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與中華文明的起源 陳剩勇 《文匯報》 　　中華文明是如何形成的﹖中華文明的歷史到底有多長﹖自本世紀20 年代古史辨派歷史學家推翻了傳統的上古史體系以來﹐這些問題一直困 擾著現代中國的歷史學家和整個知識界。經過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 幾代專家數十年的工作﹐我們雖然澄清和糾正了本世紀初期風靡一時的 中華文明“西來說”﹐確証了中華文明的本土性和民族性﹐並且大大拓 展了對於文明發源地和民族悠久歷史的認識。但是﹐由於學者們對“文 明”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又習慣於照搬19世紀以來西方人類學、考古 學的理論模式﹐把“文明”視為文字、城市、青銅器等一項或數項經濟 、文化要素的組合﹐以此為標尺來衡量和評估中華文明起源的時代﹐以 致人們對中華文明起源時代的解釋各持一端﹐始終難以形成共識。其實 ﹐這種文明觀在當代國際人類學、考古學和歷史學界已經受到越來越多 的挑戰。許多西方學者指出﹐用這種“博物館清單”式的文明觀作為標 尺評估文明形成的年代﹐在世界文明史上其實並不具備普遍意義﹐機械 地照搬過來評估東方古老而獨特的中華文明﹐就無異於削足而適履﹐既 缺乏科學性﹐也不符合學術研究的規范。 　　我認為﹐評估標尺的確定﹐最基本的要求就吤B□簿靠蒲□13簿墾? 術規范性﹐隻有準確地認識和把握了世界各大古文明的基本內涵或特質 ﹐才能使理論模式與古代文明的歷史實際相符合﹐也才能使確定的標尺 具有普遍意義。就中華文明來說﹐其最具特色、最具實質性意義的內涵 ﹐恐怕既不是文字﹐不是城市﹐不是青銅器﹐也不是宗教建築﹐而應是 古代政治家們一再推崇的“禮”或禮制。 　　以“禮”或禮制作為評估中華文明起源的標尺﹐其理由在於﹕中華 文明自古以來就被稱作禮樂文明﹐禮或禮制是中華文明所獨有的、數千 年文明史上一以貫之的要素﹐也是中華文明區別於其它古代文明的主要 特征。在古代中國﹐歷代政治家、思想家都對禮及其社會功能推崇備至 。例如﹐周代的政治家認為﹕“禮﹐國之幹也”﹔“禮以體政﹐政以正 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左傳》僖公十一年、恆公二年 ）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孔子﹐一生力倡“禮治”﹐主張“為國以 禮”（《論語‧先進篇》）。漢唐以後的政治家繼承和發揚了孔子及其 儒家的傳統﹐極為推崇“禮”在治國安邦中的特殊作用﹐清儒阮元曾經 指出﹕“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禮也。”（《研經室續集》卷三）一言以 蔽之﹐概括了禮在古代中國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和社會整合功能。 　　因此﹐自孔子以來﹐古代中國人均以擁有禮樂衣冠教化文明而自豪 ﹐並把它視為區別中國與四夷、華夏與胡貉的基本文化尺度。我們今天 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評估中國文明最終形成的時代﹐理所當然地應該 根據祖國文明自身的特質﹐以禮、禮制的出現為標志﹐而不必拾人牙慧 ﹐照搬19世紀西方學者如摩爾根等人的理論模式﹐為到底是以文字還是 青銅器抑或是城市的出現作為評估中華文明起源的標準而爭論不休。 　　以“禮”或禮制為標尺審視中華文明的起源、確定中華峸傅雿n傻? 時代﹐首先必須明確的問題是﹕禮是什麼﹖其內涵如何﹐特質為何﹖迄 今為止﹐一般學者往往把古代中國的禮或禮制與現代民俗學意義上的風 俗、禮儀相混淆﹐以為中國古代的禮儀僅僅是一種社會規范、行為規范 或道德規范。這是以今律古、以洋律中的皮相之談。 　　禮是中華文明所獨具的特產。在夏、商、周三代﹐禮是一代王朝的 政教刑法和朝章國典﹐是王朝統治者治理國家、維系家天下的等級制社 會政治秩序的準則、制度或規程。換言之﹐古代中國的禮﹐其實是一個 建構完備的制度與文化的體系﹐這一體系涵攝著政治、法律、宗教、倫 理和社會制度等多重內容。禮或禮制體現在王朝統治者根據當時的政教 、祭祀、農耕、兵戎等方面的現實需要而創設的一系列具體的、在貴族 階層內部實行的朝覲、盟會、祭祀、喪葬、軍旅、婚冠等方面的禮典上 。禮的社會功能在於定名分、序民人、別尊卑、明貴賤﹐因此﹐不同等 級的貴族實行不同的禮﹐各種禮典舉行時﹐每個參加者都要按其身份等 級﹐使用自己所處等級可以使用的禮器或儀節。 　　