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言小說總集述略 孫 遜 秦 川 小說創作發展到明代﹐已成為白話小說興盛的時代﹐無論是長篇還是短篇﹐都產生了許多傳世佳作﹐如長篇章回體的“四大奇書”和短篇擬話本的“三言”“二拍”﹐分別代表了明代白話長、短篇小說的最高成就。而文言小說的創作卻相對並不景氣﹐除瞿佑《剪燈新話》、李禎《剪燈余話》等少數幾部集子及《鐘情麗集》、《尋芳雅集》等中篇文言傳奇小說外﹐其它較少有值得稱道者。但文言小說總集的編選卻出現了異常繁盛的局面﹐產生了數以百計的文言小說總集﹐不僅數量空前﹐而且編選中所體現的小說觀念亦較前有了長足的進步。□ 但長期以來﹐研究者對明清小說研究的興趣多集中於白話小說﹐研究文言小說的﹐也多注重明代新創作的作品﹐如“剪燈”三話等﹐明代文言小說總集的研究基本上處於無人問津的狀況﹐這是一個很大的缺憾。□ 所謂總集﹐是指匯編多人作品的書籍。它以匯編“多人”的作品而不是匯編“某個人”的作品與別集相區別﹐又以匯編多人的“作品”（包括單篇或多篇）為主而不是匯編“多種書籍”為主來與叢書相區別﹐還以專選屬於小說內容或具有小說意味的作品按類編排而與廣選各種體裁內容並按類編排、帶有“資料匯編”性質的類書相區別。按照這樣的概念﹐在明代﹐像瞿佑的《剪燈新話》、李昌祺的《剪燈余話》、王兆雲的《王氏青箱余》均屬於別集﹔范欽的《范氏奇書》、袁褧的《金聲玉振集》、鐘人傑、張遂辰的《唐宋叢書》等均為叢書﹔而趙錢的《新刻古今原始》、楊慎的《謝華啟秀》、解縉等人編纂的《永樂大典》等則屬類書﹐它們自然不在本文的論述之列。但佚名的《五朝小說》、陶[HT5,6]王[KG-*3]廷[HT]的《續說郛》、陸楫的《古今說海》等雖都屬於叢書﹐但它們是專選小說的叢書﹔《太平廣記鈔》等雖屬類書﹐但它是專輯小說的類書﹔為了全面研究明代文言小說總集的發展情況 ﹐本文將它們也納入論述范圍。至於范欽輯編的《范氏奇書》（叢書）、解縉等人編纂的《永樂大典》（類書）﹐盡管書中收了大量的小說﹐但由於它們不是專輯小說的﹐故亦不在本文的論述范圍。因此﹐本文所謂的“明代文言小說總集”﹐既是指與別集、叢書、類書相區別的“小說總集”的概念﹐同時又包括一些專選小說內容的小說叢書和小說類書。□ 最早的文言小說總集當為唐陳翰所輯《異聞集》﹐經輯佚﹐已知錄有唐傳奇四十三篇。大型的文言小說總集則要首推宋代官修的“四大書”之一的《太平廣記》﹐它的出現帶動了宋代編選文言小說總集的熱潮﹐形成文言小說總集編選的第一次興盛期。到了明代﹐在經歷了元代的衰微之後﹐文言小說總集的編選再度興盛﹐明代便成為文言小說總集編纂史上的全盛期。 小說總集的編選再度興盛,且出現大量專題總集﹐這與當時的社會時代有著密切的關系。明初﹐洪武皇帝為鞏固其專制統治﹐取消宰相制﹐把權力收歸到皇帝一人手中﹐又制定了法律﹐分封諸子於全國要地﹐禁中官不得幹政﹐實行“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永樂皇帝為籠絡知識分子﹐消除他們對建文帝之懷思﹐仿宋代修四大書的舉動﹐命解縉等人修《永樂大典》﹐十六年詔修郡縣志書﹐又遣官遍訪郡縣﹐博采事跡及舊志書。其主觀目的是消耗文官的畢生精力﹐使之不能造反﹐但客觀上對保存和播揚中國古代文化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明代刻書業很發達﹐內府、南北國子監及部院都刻書﹐地方官也好名出資刻書。清代王[HT5,6]□[KG-*2]真[HT]《居易錄》雲﹕“明時御史、巡鹽茶、學政、部郎、榷關等差﹐率出俸錢刊書。今亦罕見。”他們還把刻書作為饋贈禮品﹐稱為“書帕本”﹐至嘉靖、萬歷而極盛﹔且明代書籍皆可私刻﹐無元代逐級審核手續﹐隻要有錢﹐就可任意刊刻﹐而刻字工資低廉﹐又紙墨易得﹐故刻書出版成為一時風尚。加上明代經濟繁榮﹐新興市民階層大量出現﹐他們對娛樂消遣書刊需求量甚大﹐當時社會上流傳著“賣典集不如賣時文﹐賣時文不如賣小說”的說法﹐書商們見刻小說有利可圖﹐於是大量刻印小說﹐有的反復翻刻﹐多達幾十版﹐故明代編選小說總集的風氣特盛。同時也正由於資本主義萌芽因素的影響﹐知識分子的商業意識不斷加強﹐編書漁利成為他們所樂為的事。而所編之書能否暢銷﹐這主要取決於所選的內容。普通人的心理都對一些市民氣息較濃的江湖俠客、奇聞艷遇、兒女私情以及調笑消遣的作品感興趣﹐故明代諸如《劍俠傳》、《女俠傳》、《宮艷》、《艷異編》、《風流十傳》、《古今笑》、《廣滑稽》等專題性總集應運而生。