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孔子與畢達哥拉斯（劉余莉） 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 劉余莉 孔子(551-479 BCE)和畢達哥拉斯(580-500B.C.?)是兩個世界著名的思想家。他們是同時代的人﹐也是兩種不同文化傳統的創立者和代表者－－－古中國的儒家學派和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主義。雖然這兩位思想家所在的人文環境和地理環境相差遙遠﹐然而他們有關“和”的思想以及對音樂功能的認識卻表現出極大的相同點。正是由於畢達哥拉斯把和諧與秩序作為自然以及人文領域真理和價值的判斷標準﹐才使畢達哥拉斯學派把對科學的興趣與宗教的執著完美地結合起來、並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他們認為﹐對數學與音樂的學習研究是獲得靈魂和諧的最好方式。相似的觀點在以中和為天道的儒家哲學體系中也可以找到。儒家認為﹐因為人道與天道是相統一的﹐而聖人是知天道之人﹐那麼如果人們按照聖人所制的禮樂指導自己的行為﹐人心才能得以平和﹐社會才能得以大治。 I﹒ 畢達哥拉斯對古希臘哲學思想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他把科學探究與宗教倫理信仰相結合﹐使其思想具有特有的活力﹐以致在其後的幾百年中﹐其思想仍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得以復興或再生。畢達哥拉斯沒有留下任何有關他教育情況的文字記載﹐但是其學說的基本思想是清楚的﹕首先﹐他對那些具有足夠理解能力的人施以數學的教育﹐並持一種對宇宙的數學觀念的理解﹔其次﹐他還宣揚奧菲世教的靈魂轉世學說。對一個現代讀者而言﹐似乎很難理解畢達哥拉斯理論中科學因素與宗教觀念的結合。但是﹐正是通過和諧這個觀念﹐畢達哥拉斯把二者成功地整合在一個統一體中。 畢達哥拉斯認為數字是萬物的最終構成元素﹐因為數字比其它任何東西都更能給表面的混亂帶來秩序與和諧。它是一種注定能夠產生秩序的工具﹐或者一種注定能夠理解存在著的、但目前未被知曉的排列或秩序的工具。可見﹐世界中的萬物都必定存在著一種完美的秩序﹐彼此間維持著一種和諧的關系。因此﹐他發明了‘cosmos’一詞（宇宙﹐即把世界看作是一個有秩序的、和諧的整體）﹐用以表述這一學說。 畢達哥拉斯首先發明並使用了‘秩序的宇宙’一詞﹐這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它象征著無窮盡的世界是以一種有秩序的、和諧的方式組織的。第歐根尼在評價這個詞起源的重要意義時講﹕“畢達哥拉斯是第一個用‘秩序的宇宙’這個詞來概括整個世界的﹐以體現整個世界可供觀賞的結構。”[1] 宇宙間的各種不同事物是根據數學比例或（其對應物）音樂的和諧[2] 而組織起來的。我們所見、所接觸的萬物代表或體現著數字﹐因此也能通過數字而得以理解或說明。 從人的靈魂和肉體的微觀世界來看﹐畢達哥拉斯看到人體的完美－－－它的美、強壯和健康－－－取決於物質元素的和諧。這一理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對古希臘的醫學產生了重要影響。從此以後﹐治癒疾病就是恢復由疾病所引起的平衡或比例的失調的原則就開始非常流行。同樣的原則也被應用到善或靈魂的“德性”等問題上。畢達哥拉斯認為﹐靈魂的惡是由錯誤的欲望所引起的﹐而錯誤的欲望有三種形式﹕欲望本身就是低級鄙俗的東西 （他們程之為“缺楠k問健保□揮□□□惹苛一虺志? （“缺乏比例”）﹔欲望的時間和原因是錯誤的 （“缺乏適當性”）。[3]美化靈魂就是一個恢復存在於人這個小宇宙的和諧的過程。混亂無序的強烈感情和肉體欲望需要得到控制﹐並通過培養如節制、自制、正義和智慧等美德加以調和。第歐根尼把“美德就是和諧”的格言歸功於畢達哥拉斯。這種關於美德的觀念後來被亞裡士多德所吸收﹐並發展為著名的“中道原則”。 