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anthropology.net.cn/?action-viewnews-itemid-37 高丙中：人類學國外民族志與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 2008-3-19 15:26 | 來源: 社會學人類學中國網 | 2006年對於世界人類學界來說有一個特別值得紀念的事件，這就是理福斯(W.H.R. Rivers)發表《托達人》( The Todas ) 一百周年。理福斯是人類學學科化歷程中第一 個以自己的實地調查為基礎完成民族志專著(monograph)的人類學家。我們現在還不知 道西方人類學界會怎樣紀念這部大作的百年貢獻。但是，現代西方人類學以它的海外社 會為物件的經驗研究已經積累了一百年的成就的事實卻強烈地激發我們認真思考中國人 類學的發展方式。有意識地到國外開展民族志研究的問題，我們在當今形勢下已經無可 回避。 英國所代表的古典人類學在知識生產方式上有一個分工，它的資料來源和研究 論著經由兩種人分別進行，一邊是傳教士、殖民地官員、探險家、商人關於海外民族的 奇風異俗和遺聞佚事的記述，一邊是有專業修養的知識份子利用這些資料所進行的理論 概括。古典人類學的集大成者泰勒和弗雷澤都是依據龐雜的他人二手文獻進行學術研究 的。這種不在現場甚至從來不到現場的人類學研究在1900年前後的幾年裏被改變了。從 1898年開始，英國劍橋大學的哈登（A. C. Haddon）率理福斯、賽裏格曼(C.G. Seligman)等人在托雷斯海峽（Torres Strait，在澳大利亞同伊裏安島之間）周圍對土 著的體質、心理、語言、藝術與工藝、宗教信仰等方面進行實地考察，開創了學術研究 者自身到實地調查的先例，並在1901年至1935年間出版了哈登主編下多人撰寫的六卷本 《劍橋托雷斯海峽人類學探險報告》。托雷斯海峽土著探險的集體考察雖然時間很短， 但是理福斯從中得到了鍛煉，並具有了對於一種新的人類學方法的信心。這種方法在當 時被表述為對於一個民族或者地區的“民族志普查”（ethnographic survey）、“強 化研究”（intensive study of a limited area），也就是後來流行開來的民族志方 法。《托達人》對印度的托達人的生產活動、社會生活、信仰、親屬關係以及與周邊民 族的聯繫進行描述的時候，展示了人類學知識生產的新方法：到異國他鄉一個社區居住 相當長一個時期（理福斯在印度的這個部落呆了半年），調查既要全面也要細緻，以此 為基礎寫成敍述性的著作，達到描述透徹、細節精確的專業水準(Rivers 1906: v)。他 的著作為他們的第一代學生發揮了示範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人類學界已經 有海外調查經驗的人士所培養的十多個學生分別到世界各地進行這種實地調查（ Stocking 1995: 118-9），隨著馬林諾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在1922年各自出版《西 太平洋的航海者》和《安達曼島人》，以親身實地調查為資料基礎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就 普及成為人類學的基本方法和人類學的學科基礎。 在人類學作為獨立學科比較發達的英國和美國，人類學的主流研究取向是對於 國外社會的實地調查為依據的研究：一方面是對於特定地區、國家或社會的研究，如非 洲研究、太平洋島國研究、南亞研究、中國研究、農耕社會研究、遊牧社會研究；另一 方面是以此為前提的跨文化比較研究和對於人類普遍性問題的關懷，如薩滿教研究、饋 贈研究、經濟理性研究、社會組織研究。人類學的這種學科定位不僅使它成為社會科學 之中的一個具有獨特物件和方法的獨立學科，而且使它在某種意義上成為整個社會科學 的一個優秀代表：其一，人類學的民族志及其所依託的田野作業作為一種組合成為學術 規範，後來為多個學科所沿用，民族志就成為社會科學的經驗研究的一種文體，除了與 人類學相通的民族學之外，社會學、民俗學、政治學、法學、教育學乃至傳播學都在做 這樣的民族志。