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studyabroad 看板] 作者: AllenHuang (∴'☆:∵★.＼:) 标题: [分享] 李远哲［我的学思历程］台大通识教育论坛 时间: Thu Mar 20 05:18:55 2008 台大通识教育论坛［我的学思历程］ 李远哲 时间：民国八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晚上七时至九时 地点：国立台湾大学思亮馆国际会议厅 高一卧病月余，立志当科学家。 今天很荣幸被邀请到这儿来谈「我的学思历程」。我跟在座的同学有一点很不一 样的是，我成长的时候是在变动的时代里，刚上小学就因为盟军的轰炸而整整躲 了两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後，我看到整个世界的变迁，如台湾的光复、大 陆的沦陷。不过在我年经的岁月里，就读台大前，有一件事是我一生的转捩点； 我在高一时曾经病了一阵子，医生说我一个月不能上学，倒在病床上休养，每天 思考初中这三年过的生活，以及在书本上学到的事情，很多小说的描写跟社会的 变迁有关，也看到如甘地等伟人的传记。不过高中以前常在床上想的是，小时候 做过各种各样疯狂的事，喜欢打球就拚命的打乒乓、打棒球、打网球，也参加乐 队、参加壁报比赛，好像生命是无限的，喜欢做的事都能做，但是高一生的那场 病使我深深的体会到，人的生命并不是无限的，若要过有意义的生活，就必须好 好规划。所以一个月的卧病在床，让我大彻大悟，使我了解到应该好好珍惜生命 ，希望人生过的有意义。当然我所谓有意义的人生，除了要过得快乐以外，更要 为人群生计做出贡献。 卧病床上的那一个月，我想到我的将来，我很喜欢科学，希望自己将来成为科学 家。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後，科学和民主的风浪很大，心里也想着以科学救国， 希望国家富强康乐，这也许是我能做到的。所以经过高一的那场病以後，我下定 决心，要把握自己的生命，而不让学校的教育摆布我的生命，更不让它摆布我的 生活。所以我在一九五九年被保送台湾大学的时候，确实是满怀着理想，我并不 是想成为很有名的人或是很伟大的人，只希望自己能过理想的生活，成为一个很 好的科学家，服务人群报效社会。 　 选择化工系，算是很好的妥协。 谈到被保送台大化工系，念化工系是有几个原因的：我父亲是一个艺术家，小时 候想学画，看到父亲作画自己也拿着一张纸在旁边想要跟着画。父亲总是说不要 学我的行业，养不活一家人的，那时候台湾的生活很苦。你大概也听过另一位画 家廖继春跟他的儿子说：「没有任何一个男孩子将来可以作画家过活。」他也跟 他的女儿说：「将来不能嫁给画家。」你大概也听过林怀民先生谈到，他小时候 想学跳舞，他父亲说这是一个乞丐的行业，将来若是当了乞丐不要来找我。因为 那个时候生活太苦了，尤其是当老师，家里面人口多的话，是不容易养活一家人 的。所以父亲希望我念医学院，但是我没有接受父亲的意见，念化工系可以说是 一种妥协，一方面学工程总比学理科好。另一方面小学六年级看过一本『苏联的 五年计画故事』书里面描写工程师的伟大，怎麽样把苏联从落後的农业国家，变 成很进步的工业国家。这本书给我印象深刻，因此我想到化工系算是一个很好的 妥协。 我到台大上课不到两个月，一直惦记着想要成为一个科学家，也看到二号馆三楼 的化学系教授，每天晚上都在作研究。灯火通明，好像整个台大旧址化学系的老 师都在努力作研究工作，所以我就决定转系。转系那天很有趣，我在外面打网球 ，忽然想到今天是礼拜六，如果在十二点以前我再不申请转系的话，就没有机会 了。看看手表只剩三十分钟，就拿着球拍满头大汗的跑到化学系办公室找系主任 说，「系主任，我想转系。」他问我说:「你是哪一系的学生？」我说:「化工系 。」他说：「化工系如果念不好，到化学系还是念不好的。」我说：「不不不， 我不是念不好。」