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訊2月08日消息】 台灣地下共產黨員的命運（台）秦風 台灣苗栗山區是客家農民的聚居之地，國民黨退守台灣後，在此進行了大規 模的政治清洗，這綠色的山巒成了中共地下黨員們飲恨的傷心地，糾葛著人性的 恩怨情仇，有最美麗的，也有最醜陋的。博州、國媛、我，還有其他幾位４０歲 上下的人，不自主地承擔起延續歷史記憶的義務，目的不在於說誰是烈士、誰是 叛徒或誰是正義、誰是邪惡，而是首先忠實地面對中國人走過的路，深刻地反省 和反思。 隻有到了這幾年，國媛才理解為何自己年紀輕輕時，父親就急著把她送到國 外，明白了那常到家裡來的叔叔伯伯們是些什麼人，父親跟他們談話時神情為何 總是那麼沉重，為什麼父親會在情報機關調查局工作，又為什麼急著離開。父親 過世前吐露自己活得太辛苦了，答案早就寄存在生命的感受中。由博州所整理的 口述歷史清晰地呈現。國媛的父親黎明華在口述中回憶：“我從苗栗走了一天的 路，到龍潭一個樑姓群眾的家裡，吃了晚飯，準備與另一幹部劉興炎會面，但時 間到了，他卻沒來；照理，我不但該馬上離開，也應該通知相關人員即刻撤離； 但是，因為走了一天的路，很累，想休息一會兒再走；不料竟一睡就像死豬似的 睡熟了。就這樣，在睡夢中被捕。”在同一追捕行動中，另一位地下組織成員劉 雲輝則如此記述：“有一天，我在山背後做事的時候，聽到幾聲槍響。後來，我 才知道，特務已經追到這裡來了，徐邁東逃避不及被當場打死了，孫阿泉則跳坑 底逃走了。這樣，我們所有的群眾都已經被破壞了；情勢的變化使得一般民眾也 不敢收留我們了，我隻能在野外四處遊走，夜宿炭窯頂，靠著偷挖人家田裡的地 瓜來維生。最後，我來到頭屋鄉的番仔寮坑，我和孫阿泉事先聯絡要在這裡會面 。孫阿泉在約定的時間出現了，可我看他臉上的表情已經不太一樣了；接著鐘二 郎和陳福星也來了，我心裡覺得很奇怪，怎麼會這樣陳福星看到我眼淚就流出， 過了一會兒，他才向我表明，他是要來帶我出去的。我跟他說：『當初是你帶我 進來的，今天你卻要帶我出去，我們彼此的立場已經不同了，對我來說，你已經 變成最兇惡的敵人了。』陳福星聽我這麼說，也沒有反駁什麼，仍然流著不甘願 的淚勸我說，組織已經完全破壞了，再不出來，也起不了什麼作用隻要我們留一 口氣在，日後總是還能起作用的……這樣，我就跟著陳福星、鐘二郎和孫阿泉走 下山，走到半路，一輛大卡車早已停在那裡等著我們了，上了車，我發現曾永賢 也坐在車上。當我們坐的卡車從山上下來，進入苗栗市區街道時，望著沿街站立 的一盞盞的路燈，幾年來一直生活在烏黑山林的我，突然感到自己……” 這些是前中共地下黨員們在事件發生４０多年後的口述，至於國民黨當局如 何記載這些事情９０年代初，原來在國防部保密局負責抓人的谷少文少將終於站 出來現身說法，這位操著中國北方口音，嗓門仍大的老人還帶出了一本過去的絕 密資料──《國防部歷年偵破匪叛亂案匯編》。這份文件公開付梓，成為迄今有 關５０年代台灣政治案件最重要、最有系統的官方記錄，包括時間、案情、綜合 檢討以及主要涉案人員名單和處置方式。其中抓人最多的兩個案件是“匪台灣省 工委蔡孝乾叛亂案”和“匪重建台灣省工委陳福星叛亂案”，其他百余政治案件 中 許多是以上兩個案件的延伸。 