□□ 一、 明代專題性文言小說總集的興盛及其所體現的時代精神 如上所述﹐文言小說總集的編選至明代再起高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專題性文言小說總集的大量出現。專題小說總集在宋代曾出現過﹐但為數甚少。明代不僅數量多﹐而且類型也多﹐如艷情專題、劍俠專題、笑話專題等等﹐成為這一時代小說總集編選的一大特色﹐並與白話小說融合成這一時代的主流。□ 《艷異編》與明代艷情專題的文言小說總集《艷異編》是明王世貞輯編的一部艷情專題的小說總集﹐所輯兩大內容﹐即艷情和怪異﹐故名。這兩大內容之一的“異”是古已有之的老題材﹐如歷代的“志怪”、“傳奇”均記錄奇異之事。“艷”則是王世貞的新創﹐盡管涉及艷情內容的作品亦歷代有之﹐但沒有人專拈出一個“艷”字來命題。王世貞率先將“艷情”作為小說總集的一大類型﹐並在書名中鮮明立題﹐這是對傳統的突破。□ 《艷異編》是一部分類編排的小說總集﹐從其類目名稱可知編選者既反對禁欲﹐提倡情欲解放﹐同時也反對縱欲。十六部類的名稱依次為﹕星部、神部、水神部、龍神部、仙部、宮掖部、戚裡部、幽期部、冥感部、夢遊部、義俠部、徂異部、妓女部、男寵部、妖怪部、鬼部。其中“妓女”是古已有之﹐而“男寵”則是明代的產物。那些腐敗昏庸的宦官宰相﹐其後宮佳麗已經玩膩﹐青樓妓館也不覺新鮮﹐於是開始養“男寵”。清初戲曲理論家、小說家李漁曾在他的小說中描寫過嚴嵩父子不僅好女色﹐而且還極好男色﹐常精選一些妙齡美男養在身邊以供自己玩樂。《艷異編》中有“男寵”一部﹐則是當時社會現實的反映。正由於此書的現實感和時代氣息濃鬱﹐因而對後世的影響也大。此書出版之後﹐編者本人仍覺未能盡選﹐繼而又有續編問世﹐即《續艷異編》。此後有湯顯祖的《摘評艷異編》、《批評續艷異編》﹐又有安雅堂重校《古艷異編》﹐還有吳大震的《廣艷異編》以及清代俞達的《艷異新編》等相繼問世。後來的“續作”、“廣作”﹐基本上依《艷異編》原編舊類﹐或增或刪﹐小異其趣。□ 明代的艷情小說總集特別興盛﹐除《艷異編》及其續書外﹐尚有陸樹聲的《宮艷》、梅鼎祚的《青泥蓮花記》、馮夢龍的《情史》、作者不詳的《花陣綺言》、《風流十傳》﹐以及雖不屬嚴格意義的文言小說總集﹐但卻收有相當數量艷情小說的《萬錦情林》、《國色天香》、《繡谷春容》、《燕居筆記》（三種）等書。將這些艷情小說與《艷異編》及其續書相較﹐有一個非常明顯而突出的變化﹐即它們減去了傳統“異”的內容﹐而專選“艷”的故事﹐這更加增強了故事的現實感﹐具有較鮮明的時代特色。明代之前﹐雖也有寫男女愛情的小說出現﹐但艷情並沒有成為時代的主調。明代中葉以後﹐伴隨著啟蒙思潮對於自然人性的肯定和張揚﹐“好貨好色”、情欲橫流成為那個時代普遍的社會風氣。正是在這樣的社會風氣的浸染和新思潮的激盪下﹐在白話小說和文言小說（包括文言小說總集編選）兩個方面﹐同時都出現了以“艷情”為主題的大量作品。艷情專題小說總集的大批出現﹐就是這一時代和社會的產物。□ 《劍俠傳》與明代劍俠專題的文言小說總集 “俠”在中國古代幾乎是“正義”的化身﹐它是倫理學和人類學的混合產物。從倫理學上看﹐其最早形體是“義”﹐故後世常常“俠義”連用。先秦的儒、墨都非常講“義”﹐而“義”的最原始的意義是“宜”﹐孔子曰“義﹐宜也。”“宜”就是“應該”的意思﹐即做應該做的就是“義”﹐故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孟子更是處處強調“義”﹐幾乎是無義不開口﹐並要求人們做到“舍生取義”。墨子強調的“兼愛”、“非攻”﹐實際上也就是“義”的體現。後來﹐“義”便成了“正義”的代名詞。從人類學上看﹐在生產力極為低下的遠古時代﹐人們生存條件極差﹐生活異常艱難﹐便思有人來幫助、扶持﹐開始體現為物質的形態﹐後便由物質延伸到精神﹐希望在生活困頓時有人來救困扶貧﹐在精神失意時有人來安慰鼓勵。倫理學是從施事者的角度來強調“義”﹐而人類學則是從受事者的角度來強調“義”﹐施、受的結合便產生“俠”。俠最突出的表現是蹈義輕生、為義舍生。“俠”在先秦時代就出現了﹐如徂泥、荊柯等﹔但“俠”的語義形體是到漢代才出現的﹐如太史公寫《史記》有《遊俠列傳》﹐爾後便不絕於史傳文學。“俠”首先是一種文化意象﹐然後才是文學形象。