這種意義上的民族志既是一種文體，也是對於社會科學具有普遍意義的 研究方法，也就是一種所謂的定性研究或者“質的研究”。其二，人類學以整體觀 (holism)看待社會，把一個社區當作微型社會來研究，包含關於物件的政治、經濟、宗 教、親屬制度等各個方面的調查研究，甚至本身就發展出政治人類學、經濟人類學、宗 教人類學等的分支，儼然就是微型社會的完整的社會科學研究。其三，人類學關於特定 社會的民族志著作為一個國家的社會科學積累關於該社會的經驗事實，提供第一手的經 驗材料，使該國的其他學科的專門研究有了一個共同而共通的經驗資料的基礎。 所以說，關於國外社會的民族志既是人類學的學科核心，又是全球知識生產體 系中一個國家的社會科學實力的基礎。這是我們今天把《托達人》放在一百年的歷史裏 能夠彰顯的事實。我們從這個事實出發回應“繁榮中國社會科學”的呼聲，能夠從中國 人類學學科發展的角度談一些看法。 在過去四年多的時間裏，我先後與美國加州大學洛杉基校區的閻雲翔教授、柏 克萊校區的劉新教授，日本愛知大學周星教授，韓國國立首爾大學金光億教授，臺灣中 央研究院莊英章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李沛良教授、陳健民教授，清華大學的沈原教授、 郭于華教授，中山大學的周大鳴教授、麻國慶教授和歐陽光教授、康保成教授，廈門大 學的彭兆榮教授，雲南大學的何明教授、黃澤教授、馬京教授和楊慧教授，中央民族大 學的王建民教授、張海洋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羅紅光教授、翁乃群教授、色音教授 、何星亮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的莊孔韶教授等同仁交換過一些意見並得到諸位的教益。 我和他們談到同一個話題，就是“中國人類學當前應該有一個新的轉向”：以整個世界 為實地調查的田野，而不再局限于以本國為田野。我們學界應該從理論和個案兩個方面 推進這種轉向，並借此促進中國社會科學以新的知識生產機制獲得進一步發展，增強中 國知識界在學術和文化上的主體意識。 在這個時間裏，我們單位內部也就人類學學科建設反復交換意見，達成了“建 設面向全球社會的實地研究平臺”的共識。樹立這個發展方向首先是為了培養一代具有 新的知識生產能力的年青學人，讓他們有機會到國外我們關心的地方開展符合學科規範 的實地調查研究，並在這個過程中鍛煉成長。我們相信，這種人才的增加以及相應成果 的積累對於中國社會和中國學術都是有重大價值的。從應用的方面來說，這是為中國與 世界和平共處提供有關國家的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的系統知識，增強國人對其他社會 與不同文化的理解，提高國人開展跨文化交流的知識基礎和對話能力；同時從學科發展 的方面來說，這將有助於開創一種新的學術格局：中國學者的實地調查研究也開始以國 外世界為物件，以此為基礎，中國人也開始作為獨立的學術主體開展以自己的價值和需 要而劃分的地區研究(area studies)，在國際上從事以自己親自收集的第一手資料為依 據的社會科學的知識創新。 人類學的學者和學生開始認真思考到國外進行田野作業的可能性和實施方案， 斯其時也。從理順人類學本身的定位來說，人類學視野和活動空間的內斂性一直是中國 人類學界的遺憾與無奈。中國的人類學前輩當然知道人類學是以世界而非限於國內為田 野的。但是，多方面的歷史條件制約著人類學家的選擇。其一，中國的國力（課題資助 能力）使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一直顧及不到把資源投到耗費不菲卻不能立竿見影地解決國 內急迫問題（如圍繞溫飽問題的物資生產與分配鬥爭）的人類學課題上；中國政府的外 事機構就沒有設計過針對自己的公民在外國的社會之中自由行動進行管理和服務的功能 。其二，中國所處的現代化發展階段的社會心態、集體意識不便於學者到國外社會開展 調查研究。中國的現代化開始於並長期伴隨著外來入侵造成的眾多的生命犧牲和“國恥 ”的不斷累積，國人在心理上與西方主宰的外部世界的關係是緊張的、過於敏感的。自 尊與屈辱相糾纏的集體情感在緩和乃至超越之後才有利於學者到外部世界進行學術研究 。