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萬裡長城到避暑山莊──中央王朝與遊牧民族關系模式的轉換 易華 一、 引言 先後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萬裡長城和避暑山莊是兩項與遊牧民族有關的古跡﹐在中國民族史上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早已分別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有關萬裡長城的研究已經很多。早在1909年W.蓋爾出版了《中國長城》[1]﹐同名著作不斷湧現。1965年R.西爾弗伯格《漫長的邊牆》[2]指出長城乃“世界上最長的墓地”﹐大約埋葬了四十萬人。1990年林慰《中國長城﹕從歷史到神話》[3]闡述了長城意義的轉變過程﹐獲到了普遍的好評﹐堪稱長城研究的經典之作。在國內長城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最近的有關研究如雨後春筍。《中國長城百科全書》[4]被認為是長城研究的一座裡程碑。 有關避暑山莊的研究也不少。1932年斯文赫定出版了圖文並茂的《帝城熱河》[5]﹐揭開了避暑山莊研究的序幕。1995年何偉亞《懷柔遠人》[6]對1793年乾隆皇帝接見英國使節馬嘎爾尼事件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分析﹐是近年來有關避暑山莊研究的力作。1983﹐1993﹐2003年在承德相繼召開過三次專題學術討論會﹐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多方面的研討。 另一方面遊牧民族與中央王朝的關系也是經久不衰的學術課題。1940年拉鐵摩爾《中國的內亞邊疆》[7]首先對此進行了系統探討。羅莎比《從1368到現在的中國與內亞》[8]（1975）﹐巴菲爾德《危險的邊疆﹕遊牧帝國與中國》[9]（1989）﹐柯斯莫《古代中國及其敵人﹕東亞史上遊牧政權的興起》[10](1999)都是頗獲好評的學術著作﹐但都沒有研究避暑山莊。 其實避暑山莊建成時﹐“邊疆”變得不再危險﹐“長城”已失去了原來的意義﹐“敵人”變成了王朝的有機組成部分。避暑山莊在中國民族史上的意義還沒有得到充分研究。 中央王朝與遊牧民族的關系模式主要有四種﹕以防御和隔離為主的長城模式﹐崇尚和平的和親模式﹐崇尚戰爭的征伐模式﹐以歡迎和懷柔為主的山莊模式。本文對這四種模式進行了初步比較研究﹐發現征伐不如和親﹐歡迎勝過防御。 -------------------------------------------------------------------------------- [1] Geil,W. E: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New York,1909. [2] Silverberg, R: The Long Rampart, Philadelphia, 1965. [3] Waldron Arthur: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4]中國長城學會編﹐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5] Sven Hedin: Jehol, City of the Emperor, London ,1932. [6] 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 [7]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Boston 1940. [8] M. Rossabi: China and Inner Asia from 1368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1975. [9] T.J.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Blackwell 1989. [10] Nicola Di Cosmo﹕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1999. 二、三代有道無長城 生活於宋元之際深受漢文化影響又通曉遊牧民族傳統的郝經寫過一首意味深長的《古長城吟 》﹕“長城萬裡長﹐半是秦人骨。一從飲河復飲江﹐長城更無飲馬窟。金人又築三道城﹐城南盡是金人骨。君不見﹐城頭落日風沙黃﹐北人長笑南人哭。為告後人休築城﹐三代有道無長城”。