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轉錄自 MdnCNhistory 看板 #1gBzTuoo ] 作者: tatungtatung (tatungtatung) 看板: MdnCNhistory 標題: 從依附發展到主體性喪失，台灣的現代化該破產了 時間: Mon Jun 15 18:44:01 2026 從依附發展到主體性喪失，台灣的現代化該破產了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594846 從依附發展到主體性喪失，台灣的現代化該破產了 文 | 時同力 2026年初，台灣地區同美國的關稅談判在執政的民進黨當局營造的「大獲全勝」氛圍中， 交出了一份令人咋舌的成績單：美方對台灣地區徵收的關稅為15%（且不疊加徵收），較 此前下降5個百分點。作為交換，台灣需要承擔對美投資5000億美元的承諾，其中負擔尤 甚的，是以台積電為代表的半導體產業與科技企業負擔其中的2500億。 500 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更直言不諱地稱，該協議是民進黨當局維繫美國“好感”的一項“ 戰略要務”，美方目標是在特朗普任內將台灣半導體供應鏈產能的40%轉移至美國。 相較於台軍大批量採購美製武器卻遲遲不能交付，經貿層面的「台美合作」倒是不拖泥帶 水，幾乎毫無滯礙。島內兩黨的政治攻防，圍繞的無非是這些「協議」是否划算。在野黨 即便對美國的予取予求有所不滿，恐怕也只能捏著鼻子承認這是“台美合作的里程碑”， 以維持表面的政治體面。 當然，關注島內政治攻防本身意義不大。然而，攻防“戰線”的偏移與“合作”成果的詭 異，卻令人不得不追問：為何曾經被各種吹捧的“亞洲四小龍”、“華人世界的民主燈塔 ”、“中華文明的另一種可能”，竟會走到今天這一步？或許答案從一開始就已被寫入結 構之中——一種“主體性缺失”的“依附性發展”，恰如《浮士德》中的梅菲斯特，贈與 的禮物從來都伴隨著代價。 500 在「蔣經國」和「大谷翔平」一樣早已成為對知乎平台某群人專用的嘲諷梗的當下，仍然 有不少不明生物真的這麼認為 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分析架構中，「發展」從來不只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一種 深度嵌入地緣政治權力格局、意識形態對立與全球分工體系的歷史進程。 沃勒斯坦曾指出，世界體系並非通往普遍繁榮的開放階梯，而是一種透過中心—半邊陲— 邊陲分化得以維持的經濟結構。在這體系中，某些地區經濟發展的躍升，未必意味著結構 被打破；很多時候，它反而以新的方式完成對結構的再生產與穩定。 因此，台灣的發展經驗值得被重新檢視。那種以單一因素解釋「台灣奇蹟」的敘事——無 論是訴諸儒家文化圈的文化優勢，還是歸功於島內技術官僚（如李國鼎、孫運璿、尹仲容 等）對經濟的合理擘畫——都應讓位於複合因素的交互作用。 在其中特別關鍵的，恐怕是台灣在冷戰地緣政治格局中的獨特地位。台灣對大陸意味著「 櫥窗效應」。這種「櫥窗效應」如同陳放在太平洋西岸的一台永不停止的喇叭，不斷播送 著少部分中國人在“自由世界”裡優渥生活的圖景，意在對海峽對岸的絕大多數中國人形 成示範與誘導，期待其“改弦更張”，回到所謂“正確”的現代化道路上。 這種判斷並非無據。島上曾廣為流傳一種說法：國民黨當局遷台後，民生凋敝、物資奇缺 ；而美國的糧食援助帶來了一種「福利式」的副產品——以援助麵粉袋改造而成的內褲， 曾是困難時期的不二選擇，並成為民眾的一類集體記憶。美國援助的麵粉又與大陸移民的 麵食傳統相結合，甚至在稻作占主導的熱帶島嶼上培植出麵食消費的飲食習慣。