人的靈魂與周圍的自然界是相互關聯的。畢達哥拉斯通過講授靈魂轉世說表達了這一原理。靈魂轉世說認為﹐所有有生命的東西和有機生物都是彼此聯系的－－－神、人和動物都來自於一個共同體﹐由一個單一的生命原則所支配。靈魂是不滅的﹔它能否成功地保持自身及其與世界之間的關系的和諧﹐注定了它的去向﹕是成為其它形式的生命﹐還是在生存等級中的升降沉浮。因此﹐每個靈魂所不時呈現於其中的形式取決於它前生過一種什麼樣的生活﹐這是它應受獎勵或懲罰的根據。在現世﹐靈魂可以進入神聖的境界﹐從而脫離進一步的轉世。在獲得純粹的完美後﹐它就與不朽的神結伴而居﹐不再返回塵世了。人可以達到這種神聖的境界﹐人的生命是一簇可以照耀世界的神聖火燄。[4] 畢達哥拉斯生活方式的目的是從輪回的循環中解脫出來而進入一個永久的、神聖的福佑狀態。通向這種狀態的途徑﹐即得到拯救的方法就是凈化感性欲望﹐徹底放棄塵世生活。因此﹐畢達哥拉斯學派把凈化靈魂作為其道德生活的重要活動。然而﹐最高形式的凈化是對絕對真理的追求﹕這是使自己從肉體的監獄中解脫出來而重新獲得靈魂和諧的最安全的途徑。畢達哥拉斯說﹕“除了神之外﹐我們應當珍愛真理﹐它本身使人最象神。” [5] 在對抽象真理的追求中﹐畢達哥拉斯學派把科學研究與宗教成功地結合起來。 畢達哥拉斯學派與傳統宗教的分歧在於他們所采取的凈化靈魂的方式不同。在奧菲士教中﹐靈魂是通過有魔力的宗教儀式而得到凈化的﹔祭祀和魔法是提高拯救機會的主要手段。但是畢達哥拉斯認為對數學和音樂的學習是最好的達到靈魂和諧和凈化的手段。因此﹐在畢達哥拉斯設計的教育體系中﹐數學（包括算術和幾何﹐天文學﹐物理學）為那些具有足夠心智能力的人所學習﹐這不僅僅是為了學科本身的發展﹐而且也是作為品格的訓練和一種靠近那個把世界安排得和諧有序的神聖理智的途徑。同時﹐正如藥物是醫治身體疾病的良方一樣﹐音樂被看作是醫治靈魂疾病的良方﹕藥物為了肉體﹐音樂為了靈魂。這種對凈化的重新解釋﹐把凈化作為自我實現和理智發展的過程﹐這在宗教史上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也正是從這裡我們看到了秩序的科學方面和宗教方面的相互關聯。[6] 可見﹐畢達哥拉斯的教育是圍繞著靈魂和諧的觀念而展開的。一個好的靈魂在其沖動和價值標準之間能維持固有的秩序﹕而教育的目的就是灌輸一種對和諧的愛。我們可以通過欣賞和接觸音樂的美而成為和諧的人。對畢達哥拉斯來講﹐音樂不僅僅是娛樂。在教育中音樂也被用來傳授道德﹐因為它可以控制品格中欲望的和富於侵略性的部分。畢達哥拉斯通過音樂來塑造弟子的品格﹕ 畢達哥拉斯相信人的實際追求是通過對感官的反復灌輸而形成這一事實對人類而言至關重要。通過使人看美好的形式形態和聽美妙的韻律曲調而實現人對美的追求﹔因此他是第一個通過某種韻律和曲調的形式而建立音樂教育的人﹐幫助人們改正壞的品格和達到對激情欲望的控制﹐以恢復精神器官原初狀態的和諧。從這些曲調中﹐他還設計了檢查和治療各種身體、精神疾病的方法。其中最令人驚奇的是他親自創作所謂的音樂曲調﹐並親自為其弟子彈奏﹐運用其受神的啟示而設計的……曲調﹐他很容易地改變並控制了不久前在他的徒弟中出現的精神上的激情欲望﹐如沉溺在痛苦和憤怒中的激情﹐遺憾和嫉妒﹐創傷的恐懼﹐各種形式的欲望和侵犯性、食欲不振以及鬆弛、懶惰和熱烈等。通過適合的音樂﹐就象通過救命的、精心調制的草藥﹐他把這些困擾回復為正確的和諧的美德。[7] 通過為人展現和諧的存在﹐可以重建人自身這個小宇宙中正確的秩序。根據這個觀點﹐畢達哥拉斯不僅把音樂作為塑造人格的重要手段﹐也把音樂作為治療精神疾病的重要途徑。據記載﹐他曾通過對著一個醉漢吹奏不同曲調的方式制止了他的瘋狂行為﹐恢復了他清醒的頭腦。[8] 畢達哥拉斯的成功並非出於偶然﹐而是因為他徹底掌握了音樂的語言﹐並認識到音樂通過影響靈魂的和諧﹐具有增加或解除人的激情的作用。在西方﹐有無數關於音樂的情感作用的例子。這一重視音樂功能的傳統的源頭很可能和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流行有關﹐當然﹐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流行與柏拉圖的貢獻是分不開的。 