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http://www.wretch.cc/blog/febull&article_id=5740903 [天下文化] 杜拉克精选：管理篇-化社会问题为商机 化社会问题为商机 社会问题的出现，是因为社会功能失调，而且政治团体的 （至少是潜在的）退化病。社 会问题就是疾病。可是对机构的管理阶层─最重要的是对企业的管理阶层而言─社会问题 却是一项挑战。它们是机会的主要来源。因为企业的功能，就是藉着解决社会问题创造商 机，从而满足社会及本身机构的需要，同时也能满足社会其他主要机构的若干需要。 企业的任务就是要将变革转变为创新，也就是新的事业。凡认为科技是创新唯一来源的生 意人，绝非杰出的企业家。自有商业史以来，社会变革和社会创新的重要性一向不亚於科 技。毕竟，在相当程度上，十九世纪各主要工业的兴起，应归功於人们成功地将一个新的 社会环境─工业城市─转变为商业机会和商业市场。这就是一切新发明和设备问世的基础 。如照明、媒气与其後的电力、市区电车和大都市的通勤有轨电车、报纸及百货公司，无 不与工业城市有直接的关联。 因此，化社会问题为商机的最重要机会，或许不应寄托於新科技、新产品和新服务，或许 应寄托於解决社会的问题，也就是社会创新，从而直接间接为公司或所属产业创造利润， 并强化其实力。商业史上一些最伟大的成功事蹟，即是善用社会创新的结果。 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数年，正是美国劳工大感不安之秋，劳工痛苦指数日增，失业人数大 量增加。许多熟练工人每小时工资只有一角五分。在这种背景下，褔特汽车於一九一三年 年底宣布，该公司将保证支付全体工人每日五美元的工资，这是当时同业标准的两到三倍 。该公司总经理詹姆斯．寇占士（James Couzens），也就是迫使其合夥人享利．褔特（ Henry Ford）勉强接受此一决定的人，全然明白，该公司的工资支出可能在一夜之间提升 为三倍。但他深信，工人的痛苦指数太高，唯有采取明快的行动，问题才能获得大幅改善 。寇占士亦预期，尽管工资增高为原来的三倍，公司的实质人工成本将逐渐降低─事实证 明他是对的。在褔特公司以一次果断行动改变美国整个劳工经济之前，该公司的人事流动 率一直居高不下。以一九一二年为例，为了留住一万名工人，该公司必须雇用六万人。新 工资实施後，人事流动率几乎为零，从而节省为数可观的成本。所以，尽管在後来数年内 ，所有原料成本都大幅上涨，褔特公司仍能以较低的价格产销T型车，而且每辆汽车的获 利反而增多。因此，帮助褔特公司赢得市场主宰地位的，乃是该公司断然提高工资所节省 的人工成本。褔特公司此举也转变了美国的工业社会：美国工人摇身一变为中产阶级的中 坚份子。 被管理阶层以行动化为商机的社会问题，转眼间就不再是问题了。然而其他的社会问题， 若不变成「退化病」，就有可能变成「慢性的抱怨」。 并非所有社会问题都能转变为贡献和绩效而获得解决。事实上，最严重的社会问题通常无 法藉由企业力量化解。面对这类逐渐演变为慢性病或退化疾病的社会问题，管理阶层究竟 有何社会责任？ 它们是管理阶层的问题。企业的健康是管理阶层的责任。健康的企业和病态的社会是很难 相容的。健康的企业需要健康的，或至少有功能的社会。社区的健康，是成功企业与业绩 成长的先决条件。 假如我们对社会问题视而不见，希望它们就此消失，不可谓不愚昧。问题消失，是因为有 人下了工夫。 然而社会之重大的、顽强的、危险的功能失调现象仍然存在，这些社会问题亦无人研究出 解决的办法，而且似乎无法解决，或许即使用转变为表现机会的方法，亦无法予以缓和。 面对非因本身对社会的冲击所造成，而且亦无法化为达成该机构目的与使命绩效的机会之 社会问题，我们预期企业─或我们社会任何其他抱有特别目的的机构>─解决它们到何种 程度呢？这些机构、企业、大学或医院，我们甚至允许它们负起责任吗？ 今天，你常听到人们把话说的很好听，实际上他们却漠视这个问题。纽约市长林赛（ Lindsay）说：「这里是黑人贫民窟，任谁都没有办法。从政府、社会工作者、到社区， 我们尝试过各种方法，情况似乎更趋恶化。因此最好还是由大企业来负起责任。」 林赛市长坦率寻求外援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让他一筹莫展的问题确实相当严重，而且它 对纽约市、美国社会以及整个西方世界而言，都是一大威胁。然而把解决黑人贫民窟的问 题丢给企业管理阶层就没事了吗？或者，社会责任有其上限吗？