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唐代文學研究百年隨想 ──杜曉勤《二十世紀隋唐五代文學研究綜述》序 　　 葛曉音 　　隋唐五代文學研究從古代步入現代的歷史已近百年。雖然學術的發展不以紀元為界﹐但與時代的變遷息息相關﹐因而在世紀末作一番回顧和反思還是很有意義的。 　　本世紀以前﹐唐代文學的研究集中在唐詩。唐詩批評從宋代零星的詩話發展到明清時代系統的專論﹐貫穿其中的主線是欣賞標準的爭論。源自齊樑時代的"天機自然"與"假借經史"之辨﹐至唐代詩論中逐漸發展成"自然天真"與"苦思才力"的兩類境界。宋人對"天然妙悟"和"功夫學力"的軒輊﹐已顯示出區分盛唐詩與晚唐、宋詩的傾向﹐開啟了明清的門戶之見。宗唐派在明代發展到全盛時期。盛唐詩以其"天真興致"、"天機自流"成為詩歌美學理想的代表﹐中晚唐詩則因"人能學力"而被視為為宋詩之源。清人將兩類標準歸總為天分與學力之爭。各派論說幾經反復較量﹐至清中葉以後﹐由於時代和學術的原因﹐宗宋派漸佔上風。而在這歷經千年的唐宋詩之爭、初盛與中晚唐之爭的錯雜交替中﹐中國詩學批評的各種概念也癒益豐富完善。風格、意象、聲調、格律、法度、體調、情理、文質、氣勢、神韻......等一系列批評術語遂構成了中國詩論的傳統﹐其影響一直延及本世紀末。 　　"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學術的沖擊﹐首先是在破壞經學的地位﹐解除學派的束縛。因而先秦文學、特別是以胡適和古史辯派為代表的詩經研究﹐在二、三十年代成為重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方法的突破口。他們不但要還詩經以樂歌的本來面目﹐而且還從經典化的古典詩文中勾勒出白話文學的歷史。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現代化進程正是從配合新文學的創作開始的。伴隨著這場學術革命﹐學者們也開始了對唐代文學的重新思考。二、三十年代關於唐代文學的論述大多見於當時湧現的二十多部文學史專著中。其中影響較大的謝無量的《大文學史》﹐將唐代文學的重要文體、派別和詩人群體關系作了初步的緒理。胡小石的《中國文學史講稿》則著眼於唐代文學的階段性演進的特征和不同派別﹐尤其注意到影響文學的諸種外因﹐如政局、選舉、交通、生活、外樂等﹐已為本世紀的唐代文學研究指出了許多基本的課題。但早期的多數文學史著作正如王瑤先生所說﹕"文學的概念和范圍都十分駁雜。"而且唐代文學的專論也寥寥無幾。或許因為唐代文學研究本來就沒有蒙上太多的經學色彩﹐明清時代強調詩教的學派又往往在研究思路和概念方面缺乏新創。因此相對先秦文學尤其是詩經而言﹐唐代文學研究觀念革新的力度並不太大。從世紀初王運的《湘綺樓論唐詩》到二十年代的邵祖平的《唐詩通論》﹐盡管對史的描述已初具輪廓﹐但其基本論點仍未能脫出明清以來天分、學力兩大范疇的籠罩。直到聞一多的《唐詩雜論》和陳寅恪的《元白詩箋証稿》出現﹐"以詩証史"、考証與審美欣賞並重的研究路數才開出了新的研究視野。聞一多在詩人生平、交遊的考訂﹐全唐詩的校勘、補編﹐詩人小傳、別集校讀、文學年表、人名引得等方面﹐以其多樣化的研究手段為本世紀的唐詩研究奠定了廣泛的文獻基礎。而他本人早年留美的經歷以及在新格律詩方面的創作成就﹐又使他能融會西方和中國的意象理論﹐以現代詩人的敏銳感受和藝術氣質挖掘出唐詩更深層的美學意蘊。在唐代小說方面﹐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都在古小說輯軼稽考的基礎上﹐初步建立了新的史學觀念。雖然前者重視文人心態﹐後者側重民間文學﹐但都是在變動的時代、風俗和環境中展示小說的發展線索。其中不少論述雖然簡要﹐但至今仍被奉為古代小說研究立論的基準。 　　