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hina1937.com/big5/cyc/krjs/kr09.htm 我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抗戰胜利55年了，我還沒听說有哪一位 經常隨身攜帶侵華日軍曾經使用過的鋼盔、飯盒、炮彈殼和三八槍槍 刺的人，也沒听說有誰把1937年侵華日軍鬼子兵在盧溝橋上耀武揚威 照片印在名片上的。至于為什么總是隨身攜帶侵華日軍鬼子兵使用過 的兵器，回答這個問題的理由就太多了。理由其一在于1938年，日本 鬼子在我的家鄉實行三光政策，村子被燒了，家家都有死傷者，我的 兩個叔叔就是在那時死于日本兵的槍刺下的。 我經常長時間地看這把三八槍刺，它起碼是日本國65年前制造的，作 為殺人的武器直到現在它都鋒利無比。在日本國侵華期間，有多少鄉 親慘死在它的手里？ 理由之二當然是它今天的作用。到今天為止，不少大學、軍隊、中學 和社會團体請我去講有關抗日戰爭的話題。每次的開場白我都說這樣 的話：“各位有誰想親眼看看、親手摸摸侵華日軍鬼子兵使用過的槍 刺？它現在都鋒利得可以刮胡子！”———結果可想而知，打破會場 寂靜的除了人頭攢動爭相傳閱外，就是人聲鼎沸、惊嘆再三。 但是，誰說，也不如當事者說。戰爭親歷者的說法應該才最具有說服 力。 既然是寫《最后一批人》就不能文不對題，而我就是正在采訪這些耄 耋之人的人。特別要提到的是這些中國老人，他們是60多年前戰爭的 親歷者，他們的回憶還清澈，他們的悲壯足足可以感動最萎靡的青年 ，他們的悲傷能讓一個最無動于衷的人也潸然淚下動魄其中。盧溝橋 事變已翻過63個春秋，當時20歲的人現在也83了呀，再不寫他們就會 永遠地失去机會。 寫《最后一批人》當然有目的。我是想讓電視人關注他們，使現代化 技術能永遠保留經歷抗戰烽火的這最后一批人的音容笑貌；保留他們 沉淀60年的思想精華。讓我們的青年所接受的教育是直接的，而不是 間接的。如果《最后一批人》的電視記錄片還沒開拍的話，就會永遠 失去机會。原因是沒有人會總活著。 許多老同志、老戰士、受侵華日軍迫害過的老年人都在悄聲細雨之中 永遠离開了我們，那么，他們記憶之中那些鮮明的印象又是些什么呢 ？誰知道？ 讓歷史的鮮明永存不但是親歷者的責任，是作家的責任，也是電視人 的責任。不重溫恥辱，它就可能重演，這种事情在我們人類的歷史上 不是屢見不鮮嗎？ ——“他們再敢來，我還要迎上去！” 讓我們把“92”這個數字倒過來就是“29”。63年前，29軍大刀片曾 壯我國威，讓侵華日軍鬼子兵聞風喪膽，屁滾尿流。經歷過那個時代 的人，在今天，當然是“最后一批人”。 楊云峰，92歲，29軍老兵。他家住河南省舞陽縣北辛渡大牆后鄉。我 和我的同事1998年6月去他家采訪時吃了閉門羹，我們足足等了4天也 不見他的人影回來。后來，听說他要飯去了。當時的舞陽縣驕陽似火 ，麥浪翻滾。百般無奈，我們几個一商量：“看看他家里什么樣也好 。”于是，我光著大膀子沿河邊走了7公里去鄰村他86歲的妹妹家， 老太太再操小腳頂烈日沿河堤陪我回到他家。 “鬼子當年到咱這儿來了，他們進村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女人。”老太 太邊走邊對我說：“楊云峰是日本鬼子投降以后回村的，他當時穿著 軍衣，背著大刀。” 用鑰匙打開他的房門，眾人一看，果然，家徒四壁。 老太太說他早喪失勞動能力了。“四處要吃要喝，确有其事。” 楊云峰膝下無子，亦無老伴。“他已經獨身多年了。”老太太說。 