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c646520100chr6.html?tj=1 0086雜誌的采訪 Q﹕冠中老師﹐我是黃雯﹐是負責這期《0086》的特約記者﹐許久沒見了。知道您前陣子一直在北京和香港之間來回奔波﹐作為一個長住北京的著名國際文化人﹐現在的興趣點怎麼又轉回到了自己幼年生長的地方﹖是因為距離感造成的嗎﹖順便聊聊您最近在忙些什麼﹖又有什麼新的打算和計劃﹖ A﹕我不算國際文化人﹐大不了是在兩岸三地都住過的文化人。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就不曾在香港工作﹐主要在北京﹐也有六年在台北。在北京呆著寫作是我現在的總規劃。另外﹐我當了公民社會組織國際綠色和平的董事﹐算是比較忙的正事。 Q﹕這期雜志的主題是《中國發現中國》﹐作為香港《號外》雜志的創始人﹐這些年來您跨越了諸多行業﹐從事作家、電影、媒體策劃、娛樂產業經營等等。您的這種文化跨界的特殊性﹐以及您的國際化身份﹐一定使您對中國文化有著特殊的體驗和感情。想聽聽這一年來﹐針對中國的文化事件﹐哪些給您帶來比較大的刺激﹐哪些又讓您不以為然﹖很想聽聽您獨特的感受。 A﹕中國的文化創意產業﹐規模遠超過港台﹐充滿變幻的特殊性﹐參考港台經驗的日子顯然已經過了﹐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改革發展自己這個潛力超大卻成績未盡理想的市場。 08年中國事多﹐都有改變人心的文化含義﹐譬如﹕這次奧運後中國人大概很少再會拿東亞病夫來說事﹐結束了一個百年情結﹔汶川地震﹐啟發了很多人去當志願工作者以及成立公民社會組織﹔更多農地流轉農民進城﹔食品安全意識提升﹔大家上了金融股票地產的一課等等。我認為08年是國人心態演變、經驗更新很重要的一年﹐而今年的社會事件的文化影響遠超過個別文化事件。 Q﹕作為一個國際文化人士﹐您怎樣看待西方文化對中國現狀的影響﹖這種影響對中國的發展是更多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A﹕今天的中國不是一個世紀前的中國﹐一個在1908年被急凍的中國人若在今天復活﹐會覺得今日中國非常陌生但又帶點熟悉。康德曾問﹕歷史有真的進步嗎﹖他回答說不好証明﹐但還是有的。我覺得中國女性地位的變化就是例子。我相信絕大部份人細想之下都不願意回到1908年﹐而每一個在看這篇訪談的人也都是現代化的利益共享者。西方文化影響中國是不爭的事實﹐當代中國早就是中外文化的深層混合體。不是隻有“前現代”的傳統文化才算是中國文化﹐由晚清、民國到49年至今的當代文化都已經是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一切有助於形成當代中國主體性的文化都是今天的中國文化。 近年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在制訂國際共同發展規則上將扮演重要角色﹐中外交往應會更加繁密﹐現在要問的是﹕一、如何促進開放交流和混合創新﹐讓世界各地包括西方文化繼續進來﹐同時讓我們的文化出去﹐增加相互理解﹐共同營造和諧世界﹔二、如何保持我們的主體性、保育我們的差異性、滋潤我們文化的特色﹐讓外來文化為我所用。 我認為中國現在越來越有能力同時吸收外來文化、輸出本土文化﹐並強化自己的主體性。 Q﹕中國今年發生了許多事件﹐比如申奧路途的艱辛、抵制家樂福事件等等﹐引起了“愛國人士”同“自由主義者”之間熱火朝天的爭執﹐到了後期﹐上升成了國內精英階層同草根之間的觀念對峙﹐您是怎樣看待這種矛盾的﹖在這種矛盾面前﹐您是個旁觀者﹐還是參與者﹖是否也同您特殊身份有關聯﹖ A﹕我接觸到的國人幾乎都愛國﹐但立場可以很不相同。現在很多的爭執都是跟“稻草人” 的爭執﹕先替假想對手貼一個群體性的標簽﹐然後把對手描述得愚蠢無比而且道德可疑﹐然後攻擊這個愚蠢的對手﹐當然大獲全勝﹐佔盡道德或修辭的制高點。但這隻是在攻擊你自己制造出來的稻草人﹐現實裡的愛國人士、自由主義者、精英、草根都不是隻有一種人或一個聲音﹐也不見得必然是對立。真實裡每一個人都會有判斷失誤的時候﹐但都比對手想象中更高明。 我以自己唯一擅長的方式參與國是﹕寫我的文章。 