他问我说：「你普通化学考几分？」我说：「这个学期应该是 九十分。」他说：「不错。我在教化学系跟化工系两班，只有两个学生考九十分 。」他看着我问我叫什麽名字，然後翻开抽屉打开他的本子，确定这个名字没有 错。那时候我一头乱发，满头大汗还拿着球拍的确不像是一个会念书的人。他看 着我就说：「如果这位考九十分的学生是你的话，大概没什麽问题吧！」那一天 我上了一堂很好的课，就是以後如果要去见系主任，你最好洗过澡穿一件乾净的 衣服去找他。 他们总说你们还年轻不必懂这些东西，後来才知道他们也不一定懂… 我那一年认识了很多朋友，寝室里有中部来的、南部来的，见识到所谓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大家满怀着各种不同的理想。我认识一位化学系高我两届的学长， 他叫张昭鼎，这件事很有趣，因为他弟弟张荣鼎跟我分在同一间宿舍，我就是经 由他认识张昭鼎。知道他是学化学的，我又想转化学系，於是就问了他很多问题 ，我告诉他我希望成为一个很好的化学家，问他如果好好念书，是否真的就能成 为一个很好的化学家？他竟然说不会的、不可能的，於是很失望的问他：「为什 麽呢？」他说：「你知道二十世纪开始以後，原子物理的发展使我们真正能把握 到微小粒子的变动，你如果要学化学是要学一些量子力学的；要学量子力学之类 微小东西的话，就要学光学方面的东西；要了解光现象的话，你还是要学一些热 力学、统计力学这一方面的东西；如果你要作实验的话，也要学一些电磁学，这 些都是化学系不教的。你也要学一些电子。如果你要涉猎一些文献的话，你还要 通晓外文，这也都不是化学系在教的。所以即使你好好念，也不太可能成为一个 很好的科学家。」我跟他说：「我确实想成为一个很好的科学家。」他说：「好 啊，你就好好地自己来作一番努力。」所以那一年暑假，我跟张昭鼎约定好不回 家，拿一本热力学的书两个人轮流讲，就这样待在宿舍里念书。他念得还好，原 文书我则是边看边查字典。一个暑假念下来也还满有心得的，这本书听说在美国 是研究生程度看的，还满难的，可是我们一个暑假下来也念了大半本。我跟张昭 鼎有时候碰到一些困难的问题，就请教化学系的老师，他们总说你们还年轻不必 懂这些东西，後来才知道他们也不一定懂。 张昭鼎曾说要学电磁学、电子学、外文等等，大二时我就下定决心一一地去作， 白天到物理系听电磁学，晚上念电子学。同时那一年的晚上跟物理系郑柏昆助教 （他後来升任教授，才刚退休不久）；以及新竹中学学长郑文逵、郑江水，四个 人一起轮讲一本由苏联人写的原子物理的书，因为当时我很想了解一些微小粒子 的运动。一九五八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那一年我念三年级，已经修了二年德文 ，但我还是决心学俄文。所以大学四年我很认真的学，想作一个很好的科学家， 希望能为社会贡献力量。 首次体验实验成功的快乐 那时候很多教授的研究是靠大四学生做的。当时研究所才刚成立不久，研究生不 多，因此大四学生也要作研究，所以我在寻找指导教授的时候，也是受到张昭鼎 同学的影响，他说很多人喜欢跟有名的教授作，但名教授年纪都很大了，他们的 思想不会很新，年轻的讲师可能会有很多新的构想。於是我就找了一位叫郑华生 的讲师指导，他确实是很努力，他住新竹可是每天做实验做到三更半夜，就在实 验室睡觉，常常一个礼拜都没有回家。我们一起作实验的时候，他说最近核弹试 爆发现很多放射性同位素，其中两种同位素钡跟锶好像应该很早就分开，可是却 没有很快分开，尤其是用电解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很有趣，於是合作了 一阵子的研究工作。那时候我的思想以及学识很有限，曾经看过化学家除了用水 溶液作实验以外，有时候也把氨当作溶剂作研究，就是非水溶液的化学。那时候 我就想可能钡跟锶被水分子包围着，如果用酒精，因为酒精跟包围的水分子作用 不一样，也许再用电解会分解得很快。後来证明我做的实验确实是很成功的。