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在先秦時期,儒墨並稱為顯學,與儒家的尚禮、重樂不同﹐墨家反禮非樂﹐主張絕對功利主義的“尚用”。□ 墨子從“尚用”出發﹐提出“非樂”的主張。他在《非樂上》中指出統治者的音樂享受﹐從制造樂器到音樂演奏﹐都要剝奪、耗費民財、民力﹐對人民的生活和生產都很不利。“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色﹐以為不美也﹔非以□豢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非樂上》）就是說聲色之美、味居之宜﹐並非不美﹐但“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同上）。墨子認為“仁者”之責﹐在於“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不在於“厚措斂乎萬民”﹐“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同上）﹐這不符合他所理解的“聖王之事”﹐也“不中萬民之利”﹐所以這樣的“美”﹐墨子是堅決反對的。可以看出﹐墨子的“非樂”思想﹐反映了他對當時及歷史上統治階級不顧人民死活﹐貪求無度追求聲氶慼熬X４□碇□值吶□芯□瘢□□□硬２煌耆□穸ａ懊饋奔啊懊饋鋇南砝鄭□□綞韝袼埂對諑□慫寄殼暗慕不啊分興□檔模骸叭嗣鞘紫缺匭氤浴10取19　４□Ⅲ□緩蟛拍艽郵掄□巍15蒲□14帳酢19誚痰鵲取保ａ堵□慫級韝袼寡【□返塚塵淼?574頁）﹐墨子提出了“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的原則﹐反映了他的絕對的功利主義觀點。《說苑‧反質》篇記載了墨子和禽滑厘的一段對話﹕墨子舉了夏禹和盤庚的例子﹐說明古代聖王以實際功用為務﹐是不去追求文采修飾的﹐因此天下大治。而像殷紂王那樣追求文采修飾﹐乃是“亂君”之道﹐必然要“身死國亡﹐為天下戮”。他又舉例說﹐在饑荒之年﹐人們情願不要價值連城的“隋侯之珠”﹐而寧可要“一鐘粟”。這也反映了墨子講究實際功用的思想。這種重視功利即“尚用”的思想﹐是他“先質後文”的修辭觀的基礎。□ 《墨子‧修身》明確地表示其“尚質”的觀點﹐“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 察”。意思是說話不要很多﹐而要求說得機智﹔不要求說得漂亮、動聽﹐而要求說得透徹清楚﹐明察秋毫。可以看出墨家要求的是明白曉暢的語言﹐正如《非儒》篇中所說“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知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中有這樣一段記載﹕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也﹐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這裡所說的“文”﹐就是儒家所說的“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之“文”﹐亦即“文采”﹔“辯”與“文”近意﹐“無辯”就是“無文”之意。這可以明顯看出墨家反對“以文害用”﹐推重的是“質”﹐即“尚質”。□正因為“尚質”﹐墨子強調說話應該有個準則﹐他說言“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非命上》）他提出三表法﹐即“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非命上》）“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是指言必有據﹐以古代聖王言行為準則﹔“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是說立言要從實際出發﹐以百姓的實際體驗為依據﹔“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強調立言、著文要考慮客觀的實際效果。三表是墨子提出的立言、著文的準則﹐其目的是為了判斷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及人們言論行動是否正確﹐是用來辨別文學藝術有沒有價值的標準﹐實際上就是評判修辭效果好壞的標準。□正因為“尚質”﹐墨子強調明辨是非﹔要明辨﹐便須探討搜求萬物的現象﹐比較參驗而求得它們之間的關系之所在﹐然後以名舉實而成辭的表達出來。《小取》篇提倡﹕“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是說不管是詞語還是句子﹐甚至用詞語和句子進行的辯論都要準確地反映意旨﹐思想感情﹐反映出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真實。□ “以名舉實”強調的是用詞的準確性﹐使用詞語﹐要反映客觀事物的真實。《經上》說﹕“舉﹐擬實也。言出舉也。”《經說上》解釋﹕“告之以名﹐舉彼實也﹐言﹐謂也。言由名至 也。”