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南﹕喧囂時代的孔子──讀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 2009-07-07 迦南 文匯讀書周報 點擊: 335 http://news.guoxue.com/article.php?articleid=21705 《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 〔美〕列文森著 鄭大華任菁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中國知識分子的焦慮不安﹐常常來源於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深層斷裂。這一點﹐在重讀列文森的《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時﹐反而代替了對其結論的認可或批判﹐最先進入我的視野。對於擔負道義責任的知識分子而言﹐無論采用什麼樣的學說﹐他們需要做的﹐無非是將個人道德與國家命運相互寄托﹐找尋出口。然而﹐世事往往不如人願﹐“三代之治”長久地隻能作為一個遙遠的神話﹐不可復制。在大多數時候﹐中國的知識分子是激奮而憂愁的﹐因為他們的處世之“道”與所處之“世”之狀況始終呈現令人擔憂的錯位﹐這種擔憂促使著他們面對變化的形勢﹐不斷探究道德體系與國家秩序之間的協調。 史華慈曾歸納過儒家思想的幾對極點﹐其中一對就是“修身”與“平天下”。與列文森類似﹐史華慈也格外注意到將二者相互融合時﹐知識分子內心所產生的悲劇感。儒學將自身的力量訴諸道德約束力﹐所謂“君子不器”。在列文森筆下﹐清初的經驗論者從根本上對接受西方科學毫無理論幫助﹐即使表面上他們具備某種踐履性的準備。當西方文明全面顯示出它的優勢時﹐中國知識分子很難從自身的傳統中找到與之相抗衡的價值體系﹐甚至找不到正面接受它的合理解釋。其中總是矛盾重重﹐理智與情感兩相分離。於是﹐列文森的悖論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無法跨越的障礙﹐他們對傳統的認同缺乏向往現代的理性依據﹐而對西方現代文明的向往﹐又缺乏感情上的支撐。如何解救時代的困頓、國家的苦難﹐又能將傳統視為一個來自過去又融入現在的思想體系﹖列文森對西方沖擊之下中國知識分子心理困境的分析﹐正是他有別於他的老師費正清的地方之一。 許多人將列文森與費正清一同歸為“沖擊－反應”模式的代表﹐但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們的差別。列文森顯然添加了更深層的人文關懷﹐他的意思﹐不僅僅是機械的將西方的影響作為拯救中國的惟一良方﹐而是把這一過程中中國人面臨瞬息萬變的世界而產生的危機感和幻滅感﹐作為一種思想史意義上的推動力﹐來討論中國歷史的走向。在中西碰撞的時刻﹐中國知識分子面臨無數可能性﹐他們有自由選擇各自的立場﹐而最終卻沒有人獲得成功。他們寄望於對傳統采取某種姿態﹐能與西方文明順利連接﹐獲得尊嚴。他們所主張的與真正認同的歷史與價值也許是分離的﹐需要的是以一種重識過往的態度來獲得新的思想資源。 在他們心中﹐未來社會的藍圖也許產生於傳統與民族主義的結合﹐或者分離。但無論如何﹐首要目標仍是重新確立什麼是中國。中國在地理和思想意義上的世界地圖中﹐居於什麼樣的位置﹖當“天下”成為過去﹐全球主義造成的危機意識不僅帶來心理上的失落﹐亦無法解決構成當下人們生存狀況的傳統和歷史意義問題。中國在全球歷史的時間序列裡落後了﹐那麼﹐學習一個“現代”的“西方”﹐是否能治療否定傳統帶來的心理創傷﹖隨著帝制的結束﹐儒學賴以生存並發揮效用的制度場所隨之消逝﹐那麼﹐儒學又將以何種面相進入全球主義的新的現實當中呢﹖列文森敏銳地指出馬克思主義對解決這個問題的有效性。無論從哪一方面看來﹐共產主義都為中國尋求到一條突圍之路﹐它在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同時﹐亦將儒學以光榮的形式送進“博物館”﹐使之成為與現實世界相疏離﹐而又可供憑吊與懷戀的文物。 列文森對儒學的判斷在“博物館”的比喻中塵埃落定。然而﹐“文革”及後來的歷史使列文森這一說法遭遇到不可預測的復雜性﹐還沒來得及作出回應﹐這位天才型的學者便英年早逝。我們不禁想象﹐如果他能夠看到中國近四十年的歷史﹐將會產生什麼新的看法﹖一切線索都僅僅存留在列文森的字裡行間﹐我們隻能從這裡再次回味﹐那些超越時代的真知灼見。 儒學已經死亡﹐還是將要復興﹖這或許是我們自己的問題﹐而不是從列文森的書中尋找答案。今天﹐我們似乎再次看見一個魅力四射的孔子﹐一個在大眾傳媒中以日常倫理的角度獲得重生的儒學。可事實如何呢﹖如果重讀列文森的文字﹐我們就會發現﹐列文森早已睿智地指出了令人哀傷的事實──其實一切都變了。 -- 當一位傳教士決定給新入教的雌企鵝穿上衣服時﹐所有的 雄企鵝都興奮起來。正如僧侶馬吉斯（Magis）記下的﹕ “每隻雄企鵝的鼻子伸得直直地﹐向身著粉裝的那隻年輕 的企鵝小姐靠近﹐仿佛那是一個重力的中心似的﹐看到這 情景你一定會羨慕不已……此時連我自己都感到一陣眩 暈﹐無法抗拒那隻企鵝的吸引力。” ※ 修改:‧spwood 於 Mar 14 14:14:22 2010 修改本文‧[FROM: 210.82.107.*] ※ 來源:‧水木社區 newsmth.net‧[FROM: 210.8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