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中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孫子兵法》 　提要:考古發現促成70年代孫子其人其書研究的突破﹐可是對《孫子兵法》以外﹐預測晉國六卿孰先亡、孰最後勝利的《吳問》的撰成年代﹐至今學人意見仍有分歧。本文從《孫子》書中涉及的軍隊及戰爭規模、"五行相克"、"黃帝伐四帝"等專題論証《孫子》全書的春秋屬性。現存《孫子兵法》和《吳問》都是撰就於吳王闔閭召見孫武之年(前512年)﹐前者成於召見之前﹐後者成於召見之後。我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成書年分之得以確定﹐不能不歸功於《左傳》高素質的紀年。□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漢墓出土一批古代兵書﹐其中不但有《孫子兵法》﹐還另有《孫臏兵法》和不少有關兵事的殘簡﹐包括《孫子》十三篇以外的《吳問》。這次大量竹簡的發現粉碎了起自南宋葉適﹐中經有清姚際恆、姚鼐、全祖望﹐下迄本世紀錢穆、齊思和諸家對《孫子兵法》的負面看法--現存的《孫子》十三篇決非成於春秋末年孫武之手;錢穆甚至否定孫武其人的存在。雖然70年代孫子其人其書已得到初步的肯定﹐80年代初已有對中外古今《孫子》研究的綜合摘要﹐但現存《孫子》十三篇的當時性(contemporaneity)﹐也就是它的春秋屬性﹐尚未引起國際上足夠的注意和研討。此外﹐目前學人對《孫子》十三篇外的《吳問》篇懷疑仍深。因此﹐本文除就《孫子》中君臣對話、書中涉及的若幹有關制度、兵數、將的職權功能、陰陽、"五行相克"、"黃帝伐四"等至今辯論不休的專題個別檢討外﹐特別用力於《左傳》中多方面但以晉國為核心的史實軼事的排比與消化﹐以期從此項繁瑣的工作中探求出《吳問》成篇的年份。□ 　　筆者相信﹐深入研究《吳問》大有裨於確定《孫子》成書的年代或年份;《孫子》成書年代或年分的確定﹐勢將引起我國學術、思想﹐甚至書籍、目錄學史上重定坐標的工作。 　　 　　一、《孫子》成書年代的初步探討 　　 　　孫武系出齊國貴族﹐因齊內亂而流亡至吳。其生卒年月已不可考﹐能肯定無疑的是屢經伍員(子胥)推薦﹐吳王闔廬在即位後的第三年(前512年)終於接見了他。如果當時孫武正值壯年﹐他的生年應僅僅略晚於孔子(前551-前479年)。最早為《孫子》作序又為全書注釋的是曹操。曹操《孫子序》言:"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這真可謂是英雄識英雄。魏武以降﹐歷代詮釋《孫子兵法》者頗不乏人﹐而對此書文辭編著年代觀察之犀利﹐當首推清代樸學鼎盛期間的孫星衍(1753-1818年)。孫對《尚書》有深湛的研究﹐對古文字往往有獨到的體會。他對《孫子》的總印象是:"諸子之文﹐皆出沒世之後﹐門人小子撰述成書。惟此(指《孫子兵法》)是其手定﹐且在《列》、《莊》、《孟》、《荀》之前﹐真古書也。"歷代研究《孫子》諸作中﹐孫星衍對其同時同鄉陽湖畢以★之作最為膺服。畢氏《孫子敘錄》:"按《史記》惟言以兵法見闔閭﹐不言十三篇作於何時。考魏武序雲為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為將﹐則是十三篇特作之以幹闔閭者也。今考其首篇雲: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挭迭撕C峒圃蟣厥□□嶠□糝?;不聽吾計則必敗﹐吾將去之。是其幹之之事也。"當代無偏見的學人﹐讀了《孫子》開頭《計篇》中坦切激昂表示決定去留的原則和骨氣﹐定會同意曹操和畢以 的看法--十三篇是引致闔廬召見前必須一顯的身手。 　　細考《孫子》一書之前﹐有必要先對吳王闔廬的性格、為人﹐機智和雄心略加分析。未即位前他是公子光﹐吳王夷昧(前543-前527年在位)之子﹐但夷昧未立他為嗣﹐王位為夷昧庶史僚(前526-前515年在位)所奪﹐所以終於導致11年後一幕至今演唱不輟的歷史名劇"專諸刺王僚"。伍子胥因父史之難﹐於前522年自楚奔吳。當時吳楚已是敵國﹐公子光立即洞悉伍子胥的用心﹐力勸吳王僚不要興師伐楚被伍所利用。三年後﹐公子光分析楚及其盟邦意志不一﹐判斷吳如興兵﹐必能以少勝多。果不出所料﹐此役大敗楚軍。闔廬弒僚即位之後﹐楚國想利用逃亡至楚的吳國兩公子進軍"害吳"。楚平王庶出的最長最賢的公子子西警告當政:"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共之﹐將用之也。…光又甚文"。甚至闔廬與越國作戰中簡明而亡(前496年)之後二年﹐子西對他一生的特點還作了以下的回憶:"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在國﹐天有災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而不曠。"闔廬一生事跡和仇邦智者的長期觀察﹐都反映出闔廬是具有超常機智、毅力、遠慮、野心和很高文化水平的不世出的梟雄。當世和後代都公認他是春秋兩個半世紀中第四位霸主決不是偶然的。隻憑一張三寸不爛之舌﹐不事先進呈一套系統周密富原創性的政治、經濟、備戰、作戰的策略理論即能被他召見﹐並能使他信服﹐是不可思議的事。曹、畢所斷﹐堪稱卓識。□ 　　《孫子?九地篇》中保留下最明顯的君臣對話証據。孫武在此篇中先硈紾{鶻□綣□餃瞻□□孔洌□罘18□眨□孔淅嵯掄唇螅□隕□砉□□紋局鶻□髑玻□卸□梢粵榛畹較裨焦□Ｉ矯□?"率然"的蛇﹐"擊其首﹐則尾至(護首)﹐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原文緊接:"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闔廬、孫武當面問答之狀活躍紙上。應該指出的是:十三篇雖應是召見前業經進呈闔廬之作﹐但如"敢問"之類的語句顯系君臣臨時隨興的問答。所以我們不能排除十三篇進呈之後偶或會有增添的詞句。□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載有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這段記事與臨沂漢簡中的《孫武傳》大都相符。《吳越春秋?