五十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前﹐與其余各段文學史一樣﹐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成為唐代文學研究的主線。在"人民性""現實主義""浪漫主義"這幾根標尺的衡量下﹐精華和糟粕的區分變得簡單而又輕易。盡管十七年間政治的變化晴雨不定﹐學界的自由度亦時有鬆緊﹐但這種固定的研究思路﹐使學者們的努力隻能局限於思想價值評判﹐盡可能多爭取一點公正﹐少拋棄一些遺產。以唐代作家而言﹐除了杜甫和白居易以外﹐要對李白和王維這樣的大家作一點辯証的分析﹐都不容易﹐又遑論其他﹗在這樣的氣候下﹐林庚先生對以李白為代表的盛唐文學的性質提出新的看法﹐便掀起了被批判的軒然大波﹐也就不足為怪了。 　　然而那個年代的大多數前輩學者們仍然頂著壓力﹐憑著學術的良心﹐為唐代文學的研究建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我以為五六十年代的唐代文學研究的成就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首先﹐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法﹐將文學和時代的變化聯系起來﹐強調了社會經濟、政治、哲學和文化對文學的影響﹔其次﹐明晰地描述了詩文、小說、變文、詞等各體文學的發展流變﹔第三﹐對重大文學現象初步進行了縱貫性的系統的研究﹔第四﹐大、中、小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基本上得到了恰當的評價。這些成果集中地反映在六十年代初出版的遊國恩等主編、中國社科院文研所主編、以及劉大傑所著的三大種文學史裡﹐也散見於從三四十年代過來的學者以及當時的一些後起之秀的個人論著中。在知識的系統性、學術的規范性﹐以及對唐代文學研究的基本課題的開拓方面﹐為本世紀後半葉的學術發展奠定了基礎。以林庚、程千帆、蕭滌非、馬茂元、王重民、孫楷第、任半塘等先生為代表的一批大學者不但以其富有前瞻性的研究啟發了一代學人﹐而且為八十年代後繼人材的培養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文革十年是中國文化和學術的一場浩劫﹐唐代文學自不能幸免。雖然個別"法家"如柳宗元受到特別青睞﹐其文集亦賴以得到整理。但學術發展的斷流﹐研究人材的斷層﹐思維模式的僵化﹐社會文化基礎的薄弱﹐對於本世紀最後二十年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七十年代末到現在﹐是中國學術的繁榮時期。也是唐代文學的豐收季節。思想的解放和學術環境的寬鬆﹐使八十年代初湧現出一批沖破五、六十年代學術藩籬的研究成果。以文學現象和作家評判方面的糾偏為主﹐同時也出現了少量具有開拓新意以及掘進力度的論著。盡管研究的課題大多未能超出本世紀以來前人論著中已提及的問題﹐例如唐詩繁榮的原因、初盛唐的詩歌革新、盛唐氣象的實質、古文運動和新樂府運動的過程等等﹐但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已透過表象的描述﹐深入到發生的背景、特征的總結和內在的聯系。此後隨著方法熱的興起﹐在觀念更加開放的時代思潮中﹐唐代文學研究的視野大大拓寬。而在借鑒西方學術模式和抵制生搬硬套的反復辯論中﹐學界也逐漸走向成熟。我以為新時期的唐代文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是綜合性研究、外圍性研究、以及聯系相關學科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其中中唐兩大詩派形成原因的探討﹐唐代文學思想史的建立﹐文學與科舉關系的考察﹐文人群體、政治集團等社會關系和隱逸、交遊、幹謁等生活方式對文人思想和心態的影響﹐儒、道、佛三家思想與文學觀和創作的關系等重要課題﹐相繼成為熱點。