“俠”作為“義”或“正義”的代名詞﹐它是貫穿於古今文化、文學之中的﹐體現出很強的“民族特征”﹔但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其具體含義又有所不同﹐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明代劍俠專題小說總集的出現﹐既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內涵﹐同時又具有鮮明的時代感。明代王世貞的《劍俠傳》是收集唐宋（主要是唐代）俠客義士內容的文言小說總集。此集自產生之後﹐便有多種版本流傳﹐如《艷異編》本、《古今逸史》本、《秘書廿一種》本、《重編說郛》本、《五朝小說》本、《唐人說薈》本、《唐代叢書》本、《晉唐小說暢觀》本等。它的影響﹐不僅表現為版本多﹐而且續作也多﹐如明周詩雅的《續劍俠傳》﹐明徐廣的《二俠傳》﹐明鄒之麟的《女俠傳》﹐清鄭官應的《續劍俠傳》﹐清胡汝才的《劍俠》等﹐它們或全部蹈襲﹐或有所增刪﹐盡管其“劍俠”的概念逐漸有所變化﹐但基本上是受王世貞《劍俠傳》的啟發而為之。□ 俠義故事早見於秦漢時代的史書﹐後世有許多劍俠故事是從《左傳》、《史記》等史書中輯錄出來。王世貞把散見於各書中的有關俠義故事匯集成編﹐不僅保存了諸多“俠義小說”文獻﹐而且開創了“俠義小說”這一命題。它作為專題小說總集的流傳﹐不僅弘揚了中華民族“尚義”的傳統美德﹐也為文學之一的“小說”增添了一種新品種。□ 鄒之麟的《女俠傳》是民族精神與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此集是將王世貞《劍俠傳》中的女性俠義故事抽出來再加以增益﹐成為專輯女性俠義故事的文言小說總集。女俠故事雖在史書及王世貞劍俠專題總集中已經出現﹐但為女性出專集﹐鄒之麟《女俠傳》是首創。從書中所列篇名看﹐多從史書中摘出﹐編者將這眾多的女俠匯集一書﹐形成女俠集體群像。徐廣編選的《二俠傳》也是如此﹐萬歷四十一年（1613）刻本徐廣“自序”﹐稱此書名“二俠”之由雲﹕“蓋取男子之磔然於忠孝﹐女子錚然於節義”。書中雜錄歷代正史與小說中男女俠烈人物事跡﹐自周至元﹐男錄70人﹐女錄108人﹐女子人數大大超過男子的人數。單從108的數字來看﹐亦可見編者的別具深意。眾所周知﹐《水滸傳》中有108個男性英雄好漢（其中三位女性英雄）﹐而此書則輯108個女性英雄佳麗與之相對﹐這充分體現了編者對女性英雄的崇敬和讚美。不僅如此﹐他還在此書“凡例”中頗具深情地說﹕“古有男俠而未聞女俠。鳴呼﹗茲其捐生就義﹐殺生成仁者續於簡後﹐殊見妾婦可為丈夫﹐丈夫可愧於妾婦乎﹖“這應是明代進步思潮影響的結果。□ 《古今談概》與明代笑話專題的文言小說總集＝笑書早在明代以前就有了﹐如三國魏邯鄲淳《笑林》、隋侯白《啟顏錄》、唐劉納言《俳諧集》、宋高懌《群居解頤》、宋周文[HT5,6]王[KG-*3]已[HT]《開顏集》、元囅然子《拊掌錄》等﹐隻不過它們為數甚少﹐且多散失。上舉幾例除《啟顏錄》、《開顏集》尚能見到外﹐其它均佚存數條。到了明代﹐雖然仍有許多笑書亡佚﹐但由於它總量多﹐故仍有不少被保存了下來。現存完整或較完整的有﹕馮夢龍的《古今談概》、《笑府》、趙南星的《笑讚》、鐘惺的《諧叢》、佚名的《雅謔》、浮白主人的《捧腹編》、鬱履行的《謔浪》、徐常吉的《諧史》、陳禹謨的《廣滑稽》、樂天大笑生的《解慍編》、潘遊龍的《笑禪錄》、王文祿的《與物傳》、樑溪無名生的《遊翰稗編》、劉元卿的《應諧錄》等﹐形成大批笑話系列專題總集﹐其中影響較大的要算馮夢龍的《古今談概》。□ 《古今談概》是馮夢龍編輯的一部影響較大的笑話專題小說總集﹐書中多為采選歷代公私史乘、稗官雜著以及民間流傳的笑話故事。馮氏將搜集來的每一條資料加以整理﹐削其浮文﹐存其始末﹐加工提高﹐長的達千字﹐短的隻有幾字﹐然後分類編排﹐按條立題。可是此書編成後並沒有多少讀者﹐銷路很不好。馮氏立即改名《古今笑》﹐並親自為之作序再版。這一改﹐不久便成了暢銷書﹐購買者惟恨不早。李漁對此異常感慨地說﹕“同一書也﹐始名《談概》﹐而問者寥寥﹔易名《古今笑》﹐而雅俗並嗜﹐購者惟恨不早。是人情畏談而喜笑也明矣。”（李漁《古今笑史序》）可見馮氏將《古今談概》改為《古今笑》﹐從內容到形式都迎合了讀者。其余十多種明代笑話專題的小說總集﹐或諷刺官僚政治﹐或嘲謔世相人情﹐都具有一定的訓誡警世意義。它們多取材子史稗官及民間笑料﹐取材於載籍的相對純雅一些﹐取材民間的則多俚俗。民間俚俗之作更具文學性和生命力﹐但亦不乏庸俗無聊之篇。□ 若把明代的笑話總集與明以前的笑書作一比較﹐便不難發現﹐明以前的笑書多取自正史載籍﹐著作不多﹐影響不大﹐書目卻多有記載。