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級武士與明治維新 ——幕末下級武士與町人之比較分析 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發生的倒幕維新運動無疑深刻地改變了日本的歷史進程。這個劃 時代的變革使日本完成了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而且加速了日本近代化和走向 世界的步伐，最終成為東方唯一的近代化工業強國。時代變革之際也正是各種因素的錯綜 聯合的舞臺，在這場聲勢浩大的變革中，人的因素——尤其是士農工商各個階層，作為不 可忽視的力量常常被加以研究。 以往學者關於士農工商各階層在這場變革運動中的作用問題存在諸多觀點。羽仁五郎、井 上清[i]等持人民史觀的學者認為，農民的反封建鬥爭是推動明治維新的主要動力，也有 強調「草莽」——下級武士是「倒幕鬥爭中一支積極的、主體的力量」[ii]。明治維新很 大程度上是由下級武士推進的，這一點說法在學界普遍流行。當然，明治維新的完成絕非 僅靠下級武士的力量就能完成的，一方面下級武士階層同上層武士相結合，另一方面又注 意同鄉土層和富農層廣泛結合，才完成了推進維新的歷史大業[iii]。英國學者W.G．比斯 利認為，下級武士接受西歐文明的影響，成為激進的革新論者和官僚絕對主義者形態的創 始者，他們反對封建權威，又同富農和持續形成的資本家結成同盟，成為政治事件的主要 參與者[iv]。 由於歷史等原因，明治維新前的日本社會一直呈現出明顯的階級分化和階級分離狀態。其 中，作為封建時代統治者的武士階層和町人階層其所處地位與價值觀也存在顯著差異。在 搜集下級武士階層資料的過程中，令我產生興趣的是幕末下級武士與町人階層互相輕視的 主客體倒轉[v]。政治經濟地位不相符合使得町人階層也產生了輕視武士階級的意識，在 這樣的思想對立下，究竟是什麼因素驅使他們走上同盟的道路？下級武士階層和町人階層 在明治維新這場變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為何？這就是本文寫作的出發 點。幕末時代一道組成最富有革命性的草莽層的下級武士與豪農豪商，在明治維新大背景 下的一種表面上的聯合中，下層武士階級和町人之間差異如何起作用，他們能共同參與明 治維新的深層原因及其在革命中呈現的複雜關係，以及意識形態的碰撞是我寫此文主要想 探討的問題。 所以本文采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大致通過明治維新的主要推動力量——下級武士階層，以 及幕末漸漸嶄露頭角的町人階層這兩條線索，梳理了附著線上索之上的事件和觀念，試圖 給以上的疑問一個解答。 本文分三個部分來詮釋主題，第一部分從兩個階層分化的歷史過程和二者的思想價值觀念 展開敘述，交代階層問題產生的歷史背景；第二部分著重講述幕末時代兩個階層地位的轉 化並簡要探討使其發生的兩個主要因素——城市發展和商品經濟的興起。第三部分則是在 以上兩部分的基礎上得出研究結果，給予解答。需要做出一點說明的是本文研究的物件偏 重于宏觀意義上的階層群體，而非階層裡的少數精英分子。 一、階層分化之源由與思想價值觀念之比較 武士階層和町人階層的分化主要是由身份制度和近世兵農分離政策促發的。 追古溯源，古代日本身份等級制的發生、發展，經歷了相當漫長的歷史過程，最終作為一 種普遍的社會秩序被確立起來。古代日本身份等級制度可以劃分為兩個既有聯繫又有所區 別的發展階段。身份等級制度發展的後一階段是隨著統一王權的形成和古代國家權力的不 斷強大，身份等級作為一種重要的統治形式被制度化的過程[vi]。 安土桃山時代（1573-1603），日本武家政治的代表人物豐臣秀吉于1591年正式頒佈身份 統治令，實施兵農分離政和固定身份的政治制度[vii]。這種制度禁止了不同等級身份的 人相互轉化身份，不准武士轉業農、工、商，為實行「士農工商」四民等級身份制之始。 士即武士，為四民之首，是統治階級的身份，工即手工業者，商即商人，工、商也稱「町 人」。 兵農分離是日本社會從中世向近世轉化過程中統治階級的上層為確定和鞏固幕藩制國家的 政治和社會秩序而採取的一項政策和措施。江戶時代通過兵農分離，使武士與其他農民、 手工工人與商人在職業上嚴格區分開來，並將武士身份等級固定下來以繼續維持封建等級 制度，這一時期封建世襲等級身份制得到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已臻完備。