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便用了一把Google 輸入關鍵詞"金圓券",得到了一篇文章 諸君捧場 舊中國通貨膨脹的惡例──金圓券發行內幕初探 -------------------------------------------------------------------------------- 作者﹕李金錚　(中國經濟史論壇於2004-7-18 22:17:48發布)　　閱讀3289次 金圓券是國民黨政府繼法幣之後發行的一種紙幣﹐始於1948年8 月20日﹐停於1949年7月3日﹐歷時僅十月余﹐是中國歷史上貶值速度空前的貨幣。迄今﹐身歷其事者仍記憶猶新﹐心有余悸。對於此段惡性通貨膨脹史﹐應細密梳理﹐深刻總結﹐警惕世人。有關經濟史教材、著作對此雖有所論及﹐然多語焉不詳﹐缺乏具體研究。究竟金圓券是在什麼背景下發行的﹖幣改方案是如何出台的﹖金圓券發行之初的效果如何﹖其最終崩潰的過程又如何﹖給人們什麼啟示﹖都需要做系統的探討和回答。以下分而述之﹐不妥之處﹐敬請匡正。 　　　　　　一、遏制法幣極度膨脹的失敗 　　　　　　　　--金圓券的發行背景 　　國民黨政府之所以取消法幣﹐改發金圓券﹐是因為法幣的極度膨脹給其財政經濟、政治軍事帶來了致命威脅﹐迫使其不得不改弦更張﹐以解燃眉之急。 　　法幣在發行之初（1935年11月至1937年7月）﹐流量不大﹐ 較為穩定﹐對中國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作用。抗戰期間﹐因財政支出增加﹐法幣發行量急劇上漲﹐發行總額達到5569億元﹐ 比抗戰前夕增長了約396倍。然這一膨脹速度﹐與日本投降後相比﹐不啻霄壤之別。國民黨自恃實力強大﹐重燃戰火﹐企圖迅即消滅中共﹐以致軍費開支浩繁﹐財政赤字劇增﹐法幣發行垂直上升。到1948年8月金圓券發行以前﹐ 法幣發行額增至604萬億元﹐比日本投降時增加了1085倍﹐ 比抗戰前夕增加了30余萬倍。法幣膨脹連帶物價飛漲﹐物價狂漲反過來又加速了法幣的流通速度和貶值速度﹐乃至印刷的鈔票還末出廠﹐已不及自身紙張和印刷成本的價格了。廣東一家造紙廠﹐竟買進800箱票面100-2000元的鈔票﹐當作造紙原料。（注﹕傑克‧貝登﹕《中國震撼世界》﹐ 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505頁。）法幣完全喪失了價值符號作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職能。 　　法幣的極度膨脹引起了國民黨政府的極大恐慌。行政院宋子文內閣、張群內閣相繼采取措施﹐企圖剎住法幣膨脹狂勢﹐無奈皆以失敗而告終﹐幣制改革遂成為沒有辦法的辦法。 　　宋子文的殺手□是拋售黃金。在日本投降前夕的一次國民參政會上﹐他就狂言﹕"我們的政策﹐不一定將所有的黃金都脫售﹐但是無論如何﹐政府有力量在手﹐就是黃金一項﹐ 也就可以控制金融。 "（注﹕楊培新﹕《舊中國的通貨膨脹》﹐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6頁。）1946年3月8日﹐宋令中央銀行將庫存黃金按市價在上海市場大量配售。至1947年2月﹐共拋售黃金353萬兩﹐佔庫存黃金的60％﹐回籠法幣9989億元。（注﹕《法幣、金圓券與黃金風潮》﹐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 第156頁。）但在同一時間﹐法幣增發了32483億元﹐ （注﹕吳崗﹕《舊中國通貨膨脹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6頁。）黃金拋售所回籠的法幣僅佔其中的1∕3。可見﹐黃金拋售未達到控制法幣膨脹的預期目的。"黃金風潮案"的爆發﹐更宣告了這一措施的徹底破產。握有大量遊資的達官貴人看到購買黃金比囤積貨物更有利可圖﹐於是大做黃金投機生意﹐黃金搶購浪潮日甚一日。