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新聞】八大工業國組織(G8)領導人峰會5月18至19日召開。此次峰會東道主奧巴馬 還特意選在了戴維營(Camp David)召開。然而，俄羅斯總統的首次缺席，已令G8峰會陷 入了尷尬境地，更有聲音指出，沒有中國加入的G8峰會根本沒有意義。觀察人士不想全 盤否認G8峰會的存在價值，也不想果斷判斷中國是否應加入G8。但G8意識形態霸權確已 走向終結，思考“協調與合作”才是務實的選擇。 G8無法再現第三次“戴維營會議” 戴維營真正名垂青史、享譽世界還要得益于它是兩次著名的“戴維營會議”的見證者。 其一，1959年9月25日至27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與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戴維 營進行了為期3天的非正式會談，雖未取得任何實質性的成果，但這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 試圖走出冷戰禁錮的初步嘗試，為美蘇兩國通過以首腦會晤的形式來解決國際爭端和雙 邊關系問題開創了歷史性的先河。其二，1978年9月6日至17日，美國總統卡特、埃及總 統薩達特和以色列總理貝京在戴維營進行了為期12天的三方秘密會談，誕生了以色列與 阿拉伯鄰國這對冤家宿敵之間的第一份和平協議，由此也打開了通往中東的和平之門。 戴維營也因此被贊譽為“和平圣地”。 此次G8峰會的舉辦，奧巴馬特別從原定的芝加哥改到戴維營，或許也是有意取戴維營之 “氣”，讓G8峰會能夠在歷史上記下一筆，然而，這恐怕終是黃粱一夢。且不說，重登 總統大位的普京缺席，這也是俄羅斯總統首次缺席該會議。普京這個意外之舉，難免讓 人覺得給了東道主奧巴馬一巴掌。而且，其他七國大佬各懷心思，沒一個是真心實意來 處理問題的。 先看東道主奧巴馬。奧巴馬是個理想主義者，或許他真有遠大抱負，但回到現實，G8峰 會是11月美國大選前的秀場之一，他需要在最后幾場秀中穩定發揮，力保連任才是第一 要務；同樣把這里作為重要秀場的就是新上任的法國總統奧朗德。奧朗德上臺伊始，一 系列國際活動便接踵而至：最為緊迫的便是G8峰會、北約峰會，以及6月的G20峰會，這 是他的政壇首秀；日本的野田，才從美國訪問回去沒幾日，出席該峰會無疑是他內閣民 調支持率跌至新低谷時刻的另一次重要外事活動；“鐵娘子”默克爾早早的就G8峰會和 北約峰會發表了政策聲明。她和奧朗德的見面值得期待。法國大選中，奧朗德提出對“ 財政契約”進行重新談判，實則是對德國一貫主張的財政紀律提出挑戰，威脅到默克爾 在應對歐債危機中的領導作用。幾年來，默克爾好不容易習慣了薩科齊“喜劇演員”般 的豐富表情，將如何面對“死板的”奧朗德？余下的英國首相卡梅倫，才走馬上任的意 大利總理蒙蒂(Mario Monti)，恐怕在G8峰會上也不過是走走過場；而對于哈珀，在八國 集團這個“富國俱樂部”里，加拿大始終都處在“配角”的位置上，不過哈珀會說點什 么，讓大家知道他的存在。 近年來，G8峰會的議題不可謂不豐富，經濟可持續與平衡增長、改革國際金融機構、促 進全球貿易增長等都是長期議題，此外，像去年的G8峰會集中對阿拉伯局勢的討論，而 核不擴散、反恐以及阿富汗、伊朗和中東問題、氣候變化、全球糧食價格暴漲、能源安 全等等都曾涉獵。但觀察人士發現，正是在G8這種“認真負責”的國際主義精神下，世 界總是出問題。 沒有事情給弄出事情，有了事情給弄成大事情，而沒有一件事解決好的。比如說阿富汗 問題，傷亡百姓超過百萬，然而G8峰會上從來都是賴這個、賴那個，就是不說阿富汗戰 爭究竟是怎么出來的，為什么打了十年都解決不了，為什么阿富汗政府越來越亂…… G8峰會有無繼續存在的必要？ 有人說，一年年的G8峰會就是這樣開始一輪輪的“導致問題，解決問題，解決不了問題 ，炒大問題，再推卸責任”的過程。那么，既然如此，G8峰會是否還有繼續存在的必要 ？ 在觀察人士看來，并不想全盤否認了G8峰會的存在價值。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時， 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形勢一度惡化，接連發生的美元危機、石油危機、布雷頓 森林體系瓦解和1973—1975年的嚴重經濟危機把西方國家弄得焦頭爛額。