誠然﹐夏商周三代有“道”之時不曾修長城﹐長城始於“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代。 何時修長城﹖何時應該修長城﹖這是兩個問題﹐前者已大體清楚﹐後者卻仍然十分含糊。一般認為萬裡長城始於秦代﹐終於明朝﹐又可稱之為秦始皇長城或萬歷長城。 秦始皇長城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代[1]。齊、楚、魏、趙、韓、燕都築過長短不同的邊牆或長城﹐但都沒有免於滅亡的命運。秦始皇認為掃平六國是“誅戮無道”。《史記‧秦始皇本紀》引《碣石銘》雲﹕“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他毀短牆﹐修長城。《史記‧蒙恬列傳》﹕“秦已並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余裡。……暴師於外十余年﹐居上郡”。從秦始皇30年北伐匈奴至37年秦二世賜蒙恬、扶蘇死僅八年﹐這是正史上記載大規模修長城時間最長的一次。秦始皇、蒙恬死後不久秦王朝也滅亡了﹐長城不了了之。 現存的長城主要是明代所修[2]。永樂大帝“五出三犁”﹐使蒙古處於“黑暗時代”。永樂死後明朝軍事優勢逐漸喪失﹐開始築城防御蒙古,逐漸形成了九邊防御系統。“俺答封貢”﹐與蒙古達成“隆慶和議”之後﹐明朝並沒有放鬆警惕。雖然朝廷沒有號召大規模修築長城﹐但有關是否修築長城或邊牆的爭論十分激烈。各地守將不約而同加修長城﹐鞏固九邊防御體系。因此﹐明代長城開工之日難以確考﹐也沒有完工之時﹐主要修於萬歷年間。 除秦和明王朝之外﹐漢與隋王朝亦大規模修過長城。白登之圍和解﹐漢匈建立了和親關系。文景之治後﹐武帝時代有了北伐匈奴的實力。作為北伐戰略的組成部分﹐漢武帝命令修復部分故塞﹐並將長城修到了羅布泊。漢代長城史稱邊塞﹐並不連貫﹐沒有明確的修築年代﹐主要修築於漢武帝時代﹐可以看作為戰略進攻的據點[3]。 隋朝是一個短命的王朝﹐修築長城的記載比較清楚。《隋書‧高祖紀》開皇元年（581）四月﹕“發稽胡修築長城﹐二旬而罷”。開皇六年二月﹔“發丁男十一萬修築長城﹐二旬而罷”。開皇七年二月﹕“發丁男十萬余修築長城﹐二旬而罷”。《隋書‧煬帝紀》大業三年（607）七月﹕“發丁男百余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一旬而罷﹐死者十六、七”。大業四年七月﹕“發丁男十余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資治通鑒》卷175─180中有類似記載﹐總共修長城不過數月﹐似有把修長城當兒戲之嫌。 由此可見﹐中央王朝修長城的歷史是不連續而短暫的﹕有明確記載的歷史不超過十年﹐總共不過百年。這意味著長城有開工之日﹐無完工之時。秦長城、漢長城、隋長城、明長城都是未完成的工程﹐隻有在某些地圖或某些人的心中是連成一線的。 當中央王朝強大時﹐不用修長城。秦皇漢武時代﹐匈奴望風而逃﹐武帝想御駕親征卻找不著對手。當中央王朝腐敗和軟弱時﹐修長城也沒用。明朝末年﹐內外交困﹐長城當然不可能抵御滿族入關。因此﹐每個朝代都可能修長城﹐但沒有一個朝代應該修長城。 長城修在何處﹖長城應該修在何處﹖前者已大體清楚﹐後者亦十分含糊。 調查研究表明﹕北到呼倫貝間慼撞{聊涎舯μ□□□□窖悸探□擼□髦諒薏疾矗□□諧□且胖反嬖淞Ｋ□匠□塹卮□婕按蟀□鮒泄□□□誦牡厙□饕□悄諉曬挪菰□突僕糧□□３□牽□話閎銜□怯文劣肱└□姆紙縵擼□□誒□飛纖□幢浠□歡ａＧ睾撼□瞧窘枰跎膠突坪猶煜眨□饕□□諉曬挪菰□□□歡妊由斕鉸薏疾礎Ｓ覽忠院笙群蠓牌□舜竽□饋６□□潰□□□侵饕□□諢僕糧□□□３掖由膠９乩┬溝窖悸探□Ｃ曬挪菰□系某□竅俺僕獬□牽□僕糧□□系某□竅俺頗誄□牽□諭獬□侵□湎嗑嗍□倌酥燎□□鋝壞取? 有人主張長城應該修在草原上。秦始皇時代蒙恬輕易卻胡千裡﹐收復河南地﹐可以在草原上修築長城。漢武帝大舉北伐﹐將匈奴驅趕到了漠北﹐使得蒙古草原上部分地區千裡無人煙。在遠離中原的邊遠草原上修築長城除了勞民傷財之外﹐是易攻而難守。沒有証據表明草原上的長城起過什麼防御作用。金代修築在東蒙古草原上的長城仍若隱若現﹐象一串墳墓﹐不可能阻擋遊牧騎兵的南下。因此草原上是不宜築長城的。 明代日趨軟弱﹐放棄河套﹐開始在黃土高原修築長城。這意味著公開放棄水草豐美的蒙古大草原﹐漠南蒙古得以發展壯大。內長城雖然靠近中原﹐也非易守難攻。因為拆長城總比建長城容易。也先在長城附近活捉了明英宗﹐俺答汗席卷京城﹐如入無人之境。因此﹐將長城修在黃土高原﹐除了一樣的勞民傷財之外﹐起不了其它作用。 位於崇山峻嶺或懸崖絕壁的長城﹐隻有觀賞價值﹐沒有防御意義。在草原和中原之間有無數的坦途供遊牧騎兵來回出入。 長城修在蒙古草原是易攻難守﹐勞民傷財﹔修在黃土高原也是勞民傷財﹐難守易攻。崇山峻嶺不用修長城﹐平原坦途修長城也沒用。雖然處處可以修長城﹐但沒有一處應該修長城。長城就好比人體內的血栓﹐出現在何處都是無益於健康。 