中央銀行黃金儲備無法滿足市場需要﹐宋子文被迫下令停止出售。就在黃金停售的前幾天﹐一些投機商意識到中央銀行存金已盡﹐更加緊搶購﹐以致黃金價格暴漲﹐商品市場大亂﹐此即聞名上海的"黃金風潮案"。宋子文承認"政策運用"不當﹐辭 去行政院長之職﹐中央銀行總裁貝祖貽則被撤掉職務。 　　宋內閣倒台後﹐由政學系頭目張群繼任行政院長﹐王雲五為副院長﹐俞鴻鈞仍任財政部長﹐張嘉＠１為中央銀行總裁。蔣介石想走馬換將﹐壓住黃金風潮和通貨膨脹。張內閣立即以嚴禁拋售黃金、取締黃金投機和管制外匯等辦法﹐取代宋子文的黃金自由拋售政策。同時﹐加強敵偽物資拋售﹐發行了4億美元的短期公債和庫券﹐以圖回籠法幣。 但所有這些做法都是徒勞的﹐通貨膨脹速度繼續加快﹐物價漲潮接踵而來﹐張群內閣也被迫下台。其間﹐張群曾提議由王雲五特別研究財政﹐王認為﹕"隻有改革幣制﹐才能挽救財政經濟日趨惡化的局勢。"（注﹕王壽南﹕《王雲五先生年譜初稿》第2冊﹐ 轉引自《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48年1-7月）﹐台北國史館1995年﹐第206頁。 ）張內閣也曾擬制幣改方案﹐並要求得到美國資助﹐但隨著張群的倒台﹐終成泡影。 　　1948年5月﹐國民政府"行憲國大"後﹐蔣介石就職總統﹐ 改任翁文灝為行政院長。翁任命王雲五為財政部長﹐俞鴻鈞為中央銀行總裁。蔣介石決定進行幣制改革﹐並將此賭注壓到翁文灝內閣頭上。自此﹐金圓券進入緊鑼密鼓的籌劃之中。 　　　　　　二、王雲五幣改方案的出台 　　王雲五執掌財政﹐引起國民政府內外一陣喧嘩。 　　王本是商務印書館的大出版商﹐於中國文教事業多有貢獻﹐被譽為"學問界恩人"。1946年1月﹐以無黨派人士參加政協會議﹐ 被蔣介石任命為經濟部長。翁文灝上台後﹐蔣介石原擬仍由俞鴻鈞任財政部長﹐但俞此前剛就任中央銀行總裁﹐與原總裁張嘉＠１正辦理交接手續﹐蔣介石遂囑翁文灝自己物色財長。翁與王雲五平素私交不錯﹐又鑒於王在行政院副院長任內研究過財政﹐於是選其掌財。王雲五自稱起始無意此職﹐"在固辭不獲之後﹐惟一的誘惑使我勉允擔任此席﹐就是對於改革幣制之憧憬。"（注﹕王壽南﹕《王雲五先生年譜初稿》第2冊﹐ 轉引自《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48年1-7月）﹐台北國史館1995年﹐第206 頁。）各界人士對此任命頗感驚奇﹐認為王雲五與財政金融素少淵源﹐僅憑其商務的管理經驗﹐堪當財政重責﹖上海的一些報紙對他大加嘲諷﹐國民政府立法院也對其持不信任態度。 　　翁內稅組成後﹐蔣介石對王雲五和俞鴻鈞都作了幣制改革的指示﹐要他們分別組織專家研究﹐拿出具體方案。結果表明﹐蔣否決了俞鴻鈞計劃﹐而采納了王雲五方案。 　　俞鴻鈞在上海指定了一個4人研究小組﹐ 成員有中央銀行稽核處長兼上海金融管理局長李立俠、南開大學經濟系教授兼中央銀行顧問吳大業、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副處長方善佳、漢口金融管理局長林崇鏞（後接替李立俠上海金融管理局長之職）。4 人小組一致認為﹕在內戰繼續進行的情況下﹐幣制不宜作根本性改革﹐如果驟然一改﹐就會垮得更快。鑒於財政收支差額太大﹐可在不改變法幣本位的基礎上﹐另由中央銀行一種稱為金圓的貨幣﹐作為買賣外匯及繳納稅收之用﹐不在市面上流通。用此辦法﹐大致使收入提高到相當於支出的40％到50％。俞鴻鈞予以首肯﹐並令4人小組擬定了具體方案。爾後﹐ 俞攜此方案赴南京請示蔣介石﹐滿以為會得到大加讚賞﹐卻不料立即遭到否訣﹐蔣認為這一方案不能應付當時的局面。俞回到上海對4人小組說﹐ 看來蔣要采用財政部的方案了﹐但又稱不知道財政部方案的具體內容。其實﹐俞曾參與研究王雲五主持的幣改方案﹐不可能不清楚這一方案的底細﹐隻因蔣介石囑其對上海方面應力守秘密﹐所以他隻能對4人小組說不知道。 （注﹕參見李立俠《金圓券發行的一段舊事》﹐《法幣、金圓券與黃金風潮》﹐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 　　王雲五就職財長﹐躊躇滿志﹐迅即秘密投入到幣改計劃的研究中去﹐自稱"無日不是念茲在茲"。他首先分別問議財政部的主管人員﹐令其檢呈有關幣改的舊案和意見。為了保守秘密﹐不使財部人員知曉這些做法與幣改有關系﹐王雲五故意作出隻聽取意見的樣子﹐不表示個人看法。他還對秘書處資料室所剪貼保存的歷年國內關於幣改的七、八十種資料﹐一一閱讀和歸納。費盡一番心思後﹐王認為"改革幣制﹐一方面固然必須盡力搜求獲得可能控制的發行準備金﹐他方面還須配合其他種種措施。所謂配合的措施﹐便是關於平衡國內收支﹐平衡國際收支以及管制經濟金融等事똊窗C"（注﹕王壽南前揭書﹐轉引自《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48年1-7月）﹐台北國史館1995年﹐第207頁。）為此﹐ 他親自草擬了一道《改革幣制平抑物價平衡國內及國際收支的聯合方案》。 　　1948年7月7日﹐王雲五將此案送交翁文灝﹐二人沒有分歧﹐隨即於次日謁見蔣介石。蔣原則上表示同意﹐但為慎重起見﹐又指定俞鴻鈞及專家嚴家淦、劉攻蕓、徐柏園（注﹕嚴家淦時任台灣財政廳長﹐劉攻蕓為中央銀行副總裁﹐徐柏圓為財政部次長。）﹐與翁文灝、王雲五一起再加研究﹐草擬具體辦法。至此﹐作為財政部次長的徐柏園才知道頂頭上司王雲五竟有這樣一個親自擬定的方案。24日﹐翁文顥在廣播電台發表講話﹐稱當局正在籌劃削減通貨膨脹的辦法（注﹕參見《大公報》（滬）1948年7月25日。）﹐但未公開具體內容。 　　7月9日至28日間﹐翁文灝、王雲五、俞鴻鈞及3 位專家對王雲五案進行了數次討論﹐僅作了少許修改。29日﹐一同前往浙江旅遊聖地莫幹山﹐晉見在此療養的蔣介石。蔣說﹕"王雲五所擬金圓券方案﹐設法挽救財政﹐收集金銀、外幣﹐管制物價﹐都是必要的措施。"他問俞鴻鈞印刷新鈔票能否趕得上﹐俞說﹕"新印金圓券已來不及﹐但中央銀行尚存有新印的鈔票﹐數量足夠應用。可以先用飛機密運各中心市場以便總統命令發表後﹐就作為金圓券發行。"蔣囑各位先行準備﹐等候決定。（注﹕《法幣、金圓券與黃金風潮》﹐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第54頁。） 　　蔣介石會見翁文灝一行後﹐當日即離開莫幹山﹐轉抵上海。31日﹐就幣改方案征詢前中央銀行總裁張家＠１。張直言﹕發行一種新幣﹐必須有充分現金或外匯準備﹔或則每月發行額能有把握較前減少﹐否則等於發行大鈔﹐人們將失去對鈔票的信用。即使沒有充分準備金﹐至少也要把握物資﹐有力量控制物價﹐防止新幣貶值﹐故應慎之又慎。8月17日﹐蔣又召見張嘉＠１﹐張仍堅持已見﹐斷言如不減少預算支出﹐降低發行額﹐新幣必然貶值﹐無法抑制。翌日﹐蔣再次召見張嘉＠１﹐將《幣制改革計劃書》交其閱讀。張仍認為﹐物價絕對無法限制﹐所定20億元發行額無法保ꬊ龤M恐不出三、四個月就將沖破限關。如果人們對新幣不予信任﹐棄紙幣而藏貨品﹐後果將不堪設想。（注﹕參見姚崧齡《張公權年譜初稿》﹐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1014-1016頁。）蔣一而再、再而三地召見張嘉＠１﹐表明他對發行新幣的前途憂慮重要﹐然其意一決﹐認定幣制不是改不改的問題﹐而是非改不可。 　　8月19日下午3時﹐蔣介石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討論幣改方案。王雲五不是國民黨員﹐按例不能與會﹐但會議需要他對改革幣制作一說明﹐故破例出席。會上﹐幣改方案略加修正通過。下午6時﹐ 行政院會議繼續討論已在國民黨中政會上通過的幣改方案﹐經過4 個小時的討論予以通過。當晚﹐蔣介石以總統名義發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行政院以全文交廣播放。20日﹐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及其他有影響的大報﹐都刊發了這一命令。