到德川幕府時期 ，為了加強對武士的控制，幕府更為嚴厲地實行這種政策，如《武家諸法度》記載，「文 武弓馬之道，應專相熟習。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備矣。弓馬著乃武家之要樞也 。號兵為兇器，不得已而用之。治不忘亂，何不勵修煉乎？[viii]」 法律上規定武士只 能居住在城市中，從事政治和軍事活動，尤以軍事為專職，原則上不能從事其他職業。兵 農分離後武士階層正式成為一個職業化的軍事貴族集團，獨佔政治與軍事領域。兵農分離 政策的推廣，使武士集中居住在城堡中的領主宅邸內，完全脫離了對農業生產的直接管理 經營。 由此可見，在江戶時代以前，日本已經發生了武士與庶民以及庶民的分離。而在幕藩體制 下，身份制的地域形態更使日本社會形成了武士、農民、町人以及僧侶之間的分割群體。 在思想觀念上，武士的求名的傳統與町人的求利的傳統生成一組極其鮮明的對比。 武士階層是日本文化的獨特產物，武士道精神也是日本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日本武士 價值觀中，儒教的思想占主導地位，武士道中的「忠誠」思想在日本社會的發展中起過很 大作用[ix]。但這種思想和發源于中國的儒學還是有區別的。對此，森島通夫曾做了詳細 分析，論述了日本的儒教與中國的儒學之不同[x]。源于日本國學與儒學的大義名分思想 ，再加上受天皇萬世一系[xi]的影響，武士狂熱地追求名譽，並漸漸轉化為一種政治訴求 ，形成其尊王的驅動力。而這種驅動力已經成為一種價值觀念滲透到武士階級的精神深處 ，使他們似乎與生俱來就有一種近乎無意識的對王權的崇拜和效忠之心。 在對日本近代考察、分析和研究中我們發現，明治維新初期，以下級武士為主的倒幕運動 推翻德川幕府的封建統治，通過「大政奉還」把權力還給明治天皇，建立了以明治天皇為 首的天皇專制政權。明治維新後武士轉化為士族，其價值觀念在本質上卻還沒有改變。赫 希切爾曼認為，武士精神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富有公共意識，關心大眾福利，具有強烈的民 族精神[xii]。這種價值觀念在日本近代化的過程中也成為發展資本主義的精神基礎。 與武士思想相對立的町人的倫理思想是在日本封建社會的末期發展起來的。江戶中期以後 ，町人逐漸形成了獨立于武士之外的、屬於自身的價值倫理體系。町人文化是日本市民文 化的代表，而町人倫理思想是日本市民社會的倫理思想。這種倫理思想一方面努力把自己 的價值追求與傳統的儒教相融合，在傳統中找到思想資源和理論支撐，對傳統的儒教思想 大加闡發，重新解釋，另一方面，町人階層強調市民社會的價值理想和倫理精神，論證一 種世俗的、現實的、功利的市民社會的倫理思想[xiii]。丸山真男說道，「封建制度下的 民眾僅僅處於客體地位，國家意識本來就與他們（町人）無緣。」[xiv]町人雖然社會地 位相當低下，武士階級的價值觀念卻對他們毫無影響，反倒使他們確立了「武士舍利求名 ，町人舍名求利，是天經地義」[xv]的論調。 町人階層在打破封建社會的倫理方面做出突出貢獻，山本七平認為，町人思想的代表者石 田梅岩（1685-1744）的思想是日本資本主義思想的重要來源之一[xvi]。在這個意義上說 ，町人的倫理思想代表著新興的資產階級的價值追求，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精神動力之 一。值得一提的是商品經濟發展繁榮時期，町人文化反而對武士階層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 一面是回教似的神秘道德，一面是猶太式的先進主義[xvii]。兩個階層完全不同的價值觀 從產生到發展經歷走上完全不同道路的時，卻能在幕末有了成為交集的可能，共同構成日 後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精神動力。 二、幕末兩個階層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的轉換及原因探討 武士階層和町人階層地位的高低貴賤之分使得他們自身對另外一個階級的看法往往會帶有 自身的價值觀念。 武士階層百姓、町人，必須在道德上具有優越性，即視町人百姓在道德、修養、知識上為 下等[xviii]。