並在有力者的開拓與研究人群的呼應之中迅速深化。唐代文學的整體人文背景漸漸得到清晰而深刻的揭示。 　　其次是唐代各體文學的時段性演進過程的研究﹐特別是詩風和文風的嬗變﹐從八十年代中葉以後到現在盛行不衰﹐成為碩士、博士論文的基本選題。其中對於過去注意較少的文學發展環節的發掘﹐尤其是中、小詩人群體或流派在詩歌盛衰史中的作用﹐已經取得了超過前人的認識。 　　第三是對唐代作家的傳論性研究﹐也有空前的進展。以陳貽焮《杜甫評傳》為代表的一批作家評傳﹐和以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為代表的作家生平事跡考証﹐是對清代學者到聞一多唐詩研究傳統的繼承和突破。考証與作家思想、創作道路、作品分析、時代背景研究的融會貫通﹐是這時期作家考據的重要特色。 　　第四是從審美的角度對唐代詩歌、小說、散文的藝術進行宏觀和微觀的研究。幾乎所有大詩人的作品都從意境、風格、意象、情景、聲調等方面得到了細致的探索。其中王、孟山水詩和韓孟詩派的研究成果最為豐碩。各類題材和詩體的研究也已全面舖開。從山水田園、邊塞、送別、艷情、樂舞到詠畫、詠物﹔從五、七言律詩到樂府歌行、絕句﹐已很少有空白遺留。唐代小說研究以程毅中、李劍國為代表﹐在資料考訂、題材分類及單篇作品的分析方面所取得的成績也相當引人矚目。八十年代大量鑒賞辭典的出版﹐雖然過於重復﹐不免蕪濫﹐但也確實矯正了五、六十年代作品藝術研究相對薄弱的欠缺。而且對唐詩的普及作出了必要的貢獻。 　　本世紀在唐代文學的文獻資料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績﹐而最後二十年尤其突出。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對唐詩總集和別集的整理和勘誤﹕代表成果有《唐集敘錄》、《全唐詩補編》、《全唐詩重出誤收考》、《全唐詩索引》﹔二、對唐代詩人生平資料的考訂和研究資料的匯編﹕代表成果有《唐人行第錄》、《唐才子傳校箋》、《唐詩記事校箋》、《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索引》、《唐五代人交往詩索引》、《全唐詩人名考》、《小說人名索引》《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中華書局陸續出版的作家研究資料匯編等。三、唐代詩學著作的整理和匯編﹕代表成果有《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文鏡秘府論校注》、《全唐五代詩格考校》等。四、作家別集的集注校釋﹕如《韓昌黎詩系年集釋》、《李商隱詩集解》、《王梵志詩校注》、《王無功文集五卷本會校》......等﹐均為功力深厚之作。五、與文學有關的唐代職官考証﹕如《唐僕尚丞郎表》、《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唐刺史考》、《唐方鎮文職僚佐考》、《全唐文職官叢考》等。六、敦煌文獻的發掘與整理﹕如《敦煌變文集》、《敦煌曲子詞集》、《敦煌歌詞總編》、《敦煌的唐詩》、《敦煌詩集殘卷輯考》等。此外尚有《唐代園林別業考論》、《唐代墓志匯編》、《中國歷史地圖冊‧隋唐五代十國時期》以及最近出版的《唐五代文學編年史》等﹐這些工作為拓寬和深化唐代文學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更為可喜的是﹐進入九十年代以後﹐從中青年學者的研究成果中﹐已可以看出未來學術發展的某些新動向。