何人修長城﹖何人主張修長城﹖歷史上明確主張修長城的人並不多﹐反對的人倒是不少。沒有人因修長城而名傳青史﹐大都是被迫修長城。 秦始皇、漢武帝、隋煬帝、萬歷時代曾大規模修過長城﹐唯有隋煬帝楊廣留下了讚頌長城的詩篇《飲馬長城窟行》﹕“肅肅秋風起﹐悠悠行萬裡。萬裡何所行﹐橫漠築長城。豈台小子智﹐先聖之所營。樹茲萬世策﹐安此億兆生。……” 秦始皇是因恐懼而命令修長城﹐蒙恬是遵命築長城﹐公子扶蘇是被貶監築長城﹐城旦是被罰築長城﹐老百姓都是被迫修長城。正如顧炎武所雲﹕“至於戰國﹐井田始廢﹐而車變為騎。於是寇鈔易而防守難﹐不得已有長城之築”。[4]秦始皇未睹長城的完工而暴亡。蒙恬臨死之際深切悔悟﹕“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余裡﹐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5]司馬遷認為蒙恬之罪在於勞民傷財﹐阿意興功﹐與地脈無關。老百姓留下了《長城民謠》和孟姜女的傳說﹐千古傳頌。“築土築人一萬裡”﹐文人墨客留下了無數的詩篇訴說長城的苦難。 盡管如此﹐修長城的動議歷朝歷代都有人提出。北魏中書監高閭的建議比較典型﹕“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6]實際上這是五大妄想。明代陳建提出修牆五弊更近實情﹕“工程浩大﹐所費不貲﹐一也﹔勞役軍民﹐怨 煩興﹐二也﹔逼近寇境﹐胡騎出沒﹐丁夫驚擾不時﹐三也﹔築之縱成﹐曠遠難守﹐久益頹廢﹐四也﹔胡寇倏來﹐動輒數萬﹐潰牆而入﹐無異平地﹐反為所笑﹐五也。興此役者﹐殆所謂運府庫之財﹐以填廬山之壑﹐百勞而無一益。以此為策﹐策斯下矣。”[7] 一直到明末﹐盡管反對的人很多﹐修築的舉動卻難以遏制。正如清代阺撰情慼熱挫e扒厝吮負□□□牽□□且恢□煜慮恪Ｖ兩襉Τ縈濤蠢洌□裰□魅朔辣鋇遙□塩□□俏□□摺２輝懷□竊弧□□健□□嬤□追孜奘畢Ⅰ６□匠醣ㄇ焦ν輳□鞣接執□部鼙摺Ｂ踩肜Ｇ餃縉降兀□鶯岊□遊匏□傘Ｂ餐爍蔥稅嬤□Γ□□□褐□購衛□克□紀絞苣詬□穡□ㄔ□蘸乃九╗選□□□□□硭憬勻□耍□魏味佬η厥薊省薄□8] 一廂情願築長城﹐自欺欺人食苦果。修長城不能抵御遊牧民的入侵﹐不修長城又不能保障北方的安寧﹐中央王朝總是在“無策”和“下策”之間徘徊。隻有到了康熙、乾隆時代才走出這種兩難的困境。 -------------------------------------------------------------------------------- [1]張維華﹕《中國長城建置考》﹐中華書局﹐1979。 [2] 華夏子﹕《明長城考實》﹐檔案出版社﹐1988。 [3] Nicola Di Cosmo﹕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1999. [4] 《日知錄》卷三十一﹐《長城》。 [5] 《史記》卷88《蒙恬列傳》﹐中華書局 ﹐第2570頁。 [6] 《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六﹐中華書局﹐第4262-3頁。 [7] 《治安要議》卷六。 [8] [清]萬斯同《明史樂府》。 三、和親征伐非上策 遊牧民與中原王朝的矛盾由來已久。除了修長城等防御隔離措施之外﹐溫情脈脈的和親與赤裸裸的征伐是企圖緩解上述矛盾的兩種常用手段。 和親是遊牧與農耕民族契約和平的一種形式﹐盛行於匈奴、突厥時代。其淵源或許可追溯到先秦[1]﹐到冒頓單於時代才形成定式。從白登之圍的和解到馬邑之謀的設立﹐六十余年匈奴與漢朝以和親形式保持契約和平關系。馬邑之謀標志著漢匈和平關系的徹底破裂﹐從此進入了近一個世紀的戰爭時代。經過雙方的努力和反復談判﹐呼韓邪時代昭君出塞﹐漢匈之間重新建立了和親關系。 公元前206年﹐劉邦統一中原﹐建立了漢朝﹔冒頓征服了東胡﹐稱雄蒙古草原。六年之後劉邦與冒頓率大軍相會於平城﹐冒頓圍困劉邦於白登山達七日之久﹐史稱“白登之圍”。這是漢匈軍事實力的一次較量﹔其和解標志著匈奴與漢王朝相互承認﹐並達成了某種默契。這種默契由劉敬等發展為“和親”。劉敬和親構想如下﹕“天下初定﹐士卒疲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弒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於。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余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諷喻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於。