關於陳福星案，文件的相關記錄如下：“３９年民國５月，以陳福星為中心 之北部台共組織已設法與匪共中央取得聯系，接奉匪共中央１９５０年４月指示 ，乃即召集全省高級匪幹商討建立臨時領導機構，至３９年底，全省各地匪黨組 織已再具規模，賡即發出１９５０年工作總結，檢討過去失敗教訓，具體指出以 後工作方針，再度展開活動。在重整過程中，匪幹周慎源與主要負責人陳福星發 生歧見，不服陳之領導，陳乃於４０年春改組領導機構，開始整風，發出《向偏 向鬥爭》一文，列舉台灣知識分子的特點、弱點和所謂台灣知識分子的偏向、包 袱，並指出改造道路……運用勞動方式建立基地，在勞動中團結群眾、教育群眾 、爭取群眾同情，利用山鄉行政薄弱的地區，建立據點，加強氣節教育，訓練必 死決心，清除不穩分子；必須走小路、走夜路、反對太平觀念，時時提高警覺… …匪黨重整後的省委組織，經我情報機關配合行動後，至４０年８月止，匪地下 主力被迫從桃園、新竹轉移至苗栗地區。該地區在地理環境上，存在著復雜的山 脈、溪流與綿密的山林，形成於匪有利的山川地帶，且該地農村副業發達，需要 大量生產勞動力，匪首陳福星及其領導幹部曾永賢、蕭道應等， 均潛竄於這一 地區，企圖生存和發展。根據上述地形與山區農林社會特有環境，如果要進入苗 栗山區進行布置滲透之工作人員，必需具備幾個基本條件：一有勞動經驗的知識 分子，並懂客家話。二與陳福星或曾永賢等有組織上淵源。三在苗栗地區有自己 的社會關系，可以初步立足，作為深入的跳板。根據上列幾項需要，如在我方工 作同志中找尋符合這類人員，事實上很難找到，因此，惟一辦法是向敵人內部去 找，經過自新人員劉興炎、黎明華等建議 ……” 以上的文字記錄勾勒出１９５０年後在苗栗山區所發生的事。即使事隔這麼 多年，那一幕又一幕似乎仍歷歷在前：國民黨軍警的搜山追捕，片片段段的武裝 沖突，夜裡他們彼此喊話，痛苦與淚水交織一片。不隻是苗栗山區，那兩、三年 全省山區的武裝據點都重復著類似的情節。重要的領導人被押至大牢裡，許多被 送到台北馬場町刑場從容就義，另一些則送到綠島，在孤島上一蹲就是十幾年， 耗掉了寶貴的青春，等到回到家時，人事景物全非，頓有換了人間的恍然。此後 重新投入社會生活時，過去的事被刻意埋藏在記憶的深處，公開的場合中絕對是 禁忌的話題。事實上，它隻片面地存在國民黨官方絕密的檔案文件中，除此以外 。沒有人敢觸及。直到１９８８年蔣經國過世後，台灣政治環境改變，以前的地 下工作者們才陸陸續續地公開出來組織互助會，系統化的歷史調查研究始出現。 博州是年輕一代研究者中最出色者之一，他把白色恐怖的研究賦於文學的內涵， 再變成小說、紀錄片和電影，讓歷史記憶進入新一代人的真實生活中，喚起反思 意識。馬場町的槍決刑場成為最重要的歷史現場，地下黨員們就義前的情景終於 被忠實地記錄下來。博州所主持的《５０年代白色恐怖──台北地區案件調查與 研究》記錄了許多幸存者的回憶，其中就義者郭硖膣的妻子林至潔說：220;當時 幾乎每天都有人被抓去槍斃，有時１５個，有時１９個這樣抓出去；這些人被抓 出去時都很鎮定，他們不是呼口號就是唱歌，唱的歌就是《義勇軍進行曲》，呼 的口號就是‘共產黨萬歲’或‘毛澤東萬歲’‘中國民族萬歲’隻要窗戶關了一 半，不讓我們看，我們就知道當天有人要被槍斃了。郭硖膣槍斃當天，我爬到窗 口，因為他是關在樓下，我關在樓上，我一直叫著他的名字，他也叫著我的名字 ……” 這就是當年革命者無懼無畏的寫照，然而這背後還有更大的時代背景。