楊云峰的家鄉是貧困縣，他所在的村庄里居然沒有一家像樣的飯館。 村頭有家炊飲小店賣“呼啦湯”和大餅。“呼啦湯”是用豬下水做的 “大鍋燴”。鍋的直徑有兩尺，支在一個大油桶改造的爐子上，勺子 是全木的，似乎沒有鍋蓋。“呼啦湯”一煮就是一天，藍天微風之中 四起的是“嗡嗡”的蠅聲。 村里的干部看來對他也有看法，說他90歲了還和人家吵架；說村里的 財政支出拮据，所以……不過37歲的村干部對他前几年思維清晰時講 起抗戰惡仗就失聲痛哭的事，仍然記憶猶新，感慨万千。 楊云峰有個女儿，家住丰台東高地万源南里17棟1單元10號，因為“ 不是親生的，所以不好處。”楊云峰老人這樣對我說。他每次來京， 我們都能見上一面，好好聊聊。每次，我都把老頭儿送到他女儿家， 然后，他再出走。他女儿家住在5樓，楊老漢登樓從不喘，就像他的 破衣服從不換一樣。 楊云峰1908年生人，為了吃飯，他1926年在綏遠參加馮玉祥的西北軍 。“當時的師長是馮治安中將，旅長是何基灃。解放后何基灃擔任農 業部副部長，還常常接濟我。”這是我們后來見面時他告訴我的。有 人說他是老糊涂，我卻感到他95％的思維脈絡是清晰的。人們之所以 躲避他、恐懼他，完全因為他是窮人，他是老人。他如果是個將軍， 人們對他的評价會天翻地覆。 楊云峰老人身体素質好，他的身板永遠是挺直的。1995年，抗戰胜利 50周年時，80多歲的他還能在盧溝橋邊上的宛平城上掄大刀，足以証 明其英雄气概。 我感到，92歲老漢要飯并不是一個人的恥辱，它只能說明一個人命運 的坎坷。楊老漢對我說：“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后，29軍整軍 備戰，准備抵抗日本的進攻。1933年1月侵華日軍占領了山海關，2月 進占熱河，3月進犯我長城喜峰口！”老人激動起來，他站立著，插 著腰，不時揮手大聲喊： “何旅長下命令了，用大刀！夜襲！宁為戰死鬼，不作亡國奴！” ——好像日本鬼子又來了似的。 我知道1933年3月，在北京密云縣喜峰口羅文峪的戰役，29軍殲滅日 寇6000余人，擊斃少佐以上軍官53人，繳獲坦克11輛、裝甲車6輛、 大炮11門、机槍36架。29軍當時犧牲了多少人？我沒問他。他是幸存 者。我問他外孫女才知道他渾身都是傷，日軍子彈從他左臉頰穿進， 使他上下槽牙全掉了。耳朵早被大炮震聾了，身上、手上也都是傷。 楊老漢告訴我，1940年的宜昌戰役他參加了，那次戰役中張自忠將軍 殉國。1945年，他的部隊駐扎河南開封時，他向長官申請回家。“當 時，只帶了一把29軍的大刀片回去，盤纏沒到家就花完了。” 作為29軍的一名老兵，楊老漢年年都來盧溝橋看看，不是為了怀舊， 而是為了生存。他認為當年的戰場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把毫無關 聯的紀念章都別在胸前，仿佛是對63年前自己与日本侵略者血戰過的 首肯。每次，他都能給我講講當年的激戰情景。雖然不太清楚，但是 我卻很滿足。我曾經告訴過他，我在日本留學期間采訪了十几個侵華 日軍老鬼子，他們每月的退休金有十几万日元，每月還有天皇給的五 万“恩給”。他們的醫療也有保障。他們在一种比較現代化的社會狀 況中生活著。楊老漢听了沉默片刻，挺起胸膛說： ——“他們再敢來，我還要迎上去！” 他的褲子很破，誰都可以看得出來。 請他吃飯時我觀察到，掉在桌上的面條被他拾起來放進碗里。 他的破書包是1952年買的，那里面几乎裝下了他全部的家當和讓人目 之辛酸的食物。我每次見面都給他錢，我友誼商店的朋友們在參觀盧 溝橋時，都傾其所有資助他。每次送他走，我都有一种犯罪感。