同時﹐又公布了《金圓券發行辦法》等4項辦法。將"緊急處分令"和各種辦法綜合起來﹐ 其主要內容有4項﹕ 　　第一﹐金圓券每元法定合純金0.22217公分﹐由中央銀行發行﹐ 面額分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種。發行總額以20億元為限。 　　第二、金圓券1元折合法幣300萬元﹐折合東北流通券30萬元。（注﹕東北流通券是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中央銀行在東北發行的紙幣。金圓券發行後﹐限期收回。） 　　第三﹐私人不得持有黃金、白銀和外匯﹐限期於9月30 日以前收兌黃金、白銀、銀幣和外國幣券﹐違反規定不於限期內兌換者﹐一律沒收。 　　第四﹐全國各地各種物品及勞務價格應照1948年8月19 日以前的水平凍結。 　　國民黨政府將"八‧一五"限價作為重點提出﹐足見貨幣發行與商品價格之間的密切關系。其目的﹐就是想將發行新幣與限制物價雙管齊下﹐以挽救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 　　8月20日當天﹐金圓券發行準備監理會宣告成立﹐ 負責監督檢查金圓券的發行及準備情形。蔣介石與王雲五召見上海工商界、金融界巨頭20余人﹐希望他們支持財經命令。翁文灝在行政院也邀請京滬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座談﹐希望協力執行各項辦法。21日﹐蔣介石命令各大都市派遣經濟督導員﹐監督各地執行政策﹐派俞鴻鈞為上海區經濟管制督導員、蔣經國協助督導（注﹕蔣經國名副實正。上海是中國財金中樞。財經命令能否得以實施﹐於上海關系甚大。蔣介石派太子親赴上海督導﹐足見其用心良苦。）﹔張厲生為天津區經濟管制督導員﹐王撫洲協助督導﹔宋子文（時任廣東省政府主席）為廣州區經濟管制督導員﹐霍寶樹 協助督導。 　　　　　　三、"鐵腕"政策與金圓券發行之初的"奇效" 　　金圓券發行之初﹐各銀行門前著實熱鬧了一番。 　　老百姓害怕"違者沒收"或被投入監牢﹐隻好將金銀外幣向銀行兌換金圓券。8月23日金圓券發行的第一天﹐上海、南京、 杭州等地銀行﹐前往兌換者頗多。為此﹐俞鴻鈞特打電話向王雲五表示祝賀。25日﹐據上海《大公報》報道﹐各行收兌工作更為緊張﹐在外灘中央銀行門前﹕"有許多人早晨六、七時排隊﹐到下午一、二時還沒有兌到。交通和中國農民銀行擠兌的人也不少﹐交通銀行隻兌一百號就截止﹐中國銀行則因24日所發號碼未及全部兌清﹐今日起暫不再發新號碼。央行今日起雖委托大陸、鹽業等行代兌黃金﹐但因準備手續關系﹐大陸等銀行並未開始收兌。因此中央銀行兌金者更為擁擠﹐門警用盡力氣還不容易維持秩序。"（注﹕《大公報》（滬）1948年8月26日。）到28 日金圓券發行一周時﹐已有金銀外幣折合2720余萬美元兌換成金圓券。（注﹕《外交部周報》第89期﹐1948年9月。）在此過程中﹐也發生了一些麻煩﹐ 如常因黃金成色發生糾紛﹐收兌工作受到影響﹔又因金圓券未注明"金圓"字樣﹐有些市民認為這可能是以前沒有發行的法幣﹐於是對金圓將來的發行數額表示懷疑﹔原來作為法幣輔幣的舊鎳幣﹐現改作金圓券輔幣行使﹐百姓真偽難辨﹐爭端迭起。 　　普通百姓﹐多迫於壓力﹐尚能按規定辦事﹐輪到工商、金融資本家﹐就沒那麼乖順了。他們比普通百姓了解國民政府經濟危機的內幕﹐對金圓券的前途憂心重重﹐於是千方百計想保住手中的金銀外匯﹐不兌換金圓券。持有尚方寶劍的蔣經國對這些資本家軟硬兼施﹐勸說不靈就改為勒逼方式﹐甚至聲稱非打幾個老虎不可。 　　蔣經國對他們一一召見﹐脅迫其申報登記資產﹐交出金銀外匯。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劉鴻生對所屬企業負責人說﹕"蔣太子滿臉殺氣﹐向工商界人物大發雷霆。