由此亦可 側面見出美國對台灣「扶危濟困」的力道之深、覆蓋之廣。 500 同樣，據統計，1951—1965年美國對台灣當局的援助約佔15億美元，佔台灣資本形成總額 的40%左右。與此「相形見絀」的是，共和國同蘇聯簽訂的《中蘇同盟友好互助條約》規 定：自1950年1月起，蘇聯以年利率1%向中國提供每年6000萬美元、總額3億美元的貸款。 儘管這並非蘇聯援華的全部，但考慮到台灣地區人口僅約為大陸的六十幾分之一，且共和 國在國內戰爭創傷尚未療愈之際便為捍衛國家主權付出巨大犧牲（如抗美援朝）。加之資 本對落後地區的重要性無論如何強調都不為過。台灣當局僅因「反共」便可獲得如此規模 的外部資源，只能說明這從來就不是一場對等競爭。 一個在解放戰爭中盡失民心、財政崩潰的政權，遷台後竟能在淒風苦雨中存續並“勵志圖 治”，其背後真正的支撐，正是冷戰格局與地緣政治環境。 世界體系中的兩種嵌入方式 從世界體系視角看，台灣與中國大陸自冷戰伊始便處於不同的歷史定位。韓戰爆發後，美 國一改國共內戰後期對華的「等待塵埃落定」政策，派遣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從此以 武力幹預中國的國家統一。台灣的「安全」由此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戰略需求綁定。 1964年大陸憑藉自身力量試爆第一顆原子彈後，蔣介石政權「反攻大陸」無望，其政權維 繫逐漸由武力對抗轉向經濟建設。 500 台灣地區在發展經濟的不同階段採取了諸多特殊舉措，例如土地改革（三七五減租、耕者 有其田）、發展農業（肥料換谷）擴大農工剪刀差以利剩餘進入工業，再到後來的出口導 向政策，十資本主義世界的產業規劃，以致於70年代的「建設」與半導體。 與大陸比較，這些政策在手段上或力度不同（大陸的土地改革和農業集體化政策力度遠甚 於台灣的同等舉措），或重點各異（大陸在工業化初期強調重工業建設，台灣則能利用輕 工業發展剩餘，循序漸進地在產業內升級產業後（台灣 可以看到，台灣在資本主義世界內部實現發展，行政部門的審時度勢、技術官僚對產業計 劃的鋪陳，以及社會層面的勤儉節約等因素固然重要；但常被忽視且更為關鍵的，是其「 嵌入性」——即透過合理利用自身資源禀賦，將經濟體嵌入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發 展中。台灣的發展並非在「擺脫依附」意義上成功，而是在「將依附轉化為成長的前提」 這個意義上獲得回報。 值得比較的是，在南京國民政府統治中國二十餘年間，連江浙之地都難言貫徹中山先生的 土地政策，緣何甫一遷台，土地改革便能迅速見效？大陸肥料供應長期緊張，直至1973年 後「四三方案」落地才有所緩解；為何台灣卻能在工業化初期推行「肥料換谷」政策？ 重工業是工業之基，是所有工業的先決條件。然而台灣卻能在缺乏重工業基礎的情況下仍 能優先發展輕工業，這是否從反面佐證了台島在美國扶持下的「安全無虞」？ 種種跡象表明，台灣的發展空間高度依賴外部結合。這種「嵌入」並非被動接受，而是在 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理性選擇，其結果是一個高度外向、紀律化、並對體系高度適應的 經濟體。台灣的工業化、出口導向策略與技術升級，正是在這持續的外部背景作為前提下 展開的。工業化的成本由美國給予分擔，成功則截留於台灣地區。其「成功」並不在於擺 脫依附，而恰恰在於將依附維繫，從而獲得相對優渥的發展回報。 500 相較之下，大陸的發展路徑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嵌入邏輯。