明代現存22種﹐除了《廣滑稽》（《四庫總目提要》著錄三十六卷）、《捧腹編》（《千頃堂書目》小說類著錄十卷）、《諧史》（《國史經籍志》、《千頃堂書目》小說類著錄四卷）、《遊翰稗編》（《千頃堂書目》小說類著錄三卷）等少數幾種有著錄外﹐其余均未見著錄。□ 同樣都是笑話專題﹐為何唐宋都著錄﹐而明代卻不著錄﹖這大概與作品的內容和文人的趨尚以及中國文學尚實等因素有關。唐宋時代的笑書多取自正史稗官﹐真人實事﹐格調高雅﹐目錄學家將它著錄﹐無損於文人學士的形象﹐還能讓人想見其知識面廣﹐識見非凡。而明代的笑話總集雖也有些取材於子史稗官﹐但其刺時刺政﹐鋒芒犀利。其它取自民間的﹐或是無情的揭露﹐或是惡意的攻訐﹐抑或是些庸俗無聊之作﹐這些作品一旦著錄目錄﹐與時政有關礙者﹐易招惹禍患﹔那些格調不高者﹐則令人鄙棄﹐故此時期的笑話專題小說總集多不見諸書目著錄。不僅書目不載﹐就連編者也誠惶誠恐﹐不敢題署真名。一般來說﹐文言小說的作者及編選者均題署真名﹐而此類書的編選者卻多以筆名代之。如《解慍編》的編者署“樂天大笑生”﹐《精選雅笑》的編者署“醉月子”﹐《捧腹編》的編者署“浮白主人”﹐《雅謔》的編者題署“浮白齋主人”﹐《遊翰稗編》的編者署“樑溪無名生”等等﹐這在明以前是不多見的。□ 從明代眾多笑話專題小說總集的取材可以看出﹐笑話不僅屬於民間俗文學的一部分﹐同時也是雅文學的一部分﹐且它產生較早﹐如早在先秦的《韓非子》、《晏子春秋》等書中就有不少笑話故事﹐司馬遷在《史記》裡還專列了《滑稽列傳》﹐後世不少笑話故事便是從子、史載籍中輯錄出來。因此﹐明代笑話專題小說總集的大量出現﹐其內容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征﹐而其形式則遵循著悠久的民族傳統﹐它是時代性和民族性相結合的產物。□ 二、多彩紛呈的明代其它文言小說總集□ 明代小說總集編選的興盛﹐不僅體現在最具有特色意義的專題性總集上﹐而且也體現在雜彩紛呈的其它小說總集上。此期的總集﹐除了專題性總集外﹐還有眾多的類型﹐既有叢書性質的總集﹐又有類書性質的總集﹔既有世說體﹐又有虞初體﹔既有大型的總集﹐又有眾多中小型的總集。正是這眾多類型的總集﹐構成了明代文言小說總集編選的繁盛局面。□ 《五朝小說》與明代叢書性質的文言小說總集 明代的文言小說總集還應包括部分專選小說的叢書在內﹐筆者把專選小說且以“說”或“小說”命名的叢書稱之為叢書性質的小說總集。這類總集為數不少﹐計有十余種﹐如《五朝小說》、《五朝小說匯編》、《古今說海》、《續說郛》、《顧氏文房四十家小說》、《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四十家小說》、《後四十家小說》、《廣四十家小說》、《煙霞小說》、《名賢小說》、《藏說小萃》、《稗海》等。叢書性質的文言小說總集與嚴格意義上的文言小說總集相較﹐它有一個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以收集整套的書籍為主﹐像我們稱之為“文言小說總集”的書集﹐其中就有相當部分能在叢書性質的小說總集中找到﹐因此它容量更大﹐搜采更加宏富。在明代諸多叢書性質的文言小說總集中﹐容量最大、收載最宏富的要算佚名編纂的《五朝小說》。□ 《五朝小說》﹐據清代《匯刻書目》第十二冊著錄的共有469種﹐分成四個部分﹐即魏晉小說（113種）、唐人小說（104種）、宋人小說（143種）、明人小說（109種）。其中魏晉部分分為十家﹐唐人小說部分分兩家﹐宋人小說部分隻有“偏錄家”﹐明人小說部分則不分家。現存明刻《五朝小說》魏晉部分隻有九家﹐比《匯刻書目》少了“紀載家”一家﹐在順序上﹐把《匯刻書目》中的“品藻”提到了“藝術”之前。1926年上海掃葉山房取《五朝小說》略加增刪﹐石印出版﹐改題《五朝小說大觀》。1991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又據掃葉山房的石印本影印。亦題為《五朝小說大觀》﹐實際上隻有魏晉部分﹐共117種﹐家數全同《匯刻書目》﹐隻是順序不同。□ 同一篇作品在不同的書中﹐其名稱的詳簡可反映出編選家治學的嚴謹與否﹐而分類的不同、類目次序的不同以及所選內容的不同﹐則反映出編選家的藝術素養和小說觀念的差異。明人收集小說﹐匯編成書﹐不全是從小說的角度出發﹐也有許多是從學問的角度出發﹐這在叢書性小說總集中表現得最為明顯。