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星另說 　　 　　王紀潮 　　《讀書》今年第四期劉宗迪《飛龍在天》一文﹐指出龍星與農業以及與龍的崇拜有關有一定道理﹐但是把整個龍星升降說成為中國（華夏）觀象授時的依據並演變為龍的崇拜則有問題。 　　劉文所稱的龍星包括了角、亢、氐、房、心、尾六宿。目前所知道的文獻材料談論二十八宿的文獻隻能追溯到周初。雖然近年馮時等人根據河南濮陽西水坡四十五號墓蚌塑的龍虎和星圖推論二十八宿在中國起源的時間是在公元前三千五百年至前三千年（馮時﹕《河南濮陽西水坡四十五號墓的天文學研究》﹐載《文物》一九九 ○年第三期）﹐但並沒有堅實的証據說明當時已經有了完整的二十八宿體系。我認為比較可靠的還是新城新藏的觀點﹐這就是周以前的觀象系統是辰星﹐並依據地域的不同“或為大火（東方的心宿二）或為參伐（即屬今獵戶座的西方參宿）或為北鬥”﹐二十八宿隻是周人的觀象系統（《東洋天文學史研究》﹐中華學藝社一九二五年）《尚書‧堯典》、《左傳》和卜辭材料都說商代崇祀大火﹐就是以大火的出沒觀象授時的証明﹐二十八宿是其後的發展。關於此問題龐樸曾經有文章討論﹐有興趣者可以參看。 　　從考古材料上看﹐各地出土新石器時代的龍還有幾例﹐如遼寧阜新查海出土距今七千多年前用紅石塊擺塑的龍、陝西寶雞北首嶺出土的距今七千年的彩陶龍、內蒙古清水河岔河口出土的六千年前的黃土夯築龍、湖北黃梅焦墩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出土的距今六千多年的卵石龍等。它們不但地域跨度大﹐時間相隔久遠﹐從報道材料上看也都與二十八宿之類的天象無關。所以中國上古龍的形象並不是都有天象的含義。 　　劉文關於龍的天文方面解釋有一定道理﹐但是對於解釋黃河觀象系統之外的地方出土的這些龍而言﹐這就不能令人滿意了。人類學的調查發現﹐初民社會都有崇拜動物的習俗﹐龍具有出入天上、地下和水中這三界的能力不是所有動物都具備的﹐這種創造出來的動物自然最符合巫師需要溝通天地之通靈助手的要求。張光直認為上古的這種龍就是從仰韶文化到魏晉一直存在的巫符號（《濮陽三與中國古代美術上的人獸母題》﹐載《中國青銅時代（二 集）》﹐三聯書店一九九○年）。在我看來﹐張的解釋到目前為止還不足以動搖。 　　 　 　　兩點答復 　　 　　劉宗迪 　　王紀潮先生對拙文的商榷﹐大致可以歸納為兩個方面﹐一是天文學史方面的﹐一是考古學材料方面的。 　　就天文學史而言﹐王先生說“目前所知道的文獻材料談論二十八宿的文獻隻能追溯到周初”﹐這不錯（不過這也不足以証明二十八宿的知識體系到周初方始形成）﹐但龍星紀時的習俗並不需要以二十八宿的成立為基礎﹐故而我關於龍崇拜與龍星紀時制度之間關系的論述也不需要以二十八宿的成立為前提。上古時期﹐龍星周期和方位與農事周期的關系一目了然﹐因此龍星紀時的知識是農耕先民全憑經驗就能獲得的﹐而把周天星座劃分為二十八個區域並據以觀測日月五星的運行﹐則非長期周密的專業觀測不可﹐因此﹐龍星紀時的習俗肯定在二十八宿體系的成立以前早就流行了。我在文章中提到二十八宿﹐隻是為了便於敘述﹐因為在二十八宿體系建立之後﹐龍星就成了這一體系中的四象之一﹐因此﹐為了行文的方便﹐提到龍星就不得不提到二十八宿﹐但從我的文章中絕對讀不出以二十八宿體系的成立為龍星紀時的前提之意。這一點﹐我想王先生是誤解我的意思了。 　　就龍的考古學材料而言﹐王先生列舉了一系列考古發現的與龍有關的材料﹐意在証明並非所有的龍崇拜都與天文學有關﹐這其實正體現了迄今為止關於龍的研究的迷誤所在。因為龍的形象在標榜為“龍的傳人”的中國人的心目中太美好了﹐因此﹐能夠在考古中發現龍自然就成了一種美好的心願﹐又因為龍的形象在現在人的心目中太模糊了﹐因此﹐這種心願多半不難滿足﹐於是但凡挖出爬蟲樣的物件﹐就會被順理成章地貼上“龍”的標簽。殊不知﹐長著爬蟲的身體隻是龍的諸多屬性的一方面﹐在傳統觀念中﹐龍是一種與一系列觀念相關的文化現象﹐比如上天入地、興雲布雨、作威作福、四時升降等等﹐更不用說古往今來那些關於龍的神話、儀式和習俗了。一種關於龍的起源的解釋﹐必須不僅能夠說明龍的爬蟲般形象的來源﹐而且必須說明龍的這些文化屬性的來歷﹐而這是把龍的原型無論歸結到何種動物所辦不到的。考古者喜歡把自己的發現貼上“龍”或別的什麼標簽那是他們的事兒﹐不過我確實希望他們在命名時能夠審慎些﹐“名不正則言不順”﹐這種一廂情願的貼標簽式的命名委實已經給學術話語平添了不少的糾紛。 　　王先生又引用張光直先生的“巫”說﹐意在說明出土文物中那些龍的形象可能是古代巫師通天的動物神媒﹐借以証明龍源於動物崇拜。