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learn.ouhk.edu.hk/~t434871/thinking.html 思考的方法 据说熊彼德（J. A. Schumpeter）曾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 只顾闭门思想，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後世！这批评有点道理。但牛顿在物 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後就再没有甚麽重大发现── 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现”却是非同小可。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可惜他天 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 　 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但爱 因斯坦所能办到的，跟他们有甚麽相干？不自量力，以此为最！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 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 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 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 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 　 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惯就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 ，我就转作旁听生。有一次，赫舒拉发（J. Hirshleifer）在课後来问我：“你旁听了我 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着 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 　 我这个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这些 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 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但因为被我偷“思”的人 很多，我就综合了各人的方法，作为己用。虽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 殊途同归，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兹将我综合了普通人也可作为实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 ，分析如下。 一、谁是谁非毫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 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决不应被成见左右的。要“出风头”或 要“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 ”是有了答案之後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作客观的衡量。 　 有些人认为佛利民好胜、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闪 电，但他认错更快！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在我所认识的高手 中，没有一个推理时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事後“领功”是另一回事。 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 名气吓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 以尽信。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 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高手与低手之分，主 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後者肤浅而狭窄。 　 我一向都佩服史密斯、米尔及马歇尔等人。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就将他们的佃农理 论一视同仁，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将他们的理论推翻的。 　 二、问题要达、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问题问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过半。在“读书的方法”一文内，我述说了求学时的发问主 旨。以发问作为思考的指引，有几点是要补充的。 　 第一、问题要一针见血。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戏。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 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 的重心，十分清楚。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 务求达重点的所在。举一个例子。当佛利民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 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佛利民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 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替换代价下降”（Dimi 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第二、问题要问得浅。这是艾智仁（A. A. Alchian）的专长。谈起货币理论，他问：“甚 麽是货币？为甚麽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当经济学界以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难为 热门的争论时，艾智仁问：“甚麽是功用？甚麽是量度？我们用甚麽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 是被量度了的？”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後来艾智仁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 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的准则，而功用就只不过是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假设 每个人都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 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 我自己的佃农理论，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传统上的理论，都以为既然土地种植的 收成是要将一部份分给地主，那麽地主以分账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税一样，会 使农民减少劳力从而使生产下降。