Q﹕記得您曾經接受一個采訪﹐意思是說﹐香港的文化中有許多傳統中國的元素﹐比如重視國學等等﹐而來到大陸之後﹐發現大陸這邊反倒失去許多傳統的東西﹐對國學不夠重視﹐所以才產生國學通俗演繹家於丹火爆的現象。您是怎樣看待這種現象的﹖能否深刻闡釋一下﹖ A﹕英國式殖民地的其中一種模式是相對放任讓當地社會文化自生自滅﹐加上殖民地香港沒有受到上世紀初大陸五四新文化的正面沖擊﹐也沒有經歷上世紀中葉國家對傳統文化的大力清洗﹐結果很吊詭的反而保留了一部份在大陸已被遮蔽的傳統中國文化。五十到七十年代香港中小學生在學校上中文課都會讀到中國經典包括多篇論語﹐同期的大陸學生卻沒有或隻作批判對象。 Q﹕這種現象是否也說明是一種大國的自信呢﹖也就是“根基”的東西﹐本身就存在這個民族身體裡了﹐已經不需要再繼續強調了。可在香港不同﹐因為全盤西化教育的香港﹐是不是針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一種抓住“救命稻草”的感覺﹖有點象日本人那種島國心理相似。不好意思﹐這個比喻可能不恰當。 A﹕問題不是這樣的。再自信的大國也不可能不去叫下一代學習自己的既有經典文化。 可以說﹐五十到七十年代的中國才是令人費解的有意識的動用國家力量推動“全盤西化” 的教育。 殖民地香港的情況其實較簡單也很好理解﹐社會裡的大量傳統中國成份﹐隻是自然遺留下來的生活方式﹐香港人沒那麼有使命情結。雖然學校要大家學中文﹐很多人覺得英文吃得開﹐還是不肯好好去學中文﹐純是功利考慮﹐但話說回來﹐就算在殖民地時代﹐也有不少家長堅持把子女送去著重中文教育的學校。 Q﹕中國現在一邊發展自己的經濟、文化﹐提高全民素質﹔一邊對外開放﹐承擔在國際上重要的角色。您覺著中國元素在目前的中國文化中是正在消減﹐還是增多﹖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樣的局面﹖假如是消減﹐樂觀的說﹐是否是一種文化“曲線救國”的必經階段﹖ A﹕文化從來不是純粹的﹐現階段的文化是上一階段混雜的成果。現在“最中國”的元素如青花原來自西域。問題隻是混哪些外來文化和如何混法。任何有活力的文化都是要不斷吸取外來文化以求創新﹐重點是要同時保持甚至強化自己的主體性﹐即文化上的自主創新。大家要懂得拒絕文化原教旨主義﹕原教旨主義才顧名思義不需要創新﹐故也不需要新的文化元素。文化發展不是零和遊戲﹐不是依非此即彼的either-or邏輯而是依as-well-as邏輯兼容並包後像毛蟲蛻變為蝴蝶。文化與經濟發展也不是對立的﹐譬如傳統中國文化講究的誠信﹐恰是現在市場經濟健全發展的關鍵元素。我的感覺是﹐因為整體國力增強、生活改善﹐當代中國的文化主體性比過去三十年更旺盛﹐外來文化、傳統文化的元素皆在增加﹐投進來的、挖出來的﹐都可以變成我們的新養份﹐為我所用。 Q﹕您是怎樣看待張藝謀導演的那場奧運大秀﹖從審美到理念的傳達﹐很明顯的帶著中國元素﹐既要表現國際化﹐又要體現民族感﹐這種傳達對我來說是相當成功的。您是怎麼看待這種傳達的﹖ A﹕趁奧運集中世人目光的機會﹐一舉大手筆推出華麗如漢賦的中國總體形象﹐這種傳達是成功的。 Q﹕您認為“中國特色”應該怎樣表達﹐才更容易在國際上被認同和接受﹖是用西方的形式來闡釋東方的內容﹖還是保留東方人的神秘特性﹐自然吸引西方人自動來融入﹖ A﹕兩者都不是﹐兩者恰都是東方主義。大家應該很有自信的認為﹐當前的中國特色己超越了東方西方的二分法﹐不再是非此即彼﹐而是融合古今中外各方文明的新品種。這個新品種雖是混雜的品種卻有自己的“中國特色”﹐已成了我們的新傳統、新主體。當然﹐我們首先應是為了自己而不是別人而創造文化﹐其它人將學習借鑒我們的范疇和問題意識來闡釋我們的文化。 Q﹕比如在日本或韓國﹐我認為這兩個相鄰中國的國家﹐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方面就做的非常好。他們在發展自身建設同時﹐很謹慎地保護自己的文化傳統。這方面對發展中的中國是否該有些良性的借鑒﹖如何借鑒﹖ A﹕我對日本不算熟悉﹐大抵感覺它保護自己文化傳統的意識確比許多發展中國家強﹐但日本早就是發達國家﹐不過傳統文化也要在明治西化國力增強後﹐才反彈回潮﹐我想這與國家富裕不無關系。原是外來的唐文化和佛教文化在日本及宋明文化在韓國﹐都不論源頭的被視為當地文化的態度﹐也值得借鑒。當然有時候外國人也把日本浪漫化了。