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2] 劉邦完全同意劉敬的建議﹐但因呂後舍不得女兒“棄之匈奴”而打了折扣﹔隻好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於﹐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冒頓不太明白和親的真實意圖﹐原則同意約為兄弟以和親﹐接受了漢朝奉送的身份可疑的公主和絮、繒、酒、米等物。 不出劉敬所料﹐假公主在匈奴默默無聞﹐未曾有生兒育女的記載﹐“無益也”。漢朝送給匈奴的財物亦微不足道。因此匈奴仍不時襲擾漢朝。“小進則小利﹐大進則大利”。漢朝堅守和親政策﹐以忍讓求和平。根據劉敬當初的設計﹐“和親”是一項長治久安之策﹐由三個方面組成﹐但實施過程中大打了折扣﹐因此沒有達到劉敬和劉邦所希望的效果。 劉敬“和親”的第一要求是以真公主嫁單於﹐皇帝鐘愛女兒﹐單於因此而深受漢朝的恩澤。在實施過程中﹐公主都是假冒﹐象物品一樣獻給單於之後就不再掛念。匈奴單於身邊並不缺少女人﹐即使是真公主也未必能讓單於鐘情。這批和親公主在匈奴象財物一樣下落不明。劉敬當年以劉邦外甥當單於的希望完全落了空。第二要求是派遣一些使臣諷喻單於﹐即在匈奴逐漸傳播中原文化﹐特別是禮儀。強行派遣中行說就是一個絕對的錯誤。中行說處處為匈奴著想倒情有可原﹐但他目光短淺﹐加深了匈漢之間的對抗﹐為曠日持久的匈漢戰爭作了舖墊。中行說等反其道而行之﹐劉敬設想的文化趨同隻好落空。第三﹐和親意味著經濟上“以歲時漢所余彼所鮮數問遺”。從《史記》、《漢書》記載來看漢朝送給匈奴的禮物幾乎不具經濟意義﹐隻是禮物而已。一是數量微不足道﹐二是品種不妥。送給匈奴馬或馬車猶如雪中送冰﹐令人啼笑皆非。後來賈誼設“三表五餌”之策﹐倡導開關市﹐對促進匈漢之間的經濟交流起了一定的作用﹐雙方百姓從中都得到了一些好處。劉敬設想的匈奴在經濟上依賴中原﹐“貪漢重幣”的局面並沒有出現。 和親作為遊牧與農耕民族契約和平的一種形式﹐在以後的歷史中出現過多次﹐其內含和形式略有差異。絕代佳人王昭君和文成公主等參與了和親活動﹐擴大了和親的影響和作用﹐但其作用仍然非常有限。和親並不象某些極端的民族主義者認為的那樣“千秋污史牘”。但唐戎昱《詠史》詩值得深思﹕“漢家青史上﹐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擬靜胡塵。地下千年骨﹐訴為輔佐臣。” 匈奴不時侵擾漢地﹐但並沒有要征服或消滅漢人的企圖﹔漢朝一再忍讓以求和平﹐卻想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到了武帝時代﹐進攻匈奴的經濟、政治、軍事、思想準備已基本就緒﹐可謂萬事俱備﹐隻欠借口（機會）。匈奴也意識到了漢朝的強盛﹐開始主動請求和親﹐以鞏固匈漢之間的和平關系。 年青氣盛的武帝渴望建功立業﹐不以作皇帝為滿足﹐欲比堯舜﹐大治天下[3]。武帝明知“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然反其道而行之﹐舍仁棄義﹐貶德退賢﹐說善行暴﹐禍由此生。他聽從王恢等的建議﹐設馬邑之謀誘捕單於。從此漢匈關系破裂﹐走上了相互攻伐的道路。 “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也﹕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余人﹔李廣出雁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4]這是武帝第一次有計劃的北侵﹐師出無名﹐不宣而戰。“得胡首虜七百人”﹐“為胡所敗七千余人”﹐雙方共傷亡近萬人﹐“唯青賜爵關內侯”[5]。真可謂一將功成萬骨枯。 武帝以為徹底勝利指日可待﹐於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發動了最大規模的北伐戰役。這對匈奴確實是一次沉重的打擊。這場戰爭對漢朝的傷害也是難以康復的。戰爭暫告一段落﹐兩敗俱傷﹐漢匈之間千裡無人煙。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武帝以征伐求和平的希望徹底破滅﹐改年號為後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並決定不復出軍﹐史稱《輪台詔》。“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莞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兇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鏽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未年遂棄輪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 [6] 從馬邑之謀到下《輪台詔》近五十年﹐武帝的思想終於有了改變。