“我 這把老骨頭這次，就不知道放倒在哪里啦！走到哪算哪吧。”他對我 說。 我想，再見他兩次，我就會說河南話了。 我給他准備了几套衣服，如果再能遇見他，想給他換換。 1937年，29軍官兵有10万人，衛戍北平，威風凜凜，聲震八方。盧溝 橋事變之后直至抗戰胜利，29軍官兵一直在抗日戰爭烽火的最前線与 侵華日軍血戰，29軍在反侵略戰爭中是付出犧牲最多的中國軍隊之一 。中國的歷史上詳細地記載著他們，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事隔63 年，29軍官兵還剩下不到兩個排的人了，他們分布在中國大陸各省， 台灣島上和美國、加拿大等地。92歲腰板挺直的29軍老兵楊云峰，就 算其中的一人。 我想，他到死也是光榮的，何況他今天還健康地活著。電視人難道不 想給歷史留下什么活生生的資料去拍拍他嗎？難道不想拍拍普通人的 悲歡离合嗎？普通人的命運不就是我們民族的歷史嗎？不就是我們國 家的昨天嗎？ 最近，我在采訪几位三星將軍時，都向他們提及了國民党軍老兵的生 活拮据与艱難。我向首長匯報說，他們其中很多人都說：“經濟上的 資助是次要的，只要民政局的干部來看看我，就算是對我‘國難當頭 、挺身而出’的肯定了。” 87歲的郭林祥上將非常客觀地告訴我：“在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是國 民党正規軍在打，可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的抗戰牽制了大量的侵華 日軍有生力量。絕對不能忘了他們。”郭將軍要我針對國民党老兵的 實際情況，給中央有關部門寫報告，以引起足夠的重視和出台相應政 策。 我不知道該不該寫這樣的報告，也不知道寄給誰，更不知道電視人的 鏡頭是喜歡對著小燕子呢？還是喜歡對著窮困潦倒的老頭儿們，我只 知道許多膾炙人口、動人心弦的故事會在中國民間世代流傳。而且， 任何党派也左右不了這些故事的傳誦。這些故事是對歷史的評价，是 對美德的頌揚，是對時弊的褒貶，是對外國入侵者的鞭撻。不過，有 些故事的尾聲是可以修改一下的，只要去做，還來得及。 ——“八路軍的腦袋是鋼做的！” 我從來沒見過英雄，也從來沒佩服過什么“英雄”。1998年，我在沈 陽圖書城里見到了真正的英雄。只見過一面，英雄就在我心里扎了根 。我發誓見人就說他，有報告會就提他，要利用一切机會宣傳他。 他，就是我們八路軍的英雄黃廷廉。 一個艷陽天，我在沈陽圖書城里簽字售書，熙熙攘攘之后，圖書城王 經理在三樓會議室安排了一個座談會，我因為見到這樣的活動很多， 所以并沒太往心里去。只見來了6位老頭儿，衣著平常，平易近人。 他們握握我的手，拍拍我肩膀說：“小伙子，我們這几個老頭儿來看 看你，歡迎吧？”我看當地記者都不認識他們，所以，也沒太在意。 只是說：“歡迎，歡迎。” 誰知第一個人的發言就深深吸引了我，原來這6位老頭儿都是同侵華 日軍鬼子兵血戰過的老八路！ 第二個老軍人以親身經歷講述八路軍在抗戰時期的艱苦歲月時，說： “每天只吃樹葉來充飢。”當講到侵華日軍實行三光政策加害我國民 時，他老淚縱橫。 第三個發言的老軍人也哭了，他說：“我爹講，中國地方這么大，怎 么就殺到咱村了？中國人這么多，就缺咱一個人抗日不成？可日本鬼 子到底是來了，他們捉走了所有能干活的男人，去當勞工，女人几乎 都被強暴后處死。我父親就是那年被抓走的，從此，杳無音信。母親 被殺！村子被燒！我橫下一條心，逃跑沒地方！只有參加八路軍，和 日本鬼子拼！———那時，我只有15歲呀。” 電視記者和文字記者全毛了，誰也沒想到戰爭親歷者發言的朴實和精 彩。 “這6位老頭是從哪里來的？你怎么不事先告我一聲？快給我找紙筆 。”我埋怨王經理。我是個普通的退役軍人，這些老首長為什么來看 我？我有些恐慌。 我對沈陽電視台記者說：“我是個狗屁，快把鏡頭對著他們吧。” 只有一個人不落淚，他健壯体魄，聲若銅鐘，掌似小盆，目光堅毅， 我后來知道，他就是黃廷廉老人。 我始終忘不了黃老漢擲地有聲的話語英雄气概的感召力，他使沈陽圖 書城里數不清的讀者放下手中的書，把探求歷史、熱愛祖國的心圍攏 過來。他的話語使人感到中國人民的不屈精神，使人聯想到當年老百 姓對八路軍的擁護和愛戴，使人感到侵華日軍在中國遼闊的土地上必 然失敗的真理。 据80多歲的黃老頭回憶，1944年7月，他在山西太岳軍區平遙縣游擊 大隊當宣傳干事，在他奉命到游擊區部署保衛夏收工作時，因叛徒出 賣，不幸被捕。入獄后，日本鬼子對他進行了嚴刑拷打，但沒從他身 上得到什么軍事情報。8月10日晚7點多鐘，黃廷廉等8名八路軍戰士 被押赴刑場。在通往刑場的路上，黃廷廉邊走邊向群眾大聲說： “鄉親們，我們是八路軍戰士，敵人就要砍我們的頭了，八路軍是殺 不完的，大家要團結起來，擰成一股繩，一定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國 ！” 接著黃廷廉對難友們說：“大家挺起胸膛來，我們是為抗日而死，要 死得光榮，死得轟轟烈烈。來，大家唱支歌吧！” 屠殺開始了，日本鬼子嚎叫著讓黃廷廉跪下，黃廷廉冷笑著說：“老 子是頂天立地的中國人，給你們下跪，妄想！”鬼子气急敗坏揮刀向 他后頸砍去，疼痛襲遍了他的全身，他咬緊牙關竟然屹立未動。鬼子 再次揮刀向他后頸砍來，他忍著巨痛大聲喊：“八路軍的腦袋是鋼做 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八路軍万歲！” 日本鬼子凶殘地向他砍下第三刀，他失去知覺，一頭栽倒了。 凶殘的日本鬼子兵怕黃廷廉他們不死，又揮刀在他們背后補扎了三刀 ，然后匆匆离去。大約過了1個小時，黃廷廉竟蘇醒了，他看見戰友 們都倒在血泊里，知道自己還活著，便掙扎著要爬起來，可手還綁著 ，他便一點一點將繩子掙開，把衣服撕成布條纏在脖子上包住刀傷。 他慢慢站起來，因頭部傷太重，跌倒在地上。無奈，他只能爬，爬不 遠又掉進路邊的水渠里。這次，他掙扎了很長時間才爬上岸。接著， 他忍著傷痛一點一點爬到平遙城西北劉家庄。這時，天剛蒙蒙亮，他 躲在村頭的麥垛后，一位老鄉見他渾身是血，就把他扶到村里。下午 ，日本鬼子兵順著血跡搜到劉家庄，在群眾的掩護下，他脫离了虎口 。5個月后，黃廷廉傷口剛剛愈合就返回了部隊。 1944年，黃廷廉被太岳軍區授予“戰斗英雄”稱號。1945年，太岳軍 區司令李成芳把他送到延安。當時的軍委組織部長胡耀邦得知這位“ 活著的烈士”來到延安，就親筆寫信給中央党校副校長彭真，將黃廷 廉安排在中央党校邊學習邊療養。 太原解放后，黃廷廉任山西軍區醫院政委。偏巧，那時院里有几名留 用的日本外科醫生和護士，當他們得知黃政委曾在日軍刑場上被砍了 三刀大難不死的事跡后很受震動，他們說：“日本法西斯殺害黃廷廉 ，我們日本人民要把黃廷廉的傷治好。”日本醫護人員精心地為他做 了整形手術，使他的刀傷得以痊愈。 黃老頭儿的話說完了，我和沈陽圖書城的讀者們涌上去和老八路們握 手。我解開黃老頭儿的上衣看他的刀傷、槍傷，我對他說：“鬼子扎 我一刀，我就得玩儿完，您挨了這么多刀，為什么還像鐵塔一樣結實 ？” “———八路軍！”80多歲的黃老頭儿撂下三個字后，哈哈大笑滿堂 生輝。 我多次向電視人建議拍他們，做成光盤。但是，無人響應。