１９ ５０年，中共地下黨發展迅速，在各地建立武裝據點，為的是迎接解放軍渡海來 台，台灣島內人心浮動，期待全中國解放歷史時刻的來臨；然而６月份朝鮮戰爭 的爆發改變了亞太地區的戰略情勢，美國航空母艦駛入台灣海峽，大陸和台灣在 地理上被一刀割斷，地下黨員們所迎接的解放軍終究; 沒能來，加上國民黨記取 在大陸失敗的教訓，在台灣實施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工作，首先強迫地主減少佃農 的租金，接著又以公營企業的股票和公債補償的方式逼迫地主出售土地，再分配 給佃農。如此一來，革命力量的社會基礎被大幅削弱，農民們為了保護自己剛獲 得的利益，不僅不願庇護中共地下組織，反而催著他們趕快離開，走向逐一被捕 殺的結局。附帶一提的是，朝鮮戰爭不僅劃開了台灣海峽，也使得兩邊的政權得 以關起門來，從容地鞏固本身的腳步。大陸方面，大規模的“肅清反革命”展開 ，原國民黨在社會基層的骨幹分子也受到嚴厲的鎮壓。 地下黨員們在馬場町被槍決後，依慣例遺體由家屬領回，但也有不少人屍骨 不知去向。１９５２年８月，苗栗銅鑼徐慶蘭被槍決，屍骨無蹤。他的妹妹曾梅 蘭也坐了１０年的牢，出獄後一直找不到固定的工作，所有公司的老板害怕惹麻 煩，不敢收容她。曾梅蘭隻好四處打零工為生，偶爾回到銅鑼，父母都對她再三 叮嚀一定要找到哥哥的墳墓。因此隻要有空，曾梅蘭就騎著腳踏車，到台北每個 墓地去找，結果一無所獲。１９７４和１９７６兩年，父母雙雙過世，臨終特別 叮嚀的還是這件事。１９９３年５月，曾梅蘭認識的一位撿骨師偶然間在台北六 張犁公墓的一處草叢邊看見一塊碑石刻著徐××字樣，他知道梅蘭的哥哥姓徐， 卻不記得名字，不過他還是跑去告訴梅蘭這件事。隔年，梅蘭拿著除草的鐮刀跟 著撿骨師到現場，除去野草，擦拭了字跡模糊的墓碑，上面正是“徐慶蘭”三個 字。曾梅蘭事後說：“我的心非常痛非常痛我想，找了那麼多年了，終於給我發 現了啊我爹娘交待幾十年了，現在才給我發現”曾梅蘭接著意外地發現四周還有 類似的碑石，她一個個找下去，竟找到３７個形狀一樣的碑石。很明顯，墓主都 是當年音信杳然、曾讓家屬們牽腸掛肚的政治犯，他們無語問天，在這野草下靜 靜地躺了半個世紀。曾梅蘭立刻打電話給當年跟她同監的林麗鋒，林是“台灣地 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台北分會”會長。於是該會全力參與這件事，找到當年埋葬 這些人的老人，然後又循線尋獲另外兩個埋葬槍決犯的地方。這些墓碑的發現震 撼了整個社會，家屬們趕來認碑，現場滿是辛酸淚水，仿佛突然間喚醒了一場埋 藏了５０年的噩夢，又慶幸失蹤的親人終於回到了身邊，哪怕早已是白骨一堆。 最後，互助會找到了１６３座政治犯的墳墓，並發表聲明說：“這些被屠殺 的屍首，或因來自外省，在台灣沒有親人領屍，亦無朋友敢於認領；本省籍或因 家貧無力支付獄卒巨額贖屍金，或因極端恐懼而不敢認領歸葬，最終由國府當局 交由殯儀館草草掩埋於公墓之隅。於是孤魂枯骸，局促荒野，無人尊祀，與一時 代暴力、逮捕、拷訊、刑死的歷史，同遭湮泯，長 達４０余年。以‘反共’、 ‘國家安全’為借口的暴力，使謊言、誣陷、懦弱成為制度，正義與自由枯萎殆 盡，良心麻痹，恐怖和暴力橫行，同胞相疑，兩岸血肉相憎相殘，在我們的心靈 和 生命中，造成深重的殘害……” 物換星移，歷史真相得以逐步還原，不過在史料上仍有一極大的缺憾，即有 關白色恐怖血腥鎮壓的照片極少，幾乎是沒有，似乎沒人見過政治犯槍決前後的 照片紀錄。