我问：“既然生产下降，租值就应减少了，为甚麽地主 不选用其他非分账式的收租办法？”我再问：“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麽办？假如我是农 民，我又会怎麽办？” 第三、要断定问题的重要性。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赫舒拉发 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这问题不重要。 ”於是就想也不再想。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就从座上站起来！ 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太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了些甚麽？” 若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甚麽关连，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那问题就无足 轻重。 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甚麽是蠢问题呢？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 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问题了。举一个例。经济学是基於一个“个人争取利益”的假 设﹔这就暗示着个人生产是会尽可能减低生产费用。有一个学者大做文章，问个人的生产 费用是否会过高了？但基於这作者自己的假设下，“过高”是不可能的。佛利民就下评语 ：“愚蠢的问题，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 　 三、不要将预感抹杀了 　 逻辑是推理的规格﹔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非逻辑不行，思考就会受到压制。不依逻辑的 推理当然是矛盾丛生，不知所谓﹔但非经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预感（Hunch ）抹煞了，以致甚麽也想不到。逻辑学──尤其是数学逻辑──是一门湛深的学问，但若 以逻辑先入为主，就会弄巧反拙。 在念书时我拜读过爱因斯坦与逻辑学高手朴柏（K. Popper）辩论的书信。他们争论的是科 学方法论的问题。在这辩论中，我以为朴柏是胜了一筹﹔但在科学上的贡献，他却是藉藉 无名的。 逻辑是可以帮助推理的正确性，却不是思想（Idea ）或见解的根源。科学方法论是用以证 实理论的存在，但它本身对解释现象毫无用处。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方法推断出来的思想是 犯了规，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点，只不过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的自我安慰。这种人我遇 过了不少。他们都胸有实学，思想快捷──缺少了的就是想象力。 纯以预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覆以逻辑证实，是最有效的思考 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论或见解是合乎逻辑及方法论的规格，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关重要。那 些主张“演绎法”（Deductive Method）或“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 ）的纷争，不宜尽 听。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或牛顿午夜做梦），万有引力的理论就悟了出来。又有谁敢去 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确。 有一些独具卓见的学者，其逻辑推理的能力实在是平平无奇﹔他们的重要科学贡献是经後 人修改而成的。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 Malthus），推理的能力比不上一般大 学生！近代获诺贝尔奖的海耶克及舒尔兹（T. Schultz），推理也没有过人之处。这可见 思想见解（Idea）是首要，逻辑次之。 得到了一个稍有创见的预感，就不要因为未有逻辑的支持而放弃。在我所认识的学者中， 善用预感的要首推高斯（R.H.Coase ）。无论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较特出的意见，他就立即 回答：“好像是对了”或“好像是不对的”。先有了一个假定的答案，然後再慢慢地将预 感从头分析。 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有人提议大地主的农产品售价会是专利权的市价，缺乏市场竞争 ，对社会是有浪费的，我冲口而出：“怎麽会呢？假若全世界可以种麦的地都属我所有， 我就一定要将地分开租给不同的农民耕种﹔麦收成後农民就会在市场上竞争发售，那麽麦 价是竞争下的市价。”高斯在旁就立刻对我说：“你好像是对了。”三天之後，我再遇高 斯时，他又说：“你好像是对了。”我问他我对了甚麽？他说：“麦的市价。”几个月後 ，在闲谈中，高斯旧事重提：“我认为在麦的价格上你是对了的。”对一个不是自己的预 感而日夕反覆推断，确是名家风范，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另一个已故的高手朋友，名叫嘉素（R. Kessel），是行内知名的预感奇才。在1974年（他 死前一年）我有幸跟他相聚几个月，能欣赏到他的不知从何而来的预感。嘉素有一条座右 铭：“无论一个预感是怎样的不成理，它总要比一点意见也没有为佳。”他又强调：“若 无半点见解在手，那你就甚麽辩驳也赢不了。” 预感是每个重要发现都缺少不了的──从那里来没有一定的规格，有时究竟是甚麽也不大 清楚。在思考上，预感是一条路的开端──可走多远，到那里去，难以预先知道──但是 非试走一下不可的。走这路时逻辑就在路上画上界线，将可行及不可行的分开。走了第一 步，第二步可能较为清楚。好的预感的特征，就是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清楚，到後来 就豁然贯通。“没出息”的预感的特征正相反。 不要以为我强调预感的重要，是有贬低逻辑及科学方法论之意。我曾经是加纳（R. Carnap ）的学生，怎会轻视这些学问？我要指出的是逻辑是用以辅助预感的发展，用错了是可将 预感抹煞了的。 　 四、转换角度可事半功倍 　 任何思考上的问题，是一定可以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的，换言之，同样的问题，可用 不同的预感来试图分析。在这方面，我认识的高手都如出一辙──他们既不轻易放弃一个 可能行得通的途径，也不墨守成规，尽可能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转换角度有如下的 效能── 第一、茅塞可以顿开。茅塞（Mental Block）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思想障碍，是每个人都常 有的。浅而重要的发现，往往一个聪明才智之士可能绞尽脑汁也想不到！但若将思想的角 度稍为转变一下，可能令茅塞顿开。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数不是因为过於湛深，而是因为 所用的角度是难以看到浅的一面。重要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间工厂为了生产，对邻近的物业造成污染而有所损害。历久以来，经济学者都建议政府 用几种办法去压制工厂的生产，从而减少邻近物业的损失。