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同樣深度參 與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但其參與方式並非建立在安全外包與政治從屬之上，而是始終保留 了對體系規則進行博弈、調整乃至對抗的空間。 這種路徑意味著更強的政策自主性與策略迴旋餘地，也意味著必須自行承擔更高的成本與 風險。在改革開放前的自主建設時期，便是透過「自負盈虧」來推動基礎的工業化。 依附型發展為何不能推而廣之？ 阿明將台灣這種現象概括為「依附式增長」（dependent accumulation）：邊緣國家（地 區）可以在特定時期實現高速增長，但這種增長並非內生的現代化動力，而是依附於中心 資本擴張週期的派生結果。其工業化往往表現為產業鏈環節的嵌入，而非規則制定能力的 提升。 500 台灣的發展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典型的「依附式發展」。它處於半邊陲位置，並在冷戰特殊 地緣條件下完成產業鏈上移與技術積累，從而獲得更高附加價值；但同時，它始終避免觸 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核心權力結構，亦不試圖成為規則制定者。 其策略想定高度清晰：發展優先、風險最小化、結構性矛盾由外部援助解決，從體系中心 獲取稀缺資源等。產業的升級必須在限定的範圍內（事實上，台灣地區的引以為傲的半導 體產業正是發軔於美國對日本的產業打壓之時）。 而大陸的發展則呈現出更為明顯的「去依附」特徵：一方面，經濟日益深度嵌入全球市場 ；另一方面，國家戰略、產業政策與意識形態結構又不斷試圖突破既有的世界體系分工位 置。在工業化初期，大陸透過自我累積抵抗「中心」對發展權的結構性擠壓，其代價則是 工農業剪刀差的長期存在，生產資料部門在剩餘分配中佔據主導地位。 改革開放之後，大陸進一步進入世界市場，資本與技術稀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但同 時，也不得不承受發達國家轉移而來的負外部性，例如環境壓力的加劇與貧富差距的擴大 。正是這種自主化的張力，使其在從半邊陲到核心躍遷的過程中始終充滿衝突、調整與波 折。 改革開放後，大陸進入世界市場，資本與技術稀缺有所緩解，但也不得不承受已開發國家 轉移而來的負外部性（如環境壓力與貧富差距擴大）。自主化的張力，使我國在半邊陲向 核心躍遷的過程中充滿衝突、調整與波折。 那麼，我們不妨追問：倘若一開始大陸也如台灣一般，以更低的政治主權換取外部資源與 市場准入，是否就能在規避自主現代化巨大成本的同時取得成功？問的更具體：倘若一開 始大陸與台灣一般，向西方世界「獻土納貢」、「輸誠歸降」。縱使尊嚴「稍顯」不足， 也可以厚植實力，以圖東山再起。這樣是否可行呢？這問題過於宏大，筆者亦難給出確定 答案。但歷史恰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供對照的想像空間。 1943年，為應對汪偽政府與日本所謂「廢除」既有不平等條約的政治操作，美英等盟軍才 相繼宣布廢除一系列對華不平等條約。二戰勝利後，為填補中美關係中的“條約真空”， 雙方簽訂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以形式上的平等賦予兩國彼此“門戶大開”的權 利。然而，在當時中國孱弱的國力條件下，這種名義上的互惠很快就淪為事實上的單方面 讓利。 500 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艱苦卓絕、最為持久地抗擊法西斯勢力，但所換回的戰後成果卻 並未與其付出相稱，反而在某種意義上重演了一戰後的「山東問題」。