故苕上野客總結小說興盛的原因時說﹕“古今著述﹐小說家特盛﹐而古今書籍﹐小說家獨傳﹐何以故哉﹖蓋以博物家所珍﹐而亦洽聞者所睨也。”（《五朝小說大觀‧魏晉小說序》1991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影印本）他們以“博物”、“洽聞”相標榜﹐重視的是學術研究的價值。由此可見﹐雖然明人的小說觀念比宋元時有了進步﹐但作為增廣知識的目的是古今一貫的。□ 其它明代叢書性質的文言小說總集﹐從規模看雖不及《五朝小說》﹐但也各具特色。在編排方式上﹐有的分“家數”﹐有的則不分。即使是分“家數”的﹐也不是完全因襲前人﹐而是具有自己的特點。如《古今說海》的“部類”、“家數”比《五朝小說》相對集中﹐小說性質也比《五朝小說》要強。從所收篇名來看﹐基本上符合寬泛的“小說”概念﹐作為叢書性質的小說總集﹐可謂名副其實。特別是與《五朝小說》等書比較起來﹐其年代較早﹐選錄小說多達百余種﹐且多為唐人小說名篇﹐這不僅對普及唐人小說和擴大文言小說的影響有著重要的作用﹐而且也體現了“小說”觀念的進步。諸如此類還有不少﹐如陸貽孫編的《煙霞小說》、飛來山人編的《名賢說海》、李如一編的《藏說小萃》、陶[HT5,6]王[KG-*3]廷[HT]編的《續說郛》以及商[HT5,5”]□[KG-*2]睿[HT]的《稗海》等﹐它們均能稱之為“小說”﹐且不乏名家之作。□ 《太平廣記鈔》與明代類書性質的文言小說總集 《太平廣記鈔》是馮夢龍刪削《太平廣記》﹐類鈔而成的明代一部較大型的類書性文言小說總集。它的規模之大﹐是由《太平廣記》原書所決定的。《太平廣記》本為宋代官修的一部大型的類書性文言小說總集﹐但書成後不久﹐便有人說﹕“《廣記》煩瑣﹐不切世用﹐”並非“後學之急需”﹐於是印板被束之高閣﹐故此流傳不廣。到了明代﹐文治大興﹐博雅輩出﹐選書刻書成風﹐而獨《太平廣記》未見受梓。馮夢龍“自少涉獵（《太平廣記》）﹐輒喜其博奧﹐厭其蕪穢”﹐而每每見人們“用事不注出處﹐有問者輒大聲曰‘出《廣記》’。謂其卷帙浩漫﹐人莫之閱﹐以此欺人。”馮夢龍有感於此﹐於是“為之去同存異﹐芟繁就簡﹐類可並者並之﹐事可合者合之﹐前後宜更置者更置之﹐大約削簡什三﹐減字句復什二﹐所留才半﹐定為八十卷。”（引文均見馮夢龍《太平廣記鈔》“小引”）□ 《太平廣記鈔》雖然不能代替《太平廣記》原書﹐其文獻價值因內容削減了一半﹐自然也要比原書小。但由於馮氏的改編原則是“去同存異﹐芟繁就簡﹐類可並者並之﹐事可合者合之﹐前後宜更置者更置之”﹐故改編本《太平廣記鈔》無論是在取類上﹐還是在編排順序上﹐都要比原書更精當。如《太平廣記》首排“神仙”類﹐共有五十五卷之多﹐而《太平廣記鈔》不僅從數量上由原來的五十五卷壓縮至七卷﹐而且還將“神仙”改為“仙”﹐這就使得“仙”與後面的“女仙”在概念上取得一致。從所選的具體內容看﹐無論是原書的“神仙”﹐還是改編本的“仙”﹐所選人物如老子、木公、彭祖、鬼谷先生、徐福等﹐皆由人而後天成仙者﹐故《太平廣記鈔》用“仙”就比原書用“神仙”更為確切。但也有不足之處﹐例如他把原書中的酒與酒量﹐食與食量等類目的從屬關系全改為並列關系﹐就不及原書準確。□ 《太平廣記鈔》之外較大型的類書性文言小說總集﹐就屬王圻編輯的《稗史匯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稗史匯編》“搜采說部﹐分類編次﹐為綱者二十八﹐為目者三百二十。”所載引用書目凡808種﹐但實際上有許多屬虛列其名﹐並無實例﹐實屬明人惡習所及。不過此集作為類書性小說總集﹐倒是名副其實。一是所采皆為說部﹐一是按類書的編排法則進行編排。□ 文學性較強的明代類書性文言小說總集還有《聞見漫錄》、《古今奇聞類記》等。《聞見漫錄》陳槐編輯﹐此書取明代朝野軼事﹐稍附前代故事﹐分上下兩卷。上卷分十類﹐下卷分九類﹐共十九類。《古今奇聞類記》是明代施顯卿所輯﹐此集人神兼收﹐所選多奇人異事﹐故事性較強﹐書名取《古今奇聞類記》倒是名副其實的。與上述諸集相比﹐《說略》、《說類》、《益智編》的書名、類名﹐其小說性就弱一些﹐而其類書特征則更為突出﹐故《四庫全書總目》將它們列在“子部類書類”。□ 總之﹐明代類書性文言小說總集﹐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小說的特征上﹐抑或是在“經世致用”的社會功能上﹐都較宋元有了長足的發展﹐它對清代類編性文言小說 集的興盛亦有著先導作用。