五十年前﹐文景之治﹐漢朝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時代﹔匈奴自單於以下皆親漢﹐邊境亦出現了罕見的和平景象。武帝貿然發動了漢冓箚禳慼敷尪齱憤晼摩w□□坎砸模蝗絲詡醢耄□裨狗刑淞Ｎ淶弁砟輳□□癲慷尤□□裁唬□饕□□□撬蘭唇怠＞□盟鶚□□遣豢曬懶濬□鏨痛途□λ□沒平鵓痛鋃□□嗤蚪鎩Ａ醢洹隊絞貳吩唬骸白怨瘧□υ檔資攏慷嘁蜴詡營□□睢２蝗韁庇牖平鷯。□□∩吵⊥螻趨謾薄? 司馬光對漢武帝有一個中肯的評價﹕“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乎。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秦之失而無亡秦禍乎﹗”[7]武帝臨死之時﹐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漢發軍屯西河﹐左將軍上官桀巡狩北邊。 農耕民族對遊牧民族的大舉遠征始於漢武帝﹐終於永樂大帝。朱棣被漢人認為是唯一御駕親征漠北的漢族皇帝﹐“五出三犁”是其豐功偉績。而蒙古人認為他是妥歡帖睦爾之遺腹子[8]。御駕親征亦是人類歷史上極荒唐的事件。 靖難之變﹐朱棣成功地篡奪了帝位﹐並下令篡改歷史記錄。篡位是不忠﹐不認生母是不孝。不忠不孝之至又深受儒家文化薰陶的朱棣在南京度日如年﹐將興趣和國都轉移到了北方﹐而進攻蒙古是最神聖的借口。 1410年朱棣發動了五十萬大軍北征。在出征詔書中表達了必勝的信心﹕“以大擊小﹐以順取逆﹐以治攻亂﹐以逸待勞﹐以悅吊怨。鮮不殄滅盪除有罪﹐掃清沙漠﹐撫綏顛連﹐將疆場乂安﹐人民無轉輸之苦﹐將士無戰鬥之虞﹐可以解甲而高枕矣”。[9]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遠征漠北幾近不戰而返﹐無人立功受享。1414年朱棣應昔日敵人阿魯台的請求﹐又親率50萬“馬步官軍”分五路北征﹐在漠北忽蘭忽失溫與瓦剌遊戰一天（六月初七）﹐雙方傷亡相當﹐“遂名其地曰殺胡鎮”。 兩次大規模的北征既沒有奪回國璽﹐也沒有獲俘大汗﹐雖然對蒙古遊牧經濟造成了一定的破壞﹐但明朝本身的經濟損失和人員傷亡已讓有良知的人感到痛心。戶部尚書夏原吉、兵部尚書方賓、工部尚書吳中、禮部尚書呂震等都認為遠征漠北﹐勞民傷財﹐得不償失。 “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10]。方賓被迫自殺﹐並被戮屍﹐夏原吉被捕入獄。朱棣不聽勸阻﹐又三次親征。永樂暴崩於第五次出征回師途中。臨終之即﹐朱棣似有所醒悟﹕“古王者制夷狄之道﹐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孽虜所有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邪﹖吾寧失有罪﹐不欲重勞將士”[11]。 朱棣三番五次出征﹐俗稱“燕王掃北”﹐似乎使農耕民族揚眉吐了氣﹐一直為漢族官僚和百姓所喜聞樂道。“有元勃興﹐腥膻中土﹐亦開辟之所創見。極盛而衰﹐倚伏常理。我朝治隆唐虞﹐澣海無波﹐大漠無塵﹐穹廬之下﹐間有暇息遊魂﹐雉奔兔伏﹐逾垣草竊﹐臨以大軍﹐逃命竄匿﹐尚何足計者耶﹗予竊祿於朝﹐恆見北狄酋長稱臣納貢﹐俯伏殿陛之下﹐氣不敢喘﹐睛不敢運﹐以為曠古所無及。讀此錄﹐始知太宗文皇帝神武天縱﹐廓清摧陷﹐三邊盡滌﹐比之太祖高皇帝﹐峻德成功﹐再立華夷限界﹐亦可謂繼述有光者矣。今百有余年﹐烽火不驚﹐邊陲無鋒鏑之交﹐中土無饋運之苦﹐祖宗功德其可忘哉﹗”[12] 其實永樂五次御駕親征蒙古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死後二十五年即有土木之變。瓦剌卷土重來﹐明英宗模仿朱棣糾集五十萬大軍倉促出塞應戰﹐大敗﹐本人亦被也先所得。 朱棣御駕親征勞民傷財是無疑的﹐否則不會有戶部、兵部、工部尚書的反對﹔師出無名是肯定的﹐否則禮部尚書不會非議。就親征的結果而言﹐隻是殺擄了少量遊牧騎兵﹐其攻擊的對象如阿魯台等“元兇”一個也沒有消滅或俘獲﹐傳國玉璽也沒有繳獲。除了教訓﹐實在沒有什麼經驗可以總結。正如滑鐵盧戰役打敗拿破侖的威靈頓將軍所言﹕“勝利是僅次於失敗的最大悲劇。” -------------------------------------------------------------------------------- [1] 張正明﹕《和親通論》﹐《民族史論叢》（第一輯）﹐中華書局﹐1996。 [2] 《史記》卷99《劉敬叔孫通列傳〉﹐第2719頁。 [3] 《漢書》卷6《武帝紀》﹐中華書局﹐第161頁。