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文╱楊佳嫻　 蔡康永，一個此刻在台灣炙手可熱的才子與頑童。跨足文化界與大眾媒體，《康熙 來了》的哈拉打屁、《真情指數》的深刻意義，《兩代電力公司》的挑戰禁忌，可活潑 搞笑，也可深沈嚴肅的蔡康永，猶如變色龍般有著多變面貌。這位出身上海繁華世家的 權貴少爺，在白先勇〈永遠的尹雪艷〉描寫的那種場面下長大，他說他和海有特殊的緣 分；手上有4個電視節目卻說電視連續劇是最沒意義的東西之一；他說死前一定拍一部色 情片，還要為所謂的「壞學生」成立一所學校...這不是蔡康永的生死遺書，但要讓妳看 到不一樣的蔡康永。 Q：在你的成長過程中，處在一種上海富裕家庭的氛圍中，見識過許多白先勇筆下「泡在 福馬林裡」的「台北人」，在這樣的成長背景裡，你如何看待台北這個城市？ A：我從小在一種跟其他人不同的環境中成長，家裡有許多規矩，白先勇〈永遠的尹雪 艷〉寫的那種場面，對我家來說真是稀鬆平常。比如打麻將好了，就像白先勇寫的，配 牌搭子是很重要而且頗困難的一種工作，主人得對這些賓客的脾性一清二楚，快的不能 配慢的，否則就影響了社交玩樂的興致了。然後，每到下午4點，一定要上點心，讓客人 休息一下。來到台灣以後，上海的經驗在我家是一直延續的，我一出生就是浸染在這種 氣氛中，成長過程中並不感覺到有什麼斷裂感。其他還有一些習慣，好比牌桌上現金交 易，這對我家來說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打牌我們都是用籌碼，不會大剌剌把錢拿出來； 或者我看台灣人請客，怎麼主人點菜，點個五道好了，就跟服務生說「夠了」、「先這 樣就好」，上海人一定是主人拼命點，客人拼命攔阻，這可以說是講究「排場」的表 現。 我家還有什麼皮沙發、望遠鏡之類的東西，別人家都沒有，後來才知道是從船上搬來 的。那個望遠鏡拿來一看，嘿，可以看得好遠好遠，可是在都市中生活根本不用這些 嘛，很不搭的。或者是換了拖鞋才能進別人家，這對我來說也是不可思議，那些太太小 姐們在社交場合常常穿著絲旗袍，一沒有高跟鞋，比例就怪怪的了。不過現在我比較習 慣這些事情了。 在我看來，台北是個個性不太鮮明的地方。有很多東西都彷彿是上海的遺跡。像總統府 那樣的建築風格，跟上海的歐風洋樓差不多啊。當然，今天如果是一個本省人來看，特 別是老一輩的，可能看台北就覺得處處是日本的遺跡。人永遠不能看到全部，總是依據 著自己的價值觀、經驗來選擇觀看角度。不過，個性不強也意味著，台北接觸異文化時 的阻礙較少。 Q：你曾提過你過去是個扁迷，後來陳水扁第二次沒選上市長，你也就很少公開談政治 了。你自己的出身會影響你在這方面的看法嗎？ A：這個還是可以放在上海的例子來說。上海和北京不一樣，北京是個政治性格濃厚的城 市，上海是個商業都會，它的國家性格並不強。就這一點來說，我可能是符合上海人 的。 Q：在幾次訪問裡，你都提到自己在大眾傳媒不會待太久，或者再三五年，就想離開電視 圈去寫作、去拍電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A：其實，很多在電視圈工作的人，應該都跟我有類似的想法吧。電視圈的工作容易讓人 活在一種假象中，也容易產生倦怠。透過大眾傳媒的力量，要獲得影響力是很容易的； 可是，擁有影響力，並不代表你就是對的，也不代表你做的事情就是重要的。像是電視 連續劇好了，超多人愛看，關心劇情發展，我卻認為那是最沒意義的東西之一。不少文 化人都曾經涉足電視圈，我想，電視要產生意義是比較困難的，文化人想透過電視媒體 傳遞訊息，成效恐怕也不彰。有一點倒是可以做到的，就是品味的改變。過去講到綜藝 節目，大家可能只知道有張菲、胡瓜、吳宗憲的主持方法，我希望能夠帶來不一樣的視 野。 Q：你主持的電視節目中，自己最喜歡哪一個？ A：我主持的電視節目中，《康熙來了》是打屁哈啦，不是尋找意義，《真情指數》才是 尋找意義的。我自己最喜歡的節目則是《兩代電力公司》，除了可以呈現世代差異之 外，重點並不是在於「溝通」，而是希望能讓年輕人談談自己的想法，往自己認為對的 方向走──這也就是人生的過程。畢竟，台灣社會是不太信任那些不符合體制要求的「 壞孩子」的。 美麗佳人雜誌 四月號 -- http://www.wretch.cc/album/LESLEYLA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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