國家沒有發展到一定的水準，就需要在國內用意識形態凝聚人民，分類並刻板地看待 外部世界，就不會鼓勵學術的“求真意志”。可喜的是，這一些制約條件在過去幾年都 發生了轉變。一些學術課題的資助能夠支持到一些國家進行一周年的田野作業了。學者 和學生出國已經很方便了。中國的發展水準造就了民眾比較自信和平和的對外心態，奠 定了接受充滿差異的真實的外部世界的心理基礎。 關於全球社會的實地調查或者國外社會的民族志研究顯然已經是日益急迫的對 於中國人類學界的知識需求。中國已經是國際社會中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人和中國貨 已經擴散在全球的各個角落，並且急速地增加著佔據密度，中國的時間和空間框架裏都 納入了外來的大量要素。這個格局在中國孕育著對於外部世界的巨大的知識需求，在國 際社會則孕育著讓中國學者積極主動參與當代世界知識生產的需求。中國人與外部世界 的直接接觸和對於外部世界的表述大致有三個形態。傳統的中華帝國有一套獲得海外經 驗、表述海外社會的途徑（如朝貢體系、宗教與文化使者）和方式（史志、小說），統 治者和百姓以此輕鬆自信地想像外部世界。近代以來，西方所代表的外來器物和思想靠 強力侵入中國社會，中國人以混合自尊和自卑、推崇和怨恨的矛盾心理想像他們的社會 。現在，大量的人出國做工作性的和休閒性的旅行，在國外社會獲得豐富的個人經驗； 另外還有更多的人與“外事”、“外貿”、“外教”、“外企”、“進出口”發生聯繫 。在集體的想像和個人的經驗之外，以參與觀察為基礎的對於外國真實而複雜的社會的 知識就成為國民越來越急迫的需求。在國家和政府的層次，無論是長期的國際戰略還是 短期和局部的外交政策，都有賴於人類學民族志式的對於國際社會的深入的調查研究。 國內和國際的學術發展也都需要中國人類學界大力推動國外經驗研究。國內一 些相關的學科，如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在研究物件、議題上一直都是交叉重疊的 。隨著這些學科在專業化程度不斷增強的趨勢下彼此分工、區隔的必要成為學科發展的 壓力，人類學界把注意力轉向國外社會、轉向海外民族志，就成為一個選項。從西方人 類學的立場來看，殖民主義的歷史如影隨形地伴隨著人類學海外民族志的興衰(Asad 1973)。對人類學在西方作為權力和知識的雙中心的歷史中發揮的作用的反思，使西方 學者單向的國外民族志田野作業陷入知識和倫理的困境。從合作和互惠的角度思考民族 志的新的可能性（Lassiter 2005），就成為國際人類學同仁謀求的一條解決之道。在 知識上主動和被動的雙方要合作，主體與物件、自我與他者的對立要轉向互為主體。非 西方的人類學家走出國門，到西方國家乃至世界各地進行實地調查，使過去人類學知識 生產關係中的物件國也是知識的主體。這是世界人類學的機會，也是人類文明健康、公 平發展的一個知識條件。中國，一向作為民族志的田野，現在轉變為民族志實踐的主體 ，這應該是世界人類學的振興所需要的。當然，這是一個艱難的轉變過程，“物件”不 是容易成為“主體”的。但是，只要我們勇於開始，我們就會有無限的希望。 中國從“獨立自主”到融入國際社會，許多學科的學者在討論中國的市場轉型 、政治改革，但是沒有給予必然與這些過程相伴隨的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產方式的轉變以 足夠的重視。中國人類學能夠進入世界，中國的社會科學才有機會成為當前世界的學術 。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社會科學體制是一種雙軌結構：一條軌道是學科(disciplines) ，一條軌道是地區研究(area studies)。研究性綜合大學在組織上有一個以院系為單位 的系列，還有一個以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為單位的系列。前者以學術性的學科教育為本， 後者以應用性的地區研究為務。教師大多兼具雙重歸屬，一是某個學科（如人類學、政 治學、社會學、歷史學），二是某個地區研究（如非洲研究、中國研究、南亞研究）。 這種雙軌結構在運行上表現了明顯的比較優勢。