可 是这小小的成功却了给我很大的信心，研究只要全力以赴就会有结果。 大学四年，我除了作科学研究以外，也看了很多书，有些在当时还是禁书，像作 家屠格涅夫，杜斯妥也夫斯基，巴金、鲁迅的书，当然除了这些禁书以外，我也 看了很多罗曼罗兰写的约翰克里司朵夫。此外，也看一些政治经济学基础教材， 有些硬的有些软的，有些是形而上学的书，有些是历史哲学的，的确看了很多书 ，所以大学这四年，虽然不能说自己有多大的学问，但是追求真理、努力探讨、 研究新东西的这种干劲确实是非常充沛的。 发表第一篇论文…失望 我念清华大学研究所的时候，当时的原子科学研究所刚成立，我们是第四届研究 生，分为物理、化学跟核工三组。我跟另两位同学在化学组，虽然我在化学组， 但是我念了很多与近代物理、核子物理有关的物理课，所以我也很喜欢物理，因 此在清华的这几年也念了不少物理。不过到了研二的时候就要开始写毕业论文， 那时候整个清大大概只有一位博士，因为没有资深的老师而从海外邀请了一些学 人，譬如从美国邀请一位学者来研究原子炉，从日本邀请一位学者来研究核化学 ，所以我就选择了跟这位日本学者作研究。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因为二次 大战结束不久，反日的情绪很高，尤其是从大陆来的人，因为日本在大陆的南京 大屠杀作了许多残忍的事情，所以反日的情绪很高。日本在台湾还没有作得那麽 坏，但是在大陆在韩国作得很坏，所以日本教授在做我们论文指导的时候，有很 多人还是不太高兴的。不过我们至少要让这位日本教授知道的是，台湾的学生绝 不比日本的学生差。所以我们很努力也有很好的表现，果然他来了一个月之後就 到处说，台湾的学生比日本的好，而且好很多。 我跟他作化学研究工作的时候，选择的题目是「北投石的研究」因为北投石有很 多放射性的同位素，北投石是不溶解在酸硷里面的，你如果要把它熔解的话，要 在高温的白金钢锅里面，用碳酸钠先把它高温熔在一起之後，才能溶在盐酸里面 ，所以这位滨口教授就在实验室里教我们如何先把北投石研成粉末。但是我记得 曾经在「定量与分析」这本书中看过，如果化合物里面有铅，在白金钢锅里面是 不行的，因为铅跟白金和在一起会变成合金，所以应该先把铅分析出来，才能做 这个工作。所以我站在旁边跟这位日本教授说：「滨口教授你这麽做可能不对吧 ？应该要先把铅析出来，也就是先放在盐酸里煮一天，析出硫酸钡再作下一步实 验。」这位日本教授听了很不高兴，他老远的从日本来指导这位学生，没想到只 上几堂课，在实验室里教我们怎麽作实验，眼前的小伙子马上就告诉他说这样做 不对。他就不吭气的在那里花了三四天的功夫把这个分析的功夫做完，说这个硫 酸铅是百分之十七。我看了一下这个白金钢锅，逭里面有一圈是合金，而我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後来我自己作，是百分之二十一。他的百分之十七比我少了四个 百分点，因为被白金吃掉了，变成一个圈，而这个白金钢锅也蹧蹋掉了。後来我 写我的硕士论文的时候，他已经回到日本，我寄到日本请他过目我的论文。他看 了之後觉得我作得不错应该发表在杂志上，他就直接寄到一个杂志社去发表。但 是等他登出来之後，我才发现他把我的百分之二十一改成百分之十七，这令我觉 得非常失望，到现在为止还觉得自己第一篇发表在杂志上的论文，它的数据是不 对的，因为我的指导教授作实验的方法不对，经过提醒之後他也不承认他的错误 ，这确实是不好的。但是也让我学到了一点：不管你将来成为多有名的教授，还 是要虚心的学习。 其实我在台湾的岁月里，不论是在台大或是在清华作研究工作，情况都是相当辛 苦的，因为我们从蒸馏水开始自备，很多药剂、设备都要自己自备，常常晚上做 到很晚，是继续作呢？还是算了？反正作不出来？甚至周末吃过饭之後，要选择 继续作呢？还是去看电影？每次遇到这种时候我还是选择继续坚持下去，在这样 困难的环境里奋斗的确是有好处的。 我在柏克莱加州大学的时候，一九六一年当时柏克莱加州大学是学运闹得最厉害 的地方，他们主张言论自由并举行很庞大的示威活动。