□ 兩種特殊體載的明代文言小說總集──“世說體”和“虞初體” “世說體”和“虞初體”是小說文獻編輯的兩種體裁。“世說體”側重形式上的分類﹐以篇幅短小為其特征﹐而“虞初體”則以采選情文並茂的人物傳記和傳奇作品為其特征。“世說體”小說總集早在宋代就已經出現﹐至明代盛極﹔“虞初體”則是明代新出現的。這兩種特殊的小說文獻體裁﹐在文言小說總集的編纂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 “世說體”小說總集雖早在宋代已出現了﹐但在數量上還不很多﹐“世說體”總集也僅兩個。明代是各類小說總集編選的繁盛時代﹐“世說體”的編選亦甚盛。除去大量散失的﹐現存可見到的有李紹文的《皇明世說新語》、曹臣之的《舌華錄》、趙瑜的《兒世說》、鄭渲的《昨非庵日纂》、焦竑的《玉堂叢語》、周應治的《霞外麈談》、李本固的《汝南遺事》、丁元薦的《西山日記》、郭良翰的《問奇類林》、宋鳳祥的《秋涇筆乘》、鄭仲夔的《蘭畹居清言》、李贄的《初潭集》等。這些“世說體”總集在范圍和量上擴大了明前“世說體”的影響﹐在類型上既有通代的﹐亦有斷代的﹔既有地方性的﹐亦有專題性的﹔既有一次分類的﹐亦有兩次分類的﹐可見其品種之多。這是明代“世說體”小說總集對前代“世說體”的發展。□ 明代“世說體”小說總集的突出特點是小說的現實性、時代感大大加強。在思想內容上或借故事來進行傳統的道德說教﹐或借故事來闡發自己的人生理想。無論是對傳統道德的張揚﹐還是作新觀念新道德的闡釋﹐總體上是突出作品的思想性﹐故此類總集表現出極強的思想性和時代感。如丁元薦的《西山日記》﹐此集是雜錄自洪武至萬歷的朝野事跡﹐亦即當代人選當代人的作品﹐也就是用“世說體”寫時事者。再如《初潭集》為李贄初落發龍潭時所作﹐故曰《初潭集》。李贄為明代著名的啟蒙主義思想家﹐他反對宋明理學扼制個性情感之說﹐主張尊重人的個性﹐提倡個性解放﹐他纂輯此書即意在體現這一思想﹐如所分類目﹐雖說是模仿《世說新語》﹐但從其類目的排列順序上﹐則與《世說新語》的順序明顯不同。《世說》是首列孔門四科目﹐而《初潭集》全書則僅分五大類﹐即以儒家的五常作為其類名。這看似強化儒家觀念﹐實則不然。因為傳統的五倫順序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李贄則完全打亂﹐以“夫婦”居首﹐其順序為﹕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君臣則由首位降到了倒數第二的位置﹐表現出極強的“異端”色彩。李贄所輯的故事是前代的﹐所表達的思想卻是當代的﹐這叫做舊瓶裝新酒。另一個舊瓶裝新酒的是丁元薦的《西山日記》﹐此集雜錄自洪武至萬歷的朝野事跡﹐亦是當代人選當代人的作品。其它如郭良翰的《問奇類林》、鄭渲的《昨非庵日纂》、鄭仲夔的《蘭畹居清言》等均屬傳統的道德說教﹐但他們在藝術上都對作品的文學性有一定的要求。□ “虞初體”是指以我國小說之祖“虞初”命名的古代文言小說總集﹐在內容上多以輯錄情文並茂的傳記文學名篇於一編。“虞初體”的出現是在明代。明代是我國古代文言小說總集編纂的鼎盛時期﹐不但作品數量空前﹐而且湧現出一批有影響的選家及其有價值的選著﹐“虞初體”就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出現的。作為“虞初體”開山之作的《虞初志》由於書中所選主要是唐代傳奇志怪名篇﹐特別是傳奇名篇﹐類似於魯迅編選的《唐宋傳奇集》、汪辟疆編選的《唐人小說》等傳奇集﹐其文學價值高﹐於是仿作、續作不斷湧現﹐形成《虞初志》系列。由於這些集子都是采用《虞初志》的選文標準和風格體例﹐故《虞初志》便成為一種小說選集的標準和范式﹐亦即我們所說的“虞初體”。□ “虞初體”系列的選刻也是社會時代的產物。明代經濟發展﹐市民生活水平提高﹐因而對文化生活的要求也隨之提高。這主要表現在他們對各類通俗讀物﹐尤其是消遺性讀物的需求日益增大。當代作家所創作的白話小說和戲曲還難以完全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這就促使選家從前人的舊作中（亦有從當代人的作品中）﹐去選取一些好的作品刊刻出來﹐以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虞初體”系列就是在這種社會文化背景中產生的。有了《虞初志》還不夠﹐於是又有《續虞初志》（湯氏續作）的選刻﹐續之不夠﹐又進行“廣選博采”﹐故有《廣虞初志》的出現（廣湯氏之作）。