顯然﹐音樂的偉大力量來自它所具有的和諧的比率。畢達哥拉斯堅持對音樂的美學評價標準是比例的和諧。對他而言﹐秩序的宇宙是一個巨大的和諧比率﹐反過來它包含了很多更小的比率﹐所有這些加起來形成了宇宙的和諧﹐而音樂的隱喻代表了自然秩序的廣泛與協調。 畢達哥拉斯認為﹐以和諧比率為基礎的音樂的影響力是深遠的﹐可以達到對立面的調和。據Thomas Stanley的論述﹐畢達哥拉斯學派把音樂定義為對對立面的適當的創作﹐是多方面的統一﹐是不同而一。因為它所調和的不僅是韻律和音調﹐而且是體系的方方面面。在音樂中存在著萬物的統一、世界的等級秩序。[9]在這裡﹐音樂被視為一種能夠調和矛盾、導致統一的普遍性力量﹔而不存在一貫的試圖利用自然或以科學的方式掌握控制自然的思想。 II. 有趣的是﹐相似的關於和諧及音樂功能的觀念也滲透在孔子思想及其所創立的儒家思想中。眾所周知﹐儒家把天作為世界萬物的根源。天創造了萬物﹐但這種創造不是上帝創造萬物意義上創造﹐而是因為通過天內在豐富的生命力而孕育了萬物。在論語中﹐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論語‧陽貨》)孔子的意思是說﹐雖然天不以言示人﹐我們仍然可以從天的運作中看到天息息不止的生殖力以及世界中客觀秩序的存在。 《易經》用陰陽的概念來解釋這種生生不息地產生生命的過程。陰陽代表了對立的兩個方面、兩個方向或兩極﹐如天地、男女等等。盡管陰陽是二﹐在動態中就變成了一－－－也就是說﹐它們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所有的個體事物都是由陰陽之氣構成﹐但是它們的內在結構和相互關系是由陰陽的分配及比例所決定的。事物之間內在的、外在的聯系決定了其形式和方向的變化。所有事物的整體就構成了變化產生的環境。決定事物變化的因素、結構及其與其它事物的聯系決定了某一事物在世界中適當的位置。我們可以從《周易‧系辭上》的第一章認識到這種聯系﹕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兇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這段話說明秩序是在變化中的秩序﹐而變化本身也正是秩序的體現。世界萬物和過程在一種傾向和諧與平衡的過程中相互聯系著。因此說﹐天道乃和。故《中庸》上講﹕“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是各種生命形式的起源。因此﹐所有由天所產生的各種事物也因此與天保持某種聯系。天不僅是萬物的起源﹐而且也是萬物繼續存在的基礎和証明。簡言之﹐天固有地存在於萬物之中﹐並構成了萬物的本質。這同樣適用於人類的存在。因此﹐人道必須遵從天道。是孟子所謂﹕順天者昌﹐逆天者亡。為了使人們更好地認識和遵從天道﹐才有聖人制禮﹐以指導人的行為、使社會保持秩序井然有序。正如孔子的弟子有子所說的﹐“禮之用﹐和為貴。” （《論語‧學而》）因此﹐禮的實施﹐正是為了達到和的目的。這裡的和不僅指與宇宙秩序（即天道）、與社會中他人的和諧﹐也指人自身之中的和諧﹐這樣人的言行舉止就會自自然然地符合禮。因此﹐君子貴誠﹐其思想、言談和行動無不體現貫徹了和。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孔子說﹕“君子坦盪盪﹐小人常戚戚。”（《論語‧述而》）《樂記》上也講﹐“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 “君子”是儒家重要的理想人格。君子最初是對貴族出身子弟的稱呼﹐孔子則把這個詞推廣應用於所有具有高貴品質的人。君子是孜孜求道的人﹐他們的品格和言行中滲透著儒家提倡的美德。孔子認為﹐這樣的君子由於具有一種內在的平和﹐這種平和體現在其行為和品格之中﹐因此可以不負重任。他們因為其具有的仁、義、禮、智、信等美德﹐又通過遵循聖人制定的禮樂﹐而達到了身心的和諧而受到社會的尊敬。 