闔廬內傳》所載吳王"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亦應有事實根據。以上簡要的討論雖然已說明《孫子》成書於吳王闔廬召見前夕﹐但由於本世紀海內外漢學界過分疑古之風未泯﹐我們仍須廣事稽核相關史料﹐不避繁瑣﹐將古今對《孫子》的大小質難加以澄清。隻有如此﹐《孫子》成書的年代﹐甚至年分﹐才可望得出正確的結論。□ 　　二、"將"、"興師十萬"、"出征千裡" 　　 　　古今學人或以為《孫子》所論的"將"是能主籌全部動員作戰策略﹐享有統一指揮權力﹐承當全部勝敗責任﹐十足專業化的將軍﹐大異於文武不殊塗﹐將帥共決策的傳統﹐所以《孫子》應是戰國時代的著作。按:春秋晉國平時執政的正卿就是戰時的中軍主帥﹐其余資深之卿充任上、下諸軍將佐。將佐不遵帥令最有代表性的笑話是魯襄公十四年(前559年)晉率諸侯之師伐秦之役下軍之將欒■。他不但不遵主帥荀(中行)偃"唯余馬首是瞻"之令﹐並且公開聲言"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全部下軍竟隨他向東撤回晉國。□ 　　為了解《孫子》論將的真諦﹐必須祧慞⑩e鎰允技詞?"詞位語"﹐根本沒有區別不同時式、不同語氣的形態變化。所有《孫子》論將的詞句決不能以通常陳述語氣去解釋﹐必須以建議、要求的語氣去理解;而建議和要求的對象就是勇於創新的君主。在要求闔廬采納他的具體建議之前﹐他開頭即提出對"將"空前多面、嚴格的要求﹐也就是他的自我要求。《孫子?計篇》: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經之以五﹐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之﹐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隻有知識、才幹、操守如此齊備之人﹐才有資格請求知人善任的君主給予"將"以空前的重視。如謂"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按:"輔"應作"憑依"之意解﹐也就是再度說明將身系國家之安危。隻有經過"將受命於君"這莊嚴程序﹐將才能享有應得的統一指揮的權力。受命之後﹐"上下同欲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甚至必要時"君命有所不受"。最動人的是在《地形篇》裡提出"上將"必須要能預先掌握六種致"敗"之道和構成必勝的全部道理("戰道")的各種因素之外﹐還強調為將者必須有堅貞的節操:"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孫武於此不啻以一己生命為僮菺說撙D□荒櫻□試甘孿惹┤鷚徽啪□鈄?!□ 　　事實上﹐《孫子》十三篇中對新型的將的種種建議和要求﹐並未皆為闔廬所采納。《史記》及《吳越春秋》很少有孫武獨將的明確記載;相反地﹐明確的記載卻提到伍子胥、孫武和伯□(白喜)三人合將。吳國在軍事方面遠遠不能做到孫武所預期的統一指揮。闔廬九年(前506年)﹐王弟公子夫概即不遵王命獨自向楚都進軍﹐先敗楚軍之後﹐吳王的重兵五戰之後才攻克郢都。孫武專業性的將論要等到戰國才能在各國逐步實現﹐而"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則仍很難被國君接受。終戰國之世﹐"主"、"將"關系一直是緊張的。白起等名將之不得善終﹐即系明証。 　　孫武對將的理論與主張既有異於春秋的傳統﹐又預期戰國二三百年間的巨變;它所代表的時代過渡性是相當明顯的。《孫子》久已被舉世公認為古代軍事最經典之作﹐其中論將的部分最能明示孫武的先驅認知。□ 　　另一問題是《孫子?作戰篇》提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裡饋糧。"全書最後《用間篇》再度言及"興師十萬﹐出征千裡。"自宋以降﹐即不乏學人以此為《孫子》成於戰國之証﹐因為他們的印象是春秋時代戰爭的規模比《孫子》所說的要小得多。按:春秋一般以車戰為主﹐每乘兵車究竟由多少人組成﹐一向頗有爭論。《詩經?魯頌?o宮》:"公車千乘…公徒三萬"這一原則﹐証諸其他古史﹐大體正確。至於兵力﹐春秋最後七八十年間有加速擴增的趨勢。先以《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晉國為例﹐因數字出自楚國的情報﹐所以最為可靠。此年﹐晉國除絳都外﹐屬於強大卿族的土地已分成49縣﹐每縣攤派兵車百乘﹐故兵車總數已不下五千﹐總兵力已不下十十萬。這還隻就城邑而言﹐鄙野能參軍者尚不在內。楚國的諜報無疑是接近事實的。《左傳》昭公十三年﹐由於盟國諸侯"皆有貳퀿"﹐晉國向"諸侯不可以不示威"﹐於是以"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於平丘。"留守國內的兵力絕不會少於一千乘。□ 　　吳王闔廬召見孫武之前二年(前514年)﹐晉滅祁氏、羊舌氏﹐"公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左傳》昭公二十八年雖僅詳述諸卿族瓜分祁、羊舌之田而並未言及車乘﹐已故童書業教授﹐終身熟誦《左傳》﹐相信春秋末葉晉楚兩國很可能都已擁有萬乘左右的總兵力。《孫子》所言"興師十萬"實有事實根據﹐毫未夸張。至於"出征千裡"﹐更是春秋末年的平常現象。例如正當闔廬召見孫武之年﹐吳出師滅徐。徐都在今安徽泗縣北﹐與吳都今江蘇吳縣間的直線距離是450公裡以上﹐即今900華裡以上﹐已相當超過1000周裡了。由於川河湖港叉﹐實際行軍路程當遠遠不止此數。闔廬九年(前506年)吳師終於攻佔楚國的郢都﹐此役往返總程至少應已4000周裡了。□ 　　總之﹐《孫子》書中涉及軍隊及戰爭規模等等無一不系春秋末葉的實錄﹐毫無夸張的痕跡。 　　三、"陰陽"、"五行"、"無常" 　　 　　60年前﹐齊思和《孫子著作時代考》結論之一:"五行之說﹐由來久矣。而五行相克之說﹐則起於鄒衍。今此亦用其說﹐亦足籍此以斷定其著作時代矣。"本節除討論五行相克說春秋末葉業已存在之外﹐兼及《孫子》涉及之"陰陽"與"無常"觀念。□ 　　《孫子?計篇》:"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此卷首篇中的陰陽指的是晝夜、晦明、風雨等自然現象﹐毫無戰國中晚期陰陽說的神秘色彩。