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就殺人懺悔 死者家屬：佩服你但不原諒 時間： 2013-09-03 09:21:52 來源： 中國新聞周刊 　　我們為什麼懺悔 　　開始有人為自己曾經的罪與惡懺悔，最近越來越多。 　　或許我們更多應該思考，是什麼讓普通的他們成了作惡者。 　　文/劉丹青 　　一個冬至日，王冀豫給父親燒紙，和往年一樣，他燒的時候多點了一堆，給另一個人 ，張宏(化名)。 　　也和往年一樣，父親的紙燒起來了，張宏的卻一直點不著，“不用你原諒，我欠你的 ！我都認了，你別跟我過不去了！”他急了，跺腳大喊，火一下子躥起來。 　　那是2009年，王冀豫第一次公開懺悔。他殺過人，叫張宏，文革武鬥時打死的，當時 他16歲，張宏21歲。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張宏死後，王冀豫多了一個習慣：吃包子。 　　一頓一斤，一天三頓，從1967年8月5日到9月18日，吃了整整一個半月。包子一斤8毛 ，多的時候一天10斤。 　　另一個變化是掉頭發，一抓一把。他夢見自己躺在一塊木板上，木板很窄，下面深不 見底。一個女人告訴他：“你要在這兒躺一萬年。” 　　16歲的少年，聽了這話坐立不安。 　　這之前王冀豫不信邪、不認命，一張黑臉，什麼都不怕。從小在北京部隊長大，父親 是部隊高官，他打架鬥狠、偷雞摸狗，身邊永遠跟一群小混子。 　　那一次武鬥改變了他。 　　那天，幾個紅衛兵正把一個男孩打倒在地，一下一下踢他的頭，他們穿著皮靴，踢得 王冀豫一陣不安，“別踢了！踢死了！”他上去抱住男孩的頭。 　　一個紅衛兵一把拎起他：“他是階級敵人！你怎麼站在敵人一邊？”“敵人”兩字一 出來，王冀豫沉默了，“我怎麼護著敵人？” 　　他覺得一陣羞恥。1967年，文革正風起雲涌，“階級敵人”意味著什麼，每個人都很 清楚。5秒鐘之後王冀豫伸了第一腳，他也穿著靴子，一腳踢下去，一陣從未有過的快感 。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47年後，王冀豫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5秒鐘徹底改變 了他。 　　1967年8月5日中午，一個朋友找到王冀豫，“李紅星被四三派捅了3刀，流血過多， 暈倒了！”李紅星是自己人，“四三派”是死對頭。 　　“跟他們拼！”王冀豫拎了一根棍子出門，一起出門的還有二十幾個紅衛兵，他們十 五六歲，棍子、木棒、大鎬人手一件。 　　天很低，一切顯得渾濁，混戰中一個“四三派”男孩掄起一塊磚，劈頭拍向王冀豫， 王冀豫左手一攔，磚落下，不偏不倚正中左手關節，一陣劇痛下他惱羞成怒，“我打死你 ！” 　　他躥起身子，騰空跳起一米多高，舉起棍子頭上一掄。“呼啦”一陣風聲，所有人都 怔住了。 　　男孩卻不敏感，他穿著藍工服，“踏”“踏”“踏”地跑。棍子打在後腦，男孩像一 個肉袋子似的飛出去，彈在土坡上又滾下來，又一棍子，打在前額，“你跑不了了！”王 冀豫大叫，一種快感讓他大笑出聲。 　　血流出來，棍子紅了，男孩一口一口吐著氣，只出不進，血沫子從脖子裏流出來。 　　王冀豫一陣眩暈，他殺人了。 　　一個半月後王冀豫入獄。幾個窩頭一碗菜湯，看不到一個油星兒，可他不掉頭發了。 反而逃亡的一個多月裏他坐立不安，一直躲，又一直等，怕報應，更怕沒報應。 　　入獄的10個月裏，他想不通一件事兒：一切都按主席說的來，主席說革命他就革命， 主席說武鬥他就武鬥，一切都沒錯，卻把人給弄死了。 　　思前想後，有一點很肯定：主席是不會錯的，一定是下面的人弄錯了，沒理解主席的 意思。 　　他不是第一次這樣告訴自己。