“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於篇﹐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 [4] 《史記》卷110《匈奴傳》﹐第2906頁。 [5] 《漢書》卷55《衛青霍去病傳》﹐ 第2473頁。 [6] 《漢書》卷96《西域傳》﹐第3929頁。 [7] 《資冶通鑒》卷二十二﹐漢紀十二﹐第747頁。 [8] 這一傳說在蒙古地區流傳持久而廣泛。《蒙古黃金史綱》中有如下記述﹕“漢家之君第一代即洪武皇帝﹐其子建文皇帝﹐在位四年之後﹐弘吉剌哈屯之子﹐統率自己少數護衛與兀剌之六千兀者人﹐水濱之三萬女真人以及黑城之漢人整兵來伐﹐擒獲漢家洪武皇帝之子建文皇帝﹐捺印於其頸而廢逐之。於是﹐烏哈噶圖可汗之子永樂皇帝為君﹐而漢家卻以為真正吾皇之子做了皇帝﹐號曰大明”。 [9] 《明太宗實錄》卷六十八。 [10] 《明史》卷 149《夏原吉傳》﹐第4154頁。 [11] 《明太宗實錄》卷一百三十。 [12] [明]金幼孜《北征錄》之秦民悅“金文靖公北征錄序”。 四、民族整合有山莊 康熙大帝是滿蒙漢結合的產物。他既尊重遊牧傳統﹐也崇尚漢傳統文化。主張“天下一家”的“參天可汗”唐太宗是他的榜樣。李世民清楚地意識到修長城是“重困我民”。 “隋煬帝不能精選賢良﹐安撫邊境﹐惟解築長城以備突厥﹐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勣於並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靜﹐豈不勝遠築長城耶﹖”[1]。這些思想在康熙心中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他在一份上諭中說﹕“蔡元所奏﹐未諳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恃險阻。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帶﹐朕皆巡閱﹐概多損壞﹐今欲修之﹐興工勞役﹐豈能無害百姓﹖且長城延袤數千裡﹐養兵幾何﹐方能分守﹖蔡元未見及此﹐其言甚屬無益﹐諭九卿等知之。”[2] 修長城“重困我民”﹐當然有害百姓﹐康熙對此深有感觸。“隱隱山頭皆古戍﹐中原民力盡邊城。曾聞父老經年戰﹐回首生靈血淚盈”。[3] 修長城對帝王將相也是有害無益。唐太宗指出隋煬帝“情識之惑﹐一至於此”。康熙認為蒙恬徒勞而無益﹕“萬裡經營到海涯﹐紛紛調發逐浮夸﹔當年用盡生民力﹐天下何曾屬爾家”。[4] 清朝初年局部地區有過修復長城的舉動﹐但清朝政府從未重視和下令大規模修長城。滿族入主中原之後﹐當然不願意自外於中國﹐也不願意割斷與北方遊牧民族的聯系﹐長城也就失去了其原有的防御功能。 木蘭秋□是康熙為了保持遊牧傳統﹐密切與遊牧民族的關系而采取的重大政治舉措。康熙御駕親征﹐打敗了噶爾丹﹐並沒有征服準噶爾。熱河行宮是眾多行宮之一﹐實際上是木蘭秋□的副產品。康熙五十年（1711）熱河行宮正式更名為“避暑山莊”﹐從此他每年四月開始避暑塞外﹐有時長達半年。御制《避暑山莊記》未突出其政治功能。“靜觀萬物﹐俯察庶類。文禽戲綠水而不避﹐麋鹿映夕陽而成群。鳶飛魚躍﹐從天性之高下﹔遠色紫氛﹐開韶景之低昂。一遊一豫﹐罔非稼穡之休戚﹔或旰或宵﹐不忘經史之安危﹔功耕南畝﹐望豐稔筐筥之盈﹔茂止西成﹐樂時若雨□之慶。此居避暑山莊之概也。” 身居至尊﹐心向林泉。避暑山莊是康熙晚年休心養性之所﹐整合遊牧民族的功能並不明顯﹐盡管他在此處理日常政務。“朕數巡江幹﹐深知南方之秀麗﹔兩幸秦隴﹐益明西土之殫陳﹔北過龍沙﹐東遊長白﹐山川之壯﹐人物之樸﹐亦不能盡述﹐皆吾之所不取”。[5]唯有熱河行營“朕每次駐蹕﹐輒飲食倍加﹐精神爽健”。[6]從康熙親自命名的三十六景來看﹐避暑山莊確是他情有獨鐘的理想境界。 康熙時代創建了避暑山莊﹐乾隆時代避暑山莊整合遊牧民族的功能才充分發揮。弘歷生於1711年﹐正是康熙命名避暑山莊的那一年。少年時代﹐弘歷深受祖父的賞識。他沒有辜負康熙的期望﹐不僅順利地繼承了皇位﹐而且完成了康熙、雍正未竟的大業。弘歷繼承皇位﹐穩定政局之後﹐步康熙的後塵﹐恢復了木蘭秋□﹐進一步擴建避暑山莊。乾隆時代山莊不隻是避暑勝地﹐而且是重要的政治舞台。山莊的擴建過程象征著民族整合的歷程。 從乾隆十九年（1754）起﹐弘歷在避暑山莊熱情款待了來自西北的蒙古貴族或部落首領﹐妥善安置他們的部下﹐有效地整合了西蒙古。乾隆十九年冬天﹐為了迎接阿睦爾撒納的到來﹐弘歷冒著呼嘯的北風急速趕到了避暑山莊。後來阿睦爾撒納叛逃俄羅斯﹐辜負了乾隆的期望﹐但並沒有改變他善待西蒙古的決心。他的行動和信心甚至感動了遠在萬裡之遙的土爾扈特部。乾隆三十六年﹐弘歷以同樣隆重的儀式歡迎渥巴錫等的東歸。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弘歷並不愛飲酒﹐卻連續三、五天賜宴蒙古首領﹐純粹為了“懷柔遠人”﹐整合遊牧民族。 