惟卷九《行軍篇》有"凡軍喜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之語有可能被曲解。春實《孫子》"貴陽而賤陰"的意義與《易?系辭》及西漢董仲舒《春秋繁露》裡的"陽貴陰賤"完全不同。後兩者的"陽"就是"乾"、"男"、"君"、"父"﹐"陰"就是"坤"、"女"、"臣"、"子"﹐陽陰的關系是形上、宗法的。《孫子》是斑敿椌銦慼慼憎躟m勻惶跫□帕傭□緣摹５厥聘嚦鶴鼙缺笆□旁劍□□舷蜓艫姆轎蛔鼙紉豸璞徹獾牡氐憧掌□逍攏?"軍無百疾"。《孫子》陰陽之純屬理性﹐不待多言。□ 　　"五行"出現於《孫子》全書中精華之一的《虛實篇》:"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因能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提到五行﹐一般往往聯想到鄒衍的"五行終始"說。鄒衍的學說大致形成於公元前三世紀中葉的齊國稷下學術中心。事實上﹐五行生克的觀念至晚當孫武仕吳期間已經存在﹐而且已相當廣泛地應用於佔夢及預測吉兇。《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前511年)﹐趙簡子命史墨佔夢時﹐史墨已提出"火勝金"。《左傳》哀公九年(前486年)有一段對五行生克較有系統的紀錄﹐因注者已故楊伯峻教授認為迷信難解﹐倒有稍加研討的必要: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佔諸史趙、史墨、史黽。史黽曰:"……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幹也。炎帝為火師﹐水勝火﹐伐姜則可。"為簡明計﹐筆者試先以文中賓主所代表的五行及其方位入手。按《左傳》諸種注解﹐趙氏之先與秦同祖﹐俱姓嬴(盈)﹐盈又是水名﹐晉統帥趙簡子所以代表"水"。宋系商後﹐商姓子﹐子不但是水﹐而且是水的正"位"。如果晉師救鄭之余順便伐宋﹐就將造成"名位敵"的征兆﹐意思是水的名和位如果相遇相敵﹐雙方的力量就會互相抵消﹐晉師就會徒勞無功。齊是姜姓﹐炎帝之裔﹐代表火。所以史墨佔夢的結論是"水勝火﹐伐姜則可"。□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即闔廬召見孫武的前一年﹐晉史墨答問時講出五行皆有專"官"(神)﹐稱為"五正"﹐五正經常舉行"五祀"﹐而且這些祭祀木、火、金、水、土五行的專官都"世不失職"。可見五行的觀念成熟已久﹐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論已在逐漸推廣應用中。隻是還沒有鄒衍式的"五行始終"說--迷信、循環、宿命的"準"政治哲學的痕跡。□ 　　至於"無常"的觀念正是由於觀察春秋中晚期曠世巨變而逐漸成熟的。與孫武同時的史墨又是最佳之一例。《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前510年)記有史墨之言:"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三後(虞、夏、商)之姓﹐於今為庶。"本節上引《孫子》"故兵無常勝﹐水無常形……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這些語句﹐從觀念或修辭比喻方法來觀察﹐無一不確鑿地反映其春秋末葉的"當時性"。□ 　　四、"黃帝"、"四帝" 　　 　　《孫子?行軍篇》有"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一語。黃帝和四帝兩個專詞曾是當代學人用以鑒定《孫子》成書時代的論據之一。《古史辨》派對黃帝極端的質疑可以不論。郭沫若雖對黃帝未曾作過專考﹐但指出黃帝一名在兩周金文中出現之晚卻對疑古學人不無影響。黃帝之名初見於"陳侯因□敦"﹐陳即田齊﹐齊侯因□即位於元前356年﹐稱王則始於前334年﹐謚曰威。此器是鑄於前356年至前334年之間﹐已遲到戰國中期了。□ 　　中西相關諸學科方法嚴謹、觀點平衡的當代學人似已有一共識:傳說雖不能等同歷史﹐傳說中對遠祖英雄式人物、世系的敘述雖有時不免混亂﹐但傳說記載每每含有史實的內核。試讀《左傳》昭公十七年(前525年)所記: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魯大夫叔孫舍)問焉﹐曰:"少□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我高祖少□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猶信。"郯子所詳舉的、以各種不同之鳥為各種職官之名﹐本文無一一列舉的必要。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像郯子這類講出部族祖先大小圖騰的傳說記載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鳥或鳳鳥是大圖騰﹐標志各種職官個別的鳥都是小圖騰。著名的《西安半坡》的作者石興邦教授曾將郯子所述的種種鳥官之名列表顯示這古老東夷鳥圖騰社會的部落、胞族、氏族三層組織﹐並遍查了延續數千年的山東史前文物中最突出的鳥形器和鳥紋雕飾。他認為"如果說郯子傳說是史影﹐史前山東文化以鳥為主題的豐富文物就是傳說中的歷史實體"。郯子還提到"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按:眾所周知﹐"雲從龍"。在另一篇宏觀史前文化論裡﹐石興邦闡發華夏族群是以龍為標志或圖騰的。龍的考古物証是以距六千多年前河南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遺址用蚌殼擺組而成的龍形圖像為最早。稍後的湖北焦墩遺址也發現了以卵石組成的、張口作飛躍狀的巨龍圖像。這類重要的考古發現﹐對研究遠古傳說記載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 　　西周文獻殘闕。《左傳》《國語》所載有關黃帝最早之記載甚有意義。