為共同解決世 界經濟和貨幣危機，協調經濟政策，重振西方經濟，G8峰會應運而生。不可否認，G8峰 會的作用是實實在在的，也是十分重要的。G8峰會在經濟領域具有強大協調和促進功能 。但近年來，G8峰會跑題了，經濟議題已非重點。有人說，自G20峰會出現后，G8峰會的 經濟論壇性質被淡化，其政治色彩變得更加濃厚。 在G8峰會“變質”的過程中，曾經“富有”是G8俱樂部最耀眼的標簽，而如今，除了加 拿大和俄羅斯的經濟因為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而受益外，G8其他成員均債務纏身。可以毫 不夸張地說，G8已經成為一個“債務國俱樂部”：美國，政府債務總額已觸及14.29萬億 美元的法定上限，約占其GDP的96%；而“歐豬五國”（希臘、愛爾蘭、葡萄牙、意大利 和西班牙5國名稱首字母組合為PIIGS）來勢洶洶的主權債務危機讓歐盟各國領導人愁眉 不展；再看日本，其財務省5月10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1財年年底（2012年3月31 日），包括國債、借款和政府短期證券在內的日本國家債務余額為959.9503萬億日元（ 約合12萬億美元），創歷史最高紀錄。與2010財年年底相比，一年內日本國家債務余額 新增35.5907萬億日元（約合4,466億美元）。以人口分攤，平均每個日本人負擔約752萬 日元（約合9.4萬美元），而上述債務還未包括日本各地方自治體的公共債務。 如果說，G8峰會的存在依然走著“政治路線”，那么，G8峰會的意義已遠不及G20峰會， 在2009年的匹斯堡G20峰會上，二十國領導人聯合聲明已經宣布G20已取代G8成為全球經 濟合作的主要論壇。但從另一角度看，從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至今已經來到第5個年 頭，但危機把西方國家依然弄得焦頭爛額，如果未來的G8峰會能為共同解決經濟危機、 協調經濟政策、重振西方經濟而存在，那么G8峰會仍然有存在的價值。畢竟G8峰會是具 備在經濟領域協調和促進的強大功能的，如果G8峰會能回歸到它的根本，相信作用仍將 是實實在在的，也是十分重要的。 中國與G8“性格”不同 早在2008年，《經濟學人》前總編輯艾默特(Bill Emmott)就曾提議，應把加拿大從八國 集團除名，以給正在崛起的中國和印度騰出位子。但問題是，中國是否應該加入G8呢？ 眾所周知，G8的前身實際是G7。20世紀70年代，為共同解決危機，重振西方經濟，1975 年7月初，法國首先倡議召開由法、美、日、英、德和意6國參加的最高級首腦會議，次 年加拿大加入。 成員國的國家元首每年召開一次會議。俄羅斯于1991年起參與G7峰會的部份會議，一直 到1998年的伯明翰（Birmingham，英國城市）峰會上俄羅斯才正式加入。 然而，雖然G7變成了G8，但當時有些會議還是在七國間進行的。2001年前，G8峰會都會 發表兩套不同的文件：一份是涉及所有經濟和金融問題的八國集團公報；另一份是只針 對國際金融問題的七國集團宣言。這樣的原因是，嚴格地講，所謂G8，并非一個嚴密的 國際組織，以往被稱為“富國俱樂部”。不過由于俄羅斯經濟不算發達，所以在經濟部 長會議上，俄羅斯不是與會成員，有時八國集團又被稱作7+1。 俄羅斯地位的尷尬是一個參照。這里并非是說，中國實力的懸殊，而是，“富國俱樂部 ”，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霸權，而中國的定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加上，國情不同、政 體差異，出發點和關注的問題都不一樣。中國如果加入G8，就是驢唇不對馬嘴。 更何況，G8是一種特殊的國際組織形式。G8不具備法人資格，也沒有常設秘書處，G8更 不能采取任何強制性的措施。G8與聯合國、世貿組織、世界銀行等性質完全不同，中國 亦不需要，也沒必要在這樣的組織形式下力爭話語權。 事實上，前幾次的G8峰會上已經證明了，中國在G8中擁有了一定話語權，這樣的結果， 并非老牌富國集體開恩，而是經濟實力大增所致。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中國的作用已 被廣泛認可，隨著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比重不斷增大、在國際政治中的影響力逐漸提高， 越來越多的國家已認識到應對全球性重大課題離不開中國的參與。