不過今年春天，我卻在一處照片檔案室的小角落發現一袋照片，打開 一看大吃一驚，裡面有一組槍決政治犯的照片，包括原國民政府台灣行政長官陳 儀、原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以及原台灣電力公司總經理劉晉鈺等人遭槍決 的照片，他們均被控以受中共鼓動謀反的罪名。１９４７年，陳儀主政下的台灣 爆發“二﹒二八”民變，台灣人民因厭惡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出現全島性的暴動， 陳儀協調未成，竟由大陸調兵鎮壓，造成嚴重死傷，也在台灣人民的歷史記憶中 留下一道深刻的傷痕。陳儀並未因二二八事件而遭受懲處，隻是調回大陸避避風 頭，沒想到卻因意圖投靠中共而又被國民黨押回台灣。１９５０年，陳儀被送到 台北刑場槍決，行刑;前未穿囚衣， 未上鐐銬，反而一襲白西裝、戴領帶、神情 從容，這位曾被視為蔣介石親信的軍人顯然仍受一定的禮遇。台灣人民看見陳儀 行刑的照片，內心有著復雜的感受。 至於吳石案亦為國共內戰的延續。吳石為國民黨高級將領，在大陸期間由中 共地下黨策反，提供國軍布防機密資料。１９４９年，吳石奉命跟隨國民黨來台 ，利用其軍事首腦的地位，收集機密軍事情報以作為解放軍進攻台灣的參考。１ ９４９年１１月，中共華東局派朱諶之利用在台的親戚關系進入台灣，與吳石聯 系傳遞情報。朱諶之與吳石一共見面七次，同時又與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 聯系。１９５０年２月，朱諶之在吳石的協助下搭乘國民黨空軍飛機回到浙江定 海。然而不久蔡孝乾被捕，竟和盤托出，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立刻通知定海方面 逮捕朱諶之，並將吳石隔離審訊，查出一批擔任其內線的高級軍官。保密局在“ 對本案之綜合檢討”中寫下：“朱匪於被捕瞬間吞金企圖自殺，証明其對應付事 變，早作準備；匪幹此種維護重要工作，不惜犧牲個人生命之紀律與精神，誠有 可取法之處……”此案最後槍決了６人，包括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中將、 聯勤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聶曦、王正均上校以及朱諶之。 １９９４年台灣《傳記文學》有回溯吳石案的專題報導，包括來自大陸方面 原地下黨聯系人黃仲廉的完整証言，文字資料十分詳細，至於新發現的這一組照 片可說是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最具震撼性的影像紀錄。這些照片已在台灣巡回展覽 ，讓白色恐怖的事實永遠提醒人們，不能忘記歷史的教訓。 什麼教訓呢？半世紀以來，幸存者以及受難者家屬各有境遇，有的長年暗夜 飲泣，埋名隱姓；有的穿起西裝打起領帶，沒入商業社會的洪流；有的則投身國 民黨政府部門，甚至最後當了國民黨的大官；當然，也有的繼續從事政治活動， 組成勞動黨，在辦公室高掛著毛澤東的肖像，或組織車隊上街遊行，呼吁民眾支 持兩岸的和平統一。 摘自《另一種目光的回望》 (博訊boxun.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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