《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年)記有晉文公重耳回國即位後一年﹐出師勤王前夕卜得"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這是文獻中第一次言及炎、黃二帝的戰爭。《國語?晉語四》記有重耳返晉前一年自楚流亡到秦﹐秦穆公以女懷嬴妻之﹐而重耳"欲辭"。原因是懷嬴本已嫁於為質於秦的晉惠公(重耳異母弟夷吾)之子圉;圉已逃歸晉即位為懷公。為了說服重耳此項婚姻並不違犯禮俗﹐秦國的司空季子不惜指出"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並詳殘"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儇、依是也。"其論同姓同德、異姓異德等等意涵復雜牽強﹐姑可不論﹐但司空季子首次言及炎黃二帝血埻迉r刀源撕蠡□鬧性□塾跋焐鈐?: 昔少典娶於有憋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通"擠"﹐攻戰之意)也﹐異德之故也。□ 　二帝"相擠"﹐當然指阪泉之戰。□ 　　《國語?魯語上》﹐魯僖公三十一年(前629年)﹐展禽(即柳下惠)為了評評魯執政臧文仲令國人祭祀棲集於魯東門外已經三日的一群海鳥﹐闡發祭祀之歷史莊嚴性﹐主張隻有對社稷人民確有巨大功績的古聖王腎人才應列入祀典﹐並在長篇議論之中提出以下的"譜系": 故有虞氏詫黃帝而祖顓頊﹐效堯而宗舜。夏後氏詫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詫舜而祖契﹐效冥而宗湯。周人詫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禮記?祭法》中的譜系與《國語》所列完全一致。按理﹐以黃帝為始祖的傳說與譜系最晚完成於春秋最初百年的列國菁英之間這一史實﹐應該是無可爭論的了;疑古派所謂黃帝是戰國時人所偽造之說﹐應該是不能成立了。可是﹐疑古派仍可辯論:《左傳》、《國語》編纂於戰國時代﹐《禮記》編纂之完成可能還要晚此﹐三書中的史實與文字焉知未曾按照編纂者的時代、知識、信念、特征而偶或纂改?□ 　　西方甄評中國古代神話傳說史料方法最謹嚴的是以研究古代中國音韻及《左傳真偽考》馳名的已故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Karlgren)。他把漢代以前的神話及傳說資料分成兩類:未經和已經儒家編纂過的。據他的評價﹐前者的敘述一般皆較簡單零散﹐較多地保留下資料的原始狀態﹐所以比較可信;而後者經過儒家大大系統化以後﹐照例呈現出一個以黃帝為始祖的"全神廟"﹐所以價值不如前者高。以上三種古籍都屬於後一類﹐但高本漢的考証証明《左傳》的真實性極高﹐確是我國古代史料的寶庫。《國語》是《左傳》的姐妹作﹐所載史實大都與《左傳》楚憫①慼歎뼿"言"﹐書中明主、賢卿、哲人、史祝長篇論述是否全系實錄﹐尚有待引用時嚴加考訂。□ 　　幾年前﹐筆者《天與天命探原:古代史料甄別運用方法示例》文史辟有專節溝通未經儒家系統化的、零散的、原始性高的史料﹐所得到的商人及周人的祖先譜系與本文上引《國語》和《禮記》的譜系--商人詫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詫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完全相符。如果這種有關商周始祖不同類型史料互核的結果仍不能冰釋疑古派譯遠古黃帝的存疑﹐《史記?周本紀》卻保留下無懈可擊的史實:"武王追思先聖王﹐仍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奉祀黃帝的祝(鑄)國﹐在今山東肥城縣南大汶河北岸﹐當春秋中晚期尚與魯卿室通婚﹐有"鑄公籌"傳世。武王所封的這些小國﹐都是為保証古先聖王永不絕祀、永享血食的措施﹐都是"興滅國"的實例﹐也就是"繼絕世"觀念的制度體現。傳種接代是人類的基本關懷﹐"興滅"、"繼絕"是生命延續的願望從"我"到"彼"的延伸﹐最足以反映華夏人本主義文化一系列奠基人的寬宏氣和高尚情操。 　　《史記?五帝本紀》言及"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史記?夏本紀》更言及禹"封皋陶之後於英、六。"皋陶是東夷之人﹐可見立嗣封典自始即是超種族的。由於炎黃集團從很早就能將生命延續的願望自"我"延伸到"他"族﹐"華夏"這個種族文化圈子就越來越大﹐自遠古至商周就容納進越來越多本來"非我族類"的人群與文化。這正足說明何以《孟子?離婁下》中所明言本來是"東夷"的舜和本來是"西夷"的周文王後來都成為對華夏文化做出過重要貢獻的聖王了。在這不斷擴大的華夏文化圈子裡﹐由於客觀政治及文化的需要﹐更由於諸部族自願歸屬為傳說中大英雄人物的後裔﹐一個以黃帝為共同始祖的全神廟便逐步出現了。盡管這種自動歸屬性的譜系與實際生物性傳承之間的差距必不可免﹐但古文獻譜系背後的史實內核是不容否認的。這個以黃帝為金字塔頂尖的譜系﹐並不是如疑古派所說遲遲完成於戰國時代﹐而是完成於春秋最初的百年之內。□ 　　除了《孫子?行軍篇》提到"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以外﹐銀雀山發現的兵空古簡之中有《孫子》十三篇以外另一篇《黃帝伐赤帝》。此篇古簡雖已闕﹐經當代諸家考訂校補之後﹐主要內容已可完全知曉:黃帝"南伐赤帝"﹐"東伐青帝"﹐"西伐白帝"﹐"北伐黑帝"﹐取得全勝。簡文考訂者之一認為《黃帝伐赤帝》篇之作成應晚至漢高祖二年(前205年)以後。他所根據的是《史記?封禪書》:"(高祖)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達。"筆者按:古代華夏文化圈內﹐各區域風俗祀典不能盡同。秦嬴姓﹐原屬鳥圖騰少□集團。殷商時代西遷至黃土高原。後因護送周平王東遷有功﹐秦襄公始列於諸侯(前770年)。就政治、宗教、文化而言﹐終春秋之世﹐秦與中原諸邦仍處於半隔離狀態。即使在秦國內部﹐公室與民間宗教信仰亦頗有異。《史記》《秦本記》和《封禪書》對諸帝立達年代記載最詳﹐正是從這兩卷詳確的記載裡最能看出秦國作達祀帝制度的斷續、零散和隨意性。遲至始皇已滅六國﹐秦已采取水德說﹐色尚黑﹐秦廷仍不設專達以祀黑帝。事實上﹐中原及沿海地區"四帝"之說早已存在。□ 　　《墨子?