1966年4月，他在清華看到紅衛兵鬥王光美，她脖子上 挂一串乒乓球，穿著旗袍，臉上涂著紅二團，紅墨水抹了一嘴，“惡心極了”，他不忍心 看下去，“我要是她我就自殺。” 　　他揪住旁邊幾個小嘍揍了一頓，“你們把主席的意思扭曲了。” 　　另一次是1966年11月。“你爸完蛋了，打成走資派了！”路上有人告訴他，回到家， 他沒見到父親，只知道他去喂豬，母親去幹校幹活兒。“這運動裏有壞人”，他想，“主 席不會這樣幹。” 　　“偉大導師，偉大舵手，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在回家的路上，滿大街都這 樣喊，“我當時喊不出口，覺得有點兒肉麻”。 　　兩年之後他沒有障礙了，和大家一起大喊出聲：“毛主席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 陽！” 　　同是大院子女，宋小明也崇拜毛澤東：“‘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 勝利’，看看這個語感，這個節奏，這個遞進關係，這是學問！” 　　毛主席語錄裏許多段落，宋小明背得一字不落。 　　那時宋小明16歲，不上學，不上課，自由又無聊的日子裏，只有打人才給他快感。有 時一個卡車過來，拉上三四十個紅衛兵一起去抄家，他坐在車上，無上光榮。 　　他眼看紅衛兵抄了撒王府蒙古王爺的宅子，出來時一人手上一塊勞力士。還有他的老 師崔顯堂，一個總戴著玳瑁眼鏡的老先生，他集郵，西化教育，冬天打網球，褲衩都是亞 麻的。 　　抄家那天，紅衛兵用鋼絲把老人綁在床上，龍票踩了一地，這東西老人的兒子都沒摸 過，老師氣得連著床一起站起來。 　　武器有很多種，一種叫“管叉子”：一根鋼管兒用機床斜著切開，頭兒是尖的，切面 嶄新，捅起人來又平又快。再就找一棵梧桐樹，把車胎綁在“丫”字樹枝上，裹上石頭當 彈弓。 　　手法也有講究，砍額頭可以，脖子不行；捅大腿要捅外側，不捅內側，因為“外側是 靜脈，內側是動脈”，進了監獄不能招供，這叫“不抬人，不抵人”。 　　宋小明也受過刑，彎下身子，雙手夠到腳趾，一站12個小時，身上一絲不挂，站著站 著看不見腳，眼前一黑，暈倒在地。 　　可他覺得光榮。蹲水牢，半夜提審，他什麼都沒招，出獄後照幹不誤，為送哥們兒件 軍大衣，他拎把刀子硬從別人身上搶下一件。 　　“這是一個江湖”，宋小明回憶說，16歲的他看來，打人是一件正義而了不起的事情 。 　　施暴者vs受害者 　　“施暴者是需要受害者配合的”，吳琰說，“沒有受害者，就沒有施暴者，每一個受 害者都應該懺悔。” 　　她64歲了，眼角下垂，提起少女時代一聲嘆息。 　　15歲時，她花3分錢買過一根牛奶冰棍，吃完之後怎麼都不能原諒自己：“我怎麼這 麼糟糕，受不了誘惑，愧對工農群眾”，她給團組織寫思想匯報，一邊寫一邊流下眼淚。 　　吳琰的父母是中宣部幹部，文革中，中宣部是第一個被打倒的中央部委。幾乎一夜之 間什麼都變了，昨天門庭若市，今天門可羅雀，出門時一群孩子拿石子追著她打：“狗崽 子！” 　　爸爸被關在學校，媽媽關在婦聯，大哥在清華，二哥在北大，一個阿姨被趕回老家， “不許再給走資派幹活兒”，只剩她一個。 　　沒錢吃飯，她拎著袋子到菜市場撿了幾根爛菜葉，批鬥會散場又扛回半袋子凳子腿， 全燒光了火也沒生起來。 　　突然有一天，她看到幾個同班同學走進門來，“熟人”把家裏所有相片扔到地上，七 大櫃子的書，一部分扔進垃圾堆，一部分幾毛錢一斤賤賣了，另一部分投在地上，踩上幾 腳，“資產階級小姐！” 　　她立在房間一角，眼看母親的照片被摔在地上，一個紅衛兵一腳下去，碾了幾碾。 　　她沒有阻止，只是立在那裏一動不動，很多想法一個一個從她腦子裏經過，千頭萬緒 。 　　那不是憤怒，卻比憤怒更復雜，混合著羞恥、不忍、猶豫和費解，“我沒想衝上去護 著那些照片，我老在想是不是我父母真的錯了。” 　　