儒家思想的最終目的之一﹐就是要培養這樣的謙謙君子。詩、禮、樂是孔子用以培養弟子高尚品格的重要手段。 據《史記》記載﹐孔子曾參與詩經的編纂﹐並對之評價甚高。《論語》上記載﹐他曾建議其弟子讀詩﹕“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讀詩是重要的﹐因為這是學之始。但是沒有禮樂﹐學習是不徹底的。因此孔子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孔子強調了對禮、特別是對音樂的學習﹐因為它們對於平衡人的內在情感和外在行為以達到社會和諧秩序的目的至關重要。禮樂之所以具有這樣的功能﹐是因為禮樂源於天、根於心。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則群物皆別。” 孔子認為﹐正是這種宇宙論的和的觀念是音樂的源頭。真正偉大的音樂能夠成功地模擬自然的和諧。隻有這種音樂才是有益的、可取的。禮的制定規定了明確的秩序和規則﹐而音樂的普遍流行在人們中間建立了一種平和的氣氛。在儒家看來﹐音樂藝術的目的就是為了達到和。[10] 更重要的是﹐儒家認為﹐音樂不僅反映了人的情緒情感﹐也能塑造人的性格。這是因為以和為本質的音樂能滲透到人的內心深處。人性原本是平和安靜的﹐但是由於受到外界世界的影響﹐就起了種種貪欲之心。當這些欲望沒有得到很好的控制以及我們的自覺心被物質世界所擾亂時﹐我們就喪失了自我而為其欲望所淹沒。從這裡就滋生了叛亂、違抗、狡黠和欺騙以及普遍的不道德。因此才出現了以強凌弱、以眾欺寡、弱肉強食、鰥寡孤獨老弱病殘無所養的局面。這是亂世的表現。[11] 由於音樂源於心靈的內在運動﹐因此也就能滲透到心靈的深處。好的音樂是那種能夠引發人進行心靈內在反省的音樂。古代聖人制禮作樂不僅是為了滿足我們口腹耳目之欲﹐而是為了使我們具有正確的鑒賞力和正確的好惡之心﹐恢復正常的社會秩序。正如《樂記》上講﹕“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因此﹐與畢達哥拉斯一樣﹐對孔子而言﹐音樂教育是改變和培養人的道德品質、維持社會秩序最有效的途徑之一。 III﹒ 眾所周知﹐孔子與畢達哥拉斯哲學的理論背景和歷史背景是完全不同的。早期古希臘哲學是於公元前六世紀早期在米利都－－－一個作為愛奧尼亞古希臘財富和文化中心的海港城市－－－興起的。公元前七世紀﹐這個城市曾是愛琴海域最繁忙的市場﹐也是富庶的內陸國家與其它文明世界之間的配散中心。米利都人的探險到了地中海、埃及和黑海。他們的海員到達了各個地方﹐帶回了其它地方的特產和民間故事。這個繁華、富庶、物質豐富、富於活力的城市正是古希臘哲學的發祥地。在畢達哥拉斯之前﹐早期古希臘哲學家的好奇心－－－早期古希臘哲學家關注的方向是向外尋找一種對神奇的周圍自然界運作的合理解釋。從目前所了解的材料看﹐米利都哲學家幾乎沒有涉及人生問題。他們主要關心的是對物理世界的研究﹕氣象學、天文學以及相關對航海家和探險家有用的學科。這一點也影響到了畢達哥拉斯﹐他的和諧觀念正是建立在科學（如數學和天文學）探測的基礎上。與此相反﹐中國古代哲學家（包括孔子）最初的興趣卻指向一個完全不同的領域－－－人生的秩序和目的﹐以及這個領域的核心－－－人性問題。早期古希臘哲學是以物理世界的發現為起始的﹐而古代中國哲學卻是以發現人性問題為開端的。因此﹐畢達哥拉斯學派通過對秩序宇宙形成結構的數學觀察－－－它的數字的比例、順序、對稱等－－－所得出的獨特見解是不為孔子所知的。在孔子思想中也有自然主義的思想﹐但是﹐那是一種建立在“天人合一” 的基礎上的﹐人與自然和諧一體的自然主義﹐而非科學意義上的自然主義。自然是可供鑒賞的、可由直覺理解的、可與之融為一體的、值得尊敬的﹐而不是通過科學的方式而掌握和認識的。 但是盡管孔子和畢達哥拉斯哲學的文化背景是截然不同的﹐他們的和諧觀念以及對音樂功能的認識卻如此相似。例如他們都認為宇宙是一個秩序的宇宙﹐世界萬物彼此之間以某種方式存在著和諧的聯系﹔都認為音樂具有培養人的道德品質、凈化心靈的作用﹐因為和諧是世界萬物的法則﹐而這種與音樂本身的和諧是與世界萬物的和諧息息相通的。