名是反映客觀事物的﹐這個名就是現在所說的概念﹐言則是通過口部的發音把名表現 出來﹐這就像畫的老虎﹐具體地展現了老虎的面貌﹐本身卻是老虎的抽象而非真實的老虎。 人們形諸口舌的名就是詞語﹐沒有概念也就沒有這種詞語﹐人們就無法思想。這裡通過具體 事例說明了客觀事物、概念與詞語的關系。要正確使用詞語﹐首先要弄清這種關系並且要做到 作為概念詞語的名必須與它反映的事實相一致。這就是墨家的正名原則。□“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此也。”（《經說下》）意思是說﹕彼之名必須與彼之實相應﹐此之名必須與此之實相應﹐因此﹐彼和此之名必須是確定的反應與之相應的彼和此之實﹐這講的是概念的確指性﹐也是修辭上的用詞的準確性。□ 正名本來是孔子最早提出的﹐但孔子的正名是正名分﹐主要是倫理方面的﹐是為政治服務的﹐墨家的正名則是正名字﹐主要是邏輯和語言表達問題﹐也是修辭問題。《經下》說﹕“謂而固是也﹐說在因。”《經說下》解釋﹕“有文(之)實也﹐而後謂之﹔無文(之)實也﹐則無謂也。不若。敷與美。謂是﹐則是固美也﹔謂也。則是非美。無謂﹐則根(假)也。”“謂”就是稱謂﹐即概念詞語﹐概念反映某一事物及其本質屬性﹐而它本身又要通過詞語來表達﹐一旦使用這種稱謂﹐就要因襲下去﹐不能任意改變。以“美”為例﹕“美”作為一個概念﹐反映了事物的一種存在狀態﹐遇到這種狀態的事物就要用美來表示﹔如果說“不美”﹐就形成虛假概念﹐表達這種虛假概念的詞語﹐當然更談不上什麼準確了。□ “以辭抒意”﹐“辭”指判斷﹐是說判斷是用來表達對某事物肯定還是否定之義的。言詞語句是表達思想判斷的﹐不管是說話還是聽話﹐都要把憑借語句表達的判斷弄清楚﹐判斷的正確與否對句子的準確性起著決定作用﹐正如《經上》所說﹕“言﹐口之利也。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聞﹐耳之聰也。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判斷有真有假﹐符合實際的為真﹐墨家稱之為“當”或“是”﹐不符合實際的為假﹐墨家稱之為“不當”或“非”﹐《小取》開篇就說﹕“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修身》裡則聲明﹕“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遊。”據《公孟》載﹕墨子在與程子的一次小辯論中引証了孔子的話﹐程子對此不理解﹐問他﹕“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墨子回答說﹕“是亦當而不可易也。”墨子認為﹐孔子有些話為“當”﹐作為判斷是真實的﹐作為語句的表達是準確的。可以看出﹐墨子把真實地反映客觀實際情況作為句子修辭的原則﹐這正是他“尚質”修辭觀的體現。□ 所謂“以說出故”﹐譚戒甫《墨辯發微》認為是“說明辭物之所由然者也。”也就是指言辭要能深入探求事物所以如此的理由﹐探求事物的本質﹐這仍體現了“尚質”的觀點。□墨家也一貫主張簡練。墨子明確指出﹕“慧者心辯而不繁說。”“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修身》）。墨子一書堪稱先秦時期的百科全書﹐特別是《墨經》部分﹐包含諸多學科的豐富內容﹐譚戒甫在《墨經分類譯著》中把它的內容分為名言、自然、數學、力學、光學、認識、辯術、政法、經濟、教學、倫理十二類﹐如此廣博的知識、豐富的內容﹐卻是用不足二百條經文表述的﹐而每條經文少則數字﹐多則數十字﹐最多也就是百余字﹐其語言之精煉﹐可以想見。□ 由此可以看出﹐墨子特別注重詞語的準確性和簡潔性。他對詞語的錘煉受到後人的充分肯定與高度讚賞。明代陸可教評曰﹕“意高詞□﹐讀之可發才思。”（《歷子品粹》）。宋代樓 枋評曰﹕“意婉切﹐詞精粹﹐讀之鏗然”（《二十九子品匯釋評》）。墨子語言的邏輯思辨性更是為後人所稱道。所有這些﹐使墨子語言顯示出一種質樸的美。也正因為如此﹐荀子才得出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荀子‧非十二子》）的結論﹐甚至後人也有人認為墨子“尚質而輕文”。這種觀點是片面的。《說苑‧反質》裡記載了墨子一段話﹕“為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也。”可見﹐墨子並不反對“文”﹐隻不過在文和質的關系上主張先質而後文﹐即“先質後文”﹐這才是墨家完整的修辭觀。“尚質”隻不過是其修辭觀的一個方面。□ 墨子非常重視言辭的功用﹐他說﹕“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而利其唇呡(吻)也﹐中實將欲(為)其國家、邑裡、萬民、刑政也者。”（〈非命下〉）指出言辭運用得好﹐不僅能練好口才﹐而且能更好地為國家、社會、人民、政治服務﹐因此墨家提倡“善用口”（〈尚同〉）﹐即善於運用言辭﹐掌握語言技巧。這足証墨子並不“輕文”﹐又如《小取》篇認為論辯、修辭有著多種技巧﹕“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舉也(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該篇對“或”、“假”、“效”、“譬”、“侔”、“援”、“推”等各種辯術同時也是修辭手段都作了精譬的論述。