这个老问题到了高斯的手上， 他就将角度倒转了：“压制工厂生产，就等於邻近的业主对工厂有所损害，究竟要被压制 的应是那一方？”高斯定律是由此而出的。 　 另一个例子是关於近十多年来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财务投资学”（Corporate Finance） 。这门学问其中的一个创始人沙尔波（W.Sharpe）的成名之作，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首 次在原理上断定了资产的市价。虽然这原理是有着明显的缺点，但对一个在当时是高手云 集而不可解决的重要问题，稍可成理的答案已足令其驰名遐迩。沙尔波的“破案”出发点 ，就是将一条当时众所周知的曲线倒转了来划。 第二、角度可以衡量答案。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对的答案，换一个角度却可能是错了。任何 推理所得的一个暂定的答案，都一定可以找到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衡量。若不同的角度都不 否决这个暂定的答案，我们就可对答案增加信心。当然，可靠的答案还是要经过逻辑及事 实的考验的。 　 第三、角度有远近之分。在思考的过程中，细节与大要是互补短长的，无论细节想得如何 周到，在大要上是有困难的见解，思考者就可能前功尽弃。但在大要上是对了的思想，细 节的补充只是时间的问题──就算是错了细节也往往无伤大雅。在这方面的思考困难，就 是若完全不顾细节，我们会很难知道大要。有了可靠的大要而再分析细节，准确性就高得 多了。 思想一集中，脑袋就戴上了放大镜，重视细节──这是一般的习惯。善於思考的人会久不 久将问题尽量推远以作整体性的考虑。 　 五、例子远胜符号 　 推理时可用例子，也可用符号﹔有些人两样都不用，只是照事论事，随意加点假设，就算 是推理。後者是茶余饭後不经心的辩论，算不上是认真的思考。有科学性的思考，用例子是 远胜用符号的。 数学是以符号组合而成的一种语言﹔严格来说，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符号。画面是没有符号 的，但也是表达的一种方式。用大量的字来表达画面，就成了例子。思想是抽象的。要证 实抽象思想的正确性，数学就大有用途，因为它是最严谨的语言。但有效的思考方法却是 要将抽象现实化。画面比符号较接近现实，因此较容易记﹔所以在思考上，用例子就远胜 用符号了。 以善用数学而负盛名的经济学者，如森穆逊（P. Samuelson）、阿罗（K. Arrow）、乌沙 华（H. Uzawa）、史得格斯（J. Stiglitz ）等人，都是以例子帮助思考的。以数学求证 是得了大要之後的事。其他少用数学而善於思考的人，用例子更是得心应手。有些学者只 是用符号或少用例子的，但有重要发现的却是少见。中国人天份之高举世知名，但用例子 的能力就比较弱了。这一点我实在不明白（可能佛学的例子过於抽象，造成不良影响﹔这 问题要请岑逸飞代为解答）。以我之见，韩非子还算过得去，但孟子及孙中山所用的例子 就往往似是而非，不知所云﹔他们成不了推理高手，是不难了解的。 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里去。用例子有几个基本的法门，能否善用就要看个人的 想像力了。现试将这些法门分列如下。 第一、例子要简而贴切。以例子辅助推理，理论的重要特征是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内。通 常的办法就是将例子内的枝节删去，使重点突出，务求在重点上例子与理论有平行的对比。 简化例子要有胆量，也要有想像力。在经济学历史上，简化例子最有本领的是李嘉图（D. Ri cardo）──所以李嘉图的经济模型的广博度，至今仍未有人能望其项背。那就是说，例子 简化得越利害，复杂的理论就越容易处理。 第二、例子要分真假。所有可用的例子都是被简化了的。以严格的准则来衡量，没有一个 例子是真实的。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楼阁，其非真实性与简化无关﹔另一类例子，却是因事 实简化而变为非真实──我们称後者为“实例”。纯以幻想而得的例子容易更改，容易改 为贴切，是可帮助推理的。但要有实际应用的理论，就必须有实例支持。少知世事的人可 先从假例子入手，其後再找实例辅助﹔实证工夫做得多的人，往往可省去这一步。经验对 思考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因为实例知得多。 第三、例子要新奇（Novel）。众所周知的例子不仅缺乏吸引力﹔在思考上，较新奇的例子 会较容易触发新奇的思想。第一个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其後再用的就少了创见。工厂污 染邻居的例子，庇古用时是新奇的﹔用得多了、启发力就减弱。高斯在同一问题上作分析 ，采用了牙医工具的声浪扰及邻居、大厦的阴影减少了隔邻泳池的阳光。这些比较新奇的 例子，都启发了一点新的见解。 第四、要将例子一般化（Generalise）。这一点，中国人是特别弱的，事实不可以解释事 实﹔太多理论就等於没有理论。将每个例子分开处理，理论及见解就变得复杂，各自成理 。无意中变成了将事实解释事实。将多个不同的例子归纳为同类，加以一般化，是寻求一 般性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 马克思走李嘉图的路，将资本跟土地及劳力在概念上分开。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缺乏一般 性，使剩余价值无家可归。李嘉图自己从来不相信价值是单从劳力而来的﹔他想不通将不 同资源一般化的方法，自知他的理论有困难。这困难要到费沙（I. Fisher）才清楚地解决 了。 在社会耗费的问题上，庇古所用的例子分类太多，以致他的理论模糊不清，前後不贯。这 问题到了高斯手上，他就认为在社会上每个人无论做甚麽对其他人都有影响﹔他於是就将 所有对人有影响的行为归纳为产权的问题。 在另一个极端，过於一般性的理论，因为没有例外的例子，所以也没有解释的功能。有实 用的理论是必须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因此之故，例子既要归纳，也要分类。分类的方 法就是要撇开细节，集中在重点上不同例子之间难以共存的地方。将一个例子分开来处理 ，我们也应该找寻跟这例子有一般性的其他例子。世界上没有一个“无法一般性化”的实 例。若是有的活，在逻辑上这实例是无法用理论解释的──这就变成了科学以外的事。 第五、要试找反证的例子（Counter Example）。思考要找支持的例子﹔但考证是思考的一 部分──考证就要试找反证的例子了。史德拉（G. Stigler）、贝加（G. Becker）等高手 ，在辩论时就喜用反证。可靠的理论，是一定要有可以想象的反证例子的──但若反证的 是实例，理论就被推翻了。 六、百思不解就要暂时搁置 　 人的脑子是有着难以捉摸的机能──连电脑也能想出来的脑子，其机能当然要比电脑复杂 得多。拼命想时想不到，不想时答案却走了出来，是常有的事。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在 不经意中走出来的答案，一定是以前想过的老问题。以前想得越深，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机 会就越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以置信。 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时间并没有白费。将问题搁置一旁，过些时日再想，可有奇效。就 是不再想答案也可能会在无意间得到的。我的价格管制文章写了3年，公司原理12年，玉器 市场9年仍未开笔……，这些及其他文章加起来起码有百多年！不是言过其实，而是搁置着 等时机成熟而已。贝加的文章，好的都是下了多年的工夫。高斯有几篇等了30多年的文章 ：他今年74岁了，等不到是经济学上的大损失。但人各有法，而等待是思考的一个重要的 步骤。 科学上的思考是一门专业。跟其他专业一样，熟能生巧。可以告慰的，就是无论问题看来 是如何的深奥，好的答案往往会比想象中的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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