對16歲的吳琰來說，一切都是克制的，包括親情。那個年代裏，親情是“不提倡”的 。 　　她不恨這些紅衛兵，相反，她急切地想讓自己加入進去，想了解他們，跟上他們，接 受這個邏輯，而不是站在一邊。 　　她感到自己站在廣場裏，所有人都很亢奮，你打一下，我就要打兩下；我喊一句，你 就要喊十句更革命的口號。那種吶喊像一種脅迫，“只要跟著喊口號揮胳膊，你就是安全 的。” 　　學校門口，一個同學的媽媽被當街亂打，她是個“地主婆”，掃四舊掃出來的，十三 四個學生你一下我一下，就這麼打死了。 　　死成了一件很輕易、很常見、動不動就會發生的事。和所有人一樣，那時的吳琰不覺 得這一切有問題。 　　平庸的惡 　　1968年末，1969年初，紅衛兵風潮過去，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一切慢慢平靜下來。 　　也有批鬥會，但沒那麼當真了。陜北余家溝大隊裏，批鬥是記工分的，批的男人一天 記10分，被批的男人也一天記10分，10分相當于一個壯漢一天的勞動量。 　　批鬥會當天，姑娘們穿上花衣服，媳婦們抱上孩子，一路高高興興。“今兒鬥爭你？ ”人們笑著問。“哦嘛，運動嘛！要有個鬥上的”，谷志有笑著答。 　　谷志有當過大隊書記，四清的時候被整下臺，這次大隊必須有一個人被批鬥，就方便 地選擇了谷志有。 　　批鬥會上，安排角色質問谷志有，無論他怎麼回答，角色都作憤怒狀，氣氛越來越好 。散會後，谷志有坐到磨盤上休息，社員端水給他喝。 　　一個青年過來了，他叫王克明，北京人，當年因為親屬中多人是批鬥對象，沒能參加 紅衛兵，錯過了轟轟烈烈的武鬥，一直覺得有些失落。 　　插隊第一年，他最受不了的農活兒是種蕎麥時的拿糞。把糞從茅缸裏淘出來，滿滿兩 大桶，用扁擔挑到山上，攙上土和籽種，用手拌勻，“都是‘原漿’，密度比水大多了， 又沉又臭，還有蛆，活的，拿完糞又用手拿窩頭。” 　　農活兒幹得不好，政治上不能也落後，他走上前去：“谷志有！” 　　“哦……” 　　“你他媽不老實！你他媽反毛主席反革命！”幾個問答後，王克明越說越氣，一拳打 中谷志有口鼻，谷志有一聲不吭，鼻子流出血來。 　　王克明心裏一緊，但馬上告訴自己：“他是敵人”。 　　10年裏，王克明從一個知青幹到大隊書記，在余家溝修造淤地大壩，拉了電線，用階 級鬥爭方法抓生產，學大寨，也試驗過高效率的農活兒包幹。那時覺得是“做了點兒轟轟 烈烈的事”，但再沒打過人。 　　但有一點，他不進谷志有的窯洞。見了面，總是比別人更冷淡些。“他有問題”，王 克明一遍一遍告訴自己，理由只有一個：只有他“有問題”，我才是對的。 　　1978年的一天，王克明從收音機裏聽到，階級鬥爭結束了。 　　他突然有種說不出是興奮、松弛，還是別的什麼，那感覺就像過電。之前他不覺得緊 張，一切習以為常，可直到這一刻才發現，那根弦一直在，這時才算斷了。 　　懷疑，從對自己開始 　　王克明26歲時，回北京到《農民日報》當記者，去安徽調查包產到戶。一個農民一把 抓住他的手：“王記者，你是中央來的，你可要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啊！” 　　鄉裏人說得謙卑、緊張，戰戰兢兢：“你說包產到戶好，上面才能讓我們搞，我們才 有飯吃。” 　　大別山很窮，一張竹床一米寬，王克明和一個當地幹部頭對腳睡，房子四面漏風，沒 被子。 　　農民用樹枝條子編成一片一片的東西，糊上泥就是墻了。一家一條褲子，誰出門誰穿 。被子是一團灰突突的棉絮，一個沒衣服穿的老太太，一冬天蜷在裏面。她拉住王克明的 手，淚水“嘩嘩”。 　　王克明開始懷疑自己。10年農村生活了，他信毛澤東，信人民公社，當大隊書記，搞 階級鬥爭，可人民公社卻讓人窮成這樣，“我做的一切有什麼價值？” 　　