學科系列有利於學術知識的傳承、積累 與創新，地區研究系列則便於為國家和社會提供專門知識服務，也便於獲得資源反過來 為學術與學科建設服務。美國的學術繁榮固然得益於國家實力，也得益於這一學科體制 。這一體制其實不過是人類學學科特點的制度化和泛化：不僅人類學民族志研究要到國 外的一個地方做，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等涉及到特定社會的時候也要紮進當地做實地 調查，沒有這種調查的知識生產是不能被接受的。中國的社會科學要有一個大的發展的 話，有必要借鑒這一雙軌結構。整個社會科學的經驗研究都要借鑒人類學的學術規範開 展必要的海外實地調查研究。“我要研究什麼就親自去收集相應的資料”，在獨立自主 性上和可信性上完全不同於“我能夠找到什麼（二手、三手）資料就做什麼研究”。中 國已經生存在國際社會之中，中國的社會科學也需要借助雙軌制證明自己也是以國際社 會為背景的學術。 2004年12月，我們按照這種設想培養的第一個博士生通過學位論文（龔浩群 2004）答辯，鄭杭生教授、楊聖敏教授、景軍教授、郭于華教授、麻國慶教授、王建民 教授、馬戎教授等答辯委員針對該文，就國外民族志對於中國人類學和社會科學的意義 進行了充分的闡發，並提出了許多很重要的問題。當時是學生答辯，不是老師之間的研 討會，對於一些值得深究的問題，大家也只是點到為止。我現在就利用這個紀念人類學 民族志專著問世一百年的機會用文字來回應他們的意見。 我對國外民族志的興趣，首先是在考慮完成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2002年年 度重大專案《社會轉型過程中公民身份建構的人類學實證研究：多國的比較》。本項目 是要通過對多個國家的公民身份實踐的實地調查，來思考中國應該建設一個什麼樣的社 會而又如何建設的問題。我們還要借此機會實施學科建設的一個抱負：建設更規範、更 健全的中國人類學。規範要從博士生做起，他們必須使用當地語言，作為課題組的成員 分別深入到多個國家（不同經濟發達程度和不同歷史文化背景的國家）的主流社會的基 層社區，在一整年的週期裏通過對於日常生活的深度觀察，建立不同社會公民身份的建 構方式和發展水準的若干個案。這些個案一方面作為完整的關於物件國的準確、具體的 知識提供給我們的中文讀者，另一方面作為比較的資料和參考的維度，為我們共同思考 建設中國公民社會的問題做好資料和知識的準備。我們目前已經有三個博士生完成了對 於三個國家（泰國、蒙古國、馬來西亞）的特定社區的一年週期的田野作業，另外兩個 博士生正在印度和澳大利亞實施同樣的調查，計畫在2006年5月完成實地調查工作。我 們今年就以五個規範的海外民族志田野作業、三部海外民族志專著紀念理福斯發表《托 達人》一百年。 引用文獻 Asad, Talal 1973, Anthropology & the Colonial Encounter,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Inc. Lassiter, Luke Eric 2005, The Chicago Guide to Collaborative Ethnograph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ivers, W. H. R. 1906, The Todas, London: Macmillan. Stocking, George 1995, After Tylor: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1888-1951,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龔浩群 2004，《信徒與公民——泰國曲鄉的政治民族志》，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人類學專業博士 學位論文。 原載《中山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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