当时我以一个外国学生的 身分来看柏克莱的学生，为了理想而奋门的精神的确令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为了理想为了正义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来参加这些活动，当然对我这个科学 家来讲，最好的事情是离开台湾，来到这没有亲戚、朋友的地方，只有我跟未婚 妻两个人在柏克莱，突然发现所有的时间都可以拿来做实验，这真是以前所没有 想像到的，以前在新竹在台北总有一些朋友来找你聊天，或是有一些婚丧喜庆的 场面要参加。但是到柏克莱的这几年，才觉得自己是真正属於实验室，而不属於 社会的人。并在实验室真正看到懂科学的人，许多教授真的是对学问怀着非常大 的热忱，真的想走入未知的世界找些新的东西。所以我在柏克莱的那几年的确是 如鱼得水一般，因为从柏克莱到现在为止，我相信一个人会一直坚持的东西，才 是他真正要的东西，也才学得最快，所以他们坚信为了研究而学。所以我在柏克 莱为了做研究而到机械工厂去学车床，关於电子方面的技术学了不少。 那一阵子我因为刚从台湾到美国，所以对很多事情的看法还很不习惯，例如我第 一次实验需用化学试剂，为了省十五块美金，我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在实验室用 很繁复的手续把它做出来。礼拜一拿到教室教授看了觉得非常不可思让，我告诉 他：「我在清华当研究生的时候，一个月拿的薪水就是这十五块美金。所以一个 周末我可以实你省十五块美金，这不是很好吗？」教授马上就拍着我的肩膀跟我 说：「我们有很多钱，不要为我省这十五块钱。」 做学问完全要靠自己 刚到美国的时候听说化学界有四位很杰出的年轻人，其中一位在柏克莱，於是我 在找指导教授的时候，决定要找这位教授做研究。可是他当时已经收了很多学生 ，所以不鼓助我跟他做，於是我找了另一位Manhan教授做，他曾写过大学普通化 学课本，跟他一起做研究确实是很不一样，他给我一个题目之後，第一个月我还 常常回到办公室问他，这个问题是这麽解决吗？怎样做比较好？他老是说：「远 哲，如果我知道的话，早就解决了！我知道的话，为什麽要让你来做呢？你自己 想想吧。」所以我头一个月很不习惯，问他什麽他都说不知道，我总觉这个教授 什麽都不懂似的。这是我人生的第二次大彻悟，第一次是在中学生了一场大病之 後，第二次则是在跟了这位教授做了一个多月的实验之後，我觉得人生没有什麽 是可依靠的，除了家里的老婆以外，作学问完全是要靠自己解决。当然後来我也 知道，当一个人做的研究工作是到世界的最前缘时，即将由已知走入未知的世界 时，他的确是不晓得。所以我後来也在想，你如果跟一位老师做研究，你问了很 多问题老师都说：「我怎麽晓得？」你要好好问清楚自己，这个老师是人懒惰， 所以什麽都不知道吗？还是他的知识已经推到人类的最前缘，他知道什麽事情是 知道的，什麽事惜是不知道的，而这些老师是好的老师。如果一个老师在刚开始 的时候就叫你明天做这个，後天做那个，下个礼拜做这个，好像把你当他的两只 手来用似的，那他可能就不是很好的指导教授。我跟他做了两年多研究，解决了 一些问题，有些事情原先的构想并不对，我们找到了新的实验方法，两年过去， 有一天他问我：「远哲，你博士修完之後，想做什麽？」我觉得跟他这两年当中 也没学到什麽，博士论文只有七十多页，都是一些靠自己摸索出来的东西，他只 是签个名就让我拿到博士学位，於是想继续留下来做一些博士後的研究。 在博士後的研究工作当中，我倒是学了不少东西，接触了很多新的仪器、设备， 好像轰轰烈烈的做了一阵子的研究工作。Manhan教授从英国度假回来之後，我告 诉他我还是想继续到别的地方去做博士後的研究，他便鼓励我说：「当初你不是 想跟Herschbach教授做研究吗？他现在已经到哈佛大学去了，你何不到哈佛大学 去找他继续做博士後的研究工作呢？」因此我便决定继续到哈佛大学做研究。 