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轉錄自 Economics 看板] 作者: Redfield (漫遊的影子) 看板: Economics 標題: 新政治經濟學：範式革命與異端的綜合(二) 時間: Thu Jun 3 01:17:51 2004 二、範式革命與新政治經濟學的誕生 對於許多主流經濟學家來說，新古典經濟學就是經濟學，在他們看來，所謂現代經濟學就 是新古典經濟學，異端經濟學各流派是視而不見的，這種話語實際上就是新古典經濟學霸 權地位的寫照。正如劍橋大學27名博士生的公開信寫道的，這種單一的對經濟現象的解釋 分析方法壟斷了經濟學，它已經在這個專業中創造了一種社會慣例，那就是：只有符合那 種主流方法的經濟學的知識成果才是好的研究成果。因此，其他模式下的經濟學知識都很 容易被當作過於貧乏或者根本不屬於經濟學而不予考慮。然而，正當主流經濟學拒斥異端 經濟學的各種批評，陶醉在他們自己所營造的“象牙塔”之中時，他們吃驚地發現，法國 學生使用了精神病學上的一個術語autism[7]對其做出了診斷：自我封閉，缺乏與其他學 科的交流和社會交互作用，專注於數學幻想，由於有限的和專門化的詞匯所導致的語言損 傷，過度迷戀某種東西（假定和模型），這種智力缺陷已使它沒有能力解決真實世界中許 多重要的問題。正如陳平教授在談到美國經濟學會2000年年會的議程安排時所指出的， （主流）經濟學家們目前正面臨著類似於19世紀末權威物理學家所受到的歷史的嘲弄，下 面我們就簡要說明為什麼主流經濟學面臨著嚴重的危機，並概述新的經濟學革命所具有的 基本特徵。 首先，在新古典經濟學的“科學”體系中，經濟學家們不再對人類創造力所導致的新奇事 物充滿驚異，換言之，他們已喪失了對複雜經濟過程之奧祕充滿好奇心的科學精神，這充 分體現在它為經濟科學所劃定的範圍上。錢穎一寫道，在當今世界上被認可為主流的經濟 學……是唯一被經濟學家們廣泛接受的經濟學範式。根據這種範式，“經濟學家們看問題 的出發點通常基於三項基本假定：經濟人的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 稟賦……（研究）人們如何在給定的機制下相互作用，達到某種均衡狀態”[8]。說的更 明白一些，新古典經濟學就是在給定偏好、技術和制度不變以及既定資源條件下，研究經 濟行為者如何最優地對強加給他們的假定條件做出反應，這些假定條件的變化被看作是外 生的，或者完全不給予解釋，或者把它留給其他學科。很明顯，經濟行為者的創造性活動 在這種理論體系中是沒有地位的，因為這種創造性活動必定來自新古典經濟學假定條件的 變化，即新偏好的形成、技術和制度的創新以及新資源的創造，換言之，它關鍵性地取決 於“新奇的創生”。很明顯，如果一種經濟學理論無法容納“新奇的創生”，我們就很難 說信奉這種理論的經濟學家還會對人類創造力所導致的新奇事物充滿驚異，這樣的“科學 ”還會有何種科學精神而言？如果喪失了科學精神，這個學科將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況呢 ？正如著名經濟思想史家馬克·布勞格痛斥的，現代經濟學已日益成為一種為自身而所存 在的智力遊戲。而且，“克萊默和考蘭德對美國頂尖大學研究生的一項調查揭示了一種駭 人聽聞的狀況：這些年輕的和未來的經濟學家們對經濟或者對經濟學文獻沒有興趣。他們 精明地感覺到，在經濟學這個專業上的成功主要是取決於數理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的知識 ”[9]。這實在是對經濟學家們智力創造力的一種閹割，它是喪失了科學精神的新古典教 研制度必然的結果。 其次，在新古典經濟學這種貌似 “科學”的體系中，經濟學家們也喪失了作為社會科學 家對弱勢群體以及人類自身命運深切關懷的人文精神，從而把經濟學改造成了一種冷冰冰 的惟利是圖的計算技術，以致於許多主流經濟學家相信，經濟學已經完全擺脫了道德判斷 和道德說教。更有國內學者以“‘不道德的’經濟學”為題對此加以論證：“本文開始指 出了經濟學分析‘離不開’道德規範，緊接著又指出這種離不開只是把道德規範作為一種 外生的條件或約束，而經濟學本身作為一門學科不是研究道德規範，其任務也不是道德說 教；最後進一步指出，經濟學提出的政策建議或制度設計，不依賴於道德水平的高低，而 寧可假定人們在道德水平極低的前提下進行工作，反倒更現實、也更‘保險’”[10]。這 種看法充分體現了目前主流經濟學占統治地位的信仰：存在著一種價值中立的實證經濟學 。正如羅衛東教授指出的，這種 “不道德的”經濟學包含了三重含義，一是經濟學不研 究道德問題，二是經濟學不做道德判斷，三是經濟學研究活動本身是不講道德規範的。在 這種情況下，由於排除了性別、階級、種族、道德倫理和經濟行為者的觀念等對經濟活動 產生重大影響的因素，經濟學家還能怎樣對弱勢群體以及人類自身命運懷有深切的關懷？ 然而，通過經濟思想史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論剖析，羅衛東教授說明了這只不過是一種純粹 經濟學的烏托邦。