有人認為《小取》篇是漢語古代修辭學的第一篇專論（袁暉、宗廷虎《漢語修辭學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2頁）﹐我們認為這種評價是中肯的。如對“譬”的解釋實際上是對比喻這種辭格的特點所作的最早說明﹐論述不多卻很精到﹐後人對這種辭格的解釋基本上都是以此為基礎的。而對“侔”的論述可以說是對比、對偶手法的源頭。孫詒讓《墨子間詁》注釋說﹕“《說文》﹕‘侔﹐齊等也。’謂辭義齊等﹐比而同之。”從邏輯的角度看﹐“侔”是墨辯特有的推論式﹐而從修辭的角度來看﹐這種“比辭而俱行”的方式則可以包含對比、對照、對偶等含義。墨子的這種概括雖然還是籠統的﹐但在先秦時期他已經注意到這種現象已是難能可貴的。□ 《墨子》中對辭格運用﹐更不乏精彩的范例。如比喻﹐據《所染》載﹕墨子見到染絲的情景便發出感嘆﹕“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用染絲比喻環境的影響“國亦有染﹐”、“所 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對這 個比喻﹐明代焦□評論說﹕“以染為喻得人情物理之概。”（《諸子折衷匯錦》）這個比喻的確用得十分貼切﹐自然﹐因此廣為流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至今仍是婦孺皆知的道理。除比喻外﹐《墨子》中還運用了排比、對偶、反復等幾種常見的辭格﹐運用普遍﹐且技巧嫻熟﹐新穎獨到。比如《墨子》中的排比﹐就有詞組的排比﹐單句復句的排比﹐段落的排比等各種形式﹕“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繞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備城門》）由五個連詞“不然”構成排比。“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非樂上》）﹐由三個主謂詞組構成排比。“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 （《尚賢下》）由三個單句構成排比。“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親士》）三個轉折復句構成排比。段落的排比是指用結構相同或相似的句子作每段的開頭或結尾﹐如《兼愛上》除了開頭結尾之外﹐中間三個自然段都是用“皆起自不相愛”作結。□ 正因為“先質後文”﹐句子的修辭﹐除了準確之外﹐《墨子》還根據內容表達的需要而變換句式﹐長句與短句﹐整句與散句﹐主動句與被動句﹐肯定句與否定句﹐陳述句與疑問句等﹐結合運用無不得心應手﹐充分顯示了《墨子》作者駕馭語言文字的非凡功力。如《天志下》﹕ “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眾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有問有答﹐長句與短句﹐整句與散句交替使用相得益彰﹐這種例子在《墨子》中比比皆是。□ 總之﹐墨家的絕對的功利主義的“尚用”是其“先質後文”的修辭觀的基礎。因為“尚質”﹐《墨子》的語言“意顯而語質”（劉勰《文心雕龍‧諸子》）﹐具有準確性、簡潔性及邏輯思辨性。不可否認《墨子》的文采略顯不足﹐以致在中國古代美學史上湮沒不聞﹐但是其在修辭學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卻是有目共睹。墨家在“質”與“文”的關系上似乎自相矛盾。這其實不難理解﹐墨家所處的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諸子百家“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莊子‧天下》）﹐為了証成己說﹐駁倒他說﹐各家都很重視辯說技巧﹐墨家尤甚。世所公認墨家是古代中國最偉大的邏輯學家。亞裡士多德曾說﹕邏輯學家定會成為修辭學家（《大英百科全書》修辭條）﹐這樣說顯然是把邏輯作為修辭的要素。亞氏又曾說﹕修辭﹐嚴格地說是一種技巧﹐因為當一個人講話能夠說服別人時﹐人們就有可能找出他之所以能夠說服別人的原因（《大英百科全書》）。墨家非常積極主動地宣傳自家主張﹐認為“不強說人﹐ 人莫知之也”﹐他們“遍從人而說之”﹐“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公孟》）﹐同時﹐他們也隨時反駁別人對自家的非難﹐除了後起的法家之外﹐墨家幾乎和當時的其余各家都進行過辯 論。為了增強自身的說服力﹐墨家往往使用多種多樣的修辭手法﹐並形成了獨特的邏輯修辭理論。因此﹐他們的所有的修辭手法都是為論辯服務的﹐即其“文”服務於其所尚的“質”﹐“先質而後文”。□ 總之﹐墨家“先質後文”的修辭觀與儒家的“文質兼備”、道家的“重質輕文”、法家的“尚質反文”相比﹐有其獨到之處﹐他們建立的重實用的邏輯修辭理論在修辭學上的地位和貢獻與其在先秦邏輯學方面的地位和貢獻同樣重要和有價值。 -- ※ 來源:‧水木社區 http://newsmth.net‧[FROM: 202.9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