这个仪器可能只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人才做得出来 我到哈佛大学之後，才发现Manhan教授常说的一句话：「我怎麽晓得？如果我知 道的话早就解决啦！」使我面对所有的问题都想好好的探求，好好的解决，对我 的将来的确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到Herschbach教授的实验室之後，看到他以 前很多的学生，都是从柏克莱转过去的学生，好像这几年之内也并没有学到什麽 东西，因为老师什麽都知道，如果老师什麽都知道的话，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问老 师，老师知道该怎麽做，而做出来的结果老师一下子就看出问题的关键在那里， 所以学生不必要知道得大多。所以找到了哈佛大学之前，我也以为Manhan教授没 有教我什麽，但是到了哈佛大学开始了研究工作之後，我才知道其实我学的东西 要比他们多。不但在实验的技巧上，而且要解决什麽样的问题、怎麽解决，所以 我一到哈佛大学，Herschbach教授就说：「我们一直想用分子数的方法，了解很 多反应，但是我做了这麽多年，只能用硷金属作，总不能突破。你在柏克莱做了 很多很好的研究工作，也许你有办法解决这个困难。」我回答Herschbach教授说 ：「好啊！我就做。」那一阵子，很有趣的，Herschbach教授指定了三位研究生 跟我一起做，有一位研究生从早上八点钟跟我做到十二点钟，十二点钟我开始设 计新的设备，仪器，想做一些真的是没有人做过的研究。晚上吃饱饭以後再看早 上做的同学做得怎麽样，就这样非常忙碌的过了一阵子。 那个时候我计划跟Herschbach教授做一年半，与跟Manhan教授做一年半的博士後 研究加起来是三年，我觉得这样也许够了。因为当时我做的仪器很复杂，如果想 在一年半做完研究的话，这个仪器一定要在一年之内做好，才能有半年的时间做 实验，才会有些结果。不然做了一半离开，这是不行的。所以那一阵子，我就花 一个月的时间，把要做的仪器大致的情形都设计好了，拿给Herschbach教授看说 我想作这样一个仪器。他看了半天总是看不懂，因为这个仪器很复杂。他们常常 说这个仪器可能只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人才能做得出来。很兴奋的看到很多以前 看不到的事情，在哈佛大学的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面，我很努力的作研究，在里面 跟很多学生作了不同的研究，也设计了一些新的仪器。到了一年半快结束的时候 ，我跟Herschbach教授说我已经可以离开，开始独当一面的做研究工作，找一份 教职。但是Herschbach教授不让我走，他说：「你做得这麽好，不应该从助理教 授开始，你应该是从有永久职位的副教授开始。」所以他要我再留一年，再开始 找永久的副教授一职。但是实验室的其他人觉得这样不对，我应该从助理教授开 始好好的做，这样可能对自己比较好。 二年内从助理教授升为正教授 Herschbach教授仍然没有介绍教职给我，到了三月的某一天，我跟Manhan教授说 ：「Herschbach教授好像不喜欢我离开他，他也不介绍那个学校在找人。」Manhan 教授说：「我听说科罗拉多的Boulder大学好像在找人，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去 试试看。」所以我就到Boulder大学去，三月已经很晚了，可是真的还有一个教 职缺，并接受我的求职。在我几乎要到Boulder大学的时候，就接到芝加哥大学 打来的电话，说他们也在找人问我是否有兴趣。我到芝加哥大学看了之後，就决 定到这所大学去。在芝加哥大学的这两年，因为我过去几年做的博士後的研究， 都是一些有创见、有创新的东西，因此倒是有很大的自信心。