最近，威爾伯教授在《經濟理論中的倫理學》[11]一文中也指出，經濟 學和倫理學是內在相關的，因為經濟學家和經濟行為者都持有塑造其行為的倫理價值。在 第一種情況下，經濟學家們必須理解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如何影響理論和政策；在第二種情 況下，這意味著經濟分析必須擴大有關人類行為的概念。在筆者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偏向 提出嚴厲的批評之後，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網站就登載了從《投資雜誌》2003年春季號傳 來的消息：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宣布：“新古典經濟學、金融等不是未來的潮流， 因為如果沒有考慮文化、政治和種族的性質（ethnicity），我們就不能理解個人和團體 的人類行為，就不能解釋21世紀的複雜性”[12]。評論者指出，這個決定不只是對post- autistic economics 運動合法性的一個證明，而且也是對其所走道路的證明。 筆者認為，對任何社會科學學科來說，能否充溢新奇驚異和人文關懷的時代精神，是其理 論框架具有科學性與否的關鍵性標準。這也是我們發展一種對新古典主流進行替代的經濟 學的基本出發點，因此，它必然贊成經濟學是一種實在論的科學。與新古典主流封閉系統 建模的方法不同，批判實在論科學哲學認為，由於人類具有真正的選擇性，社會經濟領域 在本體論上與自然領域所存在的重大差別就是社會經濟結構的存在依賴於人類的能動作用 ，這種能動作用包括人類的觀念與行動。正是因為如此，社會結構只能展現於處於開放系 統的人類活動之中。批判實在論科學哲學的社會經濟本體論對經濟學的實踐具有重大意義 。首先，在開放系統中，經濟學家們所研究的某種現象的環境能夠影響這種現象的行為， 而且這種現象的形式和結構是可以變化的，因此，替代新古典主流的經濟學必定是一種有 關經濟演化的科學，它是一種在其理論框架中能夠使“新奇創生”內生化的經濟學，這就 是筆者之所以把演化經濟學的發展看作是經濟學革命策源地的重要原因。其次，在一個開 放與結構化的世界上，人類的能動作用依賴於結構與機制，反過來，社會結構的任何方面 也依賴於人類的能動性，結構與能動作用互為前提。這是因為，經濟社會系統中的“新奇 創生”必然是作為異質性個體創造性行為的結果，而觀念（或偏好、知識等）的變化是個 體創造性行為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經濟學必須對經濟行為者有關性別、階級、種族和 倫理等方面的觀念和意義(meaning)進行闡釋，新的經濟學將吸收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有 關社會存在的觀念依賴這種解釋學創見，但又避免了它把觀念依賴與觀念決定混為一談的 錯誤，因而它首先在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中實現了“意義”的內生化。最後，雖然人類的能 動作用與社會結構相互構成，但這兩者又是相當不同的事物。使這兩種相當不同的事物發 生接觸的正是(內在的)社會經濟關係，只有社會經濟關係的概念才能說明個人如何因其自 身原因採取行動，同時又對社會結構的再生產做出了貢獻。因此，根據批判實在論這種社 會經濟關係的概念，新的經濟學既拒絕方法論個人主義，又拒絕方法論集體主義，而贊成 一種方法論的有機主義。 對於一種能使新奇和意義內生化的新型經濟學來說，批判實在論科學哲學為其提供了一種 不同於實證主義的科學的目的。首先，由於認識到實證主義所謂的事件規律性在經濟領域 中是極稀少的，因此，經濟學的目的不是預測，而是對有關人類實踐的識別、理解和解釋 ，即識別、理解和解釋這些實踐未知的條件、人們的無意識動機、所利用的意會性技能和 意外的後果。其次，由此所產生的政策目標主要是通過對管束和便利人類行動的結構性條 件有見識的轉變而達到人類的解放，即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通過結構轉變，為社會各階 層提供更大和更平等的發揮創造潛力的機會。最後，因為社會結構對人們的實踐所產生的 轉變是開放的，而人們實踐的轉變要依賴於他們對世界所持有的觀念和理解。所以，與自 然科學相比，經濟學一個獨一無二的功能就是要通過對人們的觀念和理解進行批判性解釋 ，以推動在社會結構與人類能動作用之間所能達致的轉變，這是批判實在論這種科學哲學 標簽中“批判”這個術語所蘊含的意義。因此，根據批判實在論科學哲學，與自然科學家 探索大自然奧祕的持久動力一樣，新奇驚異也是社會科學的重要特徵，但對於作為社會科 學的經濟學來說，追尋人生的意義同樣是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內在的要求，而不是一種額 外的附加。 