例如研究文學高潮形成的原因﹐以及高潮之間的"創作低谷"在文學發展中的意義和作用﹔對於一些本世紀以來約定俗成而又模糊不清的文學現象和概念重新探索﹔對於海外漢學研究較多而在大陸研究中尚感欠缺的問題如聲律形式、文體特征等作綜合性的思考等。而且研究的思維已向縱深發展﹐考証與理論的結合將成為下一世紀治學的主導方向。更深細的專題研究和個案研究可能會取代本世紀的文學史寫作熱。此外﹐電腦的使用和因特網的普及為資料的檢索提供了方便﹐目前唐代文學研究的部分基本用書已制成光盤﹐隨著這項工作的加速進行﹐一些需要資料統計和量化分析作為輔助手段的研究將節省許多時間和精力。 　　縱觀本世紀百年來唐代文學的發展趨勢﹐應當說課題的范圍在逐漸擴大﹐方法在不斷更新﹐成果數量迅速增加﹐研究的縱深度也有顯著的拓展。一般來說﹐學術研究的重大變化和發展主要出現在大批新資料的發現或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以後。本世紀初敦煌藏經洞的發現為唐代俗文學的研究開出一片新的領域﹐"五四"運動和八十年代學術思想的解放導致古代文學研究的繁榮﹐即是最好的証明。但在本世紀最後二十年﹐學術成果的數量呈爆炸性上升的趨勢中﹐也潛藏著深刻的危機。我以為這種危機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首先是日益龐大的研究隊伍文學素養和研究能力的逐步下降﹐以及有開拓氣魄的學者漸見稀少。一個時代的學術研究必須有一批研究領域的拓荒者和新思路的開掘者﹐方能帶動全體研究人群。因而開拓者學力的深厚與否﹐素質的高低如何﹐便關系到一代學術的整體水平。而開拓者的學養素質又是受時代制約的。本世紀最後二十年的學術帶頭人﹐都是五、六十年代的過來人。大多缺乏經史詩文的深厚功底。雖然少數學者的個人成就並不亞於前代的大家﹐但五六十年代思維模式的局限和文革十年時光的流失﹐不可避免地會在後來的研究中顯露出來。這種先天的缺陷非研究者個人的天賦和智慧所能彌補。這就使這個時代難以造就有一定數量的真正具有創新思維的帶頭人群體。因而這一時期所取得的成績﹐基本上是在前人已經提出的論點和課題的范圍內朝深細處發掘﹐方法和思路借鑒前人和西人的多﹐有獨創性的重大開拓少﹔現象過程的描述和價值判斷的反復爭辯多﹐深入材料內在聯系的研究少。而研究生隊伍卻又以幾何倍數的速度增長﹐在缺乏高質量檢測標準的狀況下﹐論文以批量生產的方式炮制出來﹐無效的重復和整體水平的下降是必然的趨勢。 　　其次﹐在八九十年代的時代大轉換之中﹐價值觀念、人事制度等種種劇變不能造成研究群體潛心學術的大環境。西方思潮的湧入本來有利於思維的更新和視野的拓展﹐但為這種特殊的社會環境所催化﹐也造成了浮躁的學風和學術道德水準降低的不良影響。三四十年代的學者能在烽火連天、輾轉避難的流亡環境中堅持手不釋卷﹔八九十年代的學者在商潮洶湧、物欲橫流的太平之世卻難以放下一張寧靜的書桌。盡管鼓勵學術發展的種種評審和獎勵辦法層出不窮﹐但目的都是促進"重大成果"的快速炮制。可惜學術不是時裝﹐不能年年追趕新潮。那麼隻能選擇"拿來主義"的短期行為。這種急功近利的心態﹐在唐代文學研究界雖然還不具普遍性﹐但在時尚的誘惑之下﹐有多少年輕人能穩坐冷板凳﹐仍是令人憂慮的問題。 　　第三﹐古代文學研究的癒益職業化﹐及其與當代文化環境的脫離﹐使學術研究隊伍失去了素質良好的後備力量。雖然學術研究從來就是少數人的專利﹐不因大眾的好惡而興廢。但文史作為中國傳統學問的根本﹐一直是吸引學生攻讀的主科。即使到五六十年代仍是如此。因而一向不乏優秀的後繼人材。八十年代以後﹐經濟的變化才真正使古代文學研究的內容和對象老化。以詩為中心的中國古代文學﹐在被金錢左右的現代社會顯現出從未有過的尷尬和無奈。千百年來曾經感動過這個民族的精神遺產﹐已經激發不起出生於八十年代的一代青年的興趣。研究圈內的熱鬧與圈外的冷漠形成鮮明的反差。