他想學習，比任何時候都想，路上、桌上、車裏，到處拿著書。有時一件大衣裹著頭 ，一路卡車在走，風在吹，他在看，手上一本王力的《古代漢語》。 　　“南去的大雁，不要對北國的寒冷發出哀鳴，你我觀點如冰炭不能同爐，卻沒有爭吵 ，沒有臉紅。”1974年，這樣的詩在紅衛兵中廣為流行。 　　就在那一年，王冀豫開始學吉他、下圍棋、看俄蘇小說。小說裏俄國也在革命，他至 今清楚地記得一本已模糊了書名的小說的情節：一群大兵衝進農場主家裏，見到他美麗的 女兒，“請你們出去”，姑娘說，一種美好和莊嚴震攝住了所有人，他們真的掉頭離開了 ，走到門口想想不對，“這是革命”，回身大兵們強姦了她。 　　美好的力量，王冀豫也感受過，流亡的日子裏他來到瓊崖，住進朋友家，朋友的母親 是之前是廣播臺臺長，後被打成右派。 　　每天下班後，她都幹幹凈凈地穿上長裙，戴起帽子，一到單位，一切都換掉，挂上牌 子拔草，牌子上是侮辱的話。 　　這是一個幸福的家庭，一家人吃木瓜，說話，爭吵，一切都剛剛好，“我要是沒殺人 就好了”，王冀豫感到一種新的遺憾，這遺憾他之前有過，對張宏，而這次是對自己。 　　他明白了一件事，殺人之後，他和好的東西之間就永遠有了一種距離。越是好，這距 離就越大；反而和惡之間距離是沒有的，而這距離將持續一生。 　　他第一次感到自己也失去了什麼，之前，他一直以為失去的只是張宏而已。 　　這種失去吳琰也感到了。 　　80年代，她回城當了記者。報道一個工人搞出一項個人專利，單位卻壓制他。工人三 下揚州，三打官司，爭取他的專利。 　　吳琰第一次報道後，單位開除了這個工人，他為糊口，只好到大街上擺小攤。吳琰接 著報道，工人的境遇更壞了，沒有工作，各方面的壓力都越來越大，母親自殺了。 　　吳琰第三次報道了他，這次工人連家鄉都呆不下去了，一張車票，跑到廣州。 　　報道得獎了，工人的一生卻徹底改變，“我一直覺得自己是為了正義，為了社會，可 為了什麼，就應該這樣嗎？” 　　她驚覺“為了更大的東西，失去一個生命的幸福，這就是文革思維”，她深深地厭棄 自己，“我到現在還是這樣，總覺得目的是一切，手段是不重要的，可以‘為了什麼，不 惜什麼’”。 　　說出心裏的懺悔 　　從50歲之後，王冀豫突然覺得不安，這不安沒有由頭，幾乎是生理性的。 　　他已經老了，一只眼睛能用，另一只眼睛瞎了，這一生他當過兵，坐過監獄，開過馬 場，當年一起打人的朋友們一個一個的死了，只剩下他。 　　他開始吃不好，睡不著，晚上一個人的時候，他會想起張宏，“他現在幹什麼呢？” 他開始琢磨他。 　　那之後的46年裏，他一直記得張宏，但每次想起他，更多的是自責，有時是不安，現 在人老了，想起張宏，心態是另一樣。46年了，他把張宏已想成了熟人。 　　他跟亡者說話，“我也不比你好哪兒去，我為你這事兒扔出一個眼睛，我也60了，到 那邊咱倆都一樣。” 　　這不安是對張宏，也對張宏的家人。當年他入獄，10個月之後出來，監獄長告訴他“ 張宏父母保你出來的，他們說這是武鬥，你也是一時失手。” 　　但這對父母不願見王冀豫，40多年來，也從未向兒女提起，張宏有一個哥哥，一個妹 妹，兩人對王冀豫一無所知。 　　懺悔的念頭有過，但說出來，對王冀豫來說還是個大事。 　　他開始算命了，這之前他從來不。一只手伸出來，算命先生看了看“你作過大惡”“ 沒有”“你打死過人？”“沒有”“記住，一輩子都不要打人，一打就打死”。 　　坐立不安的感覺又來了，46年前他感受過一次，而這次不一樣，他不會再進監獄，可 他害怕起自己。 　　“我不覺得自己有良心，一直不覺得”，父親葬禮上他意外地哭出來，這一刻他才發 現，自己遠沒有之前以為的那麼堅強。 　　是當年一起插隊的吳琰找到他。“黑子”，她叫他的小名，“朋友們要出一本書，讓 大家共同反思文革中做過的那些壞事，做個懺悔。” 　　這想法一下子擊中他，“沒問題！”