另一方面﹐乾隆推崇藏傳佛教﹐在避暑山莊隆重接待了三世、四世哲布尊丹巴和六世班禪﹐鞏固了清王朝在西藏和外蒙古的統治。三世章嘉活佛作為國師經常隨乾隆來往於北京熱河之間﹐在此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推崇佛教﹐但並未完全皈依佛教。這種超脫精神使他能從容地利用佛教作為鞏固統治的有效手段。故有“一座喇嘛廟﹐勝抵十萬兵”之說。 乾隆不僅擴建於避暑山莊﹐而且擴展了其功能。其《避暑山莊後序》雲﹕“蓋漢、唐以來﹐離宮別苑何代無之﹖然不過費人財﹐逞已欲﹐其甚者乃至破國亡家﹐是可戒無足法也。若今之山莊乃在關塞之外﹐義重習武﹐不重崇文。而今則升府立學﹐浸浸乎崇文矣。……若圖已樂而忘人苦﹐亦非仁人之所為也。若夫崇山峻嶺﹐水態林姿﹐鶴鹿之遊﹐鳶魚之樂﹐加之巖齋溪閣﹐芳草古木﹐物有天然之趣﹐人忘塵世之懷﹐較之漢、唐離宮別苑有過之無不及也。若耽此而忘一切﹐則予之所為膻薌山莊者﹐是設陷阱﹐而予為得罪祖宗之人矣”。 此序繼康熙《避暑山莊記》而作。“我皇祖建此山莊﹐所以詰戎、綏遠、崇樸、愛物之義﹐見之御制序中﹐意深遠也”。細讀康熙御制《避暑山莊記》﹐“崇樸”、“愛物”溢於言表﹐“詰戎”、“綏遠”隻字未提。事實上﹐“熱河行宮”隻不過是康熙木蘭秋□過程中的休息之處﹐避暑山莊是他晚年的溫柔之鄉﹐其“詰戎”、“綏遠”的功能並不顯著。正是乾隆將這種潛在的功能發揮到了極致﹐使避暑山莊成了整合遊牧民的基地。 避暑山莊的重大政治活動大都與整合遊牧民族有關﹐避暑山莊的日常生活也從多方面體現了遊牧與農耕文化的整合。 避暑山莊中有圃有囿﹐囿中有馬、羊、鹿、兔等遊牧民族喜歡的動物﹐圃中種植農耕民族偏愛的水稻、麥、粟等農作物。山中有鳥、水中有魚﹐還從全國各地移植了多種植物。從民族植物學和民族動物學的角度可以看出遊牧與農耕文化的整合。 皇帝愛臣或寵妃中滿、漢、蒙、藏等皆有﹐他們的衣食住行以及精神生活也可以體現遊牧與農耕文化的整合。龍袍、戎裝、旗袍有遊牧風格﹐但大都是絲綢質地。他們既吃米飯﹐也吃羊肉﹔既飲清茶﹐也飲牛奶。皇帝等經常住漢式宮殿﹐也暫住蒙古包﹔既騎馬﹐也坐轎。康熙、乾隆二帝酷愛讀書、做詩、制字、甚至繪畫和研討學術。乾隆通曉五種語言和文字。麗正門用滿、藏、漢、維、蒙五種文字寫成﹐象征著多民族的整合和統一。 文津閣不僅是收藏《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的地方﹐而且是紀曉嵐等編校《四庫全書》的地點之一。蒙古人撰寫的《蒙古源流》譯成漢文收入《四庫全書》象征著遊牧與農耕民族書面文化的整合。 康熙時代曾將明安圖（蒙）、梅彀成（漢）等集中到惠迪吉（澄觀齋）研究天文學和數學﹐共同完成了《數理精蘊》、《律歷淵源》。乾隆時代滿、蒙、藏、漢等官員經常在清音閣一起欣賞戲劇﹐滿蒙民歌逐漸融入﹐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熱河清音。科學與藝術﹐不止是整合﹐而是融合。融合是一種徹底的整合。 -------------------------------------------------------------------------------- [1] 《舊唐書》卷67《李勣傳》﹐第2486頁。 [2] 《清聖祖實錄》卷一百五十一﹐.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 [3] 《熱河志》卷三﹐玄燁古戍之一。 [4] 玄燁《御制詩集》初集﹐“蒙恬所築長城”。 [5] 《御制避暑山莊記》。 [6]《御制穹覽寺碑文》。 五、討論與結語 漢代嚴尤有一段名言表達了中央王朝對北方遊牧民族的無奈﹕“匈奴為害﹐所從來久﹐未聞上代有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出征之﹐盡境而還﹐是得中策。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兵連禍結三十余年﹐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築長城之固﹐以喪社稷﹐是為無策”。[1] 征不服﹐隔不開。征服和隔離都不是處理民族關系的有效途徑。唐太宗和康熙都認識到了長城或隔離的無益﹐強調恩威並施。隻有到了乾隆時代才徹底改變思維方式﹕化敵為友。他不再將北方遊牧民族看成征服或防御的對象﹐而是倘開胸懷﹐歡迎他們的到來。將遊牧民族看成假想敵﹐即樹敵之後﹐也就沒有了解決的辦法。唯有化敵為友﹐才可能無敵於天下。 活躍於避暑山莊的四個主要民族滿、蒙、漢、藏具有不同的生態文化背景。蒙古是典型的遊牧民族﹐漢是典型的農耕民族。滿和藏界於兩者之間﹐是半遊牧或準遊牧民族﹐屬於廣義的遊牧民族。滿族入主中原之後自動與中央王朝整合和認同。