在做了两年的研究 工作以後，第二年的夏天有个conference，我被邀演讲，因为我的实验室做出很 多别人想做却做不出来的事，所以有人曾问我说：「远哲，晚上你在街上走路， 难道你不怕吗？」我起初也不了解这是什麽意思，他说：「很多在同一个领域竞 争的人，快要因此而失去他们的职业了。很多人以为做了好几年已经可以升副教 授，但是跟你的工作一比，可能他们升不到副教授就要离开学校了。所以你晚上 出去走路还是小心一点的好。」他这麽一说，我才想到很多东西是相对的，不过 那一年我在那个研讨会上有三次演讲的机会，讲了三种不一样的东西，倒是非常 轰动。所以那个会开完之後，很多教授就说很不公平，说李远哲为什麽还是助理 教授？学校就马上把我升等为副教授，再过一年就把我升为正教授。这是我意想 不到的事，在美国的社会里面，我从来不斤斤计较这些东西，反而是别人一直在 说应该怎麽样应该怎麽样。不过我在芝加哥总觉得那里的气候太冷，冬天常下大 雪，出门要把车子从雪里头铲出来，有时引擎还发不动，害得我得跑着去上课， 常摔得头上很多污泥到课堂上课。这时刚好加州的柏克莱大学问我有无意愿回去 任教，我就答应了，於是又回到风光明媚的加州。 真的拿了诺贝尔奖！ 也许是那一阵子我要离开芝加哥大学的时候，有一位西北大学的教授会经提到过 在芝加哥大学有一位年经的教授做得很不错的，说他要回到柏克莱大学。有一位 就问西北大学为什麽不请我去呢？其中有一位教授还说，他可能以後会得诺贝尔 奖的。其实我并不晓得这麽一回事，但因为他这麽一句话，就有传言传回台湾， 我母亲听到了这个消息说，她那个很爱打球很爱玩的小孩，有可能得到诺贝尔奖 ，我跟我母亲说：「不会的，不可能的，不会有这种事的。」所以我每次回来的 时候她都问我说：「你为什麽还没有得诺贝尔奖？」我就说：「这种事情是别人 说着玩的，你怎麽把它当真呢？」我记得一九八五年我回来的时候，还告诉我母 亲说：「要得诺贝尔奖是不太可能的。做研究最大的乐趣在於发现新的东西，尤 其是跟学生在一起做实验，知道这是世界上没有人作，只有我们在做，那种感觉 是很高兴的。」但是没想到第二年我竟然真的拿了诺贝尔奖，我母亲还很不高兴 的跟我说：「我去年问你的时候，你还说不可能，为什麽今年就拿到了呢？」我 就说：「我怎麽晓得？我是真的不晓得的。」其实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人问我说是 不是步步为营，要成为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或拿诺贝尔奖呢？没有这回事，我 真的希望能做一个很好的科学家，然後为人群社会做一点事。当然我年轻的时候 经过高一的大彻大悟，倒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在高中的时候把这个个人英雄主 义都洗得非常乾净，大家合作努力携手迈进，这些想法倒是很彻底的。到台大的 时候除了希望能成为一个很好的科学家之外，还希望能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好好努力改造我们的社会，这些想法到目前为止还是非常深刻的。 在战乱中诞生，对社会、国家或整个人类的将来，有较深刻的思索，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谈到这里，如果回想起这辈子自己曾经走过的路，可以做一些总结。第一是，我 是在战乱中诞生的。社会的变迁使我非常早熟，对於社会、国家或整个人类的将 来，确实有比较深刻的思索，到现在也没有什麽两样。另外，我年轻的时候不太 了解到父母亲对我的帮助有多大，但是年纪愈大历经许多世事之後，再回想到年 迈的父母，其实他们为子女所做的贡献跟榜样，确实对我产生很深远的影响。我 从来没有看到我父亲懒散过，他真的很努力。我非常努力做事，但比起我父亲来 讲我想我还没有他那麽努力，我还是比较贪玩，他喜欢动手做些创造的工作，对 我後来的影响是很深的。