他一口答應，“但你要催著我，我這人不會寫東 西。” 　　那是2007年，兩年下來，她打過幾次電話，有時王冀豫說忙，有時含含糊糊，事情就 這麼耽擱著，她突然覺得不對，“是不是他顧慮什麼？” 　　王冀豫沒有顧慮，但家人不許，“事情已經過去了。你說了會惹來麻煩，畢竟是一條 人命！” 　　吳琰激他，“說了寫不寫，你這也是爺們兒幹的事兒？你不是說你一人做事一人當？ ” 　　“寫就寫！”一種羞憤讓王冀豫當場答應。一個晚上，他擰開臺燈，坐在桌前，鋪好 紙，拿起筆，意外的，眼淚一下子流出來。他老了，第一次面對自己的良心，他比任何時 候都更脆弱。 　　文章寫完，發表，幾個月後，一個律師來到他的辦公室，“認識這個人嗎？” 　　一張一寸照，一張戶口本內頁，一張死亡後的照片，三樣東西擺在王冀豫面前，他一 下子想起張宏，非常具體：男孩一口一口吐著氣，血沫子從脖子裏流出來。 　　他本以為46年，他可以，也已經忘了。 　　律師告訴王冀豫，他是死者的侄子派來的，王冀豫說讓我見見他。 　　張宏的侄子已經三十歲了，張宏沒有結婚，沒有孩子，侄子是替父親來的。他告訴王 冀豫兩件事：第一，你可以懺悔，但永遠不要提張宏的名字；第二，你能認賬，我們佩服 你，但永遠不會原諒你。 　　王冀豫說他不要求原諒，他不配，也不能，“多大的罪，你一個道歉就完了？太輕了 。” 　　“道歉之所以難，在于有否定自己的東西在裏面”，王克明說，離開余家溝15年，他 經常回去，卻一直不知道如何面對谷志有。這次他找到谷志有，向他說“對不起”，谷志 有笑了：“嗨，運動嘛！你那會兒娃娃家，懂個甚？” 　　盧曉蓉、吳琰、丁珊、王冀豫、張華、李斌、陸曉婭……32個人，對當年的過錯和作 惡一一作了懺悔，關于出賣，關于沉默，也關于人性。 　　而這些懺悔當中，真正與人命有關的只有王冀豫與楊裏克。 　　“很多真正做了大惡的人是沉默的，直到現在也是。”吳琰說起王冀豫覺得敬佩。 　　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多年來一直在調查文革的死難者，她遍訪民間，搜集名單，而殺 人者往往一口否認，並從小的漏洞下手，推翻王友琴的所有邏輯。 　　王友琴在芝加哥講學時，看到美國的中學生模擬文革，他們戴上紅袖標，拿起鞭子， 模擬現場，讓每一個人喊口號甚至動手：“我覺得這個教育很好，它讓你親自感受，你在 那樣一個現場是什麼狀態，會做什麼，那一刻你的人性是怎樣的。” 　　而在中國，關于文革的反思仍然艱難。 　　2013年，張紅兵公開懺悔，文革時他舉報母親“反革命”，致使母親被槍決。 　　“了不起，多大的罪，他敢認！”王冀豫尊重，但也後怕：“我不知道如果我的母親 是反革命，我會不會舉報？我想我大概會的。” 　　“我沒有做更大的惡，只是因為沒有機會”，想到這一點，他感到一種更大的不安： “不是因為你不會，只是因為你運氣更好。” 　　吳琰也跟朋友談起過說出懺悔，10個人當中，6個人拒絕了，吳琰沒有再強求，“你 不能追，不能要求，更不能強迫，懺悔是一件非常個人的事情。” 　　她理解他們的抗拒。 　　親身走過，她知道選擇作惡那一刻，人的無奈、軟弱和被動：“人性本來不惡，但在 那樣一個廣場裏，所有人的生存恐懼都被調動起來，你不舉報，就有人舉報你，在施害和 被害中你只能選擇一個，很多人就這樣不得不等而下之。” 　《我們懺悔》書稿出來， 厚厚一摞，“我們只說自己，”宋小明說，“那都不是違心的。”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13-09/03/c_125306887.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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