武士從前讀的書上不乏賤商主義的文字，自古町人在社會階級上屬於被統 治的階級，町人既出於卑賤的地位，自養成一種卑劣的性格，明顯與武士階級的價值觀念 不符，被冠之以「町人根性」，明顯帶有輕視色彩。町人「無論在行動上還是在理論上， 都未曾對武士階級特權的正當性發起挑戰。他們似乎樂於扮演二等政治角色，滿足于賺錢 和家庭生活」。[xix]他們也不會覺得受輕視有何不妥。 可想而知，早期武士鄙視町人是天經地義的，然而這種「天經地義」在江戶時代中後期卻 遭受了來自町人階層的挑戰。《藤岡屋日記》[xx]中就記述了許多町人鄙視武士的事件， 有武士進店吃飯菜量少而受譏笑的，有因買衣服要求減價而受辱慢的，等等不一而足。從 化政時代（1803-1830）始，以式亭三馬、司馬江漢為代表的化政町人表現出了強烈的反 封建身份制的思想和精神，到了幕末發展為鄙視武士的思想意識，甚至表現為侮慢武士的 行動。「在町人中廣泛流行鄙視施政階級——武士的意識已成為幕末的一種時代特徵」 [xxi]。與這種輕蔑武士意識的擴展同步，幕末町人對幕藩統治的反抗鬥爭不斷掀起高潮 。 武士和町人之間鄙視的主體到客體的變換著實耐人尋味，誠然是基於武士經濟的貧困化、 武士武力的懦弱化、武士政治的腐敗以及町人經濟、文化力量的增強等原因[xxii]。從上 述事實來看，武士與町人的社會地位在制度上已經是規定下來的根深蒂固的傳統，但是在 幕末發生所發生的轉變，卻令制度本身鞭長莫及。 首先是武士階層自身的分化。吳廷璆、武安隆認為，下級武士的階級地位在維新革命以前 就已經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事實上，幕末出現大批下級武士從統治階級中游離出 來的現象。” 另一方面，在町人內部也有階層身份地位的轉化[xxiii]，使得這一問題變得複雜起來。 武士與町人階級——特別是上層町人階級的融合，在文學作品中可以考證。尤其值得注意 的是，一部分町人取得武士地位，這部分人會轉化成下級武士，成為明治維新中一股重要 的力量。 李文《武士階級與日本的近代化》中提到，幕末下級武士由於貧困從事小手工的情況雖有 發生，但從中成長成為豪農豪商或資產階級的情況極為罕見[xxiv]。或許作者認為這與武 士所受的教育和觀念灌輸有關，他們不願意加入比自己身份低的階級，但我認為作者在這 一點上犯了個錯誤。有史實可以證明，下層武士町人化的現象存在並具有代表性的，而且 這是幕末身份制受到衝擊的重要表現之一。 可見，幕末下級武士與町人之間已經發展成為一種錯綜複雜的關係。 究其原因，我認為導致這種變化的原動力最主要的還是經濟因素。 首先必須指出的一個因素是近代城市的興起。江戶時代幕藩體制下的城市成為幕藩城市， 自室町時代守護大名的政治、經濟實力持續發展，幕府—守護大名—守護時代的關係代替 了領主—莊官—名主的關係[xxv]。隨著兵農政策和定府制的推行，城下町[xxvi]在日本 迅速興起。戰國大名將直屬自己的武士和工商業者町人集中居住于城下町。「最初實行的 武士町與町人町的分離，町外賤民的設置，是以身份制為原則編成的都市」[xxvii]這樣 大量武士便按規定到城下町與町人雜居，形成新的都市居住狀態與社會結構。德川時代著 名的學者本多利明（1744-1821）曾描述：「一年間在國中，諸侯使各自領土人民提高產 量，激勵武士文武兩道。各國諸侯習于在江戶會合之制度，在各藩也使武士全部居住于城 下町。」[xxviii]從這段話可以看到政治原因和政治需求造成江戶城市興起。在這種體制 下，町人們只有依靠幕藩體制才能發財致富。近代日本城市興起對日本社會經濟產生了深 遠的影響。它首先表現在帶動了農村經濟進一步改變自給自足的性質而向市場經濟轉化。 其次是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經濟深入到城鄉各地，許多居住在城市的領主逐漸改變了傳 統的重農抑商的觀念，從聚斂實物轉向追求貨幣。太宰春台（1680-1747）對此作了一番 描述：「當今天下之人，不分貴賤皆集于江戶，成為旅客。故用金銀滿足萬事之用成為習 俗。非旅客者也如旅客，不以米谷布帛為寶，而以金銀為寶......故天下之人珍視金銀百 倍于昔日。」[xxix]不少屬於統治集團的武士開始轉變觀念，衝破武士不准經商的規定， 涉足商品貨幣經濟。隨著商品經濟的 資料來源 http://ycool.com/post/fa3426r 想聽聽大家看法是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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