所謂戰後以「四警 察」之名主導國際秩序的承諾，當與最核心的「警察」美、蘇衝突時，只剩下了空談。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一個佔據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國家想要透過搖尾乞憐來獲得殘羹冷炙 本身就是不切實際的妄想。對於佔據價值最大份額的中心國家來說，“在人類物質生產沒 有一夜之間突飛猛進的前提下，你想喝口湯，我們豈不是連肉都吃不上？” 或許這就是答案，叢林法則並不會在文明的溫情脈脈下黯然失色，只會在現實利益面前一 次次地展示它的「鐵律」。當民國政府主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時，美西方並不會因為同樣 「遏制共產主義」的目的而對中國放鬆。相反，國民黨當局寄身於中國的東南一隅時，美 國也不會因為蔣介石政權被絕大多數中國人所拋棄而停止扶持。 從來就沒有無緣無故的友善與敵對，1945年美軍飛機轟炸台灣，數年之後美國援助卻也不 斷湧入。看似相悖的行為來源自同樣的原因──利益，歸根到底只有利益，現實主義才是 美帝國對外政策的基礎。 我們可以假設，設若整個中國大陸從地球上暫時消失，龐大的國土變成了一片汪洋，那麼 美國會如何處理台灣呢？是繼續扶持?還是立時拋棄?筆者揣度，更有可能的是視若無物， 因為這樣的台灣，不再具有地緣政治上的遏製作用，不再是美國在世界島上為防止“共產 主義擴散”而埋下的“楔子”。 而台北，正如特拉維夫、布隆方丹一樣，它體現的正是離岸平衡手用以防止舊大陸反對歐 美霸權的地緣政治考量。龐大的「共產中國」對於「自由世界」威脅消失殆盡，台灣又如 何在美國面前彰顯其價值呢？ 所以，台島的現代化道路非但不存在推而廣之於全中國的可能性，反而更像是我們民族國 力孱弱、尚未真正開啟自身現代化道路的一種歷史象徵。這條道路所帶來的成果，恰恰來 自對多數中國人發展空間的打擊與封鎖。 1949年之前的現代化道路，本質上正是放棄主體性、轉而選擇依附的結果；它在台灣的階 段性成功並不能證明這條道路的正確性，反而恰恰反證了：對於整個中國而言，獨立自主 才是發展的根本答案。 台灣的現代化道路只是發展方式的差異嗎？ 道路差異，從來不是可歸結為技術問題的政策差異，更不是現代化敘事中那種可被輕易簡 化為「對錯」的價值判斷。道路差異是世界體系結構內部不同嵌入方式的分化，是不同歷 史主體在中心－邊緣秩序中所作的不同選擇。正因如此，兩岸經驗的分殊不只是發展階段 的不同，而是一種深層的結構性張力：一種是依附性的融入，另一種是主體性的突圍。 依附性的融入從一開始便自帶某種「托底」機制：在大陸堅定以主體性推進現代化的同時 ，台灣卻可以相對優越地跨過一系列社會改革與政治改革的門檻，以一種「在岸者」的視 角審視大陸的發展歷程。 明明對舊日地主進行「贖買」即可實現的改革，為何需要轟轟烈烈的土改？地方宗族與會 道門不也是基層組織，為何必須取締與打擊？娼妓與毒品固然能帶來政府收入，若加以取 締而引發次生社會問題又當如何？簡體字為何要推行，掃盲班究竟有多大效用，赤腳醫生 是否反而會帶來更多隱患——凡此種種，足可見兩岸不同的發展歷程，如何在現代化路徑 的理解上製造出深刻的歧異。 500 公允地說，伴隨著台灣地區經濟的騰飛，的確有許多問題並不需要像大陸一般依靠“砥礪 自身”，甚至某種程度上的“對內剝削”才能解決：社會福利的擴展、公共服務的改善， 乃至生活水平的提升，都更容易在外部援助條件下獲得相對容易的實現。 然而，「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當放棄激進的土改，轉而對附隨日本殖民政權的地主階 級進行拉攏與恩庇之時，又何曾想到，日後掌握政權的恰恰會是台灣的分離勢力？ 