貴義》: 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控矷撬⅝a媚希□瀋□瀉謖摺15邪咨□□喂式圓凰煲??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 　　當代學人大多同意墨子出生稍後於孔子之歿(前479年)﹐而孫武與孔子恰恰為同一時代之人物。《墨子?貴義》篇首段記墨子見楚惠王事﹐據孫詒讓考訂﹐其年當為周考王二年(前439年)﹐上距孔子之歿僅40年。黑子不僅言及四龍﹐並道出四龍的各別顏色、方位、五行屬性﹐代表各該屬性的天幹﹐以及各組天幹中的陰幹與陽幹。可見當時五行說的基本要素和符號早已齊備﹐無殊於近千年來盛行於士庶間的子平基本語匯了。墨子之"龍"顯然就是"帝"。所以《孫子?行軍》和兵家殘簡中的黃帝與四帝等詞的春秋屬性應是不爭之論了。□ 　　關於四龍或四帝還有版本文句問題需要深究。墨子言及四龍的最後一句是"以千癸殺黑龍於北方"﹐而獨未言及戊己中央之龍。因此﹐傳統的《墨子》版本和近代治墨子的學人中頗不乏主張增補"以戊己殺黃龍於中央"一句者。孫詒讓集注中采取原文本無此句之說﹐理由有二。鈔本《太平御覽》及洪邁《容齋續筆》所引皆無此句。再則"古人謂東西南北為四方者﹐以其在四帝也。若中央﹐為四方之中﹐則不得言中方。"筆者按:孫說甚是﹐但原文無此句更重要的理由可能是中央是黃色﹐其龍色黃﹐其帝為黃帝。傳說中的黃帝不但是"生而知之"﹐發明主要事物的聖王﹐而且一貫又是戰無不勝、以戰止暴﹐建立人群政治社會秩序的人中之神或神中之人!□ 　　《墨子?貴義》篇中之"帝"應系處於中央戊己的黃帝﹐他隻能"伐"、"勝"、"殺"其他的龍或帝﹐他怎能是被戊己殺於中央的黃龍呢?!□ 　　如果本節的論証不誤﹐《孫子》涉及黃帝和四帝之處與春秋菁英所知所言的黃帝完全一致。因素﹐《孫子》的春秋屬性得到進一步的肯定﹜做~諑壑□□匾□?"副果"可能是:我國古代諸多部族以黃帝為共同始祖的全神廟出現於春秋最初的百年之內;這一結論對建立異於《古史辨》的宏觀史論應有參考價值。□ 　　五、《吳問》成篇年分考 　　 　　銀雀山兵家殘簡之中有《吳問》一篇﹐未見於《孫子兵法》十三篇﹐全文長284字。其主要內容是吳王闔廬和孫武的問答: 吳王問孫子曰:"六將軍分守晉國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孫子曰:"范、中行是(氏)先亡。"孰為之次?""智是(氏)為次。""孰為之次?""韓魏為次﹐趙毋失其故法﹐晉國歸焉。"當代學人對《吳問》已有數篇專文討論﹐其中以吳樹平《從臨沂漢墓竹簡<吳問>看孫武的法家思想》功力最深。吳氏不但校補了闕文﹐並詳考有關史事及晉各卿室的田畝賦役之制﹐並闡發孫武實為法家之先驅﹐對商鞅變法具有深巨影響。與本文有密切關系的是吳氏對《吳問》篇述錄年代的推測: 《吳問》的撰寫時間﹐大體可以確定在春秋末期。據《史記?晉世家》﹐晉定公二十二年(前490年)趙、韓、魏和智氏聯合趕走范、中行氏。晉出公十七年(前457年)四家卿室瓜分了范、中行氏的土地。晉哀公四年(前453年)趙、韓、魏共滅智氏﹐盡並其地。《吳問》產生的時間應在范、中行、智氏滅亡之後﹐不然的話﹐作者絕不會那麼準確預料三卿的滅亡次序。對於趙、韓、魏三家的發展﹐作者認為趙、韓魏繼亡於智氏之後﹐晉國全部歸屬趙氏。他的估計全然錯了﹐說明作者既沒有看到晉靜公二年(前376年)三家最後瓜分晉公室﹐也沒有看到晉烈公十七年(前403年)三家正式建立侯國的重大歷史發展。由此可見﹐《吳問》是在智氏亡﹐到趙、韓、魏三家自立為侯的五十年內撰成的。□ 　　吳氏根據預測之是否靈驗﹐斷定《吳問》是撰於前453-403年這50年間。鄭良樹采取此說﹐但認為《吳問》應當是後人追述之辭﹐不會是孫武自己手寫的。台灣魏汝霖則認為《吳問》文中問答的時間大概不出闔廬召見孫武(前512年)與闔廬逝世(前496年)這十五六年間。由於近來筆者在《左傳》中重作少年遊且頗有感悟﹐深覺《吳問》撰述的時代尚待詳考。這種感悟是:預測諸侯世卿的吉兇成敗不但是春秋列國菁英經常政治工作的組成部分﹐而且往往是外交內政決策的重要參考。這種習慣性的政治預測似與華夏文化形成期間的深層憂患意識極有關系。本來用於佔筮的《易經》的哲學化雖遲至戰國始告完成﹐《易傳》﹐尤其是《系辭》中包含的人生智慧卻必淵源有自。《易?系辭下》:"《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戰國時人所謂的"中古"應不晚於殷周之際。《易?系辭下》又有作為孔子所說的:"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等語﹐不正是《尚書?周誥》諸篇中周公諄諄訓誡周人"天命靡常"﹐"天下可信﹐天難諶"這種憂患意識最中肯的詮釋嗎?□ 　　春秋250年間預言征驗之例不勝枚舉。稍事分析略早於闔廬的有關晉卿室政治預言的理性內核將大有助於核定《吳問》寫作的時間。試先以晉國"三訛"為例。鄢陵之戰(前575年)晉國復霸。魯成公因國內多事﹐次年兩次赴盟皆誤期﹐深怕開罪於晉厲公及訛氏一門的三將佐:訛鳳、訛革、訛至。《國語?周語下》載有魯成公和周卿單襄子的對話: 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晉)君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單)對曰:"吾非瞽﹐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訛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訛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這次談話是在前574年孟冬十月。果不出單襄公所料﹐年底之前三訛即因"族大、多怨"首先為晉厲公所殺。由於此事余波﹐開年初五﹐厲公被弒。事實上﹐早在四年前﹐魯國孟獻子(仲孫蔑)就預言:"訛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訛氏無基﹐不亡何為!"訛氏亡前三年﹐晉國老成持重的韓獻子(厥)已有預感:"訛氏其不免乎!"他的同僚范文子(士燮)﹐鄢陵戰後返晉即感政治風暴之必將來臨﹐命令范氏資深專管祭祀的祝為他禱告﹐唯求速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晉厲公)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果然不久即死了。