這是因為﹐畢達哥拉斯與其他古希臘早期的哲學家們不同﹐關注的僅僅是科學本身。他以一種不為米利都哲學家所了解的方式把數學觀念也應用於樂音學和音樂的發展、應用於指導人的行為。在早期米利都哲學家那裡﹐也可以發現和諧的觀念。例如﹐米利都學派的第三個代表人物阿納西曼尼斯﹐認為空氣是事物的基本元素。顯然﹐他是從對物理世界的觀察中得出這樣的觀點的﹕生命依靠呼吸﹐因此呼吸 （空氣）即生命。他還說﹕“作為我們靈魂的空氣﹐把我們聯系在一起﹐因此呼吸和空氣環繞著整個世界。”因此﹐第一要素與世界所有生命之間的聯系與它同人之間的聯系一樣緊密。空氣﹐作為最基本要素﹐顯然是永恆的、神聖的﹐因此那些由空氣產生的東西﹐包括我們的靈魂﹐也一樣具有神性。米利都學派似乎認為這種神性是生命的起源﹐因此我們的靈魂和所有其他形式的生命或活動都是這個神性的一部分。這樣米利都學派就在世界萬物和生命之間建立了一種和諧的關系。畢達哥拉斯與米利都學派不同的是﹐他還關心道德問題的解決﹐並把哲學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來看待。他把和諧既作為自然界、也作為人類社會真理和美學價值的標準。這對柏拉圖的影響是巨大的。柏拉圖認為﹐世界本身是一個活的生物體－－－既有形體﹐也有靈魂－－－不是一個由無目的、無方向的、偶然的風吹到一起的物質原子無生命的混亂。世界的靈魂是由音樂的和諧比例和數字來調和的﹔而它的形體由幾何圖形來框架和約束。從某種意義上講﹐由畢達哥拉斯學派所倡導的對人生和人的靈魁p難芯懇丫□□劑斯畔＠罷苧□17溝淖□停□湊苧□芯看友芯客庠詰淖勻蛔□蛄搜芯咳恕Ｕ□竊謖飧鱟□橢校□頤強吹嬌鬃佑氡洗鋦繢□顧枷□□嗟南嗨頻恪Ｋ□嵌及嚥瀾緲醋魘且桓鮒刃虻暮托車拇嬖塚□說牧榛昊蛉誦砸餐□□□恕Ｍ□保□榛昊蛉誦緣哪讜諍托秤胗鈧嫻暮托趁芮辛□翟諞黃稹８□匾□氖牽□□嵌既銜□頤怯Φ北３植19鷸卣庵質瀾緄鬧刃蠐牒托場Ｋ□歉□杵淶蘢擁牡賴陸逃□彩俏□聳蠱淞榛昊蛉誦員３忠恢趾托匙刺□Ｕ庖彩且衾值墓δ堋Ｋ□嵌既銜□衾制鷦從諤歟□□贛諦模□捕及巖衾腫魑□□叫木稱膠偷鬧匾□侄巍? 他們的和諧觀的一個不同點在於﹐孔子重點強調了如何維持社會的和諧的問題。孔子生活的春秋時期是一個戰亂流行的混亂時期。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儒家的思想家所要解決的問題是人們之間如何才能平安相處、如何更好地互相幫助而維持一種良好和諧的秩序。因此﹐中國哲學的重點放在了社會的維度上。制禮作樂、居仁行義以及培養理想人格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建立一個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使人們能夠和平共處、安居樂業。而要達到這個目的﹐離不開人格和美德的修養。因此《大學》上說﹕“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相反﹐在畢達哥拉斯的思想中﹐人格培養和獲得靈魂和諧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凈化靈魂﹐從塵世的生死輪回中解脫出來並最終進入永久神聖的福佑狀態。 對於那些熟悉印度哲學的人﹐不難發現畢達哥拉斯哲學與印度哲學思想的相似點。同時﹐也有論點認為﹐畢達哥拉斯的哲學受到了古埃及哲學的深刻影響。無論這些觀點是對是錯﹐都暗示了在這四大古典文化所存在的某些內在的相似性。在這裡﹐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不能再涉及對古印度和古埃及傳統的比較﹐但是通過對畢達哥拉斯和孔子有關和的哲學思想的初步比較﹐有助於我們樹立一種新的宇宙觀念﹐這種宇宙觀強調萬物之間的普遍聯系和共同體觀念﹐這種共同體不僅是人與人之間的共同體﹐也是包括自然界以及其中的動植物的全世界的共同體。這種宇宙論可以成為所有其它科學的基礎﹐因而也成為國家與個人在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以及國家與國家之間關系的準則。 -------------------------------------------------------------------------------- [1] (1696), The lives, opinions and remarkable sayings of the most famous ancient philosophers….Made English by several hands[VIII.48], 2 vols. (London), II.35. [2] 據說﹐畢達哥拉斯數學哲學的萌芽是出於在音樂領域的一個發現。畢達哥拉斯發現最完美的輔音韻的音樂比例－－－第四、第五音和八度音之間的間隔－－－恰恰可以通過數字1﹐2﹐3和4之間的比率來表現﹐而這四個數字加起來﹐就得出了完美的數字10。八度音的比率是2﹕1﹐ 第五音的比率是3﹕2﹐第四音的比率是4﹕3。這個發現無疑是通過測弦器測量產生這幾個音符在形成完美的間隔時所需要的弦的長度而得出的。詳細論述請見J. BURNET (1914), Greek Philosophy, Part I (London), p. 46. [3] K. FREEMAN (1952), God, Man and State: Greek Concept (London, Macdonald), p. 172. [4] F. M. CORNFORD (1950), Before and After Socr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69-70. [5] J. N. HRITZU (trans., 1965) The Apology against the Books of Rufinus [III.xxxix]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n Press), p. 211. [6] R. S. BRUMBAUGH (1964), The Philosophers of Greece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pp. 40-1. [7] P. GORMAN (1979), Pythagoras, A Lif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p. 155. [8] Ibid, p. 158. [9] S. K. HENINGER, Jr. (1974), Touches of Sweet Harmony: Pythagorean Cosmology and Renaissance Poetics (California, the Huntington Library), p. 103－4. [10] 中國古文的‘龢’字就是由樂與禾兩部分共同組成的。樂指意﹐禾指聲。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音樂與和之間存在的一種內在聯系。 [11] 這就是《樂記》上所講的﹕“人生而靜﹐天地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弱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 儒家、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天主教、猶太教等意識形態的對話與交流﹐是和平的前提和基礎﹗ 國際和平萬歲!----www.peaceworld.com.cn 不熱愛自己祖國的人不值得別人尊敬﹐也沒有資格談論國際和平﹗ 熱愛祖國必須懂得尊敬自己祖國的歷史和現實﹗ ※ 來源:‧水木社區 newsmth.net‧[FROM: 211.167.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