社会责任的上限是什麽呢 ？ 社会责任的上限 经理人是仆人。他的主人是他所管理的机构，所以经理人首先要对该机构负责。他最重要 的任务，是促成所属机构─无论是企业、医院、学校或大学─发挥功能，并对该机构成立 之目的贡献所长。一个利用本身在大型机构的最高职位变成一名公众人物，并带头解决社 会问题，若因忽略了本业的经营，导致其所领导的公司或大学绩效不彰，就称不上是一位 「政治家」；这种人不负责任，并且有负他人所托。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机构遂行其特定使命的绩效，也是社会首要关心，且关乎其利益 的事。如果一个机构遂行其特定任务的绩效能力消失或减弱，社会不仅不会受益，反而将 蒙受损失。因此，促使其既有功能达成绩效，便成为一个机构的首要社会责任。除非机构 负起达成绩效的责任，其他一切免谈。一个破产的事业既非好雇主，亦非社区的好邻居。 它既不能创造可供事业发展未来的资本，也无法创造未来工作者的就业机会。未能造就未 来领导者与专业人才的大学，不管它做了多少「善事」，仍未尽到其应有的社会责任。 最重要的是，管理阶层必须明了，在必须承担一定的经营风险，以及为了发展未来必须投 入一切承诺的前提下，其机构应获得的「最低获利率」为何。此外，同等重要的是，管理 阶层还要向其他人─政府官员、新闻媒体与社会大众─说明自己的决策。就履行社会责任 而言，管理阶层若不明了自己为何要追求利润目标，也不明了利润的功能─亦即，他们还 在思考及争论「利润动机」时─便不可能作出合理的决策，也不可能对机构内部与外界人 士清楚说明他们的决策。 凡不顾经济绩效的限制，而去承担超过本身经济负担能力的社会责任，这样的企业很快便 会发生麻烦。 社会责任的上限原则，也适用於非营利性机构。在非营利组织内，经理人也受限於遂行组 织既有责任的范畴。如越过此一范畴，不管其动机何等崇高，也是不负责的行为。理由很 单纯，非营利机构也是社会的资本财，它们必须作出绩效，才符合社会的利益。 此一论点显然不是社会的主流思想。社会大众似乎期待更「积极」的态度。然而经理人， 尤其是社会中主要机构的经理人，不是受雇来扮演媒体英雄的。他们是受雇来达成机构绩 效目标及克尽责任。 能力不足却偏要执行特定任务，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也可以说是一种残忍的行为。它给 人们带来希望，最後却让人们的希望落空。 一个机构，尤其是工商企业，必须尽可能地取得所需的能力，俾对它造成的社会冲击负起 责任。若非自己对社会造成的冲击，是社会既存的问题，其相关的社会责任，机构解决问 题的权利与其采取行动解决问题的责任，则受限於该机构的能力。 具体言之，机构最好不要勉强自己去从事一些不符合其既有价值体系的事。一个人很容易 习得新技能与新知识，却很难改变其本性。人对於自己不尊重的工作，当然不会好好做。 如果工商企业或任何机构，由於社会的需要，而担负此一方面的任务，很显然地，它既不 会派优秀的人去执行，也不会透过适切的支援。它难以了解此一任务涉及的种种问题，几 乎可以肯定会做错事。其结果将得不偿失。 因此，管理阶层至少必须知道，哪些是自己 与所属机构「力有未逮」的领域。工业机构最不应插手的地方，就是「馍糊地带」。责任 制与可衡量性是工商业机构最擅长的两个领域。这两者是企业进行市场测试，衡量生产力 与计算获利率不可少的铁律。如果缺少这两者，工商机构在运作时不仅毫无方向感，其成 员也将丧失最基本的同理心，换言之，它们将脱离原有的价值体系。如果企业的绩效准绳 是馍糊的，例如「政治的」意见与情绪、社区举行赞成与反对投票、社区力量的动员或权 力关系的建构，这样的企业是不会有安全感的。它将不再尊敬真正重要的价值。这样的企 业将很快丧失其竞争能力。 不过，处在这些馍糊地带，我们也有可能针对「特定的兼差」订定明确而能衡量的目标。 具体言之，我们通常可以将工商企业力有未逮问题的一部分，转变为适合其能力与价值体 系的工作。 在美国，大量训练黑人青少年，帮助他们工作及就业的成果一直不佳。但是 工商界还是比学校、政府推动的计画、社区团体的表现为佳。其实，此一任务是可确认、 界定，并订定目标，其绩效也是可以衡量的。有了这些前提，企业便能依计画实施。 任何宣称其有权力的人，便负有相对应的责任。而任何负有特定责任的人，也同时取得相 对应的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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