也想到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打少棒、乒乓球比赛，我 都参加过全省的比赛，还代表新竹县拿过全省第一。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因为盟 军的轰炸而没有上课，可是到了三四年级我就很努力的学了国语、台语，以前我 只学了日语，因此那时候也学了很多东西；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又忙着打球，所 以在美国的时候有人问起：「李教授你的表现很不错，你的小学教育一定是很好 。」我说没有错，小学没念书的两年是在山上农村过的生活，我想我小学过得最 有意义的可能就是这两年了。後来在打少棒或打乒乓比赛的时候，锻练了很好的 身体，跟大家团队合作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很好的事。 所以我现在努力推动教育改革，我一直说我们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太重，是全世界 最重的，其实这是没有用的。就举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我小学真正在念书的 只有两年，但是学到一些精致的东西就已经够了。不过我一直觉得如果没有经历 过高中那一场大病，使我大彻大悟人生要过得有意义的话，我想直到高中我还是 疯狂的打球，成绩或许还不错，但人生就不会过得这麽紮实而有意义。後来在大 学的这几年，我点点滴滴努力学习的好像化学物理学程这样的东西，因为受到张 昭鼎学长的刺激和鼓肋，及其他师长如物理系郑柏昆教授的一些鼓励，大家一起 奋斗更是学了很多东西。 培养许多杰出科学家…特别是女科学家 现在如果有人问我，你觉得最骄傲的是什麽？我觉得最骄傲的并不是得过什麽奖 ，而是我培养出不少杰出的下一代的科学家。你如果到美国比较有名的大学，像 加州理工学院、柏克莱大学、康乃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都有我 的学生，他们在化学物理领域都表现得不错，特别是女科学家。我成为化学科学 家，多多少少受到居礼夫人的影响，所以找也一直相信凡是男生能做的女生都能 做，有时候还作得更好．所以我的实验室培养出很多表现不错的女科学家。因此 我还有一点可以跟美国的物理化学教授比的是，谁的实验室培养的女教授最多， 这点我觉得很骄傲。目前世界各地如欧洲、日本、大陆都有很多人在我的实验室 作过研究。不过我一生中觉得最高兴的是，跟学生一起享受研究与发现的乐趣。 在实验室里面工作，大家都很努力、很辛苦，其实说辛苦也不完全对，实验室里 在进行的是非常有趣的事，我们研究组的人因为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大家都眼睁睁 的在看，我们所做的事正往未知的世界里一步一步前进。学生们也觉得兴奋，知 道他们所做的研究工作正受到世人的注目。曾有一位挪威来的教授，在离开之後 的一个圣诞节写信给我，说他在柏克莱大学的这几年，非常感谢我的是，我让他 有机会跟同学在一起享受研究科学的乐趣。我们常常做实验作到深更半夜，有时 候礼拜六礼拜天也在作研究工作，并不是我们有工作狂，即使是热爱打棒球如我 ，还是觉得在实验室里所发现的乐趣要比在外面打棒球来得大，也就是这股对科 学的热忱让我们努力下来。但是相反的我也会告诉这些学科学的人。如果你对科 学没有很大的热忱，那麽这将是你很大的负担。你如果作科学研究只是想成名或 得到什麽奖的话，我想大半是不会成功的。大半成功的人都是对科学真正有热忱 的人。 从学术界投入社会服务 在美国的这几年，我除了在学术界有很多接触以外，当然到後来慢慢的走到社会 上，作了很多科学政策，科学教育有关的工作，在美国能源部部长的顾问会里面 ，或者是加州理工学院的董事会或很多加州的其他会议里面，我不但很努力的做 出一些贡献，也学了不少事，也了解到很多美国社会里面奇奇怪怪的东西。