作為《最 后一批人》，我感到，他們雖然還活著，但卻不能永遠活著，這很可 惜。 “你們不謝罪，我到死也不答應” 云南保山地區宣傳部長楊文虎一來電話我就無地自容，他說：“你曾 說過，要和電視人一起拍攝30集TV片《最后一批人》，用30名在抗日 戰爭中普通人的形象、普通人的遭遇、普通人的抗爭、普通人的命運 、普通人的故事，來告訴21世紀的中國青年們。怎么還不來呢？我給 你准備了7個生活原形，第一個就是你采訪過的李連春大媽，我們保 山地委隨時歡迎你們來！” 可是，天下之大，有哪個電視台愿意搭理我呢？ 我是年初去中國云南采訪的，我感到与自然界的絢麗風光同在的就是 那“凝固的歷史”———老舊民房。保山地區有數不清的民房親眼目 睹過當年的激烈戰斗，在它們身上隨便就能挖出當年激戰留下的各种 彈片。在1944年，中國軍隊以极高昂的代价殲滅日寇2．1万人，那彈 痕累累的民房不是凝固的歷史又是什么呢？那彈痕累累的民房不是侵 華日軍在中國的土地上犯下的罪証又是什么呢？那彈痕累累的民房不 是消滅日寇的見証又是什么呢？ 房屋是歷史的見証，而活生生的人呢，他們的悲憤，他們的哀怨又向 誰去訴說呢？我前前后后在云南保山地區采訪了54位老人，我和他們 淚流在一起，恨擰在一起。房前屋后、他們翻出侵華日軍留下的鋼盔 、炮彈殼、子彈殼捶胸頓足、仰天長嘆。 李大媽76歲，她是經過忍辱含垢、羞愧欲死的思想斗爭之后才勇敢地 站出來，向世間披露那段曠世慘絕的人生遭遇的。李連春原來是龍陵 縣腊猛鄉白泥塘人。1942年5月，日軍從緬甸入寇滇西，由于駐緬英 軍及中國遠征軍的敗北，日軍一路長驅直入，不到一周，龍陵、騰衝 先后失守，怒江以西大片國土盡皆淪喪。白泥塘村地處怒江西岸松山 左側，屬日寇的前沿陣地，由日軍56師團的113聯隊駐守，更是成了 日寇肆意踐踏的重災區。 1942年8月，就在腊猛街頭，三個日寇把17歲的李連春輪X了。在這之 后，日軍又來到她家要把她帶走。李連春的父親堅決不答應，被日軍 當場打死。在日本兵的營房里，李連春和被抓進來的姐妹們一起每天 強裝笑臉，應付那一身臭汗、剛從陣地上換下來的日本兵，要陪他們 笑、陪他們鬧、還要任他們肆意蹂躪，即使是衛生期也不能幸免。數 月之后，趁一個黑風暴雨的夜晚，李連春借著盛夏的悶雷和閃電，深 一腳淺一腳沿怒江邊逃出日本鬼子的魔掌。 李大媽拉開上衣給我看肩頭上的傷說：“羞恥呀，這是當年鬼子兵獸 性大發時，咬下一塊肉落下的傷疤。”我對李大媽說：“不，這是咱 中國人的恥辱，是中國男人們的恥辱，是咱中國軍人們的恥辱。” 我對李大媽說：“我想帶電視人來，您同意嗎？我想讓更多的年輕人 看見您，好嗎？如果您面對電視鏡頭，您想說些什么呢？” “我想告訴日本人，‘你們不謝罪，我到死也不答應！’”李大媽頓 了一下接著說：“我想告訴中國的年輕人，不要忘了那悲慘的歲月。 ” ——謝罪之難難于上青天 在采訪老八路、老新四軍的同時我還在采訪侵華日軍老鬼子。 這其中，侵華日軍老兵本多立太郎給我來信最多，前前后后有30几封 。他說：“我第一，想在中國的土地上下跪，謝罪。第二，我想和中 國人成為朋友。我已經86歲了，對于人世間的其他事，我一無所求。 ” “我謝不成罪，要我儿子來，儿子不成再讓孫子來。”他白紙黑字寫 道。 我認真研究過本多立太郎的思想，他認為：侵華戰爭首先是為了掠奪 ，他對自己曾經屠殺中國戰俘而深深地感到罪惡，他對日本右翼的叫 囂深感遺憾，認為他們代表不了多數日本國民。他在來信中說：“現 在日本發生了非常危險的狀況：改憲、擴軍備、征兵、而且一部分政 治家、文化人和右翼團体更加露骨起來。我親眼目睹過1936年2月26 日，原來被稱為是二．二六事件的政變。