可見春秋之際菁英政治預覽之銳敏﹐政治預測之普遍。□ 　　三訛之後﹐震動晉國內外的大事件莫過於欒氏之亡。至晚在鄢陵之戰前十年(前585年)欒武子(書)已執政﹐將中軍。欒氏將亡的預言是由受欒武子之子欒溜所逼暫逃至秦的范鞅(謚獻子)口中道出的。《左傳》襄公十四年(前559年): 秦伯(景公)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溜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欒)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溜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溜之惡實章(彰)﹐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大意是:欒書多年執政﹐廉正自守﹐施惠於民﹐死後封邑人民對他深深懷念。欒書之子欒溜雖驕汰貪欲居賄﹐上承先人遺澤﹐本身尚可免禍。再下一代的欒盈以善養武士聞名於當世﹐對人民也不如父親那樣汰虐。但不幸的是他的"善"尚"未能及人"﹐而身已列於卿位之際﹐人民對他祖父的記憶已很淡漠﹐而對他父親一生的"惡"跡卻反感日深。因此﹐欒盈正注定將成為這三代恩怨轉折點上的失落者。証以《左傳》成、襄間的編年紀事﹐范鞅的預測分毫不爽。這類紀事紀言正是《左傳》史料真實可信性最具說服力的"証據"﹐因為像范鞅這樣微妙的分析和推斷是高度理性與敏銳直覺的結晶﹐決不是後代單憑生花之筆就能杜撰出來絳情꼿 　　為了加深了解何以孫武在《吳問》中誤測最後晉國一歸於趙﹐而極靈驗地測出范、中行、智氏滅亡的次序﹐我們有必要擇要評估晉國六個卿室的長短優劣。□ 　　欒氏亡前﹐范宣子士嘛已經執政。在與欒氏鬥爭期間﹐范氏與中行氏和親﹐士嘛之子士鞅更以曲沃為賄爭取到魏舒的中立﹐因此完成了孤立欒氏的布署。欒氏亡後﹐范、中行集團日益驕橫﹐而士嘛的貪﹐尤為列國菁英所不嘉。《國語?晉語八》記有他"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的醜聞。魯襄公二十四年(前549年)魯名大夫叔孫貌赴晉朝聘時﹐范宣子問古人"死而不朽"一語真義時﹐遭到客人的譏諷:隻有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貴族舜祿的世襲不得謂不朽。《左傳》同年更重要的紀事是:"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是年二月﹐子產托行將聘晉的鄭國君、卿帶信去責問范宣子:"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並加警告﹐如繼續向諸侯勒索重"賄"﹐"則子之家(將)壞。"范獻子士鞅早在魯襄公十四年(前559年)已初露頭角﹐為秦景公準確地預測欒氏之將亡﹐早期隨父在列國間戰役及國內鬥爭中亦有表現。他在晉國政治舞台上活動57年之久(前559-502年)﹐是一紀錄。倫序執政(前509-502年)已屆衰年﹐他中晚年的作風類似其父﹐亦以貪貨驕汰聞於列國。遲到他死後14年﹐魯大夫子服景伯還在國際交往的場合追憶33年前"晉范鞅貪而棄禮"﹐恃強欺辱魯國卿大夫。荀林父將中軍(前597-前593年)﹐死後荀氏分為中行及知氏。欒氏亡後﹐中行和知氏的人才雖較范、趙、韓、魏等氏為遜色﹐甚至在國際交往場合上還偶遭"失辭"、"不文"、"求貨"之譏﹐但分為兩氏之後﹐在國內高層權力分配上佔有利地位。試看魯昭公五年(前537年)楚人口中述出的晉國六卿:"韓起(宣子)之下﹐趙成(景子﹐不久卒)、中行吳(穆子)、魏舒(獻子)、范鞅(獻子)、知盈(悼子)……皆諸侯之選也。"中行、知﹐加上中行的姻家范氏﹐就居六卿之半了。此後70年間﹐雖因壽夭、事故、際遇晉國最高層權力分配未必經常如此﹐但范、中行、知氏這個集團權力之大﹐氣勢之凌人﹐正是當時明哲之士預測二氏將先亡的基本道理。□ 　　韓氏早期的著名人物是韓厥(獻子)。他在蔑之戰之前已是司馬。為人正直莊重﹐前574年當政以後對興復趙氏甚有貢獻﹐取得國內外好評。當政八年告老致仕﹐因長子廢疾﹐正式以次子韓起(宣子)為嗣。韓起政治生命長達52年(前566-前514年)﹐僅次於范鞅﹐而主持國政26年之久﹐在晉國是一紀錄。《左傳》襄公三十年(前542年)很不尋常地以將來完成時式綜述韓起長期執政的特征:"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及趙文子(武)卒(前541年)﹐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韓起死後﹐魏舒(獻子)為政(前514-前509年)。總括而言﹐魏氏情況與韓氏略同﹐都是卿室鬥爭兼並過程中的受益者。□ 　　晉卿室中﹐最富戲劇性的當推趙氏。早期趙氏的中堅人物是協助文公建立霸權的趙衰(成子)和執政20年(前621-前601年)之久的趙盾(宣子)。被譽為"冬日之日"的趙衰之"文"和被喻為"夏日之日"的趙盾之"忠"﹐是當時及後世的菁英所公認的。趙盾公忠體國﹐久主列國盟壇﹐而不免弒君之名﹐以至孔子也為他惋惜。權衡了趙盾的功過之後﹐孔子還是肯定地認為"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中期趙氏的中心人物是前583年趙氏大宗滅族慘劇中唯一幸存者--歷史和劇台上有名的"趙氏孤兒"趙武(謚文子)。他童稚之年如何被救收養﹐因自古已傳奇化﹐詳情已不可考。但十年後晉悼公即位﹐復恤忠良﹐接受韓厥等人的建議﹐擢拔年未及冠的趙武為卿﹐並發還趙氏原來的封邑。趙氏的中興是當時超越國界大快人心的事件。 　　以幣重遭子產責庣磡i緞□幼□螅□暈淖遊□?(前548-前541年)。他當政後第一件大事就是"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一舉即博得列國際間一致的讚揚。他同時向來晉朝聘的魯名大夫叔孫豹宣示他的外交政策:力圖加深了解東方大國齊國的特殊心理需要﹐用謙和誠摯的態度發展他與楚令尹屈建已有的私誼﹐盡力促成列國弭兵運動。前546年宋向戌發起的列國弭兵運動之卒獲成功﹐是與趙文子的謙和外交與鼎力支持分不開的。