在我 结束我的谈话之前，我可以告诉各位一个有趣的小故事，一九八四年的春天，我 的实验室里面有一天接到白宫的电话：「李教授，雷根总统希望在林肯纪念日能 够邀请一些科学家以及工程师一起吃午餐，你来吗？」因为还未曾有机会到白宫 去看看，所以我便答应了。那天我就一个人搭飞机到华盛顿白宫赶吃午餐。进到 了白宫之後就被安排到一个座位，坐在我左边的是一位Michael Dever，当时我 真的很无知，竟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後来我才晓得这个人是掌管白宫一切家务 事的chief staff。 他请我坐下来之後，我看到雷根总统坐在隔壁的桌子，他就开始问：「李教授， 你从那里来的？」我就说是从柏克莱加州大学来的。我讲这几个字的时候好像不 是那麽理直气壮，为什麽这麽说呢？因为雷根总统在加州当州长的时候，曾经说 他一定不会到柏克莱人民共和国来，因为他总把学生的示威游行运动当作是一种 人民共和国的代表。雷根总统很会说话，他那天讲了很多让大家心里觉得很温暖 的话，并在离席前表示：「你们以为我作总统，国家的很多事情都是我在掌管的 。但是你们一定不晓得，我每天一觉醒来我的助理就给我一张行程表，每十五分 钟都有事倩要做。现在是两点钟，我要去见童子军，大家再见！」他的助理 Michael Dever就一直笑，之後他还讲了很多有趣的事，今天我在这里就不多作 描述了。 　 长江後浪推前浪，希望同学们再接再厉！ 我後来在美国作社会服务的工作时，也曾经碰到一些问题的。联邦政府希望我作 学界的代表为政府做一些事，我在能源部担任顾问的时候，有一些会是跟原子弹 有关的。但是我不愿意参与这方面的工作，因为参加成员要先通过他们的安全调 查，我是通过了没问题。但是我在签约的时候看到，我出入美国的边国界就会很 不方便，因此我没有签。所以能源部部长会议的时候，每次到了第二天下午谈到 核子武器的时候，我就去参观博物馆，所以那一阵子我是看了华盛顿很多博物馆 。过了几年後，布希当选总统，一直要我担任总统任命的职务。我说总统任命的 职务如果是专职的话，我不干。如果是在加州大学当教授，每个月去两趟华盛顿 ，我愿意考虑。後来他们做过调查知道我常常到台湾来，所以就问起我的loyalty 在那里？你是效忠美国还是效忠台湾？当他们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拒绝了 他们，我说再过两年我就回台湾去了。後来我真的是放弃了美国的国籍，回到台 湾来。这辈子我已经过了一大半，如果回想这一甲子，我并不後悔，但是我也觉 得年轻时的理想，希望能为社会为人群作些贡献，觉得做出的贡献倒是不多。今 後盼望的就是，能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工作，改造我们的社会，希望我们的社会 变得更好，这也是我现在跟很多人在一起努力的，这也是我为什麽做教育改革审 议委员会的召集人。人的生命是很短暂的，长江後浪推前浪，看到年轻的各位， 我希望年轻的同学们再接再厉，能够把台湾变成美好的地方，能把整个地球变成 没有战争、没有饥荒，大家都能够安安乐乐生活的好地球。我希望到了下个世纪 ，人类已经学会一起团结奋门而创造人类的新纪元。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到下 个世纪中叶看到我们的地球确实变成一个地球村，大家学会互相帮助，已经不需 要所谓的国防经费，你如果看到这个现象的话，请写E-MAIL给我，我可能在宇宙 的某个地方。谢谢各位！（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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