他是什麼都幹得出來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劉氏企業被迫忍痛交出黃金800條（每條合10兩）﹐美鈔230萬元、銀元數千枚。（注﹕《法幣、金圓券與黃金風潮》﹐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第81頁。）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曾為國民政府赴美奔波借款﹐頗受蔣介石賞識﹐此時也不得不向中央銀行移存現金外匯114萬美元。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不敢住在家裡﹐ 幾乎每晚換個地方﹐後裝病住在虹橋療養院﹐"警察局曾派人來行要周具結﹐非經批準﹐不準擅離上海﹐當將具結書送到醫院﹐由周鑒字﹐此外別無舉動。"（注﹕《金城銀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4頁。）蔣經國對私逃外匯的資本家開刀問斬﹐以警效尤﹐如以私逃外匯罪﹐將與孫科有關系的林王公司經理王春哲處以死刑﹔以私逃外匯、窩藏黃金罪﹐將申新紡織總經理榮鴻元、美豐証券公司總經理韋伯祥、中國水泥公司常務董事胡國樑等逮捕入獄。 　　國民政府在強制收兌金銀外匯的同時﹐又強迫凍結物價﹐禁止囤積居奇。9月9日﹐行政院特別公布了《實施取締日用重要物品囤積居奇辦法補充要點》﹐規定"各地工廠商號所存儲之成品及貨品﹐如不盡量供應市銷或超過八‧一九限價﹐以居奇論。 "（注﹕《大公報》（滬）1948年9月10日。）蔣經國在上海命令﹕商店即使無貨﹐也不準關門。如若暗中抬價﹐則將沒收封存。他對違令大商人也施以嚴厲打擊﹐將米商萬墨林、杜月笙之子杜維屏、紙商詹沛霖等﹐以囤積居奇或投機倒把罪﹐逮捕入獄。"大多數上海市民對於蔣氏對付罪惡昭彰之主要人物及流氓所運用之'鐵腕'政策咸為稱快"。（注﹕中國科學院歷史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處選﹕《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匯編》第4輯第28冊﹐第1056-2頁。）蔣經國博得"打虎英雄"稱號。 　　由於國民黨政府的鐵腕措施﹐普通百姓和工商金融資本家的被迫就范﹐竟使資金市場與商品市場在幣制改革後的40天裡﹐出現了"奇跡"﹐如收兌金銀外匯取得了一定進展﹐利率有所下降﹐商品價格也多控制在金圓券發行前的水平。 　　但這是政治"鐵拳"與病體經濟較量所產生的"成效"﹐帶有相當程度的虛假性﹐其隱伏的巨大危機是顯而易見的。一是金圓券發行額超出預期計劃﹐在前半個月內就多發行了8千余萬元﹐ 以致立法委員皮德中在立法會議上感嘆﹕"這不是通貨膨脹是什麼﹖"（注﹕同上﹐ 第2322-2頁。）二是商品市場上﹐物價雖穩﹐卻是有市無貨﹐商人們尋找一切機會躲藏商品﹐減少虧損。一些商人為逃貨物登記﹐甚至寧肯多付數倍的運費﹐讓貨物留在車皮內﹐讓火車象一個活動倉庫似的在上海附近的無錫、鎮江等處漫遊。同時﹐他們還唆使一些流氓和無業遊民﹐在市面上搶購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棄限價政策。（注﹕參見江南﹕《蔣經國傳》﹐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4年﹐ 第173頁。）在北平﹐有"數種物資﹐因限價關系﹐來源不易﹐而黑市於是活躍。"（注﹕中國科學院歷史三所南京史料整理處﹕前揭書﹐第4 輯28冊﹐第2322-2頁。）三是生產企業也陷入困境。 上海工廠因物價凍結﹐企圖停工﹐但蔣經國聲稱倘若如此﹐將予沒收﹐"彼等不得不以其生產品虧本出售。"（注﹕同上﹐第10161-1頁。）由上可見﹐金圓券發行之初的"奇效"不容樂觀﹗ 　　　　　　四、金圓券的急劇膨脹與崩潰 　　王雲五對此"成績"卻歡呼雀躍﹐認定幣制改革必將成功。9 月下旬﹐國際貨幣基金及國際復興建設銀行理事會第三屆年會將於美國召開﹐由中國作輪值主席。