正因為滿族是一個半遊牧半定居民族﹐在整合遊牧與定居國家的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達到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功。 萬裡長城和避暑山莊功能相反﹕前者防御﹐後者歡迎。歷史表明最好的防御便是歡迎。萬裡長城對遊牧民族無益﹐對中央王朝有害。避暑山莊有益於遊牧民族﹐無害於中央王朝。由此看來﹐秦始皇修長城是無策﹐乾隆擴建山莊才得上策。大禹治水以疏導為主﹐吸取了他父親鯀以堵為主的教訓。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防遊牧民族﹐不亞於防民之口。除了歡迎﹐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今天避暑山莊和萬裡長城﹐並立於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獲得了類似的象征意義。避暑山莊是民族俋x帷９□彝騁壞南笳鰨□蚶□□鞘侵謝□褡寤蛑泄□南笳鰲Ｕ□喬宄□□□□帽蓯釕階□行□卣□狹擻文撩褡澹□攀鉤□鞘□□湓□械姆烙□蚋衾牘δ埽□鸞□竦眯碌南笳饕庖濉? 熱河“名號不掌於職方﹐形勝無聞於地志”。由於避暑山莊的興建﹐熱河由一個荒涼的小村演變成了中國的二十四座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其實﹐避暑山莊的山並不高﹐水也不深﹐其建築亦因年久失修或破壞嚴重。正是因為它在民族整合過程中特殊作用才得以修復﹐重新聞名於世。 避暑山莊集中國建築、園林和宗教之大成,充分體現了中國人追求“天下一家”、“和而不同”、“山水之間”的理想境界。 “天下一家”是儒家宣傳和追求的理想境界。《中庸》雲﹕“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而長城顯然與“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相抵觸。“從理想的一面看﹐修築長城意味著中國的天子德威不足﹐不能於一統海內之余兼服八荒之外﹐成為真正的普天下之主﹐象征了無奈與羞辱﹔從現實的一面看﹐它的修築隔絕了北方草原和南方的農業地帶﹐象征著一道文明與野蠻﹐中國與非中國﹐人與禽獸﹐農業與遊牧之間不可跨越﹐也不宜跨越的天限”。[2] “合內外之心﹐成鞏固之業”是乾隆在避暑山莊活動的主旨。“自秦人北築長城﹐畏其南下﹐防之癒嚴﹐則隔絕癒盛﹐不知來之乃所以安之。我朝家法中外一體﹐世為臣僕。皇祖避此山莊﹐每歲巡幸﹐俾蒙古未出痘生身者皆得覲見、宴賞、賜賚﹐恩益深而情亦聯﹐實良法美意﹐超越千古雲”。[3] 活躍於避暑山莊的人物除了皇帝及其愛臣寵妃之外﹐主要是遠道而來的蒙古王公貴族和藏傳佛教領袖。思想溝通於廟宇之內﹐恩怨化解於酒桌之上。多族共和﹐親如一家﹐其樂融融。避暑山莊及其周圍寺廟的文化多樣性象征著中央王朝對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尊重。體現了“和而不同”的理想。正如《禮記‧王制》雲﹕“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移天縮地入君懷”﹐避暑山莊是中國的縮影。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因山就水﹐避暑山莊是一處世內桃源﹐體現了中國仁人志士的理想﹐是中國山水畫精神的再現。正如汪藻《桃源行》所雲﹕“誰教晉鼎判東西﹐卻愧秦城限南北﹐但使此心無魏晉﹐人間處處是桃源”。 從萬裡長城到避暑山莊標志著遊牧與農耕民族由長期的分裂走向重新統一﹐是中國民族關系史上的重大轉折點。康熙和乾隆的英明在於他們不僅能吸取歷史的教訓﹐而且能站在遊牧民的立場思考問題。以避暑山莊取代萬裡長城﹐以歡迎代替防御﹐創造性地解決了中國歷史上的難解之結。回顧歷史我們可以深切地感悟到萬裡長城是漫長的教訓﹐避暑山莊是濃縮的經驗。隻有吸取了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人類才能健康地走向未來。 -------------------------------------------------------------------------------- [1] 《漢書》卷90《鮮卑傳》﹐第2993頁。 [2] 邢義田﹕《從古代天下觀看秦漢長城的象征意義》, 《燕京學報》新十三期 ﹐2002。 [3] 弘歷﹕《出古北口》詩注﹐見《熱河志》卷二十一《巡典》。 -- 千畝竹園﹐環水天然。 ※ 來源:‧水木社區 newsmth.net‧[FROM: 166.111.7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