張光直先生是有國際影響的考古學家﹐對其在考古學方面的成就﹐我是外行﹐無緣置喙﹐但就張先生在中國古代巫術和神話學方面的論述而言﹐我認為存在很多理論和材料上的紕漏。問題不在他的基本觀點﹐諸如古代社會中巫術與王權的統一、巫師和王者對於通天權或曰通神權的壟斷、神性動物在巫師通神中的輔助作用等等﹐問題在於這些觀念大致是西方人類學研究社會形態比較簡單的部落社會所得出來的結論﹐用它們來解說已經高度分化的商、周時代的社會、政治和宗教等是否適用﹐這在張光直先生那裡其實是一個完全懸而未決的問題。為了把中國的歷史納入這些現成的理論﹐於是就不得不委屈中國的材料。張先生為了証明中國古代存在著巫師以動物為通天神媒的制度而對先秦典籍中諸如“絕地天通”（《國語》）、“鑄鼎象物”（《左傳》）、“乘龍”（《山海經》）等文所作解釋﹐就存在著斷章取義、牽強附會的毛病。篇幅所限﹐難以盡述。單說“巫” 說﹐就很成問題。“巫”之說見於《抱樸子》和《太上登真三矯靈應經》﹐張光直先生援引此說旨在証明濮陽西水坡墓葬中出土的龍、虎、鹿三種動物堆塑是古代巫師通天的“乘”。《抱樸子》的作者葛洪是晉代人﹐而《三矯靈應經》據《道藏提要》稱“引証唐孫思邈﹐祝文中稱‘府州縣某’﹐用玉帝咒印﹐蓋出宋代”﹐而西水坡墓葬則屬於公元前四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僅僅因為西水坡墓地的堆塑形象作龍、虎和鹿與《抱樸子》等書中的龍、虎和鹿在名目上巧合﹐就把兩則相差五千年的材料撮合在一起﹐未免也太瞞天過海了。況且﹐稍微仔細讀一下“三”之文﹐就不難發現所謂“乘”完全與巫師通神之事無幹﹐《抱樸子‧雜應篇》雲﹕“或問登峻涉險﹐遠行不及之道。抱樸子曰﹕……若能乘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道有三法﹕一曰龍﹐二曰虎﹐三曰鹿。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裡﹐則以一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裡……”可見﹐所謂乘﹐無非是道士一種故弄玄虛的健行法術﹐其目的也不是為了升天﹐而是為了像飛毛腿一樣一日千裡﹐攴U椒ㄒ膊煌□? “服符精思”之類道士常用的伎倆﹐服符可能是指把符咒燒成灰服用﹐也可能指在身上佩服此類符咒﹐就像《水滸傳》中的神行太保戴宗綁在腿上的“甲馬”。說句欠恭敬的話﹐既然能用《抱樸子》等書的“乘”之說証明濮陽仰韶文化墓葬中的動物堆塑是死者升天的坐騎﹐那麼﹐按照相同的邏輯﹐也未嘗不可以用神行太保的“ 甲馬”証明古人騎馬打仗為的是能夠死後升天。況且﹐直到現在﹐民間巫漢神婆入神過陰﹐往往還是要先舉行“買馬”儀式的。其實﹐要說明龍在古代文化中的通神功能完全不必繞這樣一個大彎子﹐龍崇拜的淵源既然是龍星紀時制度﹐龍的原型既然是天上四時昭回的龍星﹐也就是說﹐龍既然原本就是在天上的﹐那麼﹐對於一門心思想著白日見鬼、死後升天的巫師神仙來說﹐龍自然就是再好不過的坐騎了﹐據說﹐黃帝就是騎著龍上天的﹐魏晉以降的神仙故事中﹐也有不少是騎龍登遐者。 【 在 dahuang (Straightman) 的大作中提到: 】 : 文章來源﹕原載《讀書》2005年第四期 : 一 : “二月二﹐龍抬頭。大倉滿﹐小倉流。”這是一則在中國鄉村廣為流傳的農諺。二月仲春﹐春暖花開﹐萬物生機勃勃﹐大地欣欣向榮﹐農民開始春耕春播﹐也憧憬著五谷滿倉的豐收光景。諺語中提到“龍抬頭”﹐春耕的農諺跟“龍”這種神秘的生靈有什麼關系呢﹖“龍抬頭”又是 : ................... -- Rulers, Statesmen, Nations, are wont to be emphatically commended to the teaching which experience offers in history. But what experience and history teach is this, - that peoples and governments never have learned anything from history, or acted on principles deduced from it. ---Hegel ※ 來源:‧水木社區 newsmth.net‧[FROM: 133.7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