當保護了從大陸逃來的「反動會道門」時，又何曾想到，他們會在地方社會中演化為公廟 勢力乃至黑道、邪教的溫床？ 當對日本殖民的流毒清肅未靖時，又何曾想到，在台灣，否定自身「中國人」身分竟會逐 漸成為一種「潮流」？ 500 依附性的發展固然可以使人暫時「逃脫」現代化的考驗，但歷史從不允許任何政權真正免 修這門課程：你所繞過的社會重整、政權下達與認同再造，總會在某個不經意的時刻，以 更隱蔽、更尖銳的方式要求你補上這份「功課」。 國家從來不是一個超階級的中立工具，而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毫無疑義，國共兩 黨都曾以“民族復興”為政治目標；但問題在於，它們所倚靠的“民族”之“民”，究竟 是指十里洋場的精英階層，還是在漫漫鄉野的的普通民眾？ 普蘭查斯指出，國家並非全然超脫於社會之上，而是階級鬥爭不斷作用下、不同社會力量 在特定歷史條件中形成的結構性均衡。所謂“民族復興”，從來不是抽象共同體的意志， 而往往對應著具體的階級聯盟與利益結構。 依靠誰？為了誰？從“景明樓事件”到對駐台美軍性犯罪的“息事寧人”，民族尊嚴自然 是要讓位於“政治上之特別考慮”（曾任台灣地區外事部門首長的錢復原話）。只要無礙 “國際觀瞻”，只為勿使“友邦驚詧”。推而廣之，現在的台灣當局的“產業合作”，何 嘗不是再一次的“寧與友邦不與家奴”嗎？ 500 在台灣，這種同大陸利益結構的偏差，最終不可避免地外化為國家與民族認同的撕裂。認 同並非純粹觀念的選擇，更不是可以憑藉教育宣傳隨意塑造的心理現象；它在根本上植根 於兩岸的利益區隔及其製度化形態。台獨論述與民進黨當局所建構的資訊繭房，並非偶然 的觀念誤導，而是這種利益分化在意識形態層面的必然產物。 大陸的軍事與科技發展日益進步，台灣的「安全焦慮」就能更快的轉化為美製武器的傾銷 場。大陸的產業層級不斷提升，台灣的支柱產業就愈發成為遏制大陸的「關鍵殺招」。對 統一的和平措施被視為“文攻”，對境外幹預祖國統一的反制被看作“武嚇”。不是台灣 人民選擇了“台獨”，而恰恰是台灣分隔於祖國大陸的現實塑造了“台獨分裂思想”，而 “台獨分裂思想”蠱惑了台灣人民。 500 因此，兩岸不同的現代化道路並不能被理解為某種「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浪漫化敘事 。分裂本身就是利益區隔的固化：少部分中國人被置於體系的櫥窗位置，透過外部秩序的 扶持獲得相對優渥的發展回報；而絕大多數中國人則必須在封鎖、遏制與自我積累中支付 現代化的龐大代價。 分裂並不會必然導向多元，它往往在利益區隔中不斷固化自身，加深對立，並造成認同與 歷史敘事的斷裂。台灣經驗所證明的並非「另一種現代化」的可能，而是依附性發展所伴 隨的主體性消解的必然後果。 歸根究底，「台灣奇蹟」對大陸而言並非可複製的道路；在「複合相互依賴」日益讓位於 地緣政治精算的當下，這一敘事也應逐漸褪去光環。相較而言，唯有以內生式主體性現代 化突破世界體系的等級秩序，才可能為中國乃至更廣大的後發國家開闢不同於霸權中心敘 事的現代化前景。 這種前景並不意味著孤立主義，也並非拒斥全球化，而是在參與全球體系的同時，堅持戰 略自主與制度主體性。在承繼西方的先進技術與經驗的同時，審慎的處理資本主義帶來的 現代性後果，拒絕將發展權交付於中心國家的「善意」與「許可」。 台灣經驗的歷史意義，正在於它以最鮮明的方式使我們反省：依附固然可以帶來增長，卻 無法產生現代化的主體；而沒有主體性的現代化，終將以另一種方式回到依附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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