從那時起，日本開始走向軍 國主義道路，今天的情況也讓我非常擔心。” 我和本多立太郎的交往也被日本報紙所披露，今年2月19日的《紀伊 民報》上，在《想与中國學生直接交流》一文中，日本記者這樣報道 ： “本多立太郎于昭和14年被召集入伍去中國打仗，昭和16年回國。昭 和18年又一次去日本國北千島參戰，后被抓到西伯利亞流放，昭和22 年回國。 “關于戰爭的印象，在演講之前他甚至從來沒和家人說過。退休后， 想到應該讓年輕人們知道過去，所以，開始講參加戰爭的体驗，這其 中包括在中國戰線上屠殺中國戰俘的內容。本多立太郎熱衷于這項活 動，自嘲地把它戲稱為‘出前’（日語意為：送貨上門）。演講至今 為止已經進行629場，听眾達8万人次。 “在日本有過留學經歷的中國作家方軍對本多立太郎說：‘你為何不 給中國學生也講一講呢？’于是，方軍向本多立太郎發出了邀請。為 此。本多立太郎決定利用這個机會自費去中國。” “本多立太郎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在中國演講也堅持用‘自己 親眼所見、親手所干’的記憶講對那場戰爭的看法，如果中國大學生 提問的話，他很樂意有這种交流的机會。另一方面，如果遇到尖銳的 攻擊也要以誠相待，‘我想謝罪和握手，難道中國人不了解我真誠的 心情嗎？’他這樣說。” 侵華日本老兵本多欲來華謝罪本在我的意料之中，很多人以為只有東 史郎一個老兵謝罪，其實不然。從1937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至今在中 國參過戰的謝罪老鬼子已經不胜枚舉，只不過，近几年讓12万日本右 翼上竄下跳遮掩了其存在而已。抗戰胜利已經55周年，今天，不僅分 布在日本全國的840個右翼團体在蠢蠢欲動，而且，一种新民族主義 思潮正在形成气候，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教訓“支那人”已經成了 隨隨便便的行為。我想，我們縱有千軍万馬，不主動出擊也只有招架 的份。何不在“謊言被說到90遍”的時候也說說真理？而且，多找几 個愿意謝罪的“親歷者”說？ 但是，謝罪就要有方式，我想安排侵華日軍老鬼子本多立太郎和老八 路黃廷廉，原國民党29軍上尉軍官、89歲的韓立才先生同台演講。估 計，不但會滿堂出彩，而且，作成電視片的話，還會具有永久保留的 价值。 可是，謝罪就要有場地、听眾。這一下可難倒我了。我去了北京几所 大學，回答都是一樣：“老鬼子演講要介紹信，老八路演講要介紹信 ，29軍韓立才演講就更要介紹信。”可是，沒有一個單位愿意給我開 介紹信。 我不是介紹信，我也沒有介紹信。 可是，我有嘴，我對大學的老師們說：“‘最后一批人’的講話真感 人，比方韓立才老人，他參加過盧溝橋保衛戰、台儿庄戰役，還當過 解放軍的上尉軍官呢，多少年來，他著書立說十几本為揭露侵華日軍 的罪行做了許多工作……” 面對我的口干舌燥，老師們笑笑，攤過來一只手說：“———介紹信 。” 三位老人也常常給我寫信或者打電話或者發傳真詢問：“我什么時候 去演講呢？時間和地點定下來了嗎？快告訴我吧。我老頭子軍人出身 ，已經准備好了。” 我也很苦惱，誰都可以等，惟獨“最后一批人”等不得，原因您知道 。 -- 喵^^~~~~~ ~~~~~~^^喵 （最近在學喵喵叫，免得有老鼠會作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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