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權力與現代化發展論述 自70年代以降，經歷了越戰、石油危機和第三世界債務危機等連串事件之後，在低收入國 家乃至西方發達國家內部，滋生了各種對現代化道路持懷疑甚至批判的思潮。伴隨著現代 化發展出現的種種社會惡果，包括貧富不均、不斷增長的失業人口、環境破壞、種族衝突 、政治迫害、軍備競賽、戰亂和政治惡化等等，變得越來越明顯，使人不得不正視現代化 發展的合理性問題。甚至在過去的10─20年間，沉醉在安定繁榮和高速增長樂觀情緒之中 的東亞，90年代末金融風暴之後，也被迫要正視現代化發展的侷限。 在世界各地競相現代化的過程當中，關於發展的話語也越來越只剩下現代化理論或它的變 種；傳統的、原住民的有關發展的知識，備受排擠以致無聲無臭。這種知識的壟斷局面， 隨著現代化發展的侷限逐漸顯現，也同時受到質疑。 馬格林（S. Marglin）和阿帕杜雷（A. Appadurai）的文章，對現代化發展帶來的社會文 化代價，進行了仔細的分析，並嘗試在西方式的發展主義以外，尋找另類生計存活的可能 性。這兩篇文章所關注的，並非現代化發展所帶來的政治、經濟問題，也不是自然生態破 壞的程度，而是作為一種知識系統的發展主義或現代化理論，如何破壞第三世界的傳統知 識系統，和與此緊密相連的社群生活及文化活動。 馬格林指出，現代化農業發展模式的一個支點，是承諾科技的進步能為大部分人帶來富足 。只要在農業部門內引進高科技，例如“綠色革命”，人們的生活狀況便能逐步改善。 對這種現代化觀點，馬格林提出質疑。不過，與過往的批評不同，馬格林並非從可持續性 （sustainability）或分配不均等角度來批判農業科技化。不少對現代化持否定態度的論 者，都曾指出高科技農業會導致過分使用化肥農藥，引起環境汙染；大量用水又會使水資 源耗竭；雜交穀物減少植物的遺傳基因；大規模生產方式會對小農不利，導致土地、資金 分配不均，甚至引發政治不穩定。 然而，對馬格林來說，這些都是有爭議的結論。馬格林認為過去對現代化農業科技的批判 ，並不十分有效，原因是他們錯把高科技農業當作是一種一次性的解決方法，而沒有理解 到科學家處理高科技農業的過程，其實是一個自我修正和自圓其說的過程。對科學家來說 ，高科技農業自然會製造問題，但科學卻能找到解決方法，雖然解決方案本身又會導致新 的問題。換言之，科學家深信的，並非一次性的解決方案，而是這種帶科學主義偏見的“ 問題─解決─問題”的循環過程。換句話說，是知識的政治，而非科學方法的對錯，支撐 著現代化科技的統治地位。因此，要徹底回應現代化農業科技，就得要同時針對科學家這 種“深信”，以及在背後支持這個信念的各類政治和制度性因素。此外，他認為現代化所 導致的問題，不僅僅是在政治經濟和生態方面。他所關心的，是現代化知識系統對原住民 社群文化生活的衝擊。 馬格林提出了一個問題：儘管高科技農業或能增加糧食生產，但把大部分農業人口從農業 勞動中解放出來，進入工業，那究竟是為了甚麼呢？是否為了那種無聊苦悶的工業勞動？ 對她來說，當農村迎來各式農業專家─植物醫生、植物繁殖家、土壤專家、森林專家、農 產品市場專家─之日，當農村舊有的市區組織解體之時，農業便由一種生活方式約化為一 種生存的手段，農民變成農業企業家或農工。 （節錄自《發展的幻象》，文，許寶強，待續） -- 我在城市與鄉間流浪/因為我無法消解我內心的鄉愁/而飄泊早已是我生命的本質/ 哪怕抵達的是世界的盡頭/主流是什麼/我只看到的是媒俗/喧囂的外表下只是孤獨/ 而我始終都是異鄉的浪子/於是乎/當邊緣是我選擇生活的價值/ 我成為社會上一屢幽靈/遊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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