王雲五因未曾意識到幣改後的潛在危機﹐決定暫離崗位﹐前往出席會議﹐並企圖借此機會謀求貸款﹐作為幣改後援。老友傅斯年曾勸阻他不要去﹐因為美國對於財金洽談﹐隻重專家意見﹐對非專家的王雲五恐將冷淡。王卻往意一決﹐置財部事務於不顧﹐於9 月20日率席德懋、宋子良等人飛往華盛頓﹐結果大失所望﹐然王氏10月9 日回國後仍硬稱﹕"美國朝野對繼續貸款援助我國問題﹐極願予以考慮。"（注﹕《大公報》（滬）1948年11月14日。） 　　恰在王雲五赴美開會期間﹐金圓券發行速度明顯加快﹐到9 月底已達12億余元。待其返回國內﹐"已經顯露的通貨膨脹仍然在惡性膨脹。"（注﹕《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匯編》第4輯28冊﹐第11345頁。）商品市場癒見枯竭﹐北平"所有糧食店油鹽店均空空如洗﹐不特按照官價購不到一切﹐即按黑價亦無覓處。"（注﹕《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匯編》第4輯28冊﹐第10161-1頁。）上海"商店紛紛藉詞休息﹐ 甚至民眾賴以生活之食糧肉類亦均無法購置﹐以致造成人心空前之恐慌。"（注﹕《大公報》（滬）1948年10月27日。） 　　台灣資深學者吳相湘對王雲五出國頗有煩言﹐認為"金圓券發行之初的良好反應﹐並未預示中途不發生變化﹐更不保証最後完全成功。加以當時軍事情勢不佳﹐一旦劇變﹐必影響全局。王雲五以發行新幣主持人﹐理應坐鎮首都﹐隨時因應。不宜遠赴萬裡外出席會議。這是一非常錯誤不能見諒國人的決定。"（注﹕吳相湘﹕《王雲五與金圓券的發行》﹐《傳記文學》（台灣）第36卷2期。）吳氏所言不無道理﹐ 然將幣改失敗歸至王雲五出國一事﹐亦非公論。據國民政府官方統計﹐1948年9-10月﹐財政赤字達3.7億余元﹐（注﹕據楊蔭薄《民國財政史》﹐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5年﹐第274頁計算﹐此後財政赤字更大﹐1948年12月達到22億余元。另外應注意實際財政赤字比官方統計要多。）這些都要以多發票子來彌補。在此情況下﹐由誰理財﹐出國與否﹐金圓券都難逃貶值大厄運﹗ 　　北京《新生報》社論指出﹕"我們希望當局再創打虎紀錄﹐借人頭﹐平物價。"（注﹕《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匯編》第4輯28冊﹐第10161-3頁。）但被譽為"打虎英雄"的蔣經國也乏術可用了。他在10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一切都在做黑市買賣﹐""一般中產階級﹐因為買不到東西而怨恨﹐工人因小菜漲價而表示不滿﹐現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時候。"（注﹕《蔣經國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頁。 ）揚子案對他的打擊則是致命的。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為董事長的揚子建業公司﹐囤積汽車、呢絨﹐匿藏金銀外匯。蔣經國迫於壓力﹐下令查封該公司所有倉庫。孔令侃立即向姨媽宋美齡求援﹐宋又請蔣介石為孔放綠燈。蔣介石"愛美人不愛江山"﹐竟下令令小蔣手下留情。皇親國戚逃離法網﹐蔣經國頓然間變成了"隻拍蒼蠅﹐不打老虎"的代名詞﹐被迫辭職離滬。 　　面臨物價狂漲的局勢﹐行政院變通策略﹐於10月26日調整八‧一九限價﹐規定﹕"如系國產貨品﹐按產地收購價格或原料價格予以調整。進口貨按進口成本調整。"（注﹕《大公報》（滬）1948年10月27日。）28日﹐又決定糧食可自由買賣﹐貨物可計本定價﹐承認幣改失敗。11月1日﹐頒布了《改善經濟管制補充辦法》﹐正式宣告放棄限價政策。3日﹐翁文灝內閣總辭職。