釋 放那些戰犯。 在全國5個監獄關押的戰犯就這樣全部釋放了。 -- ※ 修改:·alarm 于 Dec 11 09:26:57 2008 修改本文·[FROM: 218.240.129.*] ※ 來源:·水木社區 newsmth.net·[FROM: 61.158.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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