因而如何使古代文學研究適應當代文化發展的需要﹐不致於在下一世紀科技與經濟的高速發展中淪為無人問津的古董﹐將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嚴峻的課題。 　　第四﹐古代文學從"理性化"的深度向"文學化"的形式返歸﹐或許是將來應當倡導的方向之一。本世紀前半葉不少詩人兼學者的著作至今仍博得很多青年讀者的喜愛。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做的是文學的學術﹔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的研究目的始終與新文學的創作聯系在一起。而本世紀後半葉成長起來的學者﹐盡管可以在某些課題研究的深度廣度和精確性方面超過前人。但日趨理性化的研究使古代文學成為科學解剖的對象﹐失去了它本來應當長存於人間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其根本原因﹐在於當代的很多研究者缺乏文學感受﹐不能透徹理解自己的研究內容。而把文學等同於社會科學的新思潮則更加速了研究對象的僵化。因此古代文學研究者如何使自己的科學思維在表達上文學化和藝術化﹐是一個值得探討的難題。 　　第五﹐就古代文學的專業性而言﹐它與任何一門學科一樣﹐也有高難度的尖端課題。如何發現並解決這些前沿性問題﹐是本學科繼續發展的關鍵。然而在目前龐大的研究人群尤其是後繼力量中﹐具有發現和解決高難問題的敏銳眼光和攻堅能力的研究者還嫌太少。普遍缺乏對於真正有價值的創見的判斷力﹐而對易於模仿的"新思路"則往往群起而效之﹐一哄而上﹐反復發揮﹐直至做到題無剩義為止。這是目前研究成果數量雖多而開拓性力作少見的重要原因。 　　感知危機不一定就能解決危機﹐21世紀古代文學（包括唐代文學）的前景如何﹐取決於當前三四十歲的青年學者的素質和潛力。但一代有一代的思想﹐一代有一代的學風。學術研究在總體上總是會向前推進的。所以無須悲觀。通過對百年來古典文學研究的詳細回顧﹐便於人們從歷史所積澱下來的成果中﹐看清各種學術觀點和學術派別對於時間考驗的承受力﹐提高對於學術價值的鑒別力和判斷力。我想這就是編寫這套《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百年綜述》的主要意義所在。雖然理想的學術回顧﹐應當能從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角度﹐反映出本世紀研究方法和學術觀點的縱深發展走向﹐突現出在每個時期起帶頭作用的研究者的貢獻。尤其是很多論著的價值不在其框架和結論﹐而在論証過程中的某些閃光點。因此﹐要從數以萬計的文章著作中鑒別出真知灼見之所在﹐不但要化時間認真閱讀﹐而且需要有相當豐富的經驗和靈敏的嗅覺。而述論不等於學術史﹐隻是學術史的資料準備。所以本書所提及的不少論著隻能取其大略﹐甚至利用他人已有的綜述。這就必然會遺漏一些應當重視的觀點。盡管有這樣的遺憾﹐但我以為"二十世紀隋唐五代文學研究述論"的撰寫還是朝建立學術史的方向作出了艱辛的努力。本書由杜曉勤君獨力編撰﹐歷時三年﹐旁搜遠紹﹐博覽廣求﹐雖難免遺失疏漏﹐但大致可稱詳備。他不但完成了一百萬言的巨帙﹐而且建立了隋唐五代文學研究文獻的一套電子資料庫。對於研究者而言﹐這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大事。我們應當向杜曉勤君表示感謝。我也相信他在具備了全面掌握百年研究信息的堅實功底之後﹐將來在個人研究方面必定能取得更大的豐收。 -- 為客十年久﹐始知萬裡難。 ※ 來源:‧水木社區 newsmth.net‧[FROM: 166.111.7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