由《虞初志》到《廣虞初志》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虞初體”小說也就越選越多﹐這對保存和傳播中國古代小說均有積極的作用。□ 三、明代文言小說總集與明人的小說觀念□ 小說觀念在明代的成熟﹐表現在諸多方面。總體上說﹐小說的概念范圍縮小了﹐小說的特質和文學特征日益受到文士的重視﹐小說已作為一種文體從其它文體中分離出來,采選的小說體現出較高的藝術標準。□ 首先從選材上來看﹐它由宋元的廣征博采以補正史之不足﹐轉向從正史中選出具有故事性、文學性的作品﹐作為小說文體剝離出來。這說明明人小說觀念在前人的基礎上進了一步。如汪雲程所輯的《逸史搜奇》﹐是一部屬傳奇叢抄性的文言小說總集﹐從書名便可推知其文學性和故事性。今檢其書﹐所采自漢至明的傳奇小說達百家之多﹐按甲乙丙丁天幹的順序排列﹐由甲及癸共十集。此書的小說性較突出﹐其序雲﹕“昔者尚父識方神之名﹐宣尼察□GC182□羊之怪﹐石言旁通叔向鬼﹐萬中止於僑童﹐彼物異神妖不可誣也﹐則稗官小說詎能廢之﹖是故方技雖微﹐志在列傳﹐博雅可稱﹐歸之君子。余茲托跡湖山﹐恣情談嘯﹐入耳不凡﹐乃追尋千古﹐觸目有得﹐遂裒集百家求其故﹐斯紀載足征核其實而纖細具備﹐非徒資譎一瞬﹐抑亦作誡數端﹐爰命搜奇﹐用補逸史。”以往諸多總集皆聲稱為“補正史”﹐“廣見聞”﹐而此集則要為“補逸史”而“搜奇”。“逸史”大多虛實相間﹐奇奇怪怪﹐純屬娛情遣興之作﹐汪雲程為補逸史而搜奇﹐已把小說從補正史的附庸地位分離出來﹐說明汪雲程小說觀念的轉變。□ 明代小說觀念的轉變不僅體現在《逸史搜奇》個別的文言小說總集中﹐而是帶有一種普遍的傾向性﹐如上文所及的劍俠專題、笑話專題就多從正史中選出。再如佚名編輯的《文苑楂橘》﹐選自唐以來傳奇小說十九種﹐《虯髯客》、《紅線》、《昆侖奴》、《韋十一娘》、《負情儂》、《崔鶯鶯》、《趙飛燕》、《柳毅》、《淳於芬》、《東郭先生》等名篇都在其中﹔又如王煒的《嗒史》﹐收明末隱逸遊俠故事六篇﹐其中多為有名的人物傳記﹔李默《孤樹裒談》﹐亦多為君臣遺聞軼事﹐所選皆為小說佳品﹔洪應明的《仙佛奇蹤》也多為歷史上膾炙人口、廣泛流傳的仙佛故事﹐這都充分反映出編者的藝術眼光和鑒賞水平。即使是正統說教故事﹐諸如義關風教﹐有益勸懲之作﹐也選取生動有文采者﹐如宋鳳祥的《秋涇筆乘》、陳繼儒的《讀書鏡》、胡侍的《真珠船》等。還有許多集子具有較突出的消遣功能﹐如徐應秋的《玉芝堂談薈》、胡侍的《野談》中有不少怪異傳說﹐焦周的《說[HT5,6]木[KG-*3]苦[HT]》、梅鼎祚的《才鬼記》均有娛目作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批評此類總集“多及怪異之語﹐未免失實”﹐這正好從反面說明它們的虛構性特征﹐體現出它們的小說特質。不僅所選故事具有虛構性特征﹐而且還作為“主張”公開提出﹐如孫能傳在其《益智編》“凡例”中宣稱﹕“所采事多斷章取義﹐其始末應述﹐不及致詳”﹐“是編雅俗並收﹐事多舛駁﹐但取益人意智﹐真贗勿問之矣”。所謂“斷章取義”、“事多舛駁”、“真贗勿問之”﹐強調的就是小說的虛構性。□ 其次從總集的外部形式上看﹐表現出“趨新”的傾向。“新”是小說生命的根基﹐明代小說總集普遍體現出追求新奇的特點。如在編排形式上﹐艷情類小說總集或收有艷情小說的幾種書籍多半采用上下兩層的編排方式﹐即每頁分上下兩欄﹐上欄刻一種小說﹐下欄刻另一種小說﹐如余象鬥的《萬錦情林》、吳敬所的《國色天香》、赤心子的《繡谷春容》、三種《燕居筆記》、以及《風流十傳》等都是如此。這樣分上下層的編排方式在明以前幾乎未曾見過﹐給人一種新奇的印象。再如在小說的分類上﹐亦體現出明人的標新立異。小說的分類始於南朝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小說總集的分類﹐則始於宋李[HT5,6]日[KG-*3]方[HT]等人編纂的《太平廣記》。而明代小說總集的分類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更多的表現出自己的特點。有的分“家”﹐有的分“部”﹐有的分“類”﹐還有的“部”和“家”或“部”和“類”在一部作品中同時出現﹐如《五朝小說》分“家”﹐魏晉部分分十家﹐唐人小說分兩家﹐宋人小說隻有“偏錄家”﹐明人小說則不分家。馮夢龍的《古今談概》分三十六部﹐三十六部之外又有附部﹐這實際上用的是二次分類法﹐即仿《太平廣記》的分類層次。