□ 　　《左傳》昭公元年(前541年)初﹐趙文子屬下的大夫祁午對他做出坦白的評價:"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於﹐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事實上﹐晉國並未因趙文子的務實外交而蒙受真正的損失或恥辱﹐最多也不過是在前546年的弭兵大會上讓楚國領先歃盟而已。總之﹐幾遭滅族僥幸中興的趙氏﹐自文子趙武至其曾孫襄子無恤﹐一貫以"忍恥"為"保世"的至理箴言之一。趙氏後期的柱石是趙鞅﹐史稱趙簡子或簡主。他除了承襲祖父文子謙柔內省的風范之外﹐另具有堅韌、果敢、陰鷙、知人善任的一面。在長達42年的政治活動中(前517-前475年)﹐他自始即是叱吒風雲的人物﹐有生之年﹐言行軼事已近傳奇。劉向去古未遠﹐涉獵春秋史料最多﹐認為"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漢初)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趙簡子的機智才能之見重於當時及後世有如此者!他現身於春秋列國政壇(前517年)距吳王闔廬召見孫武僅四五年﹐其間趙鞅的政治表現﹐晉國內外所發生的巨大事件都與孫子《吳問》之作有極密切的關系﹐值得較詳分析。□ 　　趙鞅初顯身手是平周王室之亂。周景王本已立有太子﹐但晚年喜歡部慼憧悔M□＞巴躋蛐腦嗖”烙誶?520年。"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王)景(王)之族以作亂。"在王位鬥爭中﹐晉國支持太子猛﹐但兩年之久雖曾出師而未能收效。《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前518年)記是年夏鄭國著名正卿子大叔(遊吉)隨國君聘晉時﹐范鞅問他王室亂事如何處理才好。子大叔回答:"今王室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於是﹐"(范)獻子懼﹐而與(韓)宣子圖之。乃征會於諸侯﹐期以明年。"從這談話可以看出晉國資深諸卿(當然包括四年後繼韓起執政的魏舒)﹐能力及意志都不足以應付艱巨。次年(前517年)勤王戡亂的重任之所以獨獨落在少壯的趙鞅肩上﹐很明顯地由於他非凡的才幹。魯昭公二十五年《春秋?經》列出九國的正卿和代表赴晉會盟;《傳》精簡的紀事已繪出趙鞅在列國政壇亮相的威嚴:"夏﹐會於(晉南)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119年前(前635年)﹐趙鞅的高祖趙衰力勸晉文公"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因為勤王是最名正言順、最受列國重視的大事。趙鞅初顯身手﹐即名聞天下。□ 　　讀史者不可忽略《左傳》偶或有珍貴而需細嚼的有關列國菁英訊息輿情傳播的資料。黃父會上趙鞅和鄭國正卿子大叔的長篇談話即是一例。筆者按:自魯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一直認為這位"美秀而文"的後輩是他理想的接班人。從繼子產當政(前522年)之前﹐子大叔和趙鞅的祖父趙文子在列國交往場合即情投意合。因此﹐趙鞅在前517年和他初面之時即待之以長輩之禮﹐並虛心地向他請教。子大叔也藉此機會為他追憶子產生前長篇論"禮"的種種功能及其所以為"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之故;趙鞅很感動地說:"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事實上﹐子大叔之"言"遠不隻此﹐因為魯定公四年(前506年)子大叔死在赴盟的歸途上﹐"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可見11年前初遇之時﹐子大叔對處世、為人、從政的九句警勸之言趙鞅畢生不忘--這是何等真摯的友誼!友誼是雙向的﹐這位子產之後言重諸侯公卿的鄭國元老之大有裨於趙鞅的國際造像是不言而喻的。春秋晚期人士對趙氏的歷史及特色本多同情與景慕﹐趙鞅極成功地政治登場勢將引起列國菁英對趙氏更多的注意與期待。□ 　　吳王闔廬即位的最初兩年正值晉國連續發生重大事件。闔廬元年﹐亦即魯昭公二十八年(前514年)春間晉國祁氏及羊舌氏遭滅族之禍。《左傳》:"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新改成的十縣由六卿族中的"余子"充任縣大夫。於是﹐誠如《史記?晉世家》所以﹐"晉(公室)益弱﹐六卿皆大。"按:魯昭公三年(前539年)﹐《左傳》記有晉叔向對聘晉的齊國晏嬰的長篇談話。叔向感嘆晉國"公室之卑"八個舊族如"欒、訛、胥、原、狐、續、慶、伯"都已"降在皂隸"﹐即使他自己的羊舌氏其將來如何﹐都很難說。果然25年後﹐羊舌氏及祁氏又遭滅族。這項土地、國家、權力集中於六個卿室的事實﹐和六卿室間繼續鬥爭兼並的趨勢﹐是決不會不引起列國菁英注意的。□ 　　闔廬二年﹐即魯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年)﹐晉國發生了一件使列國菁英更為震驚的大事。《左傳》: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 　　《左傳》並載有孔子即刻的反應: 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也。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所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取之娘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左傳》更載有晉國史墨的反應及預言: 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荀)寅為下卿﹐而幹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即趙鞅)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孔子的感嘆﹐與23年前晉叔向責問鄭子產之鑄刑書如出一轍﹐都代表正統保守人士對舊制度行將崩潰的不安和悲傷。