行政院長由孫科繼任﹐財政部長由徐堪接任。但王雲五並未過度沮喪﹐他引以自豪的是﹕為蔣介石政權搜刮了2 億美元的金銀外匯﹐否則﹐台灣恐怕要吃香蕉皮了﹗就此角度而言﹐王氏的確"功不可沒"。 　　截至11月9日﹐金圓券已發行19億余元﹐與法定20 億元限額非常接近。俞鴻鈞密電蔣介石﹕軍政費增加極巨﹐請盡快放寬發行限額。11日﹐行政院公布《修正金圓券發行辦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銀外幣處理辦法》決定取消金圓券發行最高限額﹔準許人民持有外幣﹐銀行開始可以流通﹔金圓券存入中央銀行一年後﹐可折提黃金或銀幣﹔對外匯率由原來1美金折合4金圓券增至20金圓券。 　　11月20日﹐中央銀行開始辦理存款兌換金銀業務﹐並委托中交農三行同時辦理。自此﹐各存兌處人潮如湧﹐萬頭攢動﹐爭相擠兌。在上海﹐許多人頭一天晚上露宿在黃浦江邊劃船上﹐以待次日破曉到銀行優先搶兌。12月23日﹐約10萬人擠兌黃金﹐因擁擠不堪﹐導致7人死亡﹐105人受傷。俞鴻鈞因此被免去中央銀行總裁職務﹐（注﹕參見《顧維鈞回憶錄》﹐中華書局1988年﹐第7冊﹐第5頁。沈雲龍﹕《對金圓案應進一步追蹤研究》﹐《傳記文學》（台灣）第36卷3期。）由劉蕓接替。 　　金圓券發行限額放開後﹐頓成一瀉千裡之勢。到11月底﹐發行32億元﹐12月底達到81億元。許多地方發生嚴重鈔荒﹐向中央銀行告急﹐中央銀行又向財政部訴苦﹕"近來國庫支出激增﹐券源短絀﹐供應時虞不及。各地方需要券料﹐雖經竭力設法運濟﹐仍患綆短汲深﹐無以解決困難。"（注﹕中國人民銀行總參事室編﹕《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1-264頁。）到1949年4月﹐ 金圓券發行總額升至5萬億元﹐5月更增至67萬億元﹐6月竟達到130萬億元﹐為1948年8月底的24萬多倍。（注﹕楊培新﹕《舊中國的通貨膨脹》﹐ 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0頁。）票額也越來越大﹐從100元、500元、1000 元、5000元到1萬元、5萬元、10萬元﹐乃至50萬元、100萬元的大鈔﹐ 相繼印行﹐以致有人說當時國統區百業凋零﹐唯印鈔業"欣欣向榮﹐一枝獨秀"。 　　金圓券"貶值之速﹐已經不是早晚市價不同﹐而是按鐘點計算了。"機關職員"領工資拿到金圓券後﹐馬上就換成銀元、美鈔或黃金﹐如果稍有延遲﹐即要蒙受貶值損失。有時一個辦公室十來個人﹐管生活的人領取工資後﹐先不發給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場換成銀元、港幣或美鈔﹐再來按人分發。"（注﹕詹特芳﹕《蔣介石盜取黃金、銀元及外幣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13輯。）普通百姓也是如此﹐拿到金圓券馬上就兌換金銀或搶購東西。搶購風潮、搶米風潮一浪高過一浪﹐據統計﹐全國有40多個城市出現搶米風潮﹐參加群眾17萬人。上海搶米風潮一天曾涉及27處。 （注﹕張公權﹕《中國通貨膨脹史》文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91-92頁。）許多商店的店主、 店員破天荒地說自己的商品質量不好﹐勸阻顧客別買﹐顧客哪管那麼多﹐見什麼買什麼﹐"有一苦力從貨架上抓了幾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驚﹐問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說﹕'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鈔票值錢。'"（注﹕傑克‧貝登﹕《中國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506頁。 ）上海"小花園一帶的女鞋﹐連清朝以來幾十年最老式的不論大腳小腳穿的各種鞋都被搶購一空。"（注﹕周一志﹕《上海金圓券之一幕》﹐《文史資料選輯》第81輯。）到1949年5月﹐金圓券已買不到什麼東西了﹐500萬元隻能和1948年9月的1元買等量的商品。上海大米每石賣金圓券4.4億元﹐ 若以每石米320萬粒計﹐買1粒就要130多元。 （注﹕楊蔭薄﹕《民國財政史》﹐中國財經出版社1985年﹐第216頁。《中國近代金融史》﹐ 中國金融版社1985年﹐第300頁。）金圓券發行10個月的貶值速度﹐ 比法幣發行14年的貶值速度快得多。 　　許多地區幹脆拒用金圓券了。中央銀行桂林、柳州、梧州、南寧、康定、寶雞、吉安、南昌、哈密、蘭州等地分行先後電陳總部﹕"各該地市面及機關行使銀元﹐拒用金圓券。"連部隊也不要金圓券了﹐西北軍政長官張治中電陳﹕5月份發出薪餉金券﹐各部隊以市場拒收﹐ 均原封退還。他請求財政部改發銀元﹐以免運送金圓券徒增機費負擔。（注﹕《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1-645頁。） 　　中國人民解放軍4月23日佔領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6月5日下令禁止金圓券流通。國民政府逃往廣州後﹐仍繼續發行金圓券﹐但"多數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數尚能通用之城市﹐其價值亦逐日慘跌﹐幾同廢紙。"甚至廣州﹐"所有交易非港幣莫屬﹐金圓券則完全拒用。（注﹕《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匯編》﹐第4輯28冊﹐第9852-2頁。）鑒於"恢復金圓券之信用殆不可能﹐改革幣制似已無可避免﹐"（注﹕《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匯編》﹐第4輯28冊﹐第9852-2頁。）廣州國民政府重演故伎﹐於7月3日停發金圓券﹐改行銀元券（注﹕一種更短命的紙幣﹐ 1949年11月30日停發。）﹐發行僅10個月的金圓券就此收場。 　　蔣介石在1948年10月曾聲稱﹕"共產黨最怕兩件事﹐一個是世界大戰﹐而明年大戰就可爆發﹔再一個是改革幣制﹐穩定經濟。"（注﹕《平津戰役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3頁。）事實証明﹐ 世界大戰爆發隻是蔣介石的一廂情願﹐新貨幣--金圓券的發行﹐除了搜刮民財（注﹕傑克‧貝登﹕《中國震撼世界》第505 頁﹕"一位評論員說﹕政府一隻手拿出一片紙﹐另一隻手好象變戲法一樣把人民的財富搜刮一空。"）﹐增加了民憤﹐導致了更大的經濟混亂之外﹐絲毫沒有達到穩定幣制、挽救國統區危機的預期目的。台灣著名學者沈雲龍甚至認為﹕"金圓券是大陸沉淪主因。"（注﹕吳相湘﹕《王雲五與金圓券的發行》﹐《傳記文學》第36 卷2期。）這種看法似有夸大金圓券影響之嫌。試問﹐如果不進行幣改﹐繼續發行法幣﹐又將如何﹖究其實質﹐國民黨政府的失敗是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全盤失敗。一個千瘡百孔、病人膏盲的驅體﹐非一劑良藥就能治癒得了的。相反﹐中共已是得道多助﹐眾望所歸﹐尤其是在其實力已大大超過國民黨的情況下﹐國民黨政府不管是否取消法幣﹐不管發行不發行金圓券﹐其最終失敗都是注定的結局。 　　字庫未存字注釋﹕ 　　　　＠１原字為王右加轍字去掉車的右半部 【作者簡介】南開大學歷史系﹔郵編﹕300000。 出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9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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