不管中國是否是G8中 一員，其更多參與國際事務的趨勢是不可阻擋的。 在全球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的作用凸顯而出，G20的地位已空前上升。包 括中國、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的二十國集團在全球經濟局勢上展現出越來越重要的 作用，受到了全球的關注。而事實上，G8＋5會議也經常是為下一次G20峰會做好準備。 法國前總統薩科齊曾在聯合國援助峰會上表示，G8已經過時，要解決金融危機，必須有 中國、印度、巴西和其他新興國家共同參與。G8就像是一個失落的貴族，看著變化的世 界無能為力。 既已如此，已有G20，中國又何必加入落幕的G8。 國際體系演變 “唯我獨尊”已落幕 早已沒有人期待G8峰會能有多大成果，但是G8領導人依然顯得興致勃勃。原因何在？正 如奧巴馬此前曾說過的，“我們（指美國、英國和整個西方）生活在一個主要由我們建 立的經濟全球化的世界中”，我們“仍然是全球行動的最大催化劑”。正是這種依然“ 唯我獨尊”的心態支撐著G8峰會的延續。 與“唯我獨尊”形成對比的是另一種心態。梳理G8峰會會發現，2003年，中國主席胡錦 濤應邀出席了當時在法國召開的八國集團同發展中國家領導人的首次對話，并發表重要 講話。而后，從2005年到2008年，連續4年，胡錦濤都堅持參加。一直到，2009年，由國 務委員戴秉國代表胡錦濤出席，而也就在這一年首次以G8+5發表共同宣言。 不難看出，中國實際上是非常積極地，而又看重與八國集團的溝通和交流。中國外交部 部長助理崔天凱早在2006年就曾說：中國和八國集團關系，想借用一句東盟國家說的話 ，“對這樣的關系，我們有舒適度，八國也有舒適度”。崔天凱在回答“中國是否計劃 加入八國集團”的提問時表示，中國對與各種國際地區組織開展合作持開放態度，但合 作形式沒必要采取統一模式，可有各種方式，中國更注重效果。 這即已清晰表明中國的立場和態度。 從G7、G8到G8+5直至G20，這一軌跡已充分反映了世界秩序變化趨向，國際體系演變已進 入自二戰結束以來最為深刻的歷史新階段。在這樣的階段下，“唯我獨尊”已經站不住 腳了。戴秉國在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框架下的戰略對話中提出，中美不搞“兩國 集團”（G2），不搞中美主宰世界，也不搞中美沖突對抗，但可以搞“兩國協調”（C2 ）。雖然C2 是對中美而提出，而“協調與合作”是中國面向世界的共同模式。 去年美國信用評級近百年來首次遭下調，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持續惡化，挪威發生死傷慘 重的槍擊爆炸案，英國爆發幾十年未見的大規模街頭騷亂……種種困境和亂象表明，在 國際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下，西方正在經歷深刻的制度性危機。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偏離 平衡越來越遠，以至發生結構性危機，將導致經濟的、政治的、社會文化的無序的動蕩 。“華盛頓共識”開始失去主導地位，凸顯了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不穩定性，美國式資 本主義已從神壇上跌落下來。往嚴重里說，資本主義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積累模式已 逐漸陷入僵局，資本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已達到了極限，西方政治模式和意識形態霸權已 經走向終結。低下“唯我獨尊”的頭，思考“協調與合作”才是務實的選擇。 http://global.dwnews.com/news/2012-05-18/58737347.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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