鑄刑鼎的短期現實影響可能不大﹐但成文法在久霸的晉國出現的長期、全面、象征性的意義卻極深遠。此後各國統治階級都會感到沖擊掃盪傳統金字塔式多階層的政治、社會、權利、義務結構的狂飆驟雨遲早必會來臨。□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的紀事﹐特別是所載史墨之言﹐是本文作結論時的瑰寶。史墨是當時最博學多聞、最富智慧的晉國大夫。可貴的是他的感言和預測--范、中行兩氏先亡﹐趙氏如不失德﹐"可以免"--竟與孫武的預測幾乎完全相符。這就有力地說明孫武預測中靈驗與不靈驗的部分﹐都代表春秋末葉一般菁英的共識與同感。深悉晉國內情如史墨者尚且相信趙氏"可以免"﹐孫武對趙氏遠景估計過高的錯誤是不難理解的。更可貴的是《左傳》系孔子及史墨之言於昭公二十九年之末﹐緊接著"冬"晉鑄刑鼎簡要紀事之後。這充分表明此二哲人的反應和預測是即刻的﹐並暗示這種反應的"即刻性"決不僅限於魯、晉兩國。眾所周知﹐《春秋左傳》紀事以魯為"主"國﹐此外較詳於長期稱霸的晉國。我們有理由相信雄才遠慮的吳王闔廬對重要盟國所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絕不會不立即有所反應的。因此﹐《吳問》正是他即刻反應的記錄﹐是幸而因有《孫子》才得保留至今的。所以現存的《孫子兵法》和《吳問》都是撰成於闔廬召見孫武之年--前512年;不過﹐《孫子》撰就於召見之前﹐而《吳問》所紀 　　有關現存《孫子》十三篇及其余殘篇撰成的年代和次序﹐曹操、孫星衍、畢以★三家所論﹐詞簡識卓﹐令人傾服。□ 　　結束本節之前﹐尚有一事必須提及。孫武在《吳問》中對范、中行兩氏先亡的預測可能與當時一般菁英的看法相近﹐但是在解釋諸卿室滅亡先後以及趙氏最後勝利之故﹐孫武卻提出較孔子和史墨更深刻獨到的見解。現存春秋文獻之中﹐唯有《吳問》講到晉六卿室田制的不同:范、中行氏制田﹐以百六十(方)步為畝﹐畝最小﹐稅最重;智氏制田﹐以百八十步為畝﹐畝次小﹐稅次重;韓、魏兩氏制田﹐以二百步為畝;畝更次小﹐稅亦如之;趙氏制田﹐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畝最大﹐免稅僅征賦。趙氏給人與人民最優惠的待遇。這正符合闔廬治吳的基本政策﹐所以在《吳問》中他表示對孫武答復的滿意﹐並作結論:"王者之道明矣﹐厚愛其民者也。"孫武的答案初看似乎無於簡單化﹐實際上已顯示出他掌握政治、經濟、兵源等方面關鍵問題的能力。一百五六十年後商鞅變法即采取了《吳問》中首次言及的趙氏二百四十步的大畝制--富國強兵的基石。□ 　　 　　六、結 論 　　 　　我國兩千余年來一貫認為《論語》是傳世文獻中最古的私家著述。雖然《論語》一書雜有孔子弟子、甚至再傳弟子的筆墨﹐但《論語》的極大部分代表孔子的思想和言論。已故楊伯峻教授的看法:"《論語》的著筆當開始於春秋末期﹐而編輯成書則在戰國初期。"是當代學人所接受的。 　　本文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肯定《孫子兵法》的春秋屬性。通過《吳問》與《左傳》的對核﹐得出不久前連自己都夢想不到的結論--《孫子》十三篇和《吳問》都可確定是撰成於吳王闔廬三年﹐孔子時年四十。《孫子》及《吳問》的撰成應早於《論語》的編就至少兩個世代。本文的結論如無大誤﹐舉世漢學界理應公認《孫子》為中國現存最古的私人著述。中國典籍、目錄諸學、學術、哲學諸史亦應重定坐標。重定坐標勢必引起一系列的學術翻案﹐其中可預期令人最驚訝的將是《老子》辯証思維至少部分衍生於《孫子》的這項論証。本文的結論可能引起最基本的大課題應是如何重新考訂、分析、權衡、界定"軸心時代"中國哲學的軸心。 一九九九年二月五日﹐南加州寓所 68 歷史研究 1999年第5期 注釋﹕ 楊伯峻編著:《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導言》第4-5頁。再﹐楊伯峻《孫臏和<孫臏兵法>雜考》(《文物》1975年第1期)指出《孫臏兵法》竹簡中簡提到晉將荀息和孫軫。前者系晉獻公(前676-前651年)時人﹐後者不見於《左傳》﹐但《漢書?藝文志》兵家有《孫軫五篇》。傳統學人有疑孫軫系陳軫之誤者﹐惟陳軫屢見於《戰國策》﹐為戰國縱橫家。楊氏指出《漢書?藝文志》同類書通常以時代先後為序﹐《孫軫》列在《蚩尤》與《繇敘》之間﹐後者即由余﹐秦穆公(前659-前621年)時人。楊氏疑孫軫應系晉文公時名將先軫(前635年擢為中軍帥﹐卒於前627年)﹐並認為"這樣一位人物有兵書著作是毫不奇怪的"﹐此文中楊氏謂"《論語》的成書已在戰國初期﹐約公元前400年左右。"果爾﹐則《孫軫七篇》早於《論語》之編就二百余年﹐而本文考証結果《孫子兵法》早於《論語》至少一百余年。□ 　　同上。吳氏考訂孫武對商鞅的思想和制度改革的影響﹐甚見功力。第9頁論古田制﹐據《太平御覽》卷750(上海涵芬樓影印)﹐糾正了刻印錯誤。原文《一位算法》經吳氏訂正為《一行算法》。僧一行是唐太宗、高宗期間著名天算古歷專家。□ 　　吳樹平:《從臨沂漢墓竹簡<吳問>看孫武的法家思想》﹐竹簡《吳問》除三字外﹐全文皆經吳氏審慎校補。本文涉及田制之處﹐隻能是竹簡原文的通俗簡化。□ 　　 〔作者何炳棣﹐1917年生﹐美國藝術及科學院院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高級研究員。〕(責任編輯:宋 超) 　　 -- Rulers, Statesmen, Nations, are wont to be emphatically commended to the teaching which experience offers in history. But what experience and history teach is this, - that peoples and governments never have learned anything from history, or acted on principles deduced from it. ---Hegel ※ 來源:‧水木社區 newsmth.net‧[FROM: 133.7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