《古今說海》分四部七家﹐如“說選部”有“小錄家”、“偏記家”﹔“說淵部”有“別傳家”﹔“說略部”有“紀載家”﹔“說纂部”有“逸事家”、“散錄家”和“雜纂家”。此書的“家數”比《五朝小說》相對集中﹐小說性質也比《五朝小說》要強。□ 再次﹐從所選作品的藝術性來看﹐明代小說總集特別注重小說的故事性、文學性﹐“虞初體”所選篇目充分體現出這一點。“小說”的概念已逐漸由廣義向狹義轉變﹐所選作品偏向於現代意義的小說概念。選家與作家不一樣﹐作家在其創作過程中很大程度上是無意識的、自發的活動﹐或是一種情感發泄的方式。而選家的評選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目的的、自始至終處於自覺的理性狀態的編選活動。明代的選家們在難以數計的各種廣義小說概念的書籍中選出具有較高文學特性的名篇佳作來加以編輯評點﹐這是小說觀念的一大進步。不僅選家是如此﹐就是刻書家亦如此﹐如凌性德翻刻《虞初志》就注意將所有評點過此書的評點大師們的評語和序文都匯刻於一編﹐成為匯校匯評本﹐盡管也有些張冠李戴﹐但這種張冠李戴正好反映了凌氏的藝術眼光。書中附評、序﹐尤其是名家的評、序﹐不僅可以抬高此選刻的價值﹐而且也能為讀者進行合適的導讀。如凌刻《虞初志》“例言”中說﹕“批評遂遵石公遺本﹐復采之諸名家﹐以集眾美﹐使觀覽者一展卷﹐而《虞初》之精彩﹐煥然在目矣。”這就把讀者帶入了“虞初”的藝術殿堂﹐讓讀者跟隨著評點家一起去領略中國古典小說藝術的無窮趣味。馮夢龍評選的《太平廣記鈔》也是如此。他在《仙部‧老子》中評曰﹕“安息國者﹐喻身心休息處。黃金還汝﹐欲以金丹度之﹐非頑金也。‘不能忍’三字﹐極中道學者之膏肓。所以不能忍者﹐由貪財好色故。閱神仙傳等書﹐須知借文垂訓﹐若認作事實﹐失之千裡。”即指編造故事以垂誡世人﹐不能“認作事實”﹐涉及小說虛構性特征。還有吳大震的《廣艷異編》也是將藝術標準放在首位﹐他在“凡例”中說﹕“是編覆以新裁﹐準其故例﹐微函殊旨﹐特著其凡”﹐“男寵、戚裡﹐彼既已盡擷其芳”﹐“瑕不掩瑜﹐亦微加郢削”。其中“微函殊旨﹐特著其凡”是求“全”﹔“男寵、戚裡﹐彼既已盡擷其芳”﹐不願拾人牙慧﹐是求“新”﹔“瑕不掩瑜﹐亦微加郢削”是求“精”﹐可見明人對小說藝術的追求是很高的。□ 此外﹐以“小說”名書﹐在明代已很普遍。如《五朝小說》、《五朝小說匯編》、《顧氏文房四十家小說》、《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四十家小說》、《後四十家小說》、《廣四十家小說》、《煙霞小說》、《名賢小說》、《藏說小萃》、《稗海》等十余種叢書性小說總集﹐都明標“說”或“小說”﹐這在以往是不多見的。“小說”在中國古代向來沒有地位﹐被稱之為“小道”。明人不受傳統觀念的束縛﹐公然以“小說”名書﹐這是明人小說觀念進步和小說地位提高的表現。以“小說”名書﹐這對小說的保存、傳播﹐對小說觀念的發展、演進﹐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現存中國古代文言小說總集﹐據不完全統計﹐有近二百種﹐而明代就佔一半﹐這在中國文言小說總集的編纂史上是空前的。明代文言小說總集不僅數量多﹐而且影響也大。明代所開辟的眾多的總集專題和類型﹐如艷情專題、劍俠專題、笑話專題等各個專題﹐以及類書類、叢書類、世說體、虞初體等不同類型﹐都對清代小說總集的編撰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特別是明代選家小說觀念的轉變和對小說藝術的重視﹐不僅對小說地位的提高有著積極的意義﹐而且對明清文言小說的創作也提供了一定的藝術借鑒﹐甚至對明清白話小說和戲曲創作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因為大量前人的優秀作品﹐正是依賴總集的形式得以保存並在當時和後世社會上廣泛傳播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明人編選的文言小說總集﹐也就沒有我們今天所了解的魏晉志怪志人小說、唐宋傳奇小說和明代文言小說。 -- 長睡非是懶﹐多夢原應心。 ※ 來源:‧水木社區 newsmth.net‧[FROM: 166.111.7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