譬如上世紀將日本禪文化推到全世界最得力的鈴木大拙﹐他那版本的日本禪混雜了當時西方本身的一些另類觀念﹐一片和諧、寧靜、唯美、超脫﹐深合當代個人主義式的性靈胃口﹐誘發了世人對當代日本文化的新想象﹐其實鈴本所建構的日本禪文化﹐跟當年真正的日本禪教不完全是一回事﹐遮蔽了日本禪的激烈宗派性、嚴刻紀律性、對世俗權力的依附性﹐且不說對軍國主義的支持。 Q﹕記得多年前看過您寫過的一本長篇小說《什麼都沒發生》﹐作為一個做過許多“文化實事”的跨界人士﹐居然有著敏感細膩的筆觸﹐很純文學的描述了一個“浪子”的生存態。當時對男主人公的虛無感的體現﹐影響非常深刻。是否在您多重身份的演繹下﹐有著挺沉重的漂泊感﹖您作為一個國際多元化人士﹐是否隱藏著一種缺少根基的感覺﹖您也說過時常忙得沒法寫小說了﹐那麼文學是否是您內心的一種隱痛﹐或者說是一種“尋根”的失落感而觸發的文學創作沖動﹖ A﹕小說所承載的﹐確不是其它文體所能替代。在古希臘﹐悲劇作家與哲學家常互相競爭﹐看誰更能洞悉世情﹐結果是各勝擅場。小說能處理人生曖昧和人性矛盾﹐當代中國充滿著曖昧與矛盾﹐有時候好像隻能用小說去表達。我一直還想寫這樣的小說。很多創作都可能跟創作者的“尋” 和心理欠缺有關﹐但不一定是狹義的尋根。 Q﹕您認為中國還有哪些有價值的東西沒被世人發現﹖ A﹕中國的養身保健之術﹐在華人圈以外雖已漸為世人所知﹐但遠遠未夠普及。 中國近三十年的發展模式﹐亦值得有人做深入研究。 世人也應該多理解一點孔孟老莊。 Q﹕如果由您向世界推薦一個最具中國特色的東西﹐您推薦什麼﹖ A﹕中國養生保健之術。 Q﹕看您對城市建築方面﹐有著很多獨特的見解﹐你能評出在中國“最中國”的城市是哪座﹖ A﹕不能﹐因為我不懂什麼叫最中國的城市。中國本身是個復雜混合體。前現代中國城市最發達是在元代、清代這兩個所謂外族統治的朝代﹐包括北京這樣的政治城市及江南的市場性市民城市。今天﹐僅存的“原生態”前現代中國城鎮都在申報世界遺產或以活人博物館形式搞旅遊﹐這當然有價值﹐但若說它們代表中國就沒有當代意義。不過﹐如果說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些大面積遷拆後重建的嶄新城市﹐你也會覺得不是味道。當代城市雖然受全球化影響程度不一﹐文化上都是混雜的﹐而且都受了不同年代的現代規劃理念影響﹐不宜用“最中國” 這樣的概念去套。還是看看誰宜居、誰宜經濟發展、誰規劃得好、誰把歷史保育得好吧。 Q﹕“中國發現中國”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要發現自信﹐一個民族的自信。有了這種自信﹐一時期的文化符號被遮蔽和隱藏﹐並不說明什麼。長期的自信才能造就一個不怕被抹殺的未來﹐這種民族的自豪感有時候還是挺重要的。這一年的許多變化﹐讓我從一個自由派幾乎成長成了中國的“新左派”。對您來說﹐“中國發現中國”最重要的是發現什麼﹖為什麼是它﹖ A﹕一個民族是要有自信和自豪感。我曾寫過每個地方都要發展自己的問題意識、學自己的歷史、總結自己的經驗並以自己作為方法﹐就是要有主體意識﹐這大概也是中國發現中國的意思。不過我們要小心語言思維的“本質主義”謬誤﹐不要把把復數的中國文化單一化﹐把多文化的民族變成單文化﹐把中國文化主體性和自主創新誤理解為排斥外來文化。今天的中國人沒道理不為自己的民族感到自豪﹐但也沒道理不去承認和克服自己國族的各種缺點。我們要發現的是我們的平常心﹐學會不再仰視或俯視而是平視自己的文化和外來文化﹐我理解這才是文化自信的表現。 細究下來﹐我們知道自由主義者的大部份政治主張都是要在一個國家內實現的﹐所以自由主義與國家沒有必然矛盾。真正的新左派既應是支持弱勢群體也應是國際主義者。近年許多人變成沙文主義式的民族主義者﹐其實他們更多是向著認為文明不可調和、反啟蒙理性、主張中國文化特殊論的新保守主義傾斜。 Q﹕最後一個問題﹐對於2009年的到來﹐您有什麼期待嗎﹖有什麼良好的心願期望實現﹖比如又要遠足去另外一座城市旅行等等﹖ A﹕明年初打算去甘肅的定西和隴東一帶走走。良好的心願是大家更有平常心、執政者多做好事、中國變得更好﹗ （非常感謝您接受我的采訪） -- ※ 來源:‧水木社區 newsmth.net‧[FROM: 119.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