我們應該指出，這種新型經濟學的發展根植於自亞當‧斯密以來的政治經濟學傳統， 從這個角度來看，“範式革命”的概念並不適合，由於它是一種路徑依賴的科學演化過程 中的突現現象，因此，“範式轉變”可能是一個更恰當的概念，正因為如此，筆者就把這 種新型經濟學命名為“新政治經濟學”，相對於豐富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傳統，這是一種繼 承與創新的關係。然而，如果它能把新古典經濟學從主流的地位中驅除出去，使政治經濟 學重歸經濟科學的心臟地帶，那麼，這無疑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場革命，讓我們從經濟 思想史的角度對此加以說明。 我們知道，古典經濟學家研究的重點是生產和分配，如何創造經濟剩餘和怎樣對其進 行分配是其核心問題，但在19世紀的邊際革命中，新古典經濟學把研究的重點轉向了交換 問題。凡勃倫在1900年發明了“新古典”這個術語用來說明馬歇爾的工作與古典經濟學的 連續性，但莫里斯‧多布卻認為，把主流經濟學定義為反古典的可能是更好的描述。熊彼 特也對這個術語表示異議，他說，“把傑文斯—門格爾—瓦爾拉的理論稱為新古典就像把 愛因斯坦的理論稱為新牛頓一樣沒有多大意義”。[13] 我們知道，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和 異端經濟學家都聲稱繼承了亞當‧斯密的傳統，並對此爭論不休。但實際上，亞當‧斯密 對經濟理論的發展提出了兩種不同的思路：經濟均衡和經濟演化，在古典經濟學解體後， 這兩種不同的理論思路就分裂為經濟學研究的兩大傳統：一種是20世紀30年代以後上昇為 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另一種則是反對新古典但其內部又相互攻訐的異端經濟學各流派。 經濟學研究的這兩大傳統具有根本性的不同。新古典經濟學擯棄制度、技術、政治、人類 心理和文化意識形態等因素，致力於發展一種不受這些因素影響的和給定資源條件下的最 優配置的經濟學，他們認為，這是一種更一般的和具有普遍意義的真正的科學，而“政治 經濟學”這個術語中“政治” 所代表的因素無法反映這種“客觀科學”的性質，因此就 用“經濟學”作為學科的稱謂取代了“政治經濟學”這個傳統的術語。但是，異端經濟學 各流派從不同的角度反對把經濟學的範圍限制的如此狹小，總的來說，他們認為，經濟科 學應該包括更為重要的資源創造（即如何生產出更多的經濟剩餘）等問題，因此必須認真 對待被前者所擯棄的因素。如果按照筆者的這種歸納，“政治經濟學”這個術語作為經濟 科學的代名詞要比“經濟學”更適合。但是，經濟學這兩大研究傳統的關鍵性分歧並不在 於經濟科學的範圍，而是對經濟科學的性質存在著對立的認識。在經濟思想史中，“經濟 學”和“政治經濟學”實際上就代表了經濟理論研究的兩種不同方法。“經濟學”堅持理 性最大化假說、均衡結構和方法論個人主義，使用一種不受時空限制的和非歷史的方法； 而“政治經濟學”則反對“經濟學”的上述方法，具備了或隱含地贊成筆者對新政治經濟 學方法的概括：滿意假說、演化結構、方法論有機主義和社會歷史的方法。因此，在經濟 思想史的研究中，所謂古典經濟學解體後的政治經濟學，主要是指異端經濟學各流派，通 常並不包括新古典經濟學。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在西方經濟學界已出現了一種“新政治經濟學（new political eco- nomy）”。方福前教授最早對這種“新政治經濟學”產生的原因、主要內容和研究方法做 了評介，他寫道，西方新政治經濟學試圖把理性選擇分析和制度分析、歷史分析結合起來 ，把政策評價、規範描述和實證分析融入同一個理論體系，這使得新政治經濟學具有與西 方主流經濟學明顯不同的特征 [14]。方福前教授的這個評價很恰當，但筆者這裡所提出 的新政治經濟學則完全建基於異端經濟學的主要流派，這些流派對理性選擇理論都提出了 嚴厲的批評，這使我懷疑西方新政治經濟學的這種綜合實際上仍是以新古典範式為基礎的 ，它無法充分展示新奇和意義內生這種研究綱領的潛力，因而無法為異端經濟學從根本上 替代新古典經濟學的主流地位提供一個統一的基礎。此外，筆者也不同意西方學者對新政 治經濟學的狹窄定義：主要是研究國家和經濟（市場）即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關係。兩 者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為了體現這種差別，在新政治經濟學這個術語的英譯中，筆者 建議使用前置碼“neo-”而不是“new”翻譯漢語的 “新”字，以表示它與古典和異端經 濟學的繼承和創新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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