由於時代久遠﹐文獻闕如﹐遠古時代貴族階層舉行禮典時的盛況﹐ 雖然已經隨流逝的歲月湮沒在歷史的迷霧中﹐但古禮的主體部分﹐即朝 覲、盟會、祭祀、喪葬等禮典中用來表示參加者身份等級的宮室、衣服 、器皿及其裝飾等﹐卻可以借助於20世紀以來全國各地古文化遺址的田 野考古資料而再現其輪廓和概貌。 　　從各地田野考古資料看﹐構成夏、商、周三代以來中華禮樂文明之 主體的禮或禮制﹐在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等新石器時代文化中已經萌生 ﹐如紅山文化大型祭壇、女神廟和陵墓三位一體的格局﹐就是禮制存在 的表征。在長江下遊三角洲地區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中﹐禮制更已趨 於系統化、規范化和制度化。禮制在褻〞凳鶠撩饊ˉg嬖塚□饕□逑衷? 以下幾個方面﹕ 　　一、良渚文化的聚落形態及其規模﹐投射出當時的社會已經確立了 一個等級分明的“金字塔”形的社會分層系統。處於當時良渚文化時代 社會分層系統的最高層的﹐無疑是浙江余杭莫角山的大型宮殿式建築基 址。據嚴文明等考古學家推斷﹐該遺址為良渚文化時期的一座台城﹐是 當時整個良渚文化社會的政治中心、宗教中心、經濟中心和軍事中心之 所在。遺址和聚落的規模僅次於莫角山中心遺址的﹐如上海福泉山遺址 、江蘇趙陵山遺址、寺墩遺址等﹔再次一級的聚落﹐如浙江省余杭市良 渚鎮的荀山、吳家埠等遺址﹔而良渚遺址群中的茅庵前、棋盤紋等一系 列小型遺址﹐則無疑是良渚文化社會最低層的聚落遺址。良渚文化聚落 形態及其規模的多層次、級差式分化現象﹐表明當時的社會已經確立了 一個多等級的社會分層系統﹐這些正是禮和禮制在良渚文化時代存在的 現實基礎。 　　二、良渚文化的墓葬﹐根據田野考古發掘報告﹐有大型墓、中型墓 、次中型墓和小型墓﹐各種類型的墓葬之間﹐無論是墓地規模、墓葬形 制﹐還是隨葬品的種類和質量﹐均存在界限分明、懸殊極大的差異。各 類墓葬中表征墓主人生前身份和社會地位的禮樂用器的懸殊多寡﹐明白 地投射出當時的社會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社會各個階層的成員尊卑 有序、貴賤有等﹐這是禮和禮制存在的又一表征。 　　三、良渚文化的祭壇﹐如浙江省余杭市瑤山祭壇遺址、匯觀山祭壇 遺址﹐以及江蘇省昆山縣趙陵山、武進縣寺墩等良渚文化遺址中發現的 祭壇﹐其形制均有一致處﹐即平面呈方形﹐南北向﹐用泥土堆築而成。 其中瑤山祭壇、匯觀山祭壇﹐均建在高均三十余米的小山上﹐祭壇平面 呈方形﹐裡外三重結構﹐用三種顏色的泥土精心堆築而成﹐祭壇整體又 存在上、下兩級的形式。良渚文化分布區內祭壇形制的一致性﹐表明禮 和禮制在當時的社會裡已經趨於規范化和制度化。 　　四、良渚文化的玉器﹐如玉鉞、玉琮、玉璧、玉璜、玉冠形器、玉 三叉形器等﹐其形制、文化宗教內涵和社會功能﹐在橫跨浙江、江蘇和 上海三省市的大范圍的良渚文化分布區裡﹐顯示出驚人的一致性﹔這些 玉器的用途或社會功能﹐學者們一般認為﹕玉鉞為象征軍事統帥權的權 杖﹐玉琮為貫通天地的禮器、是巫術與王權結合的最早的美術象征﹐玉 璧為墓主人生前所擁有的財富的象征﹐玉三叉形器是良渚文化社會集行 政、軍事和宗教大權於一身的統治者頂戴的皇冠。這些制作精美的玉器 ﹐是用來表示貴族身份和社會地位的禮儀用器﹐在使用中有嚴格的規定 ﹐不同等級之間不得逾越。這一現象與聚落形態、墓地規模和祭壇形制 的多層次、級差式現象結合在一起考察審視﹐表明禮和禮制在良渚文化 社會中﹐已經趨於系統化、規范化和制度化﹐已經成為兼具政治、軍事 、宗教和文化等多重社會功能的維系社會正常運轉的禮儀體系。 　　從歷史上看﹐良渚文化時代的古禮體系不僅沒有隨良渚文化的衰亡 而消失﹐而且被後來的夏、商、周三代王朝全面繼承下來﹐成為古代中 華文明最具特色的內容。夏、商、周三代從良渚文化繼承的古禮﹐既包 括禮的文化精神、禮制的社會功能﹐即通過對不同等級的貴族階層佔有 的宮室、器皿、衣飾之具體規定中所體現的親疏尊卑的等差原則﹐也包 括一些具體的禮器﹐如象征王權的軍事統帥權的玉鉞、祭祀天地的玉琮 、玉璧、玉圭、玉璜等﹔甚至連玉琮上那個表征良渚文化宗教信仰系統 的神人獸面紋﹐都被夏、商、周王朝全面繼承下來﹐成為三代禮樂文明 的重要內涵。凡此種種﹐都表明中華禮樂文明自古一脈相承﹐而良渚文 化社會中禮和禮制的系統性、規范化和制度化的事實﹐更表明我們中華 文明早在新石器時代的良渚文化時期已經誕生﹐中華文明的歷史﹐距今 已有整整5000年的歷史。 -- ||| || ||| | || |||| || ※ 來源:‧水木社區 newsmth.net‧[FROM: 211.15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